一堆孩子的媽的博客
想起什麽就寫下來吧，不需講究什麽形式。
小時候去的地方多，經曆的事情也多，本來已經寫了《我在嘉興讀小學》，可還是覺得對嘉興沒有寫夠，就又寫《天井裏的童年》，不寫還好，一開了頭就像打開了記憶的閘門，那些“從來也不需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的情景穿越時空，躍然眼前。我想幹脆就把它們都寫出來吧，讓電腦幫我記著不是更好麽，人腦總有一天會失靈的。寫下來，是為了給自己留紀念，不隻是為了讓人看，如果您喜歡，我很高興與您分享我童年的快樂，如果您嫌我嘮叨，趕緊跑開還來得及。說心裏話，老寫些陳芝麻爛穀子連我自己都不好意思了。還有，《天井裏的童年（上）》貼出後，收到了一些網友的評論和留言，但卻發現有人把“天井”和“水井”混為一談了，“天井”是方言，就是院子的意思，是指四周建有房屋或圍牆的空地，當然，有的天井裏也有一口水井。
我在外婆家住了大約一年半的時間，住在當年的中山路328號。中山路兩邊有很多高大的梧桐樹，樹下是人們夏天乘涼的好地方。嘉興的夏天很熱，那年月既沒有電扇更沒有空調，酷暑之夜，人們幹脆把床板、竹塌擺在街邊，再點燃一盤蚊香，手搖蒲扇，露天而眠。南方的夏日難熬，冬天更不好過，不象北方冬日裏家家都有暖氣或生爐子，即使外麵滴水成冰，室內總是春意融融的。我記得那年冬天我的耳朵上、腳趾上和手上都長了凍瘡，又癢又疼。
剛到外婆家最不適應的是沒有廁所，大便小便都要用馬桶。馬桶有兩種，一種是端的，一種是拎的。端的比較高級，外邊和蓋子上有雕出的花紋，邊也比較寬，坐上去不硌屁股，但倒起來比較吃力。拎的那種就簡單多了，像一般的木桶，隻不過形狀有點像鼓，多個蓋子多個鐵拎把兒而已。馬桶通常放在家中比較隱蔽的地方，如衣櫃邊上的牆角落裏，門的背後，床腳等地方。我剛到外婆家的時候極不習慣，隻要房間有人，我就是憋得兩條腿擰成了麻花也不肯上馬桶，而當地人竟能一邊上馬桶一邊聊天，隻要是一家人，男女也不忌諱，鄰居之間也無所謂，到誰家串門時想方便了就在人家方便，很自然很隨意。到了晚上，家家戶戶都把馬桶放在馬路邊上，第二天淩晨，鄉下的收糞車就來倒馬桶了，他們把糞便倒進收糞車，然後把馬桶象征性地刷一下放回原處，當然不會刷得很幹淨，因此，刷馬桶便成了主婦們每天早上必做的第一件事情。我每天就是在這“唰唰唰唰--------，唰唰唰唰--------”的聲響中起床的。
南方的人文景觀和風土人情與北方的很不相同，房屋建築、店鋪格局、年節習俗、生活方式、飲食習慣等都不一樣。一切都是那麽古樸，那麽自然。隻有一坐天主教堂，它告訴人們這裏曾接受過外來的文化，教堂是光緒年間一個意大利傳教士建的。有趣的是，教堂頂上長了一棵小樹苗，可能是哪隻鳥把樹種子銜到了磚縫裏。我路過那裏總喜歡抬頭看那棵樹，不知它會不會越長越大。
