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井裏的童年（上）

外婆家在嘉興，就是那個粽子特別出名的嘉興。那時候外婆家住在中山路西頭的一個有天井的院落裏，本來整個院落都是外婆家的，但我被送回老家的時候，天井裏多了兩家人，林家和戴家，是文革初期街道房管硬給塞進來的，本來不算太大的天井裏多了兩家人就更熱鬧了。從天井走到外麵的馬路邊要經過一條長長的過道，過道一邊是房牆，另一邊是一道磚牆，磚牆外模糊記得是一片菜地，不一定對。過道口的一扇大門把院裏和院外阻隔開了。天井裏的三家人誰回來最晚誰就負責關大門。

大門外有幾間很舊的房子，臨街。有印象的是兩家人。一家是一個寡婦帶了五個孩子，另一家是一個光棍。寡婦的五個孩子中隻有老三是個女孩，就叫阿三，跟我在一個學校念書，我常常和她在一起玩。他大哥初中沒畢業就去了黑龍江建設兵團，還一個哥哥阿二約十三、四歲，不上學，整天東遊西晃，還有摸人家東西的毛病。有一回我家來了人，外婆買了一串粽子，掛在廚房門口通風處，準備第二天客人走時帶上。可早上起來卻發現粽子不見了，天井裏的人都猜到是阿二幹的，因為他白天進來過。可外婆卻說：“算啦算啦，肚子不餓誰會偷吃的東西。孤兒寡母的，作孽啊。” 我現在真難想象她家的日子是怎麽過的，阿三的媽媽在一個工廠裏做工，每天早上出門前交給阿三兩分錢，中午放學回來，阿三就打發阿四或阿五用那二分錢去買塊腐乳，她在家煮鍋飯，然後四個孩子就圍這那塊腐乳吃午飯，天天如此。我忘了阿三大名叫什麽，江浙一帶都這麽喊孩子，一條街上不知道有多少個阿三阿五，就像北京一條胡同裏不知道有多少個小三兒、小五兒一樣。後來阿三總是頭疼，等事態嚴重才去了醫院，檢查出來是腦袋裏長了個瘤子，這對她家來講真是雪上加霜，幸好阿三媽媽廠裏接濟了一筆錢，阿三去杭州做了手術，瘤子取出來了，可腿從此瘸了。又過了一年，阿三死了，才十二歲，死於腦癌，死得很痛苦。

阿三家隔壁住著那個光棍，大家都叫他陳瘋子。聽說他原來正經是個文化人兒，後來不知道什麽運動硬是給整瘋了，也失去了工作能力。陳瘋子不打人不罵人，整天不是吟詩唱戲就是舞文弄墨，要不就是自言自語，家裏能貼能掛的地方都是他的“大作”，草書、楷書都有，我天天都要從他家門前過，由於屋子裏都掛滿了他自己寫的條幅、標語，根本就看不見他家裏麵到底是什麽樣子，反正又有臭味又有墨味。他還整天哇啦哇啦地唱戲，因為不是樣板戲，所以我從來不知道他唱的是什麽。有的時候他還會專門對著阿三她媽唱，不是哇啦哇啦的，是哼哼唧唧的，他唱什麽我聽不懂，可阿三她媽聽懂了，衝著他大罵：“你個不要臉的篤頭！尋你個死啊！再唱，看我砍了你！”一邊罵一邊把手裏的菜刀、鍋蓋弄的叮咣亂響。“篤頭”嘉興話是瘋子的意思，可我不知道這兩個字該怎麽寫。

剛才說的是天井外的兩家人家，天井裏就是我們這三家。碰巧的是，三家都有一個阿婆，三個阿婆都是七十多歲，三個阿婆都是早年喪夫，三個阿婆都是跟著兒子過日子，三個阿婆都是小腳。不過我外婆的腳比另兩個阿婆的大，據說是裹了一半，外婆以死抗爭才沒完成的。林家阿婆背已經駝了，每天坐在自家門口，冬曬太陽夏乘涼，同時堅守著她的職責，那就是看著她家的匾，匾裏曬著豆子呀米呀等陳芝麻爛穀子，她不時用手裏的拐杖咚咚敲著地麵，趕走想來偷嘴的母雞。戴家阿婆也是每天坐在自家門口，手裏不停地織著毛活兒。戴家的阿媽阿爸都是拉板車的，車隊每個月都發幾副線手套，戴家阿婆就把手套拆了，再織成線衣和線褲。我外婆跟她倆不太一樣，除了幫我舅媽做做飯之外，就是讀報紙，以及給我眾多的舅舅們和姨姨們寫信。我外婆一輩子生了一大群孩子，當時有七個在外地工作，外婆最大的樂趣就是讀他們的信、給他們寫信。每封信都是寫好幾葉頁。外婆是大戶人家出身，她是她那個年代極少數讀過大學的女子，極少數的女大夫、極少數的職業婦女。她有一個男人的名字，叫林國瑞。