那時候在嘉興還能見到很多挑擔子的營生，“雞毛換草紙”便是其中的一種。挑擔人高喊著：“雞毛--------換草紙！”如果誰家有殺雞攢下的雞毛，根據份量和質量就可以換到一刀或兩刀草紙，一刀約有一寸厚一疊。我猜想他們收雞毛可能是拿去做雞毛撣子吧，草紙是自家產的，很粗糙，能清楚看到裏麵沒打碎的草梗和草葉，更不要提衛不衛生了。“騸公雞”又是一種挑擔營生。一般來講春末夏初的時候，雞仔長到了兩三個月大，是母雞，自然被留下來生蛋，是公雞，就花兩毛錢請人給騸了，養到過年宰來吃。據說騸過的公雞肉質細嫩，味道鮮美。挑擔人走街串巷，遇到生意便放下擔子，從挑筐裏取出“手術器材”，抓住主人遞過來的小公雞，動作嫻熟地在某個部位切一小口，用鉤子鉤出兩個小蛋蛋，即小公雞的睾丸。很多小孩不敢看，可我每次都是從頭看到尾。騸過的公雞不再會打鳴，雞冠也不會再長大，頭也不會再高昂地仰起，隻會長得肥肥胖胖的。我不知道中國曆史上是先有給太監去勢的技術，還是先有給公雞騸蛋的技術。
還有一種是挑著擔子賣麥芽糖的，嘉興話叫“jing 糖或qing糖”，哪位明白人知道那個字怎麽寫請告訴我一下，先謝謝了。賣糖人搖著潑浪鼓在街上邁著方步，後麵跟著一群讒嘴的孩子，沒錢沒關係，廢銅、酒瓶、牙膏皮都可以拿去換糖。糖是整塊的，像一張大麵餅一樣，攤放在擔子一頭兒蓋筐子的木板上，賣糖人左手持一鐵片，右手持一小錘，將糖敲下一小塊遞給換糖的孩子，孩子會說：“太少了，再饒一點。”圍著的孩子也會跟著幫腔：“再饒一點，再饒一點。”賣糖人就會再敲一下，讓換糖的孩子覺得揀了便宜，滿意而去。那時候還常常能見到銅錢，女孩子踢的毽子都是用銅錢做的，不少小孩就拿舊銅錢換糖，我也換過，現在想想很可惜，即使不是康熙、雍正、乾隆的，也應該是同治、光緒、宣統的吧，至少不會是假的。有件事情說出來很丟人：我有一把銅鑰匙，是我北京的家門鑰匙，當年爸媽下放河南“五、七”幹校時，把我托付給我小時候的保姆，可我還是喜歡把那鑰匙掛在脖子上，以為很快會回家。後來我也被接去了河南，一年後又被送到了嘉興，我不知道我什麽時候能回北京的家，所以一直把鑰匙存在我的“寶貝”盒裏，可到了嘉興我才感到，我一時半會兒是回不了北京了，有一天鬼使神差的，我從我的“寶貝”盒裏拿出那把銅鑰匙，換了好大的一塊麥芽糖。糖吃完之後我後悔了，怕以後回了北京進不了家門，但事實上，我以後再也沒有回過那個家..............。
在外婆家的一年多時間裏，我爸我媽分別從河南“五七幹校”來看過我。記得我媽來看我的時候是夏天。媽是直接從幹校趕來的，趁著在車站換車的空當，媽跑到附近的新華書店，想給我買些可讀的書，可是書店裏除了《毛澤東選集》和《毛主席語錄》外，幾乎沒有其他圖書，好不容易才勉強挑出了三本，一本是《講給少先隊員聽》，一本是帶劇照的劇本《革命現代京劇紅燈記》，還一本全是劇照，《革命現代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劇照》。第一本是“文革”前的少兒讀物，不知怎麽在書店的角落裏擱著，可能是“漏網之魚”吧，讓我媽給淘了出來。關於兩本樣板戲，我後來曾向我媽問起過，媽記憶猶新地說：“唉，當時就想給你買幾本書，可那時候哪兒有啊。跑了幾家書店，就那劇本還有點故事情節和彩色照片兒，就買了。” 媽隻有幾天的假，看看我和外婆就要趕回幹校，臨走前，媽帶我來到前篇裏提到的那家雜貨店，買了鉛筆、小刀、橡皮等足夠的文具。好吃的零食、點心讓我隨便挑，指什麽買什麽，買了整整一盒子。媽走後我舍不得吃，把盒子放在床邊的窗台上，每天打開看一看，一次就取出一丁點兒來解讒。有一天我放學回來，把盒子打開一看，天啊，裏麵密密麻麻爬滿了螞蟻...................。
那三本書成了我的寶貝，不知讀了多少遍。特別是那本《講給少先隊員聽》，是一首長篇敘事詩，講的是兩個美國黑孩子，如何在資本主義國家受盡苦難，過著暗無天日的苦難生活。有幾句我還記得：“.............小木屋裏黑，老鼠特別多，它抓我，它咬我，昨天它就咬了謝利的小耳朵。................. 媽媽做工還沒回家，可憐辛苦了一天的她，隻能給我買一塊蛋糕，給謝利帶回一個蘋果。” 我當時無論如何也不明白，窮人家應該是連粥都喝不上的，怎麽他們還吃蛋糕和蘋果？
我爸來看我的時候是冬天，帶我去了一趟上海，看望了我在上海的大伯、二伯和堂哥堂姐們。在上海南京路的報攤上，我興奮地看到有賣《紅小兵》雜誌的。那時一些雜誌社和出版社經過“整頓”，已恢複了發行，在短時間內出版了一批少兒讀物。我和我爸走了很多家報攤才湊齊了每一期的《紅小兵》雜誌。我爸還給我買了很多小人書，內容當然是極左的，完全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絕對的革命化。小人書講的要麽是抓台灣特務的，要麽是老地主如何破壞生產的，再有就是英雄故事，雷鋒、黃繼光、董存瑞、邱少雲、劉英俊、麥賢得、歐陽海、劉胡蘭、金訓華、劉文學、龍梅和玉榮............。回來後，我把小人書編上號，整齊地放在一個長方形的藥盒子裏，每天放了學就抱著盒子到天井裏開“圖書館”，小朋友們羨慕地圍著我，小心地巴結著我，我那叫一個得意喲！我敢說他們的小人書統統加在一起也沒我一個人的多。
外婆一直是和我二舅一家住在一起的，二舅是有名的大夫，專攻結核病，不知救了多少人，可那時卻被辦了學習班，根本不讓回家，所以我從到了外婆家就沒見過二舅，家裏除了外婆隻有二舅媽，再就是我小表姐真光姐姐了，真光姐姐那時不到二十歲，因身體不好沒有去插隊落戶。我的大表姐和表哥已經下了鄉，在一個叫塘匯的地方，平時也不回來。一到周末，我就盼著在郊區教書的小舅回來，小舅一回來準會帶我和小表姐去看電影，還會講故事、說笑話，領著天井裏的一堆孩子玩兒遊戲。有一次暑假，我七姨的兩個女兒小紅和小勤從安吉來外婆家玩，小舅就帶著我們一大群孩子在天井裏跳舞，我們一人手拿一頂草帽當鬥笠，邊唱邊跳：“萬泉河水清又清，我編鬥笠送紅軍，軍愛民來民擁軍，軍民團結打敵人，打敵人...................。”小舅是個文藝骨幹、能歌善舞，性格特別開朗。如今都七十多歲了還在嘉興某老年合唱隊裏當指揮。周末我盼著他回來，但我也有點怕他回來，因為他一回來就要檢查我的作業，抓住我什麽毛病還會狠狠批評我一頓。外婆和舅媽也都很疼我，我去了幾個月就把我養得白白胖胖的，媽說我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胖起來的，哈哈，到現在也減不下去。
暑假的時候，小舅把我帶到我表哥表姐下鄉的地方去體驗生活，一住就是一個來月，“雙搶”的時候，我天天跟著農民一起下水田插秧，在大田裏割稻，背著背簍打豬草、割兔草，還跟著鄉下孩子去給隊裏放牛............。鄉下孩子夏天都打赤腳，我也學著把鞋脫了，烈日把大地烤得滾燙滾燙的，我每走幾步就要跳進路邊的草叢裏讓腳涼一涼，但過了幾天就習慣了，光著小腳丫子滿世界跑。鄉下的孩子對我很友善，放牛時他們教我怎樣爬上牛背，帶我到河浜裏洗澡，還把他們割的草塞進我的背簍。他們聽說我是北京孩子，都圍著我想跟我玩，我就在村頭大樹底下教他們北京孩子玩的遊戲，有一個遊戲是這樣玩的：兩個人手拉手做起一個“拱門”，其他人排成一行，做“拱門”的兩個人和排成一行的人一問一答：
“買蒜嘞！”
“什麽蒜？”
“青皮蘿卜紫皮蒜。”
“什麽膏？”
“馬皮膏。”
“高幾丈？”
“高三丈。”
“三丈幾？”
“三丈三。請你們小孩兒快快鑽！”
然後，排成一排的人一個接一個從“拱門”中鑽過去。“拱門”就說：“一網不撈魚，二網不撈魚，三網撈一個小尾巴尾巴尾巴尾巴..............魚。” 說到“魚”字時雙手向下一撈，就“撈”住一個鑽洞的小孩兒。然後再怎麽“處理”這條撈到的“魚”我實在想不起來了。誰還記得？
說到嘉興就不能不提一下南湖。南湖是浙江三大名湖之一，與杭州西湖、紹興東湖齊名。中國人都知道南湖，知道南湖是因為湖上有一條革命的“紅船”，很多人是通過“紅船”認識了南湖，然後才知道了“煙雨樓”的。那時候去南湖不要門票，但上紅船參觀要收五分錢，並要求脫鞋。我第一次登上“紅船”也是懷著無限崇拜無限敬仰的心情的。當講解員指著一張小小的棕梆床說：“這就是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當年休息的地方。”時，我看著那張床覺得有些怪怪的，心想毛主席怎麽也跟我們一樣晚上要睡覺的呀。在我心裏，毛主席他老人家是神不是人。南湖還有一樣好東西，那就是南湖菱。南湖是國家的，南湖菱當然也是國家的，所以南湖菱上市的時候隻有國營商店才有的賣，而且要排隊。外婆差小表姐去排隊買回了幾斤，回來將菱放到水裏，浮在上麵的是嫩的，沉在盆底的是老的，嫩的吃個鮮，老的用來頓肉，燒菜。
離開嘉興後我又去了東北大連。以後曾回過嘉興三次，是七三年、八一年和二000年。七三年回去的時候跟文菊、文玉還有淑勤去照相館照了像，一直保存在影集裏。八一年回去的時候林家和戴家已經搬出了天井，國家把房子歸還給了二舅。那次我曾去找過淑勤，她家沒人在家。她也來過，偏偏我又出去了。文菊文玉家沒有地址，隻得做罷。與文菊在街上相遇，卻互相沒有認出來，過程是這樣：我和二舅在路上走著，對麵走來的一個二十歲多歲的姑娘和二舅打招呼，二舅停下來跟她笑哈哈的說了幾句話，還指著我對她說：“這是我外甥女，在北京讀大學，暑假來這裏玩。” 我對她笑笑，她也對我笑笑，就各走各的路了。然後二舅告訴我，她是從天井裏搬走的林家二女兒。待我恍然大悟急忙回頭尋找時，早已不見了她的身影。我當時隻以為她是二舅的什麽街坊或病人，我猜她也沒有想到會碰上我，把我當成了二舅眾多親戚中的一個什麽沒見過的人，而二舅當時也忘了我們曾是一起遊戲的夥伴兒。我們就這樣擦肩而過了。
2000年帶著孩子們再回嘉興時，老屋早已不複存在，兒時所熟悉的店鋪也不見了蹤影。沒變的隻有那個老教堂，老教堂頂上的那棵樹長大了很多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