林家有五個孩子，叫文龍、文英、文虎、文菊、文玉；戴家隻有一個女孩，是抱養的，叫淑勤。我跟文菊和淑勤的年紀差不多，又都在同一個學校裏讀書，便自然成了好朋友，文玉比我們小一點，也跟著我們一起玩。每天放了學，我們幾個女孩就在天井裏跳皮筋、拍皮球、踢毽子、跳房子.............。可是淑勤每次隻能跟我們玩一小會兒，她必須趕在她媽媽下班回家之前把米飯做好，把菜洗好，把雞喂好，把家裏打掃幹淨，否則就會遭到一頓竹條子。我印象當中她天天都挨罵，三天兩頭挨打，打的時候還不許哭，可憐她兩條腿上永遠都有一道一道的青紫傷痕。我們幾個孩子曾在一起商量過如何“解救”她，可想來想去也沒想出什麽好辦法。有一個很冷的晚上，淑勤被反綁雙手孤零零站在她家門外，不知又犯了什麽錯。我看到後溜出家門，悄悄走到她跟前，想幫她把繩子解開，我跟她說：“你媽老是打你，你幹脆逃跑吧，我陪你一起跑，我帶你去北京。”她說：“咱們沒有錢，能跑到哪兒去呀？再說，萬一被找回來，你倒沒事兒了，我會被打死的。”她不敢讓我解開繩子，就讓我給弄鬆了一點兒，這樣手腕就不那麽疼了。她還讓我幫她擦擦鼻涕，我用手幫她把早就過了河的鼻涕給擤了。她小聲跟我說，她恨她媽媽，要是她媽哪天死了，她就使勁在棺材上踩幾腳。我說：“那我就跟你一塊兒踩！”在當時，我能為朋友所做的，也許隻能是這些了。我平時有點好東西都跟她分享，一塊水果糖也會咬一半兩人分著吃。有一次，小舅回外婆家，帶我和小表姐和表哥（我二舅的孩子）去看電影，也帶了淑勤一起去，看完電影小舅請我們去電影院附近的一個冷飲店吃冷飲，可能是小舅口袋裏沒那麽多錢吧，就讓我和淑勤分吃一塊雪糕，也叫奶油冰磚。雪糕是長方的，用印著圖案的油紙包著放在碟子裏，我和淑勤就用小勺在雪糕正中間畫一條線，然後分別從兩頭小心地刮著吃，吃到中間雪糕化了，我倆就你一勺我一勺輪著吃。後來的日子裏我吃過無數種雪糕、冰磚、冰激淩，但那次卻是最好吃的一次。

說起看電影，那是我，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當時唯一的文娛生活。小舅周末常常回來看外婆，每次回來都要帶我和小表姐去看電影。進場之前還會給我們買一包瓜子。電影院門口有好多賣瓜子的小攤，一個攤就是一個用竹三角架支起的一個圓匾，匾裏堆著炒熟的南瓜子，叫賣的婦女用舊報紙或舊書本上撕下來的紙，將瓜子包成一個個三角包，一包五分錢。我笨，不會磕，一咬就碎，看人家上下牙一動，“嚓嚓嚓”就像是全自動快速脫粒機。我幹脆連皮一起吃，炒熟的南瓜子皮又酥又脆，嚼碎了特香。其結果是，一場電影看完，別人的座位下都是一堆瓜子皮，而我的座位下則幹幹淨淨，看我，從小就自覺保護環境。那會兒具體看過哪些電影我不記得了，反正就如同當時的順口溜說的：“中國電影新聞簡報，朝鮮電影哭哭笑笑，越南電影飛機大炮，阿爾巴尼亞電影莫名其妙。”

那時嘉興是個縣，還不是市，我住的中山路算是嘉興最長的一條馬路了，從火車站一出來就是。遠了的我不記得，但外婆家附近那一段我印象還是蠻深的。那段路上有幾個小店和鋪麵，我記得以下幾個：一、酒釀鋪子。這家鋪子不賣別的，隻賣酒釀，每天上學路過這家鋪子時都能聞到撲鼻而來的米酒醇香。買酒釀的是個老太太，手的動作有些僵硬，現在想來可能是患有類風濕性關節炎。她永遠都帶著一副白色的袖套，幹幹淨淨的，做酒釀的缽頭一個個很整齊的疊放在架子上。她把酒釀劃切成一塊一塊的賣，一塊八分錢，有時外婆會打發我去買一、兩塊回來，加水煮了，再往裏麵打兩隻雞蛋，講究一點的話再搓些糯米圓子在裏麵，吃起來醇香甘甜，回味無窮。二、老虎灶。從外婆家往火車站方向走，在馬路南麵有家老虎灶，老虎灶就是供應開水的鋪子。南方缺煤，家家都是一早起來生爐子，等晚上做完晚飯，再燒壺水，就將爐子滅掉，不像北方，晚上把爐子封上，第二天捅開了就能用。那時如果誰家熱水沒了，與其生爐子燒水還不如花兩分錢去打一壺回來劃算，於是就有了老虎灶這種營生，它為什麽叫“老虎灶”我不知道，隻記得那家老虎灶夜裏很熱鬧，整條街的店鋪都打烊了它還開著，裏麵人聲鼎沸的，尤其是冬天，隻有那裏永遠冒著白霧似的熱氣，路過那裏都覺得暖和。三、炸臭豆腐攤。關於這個炸臭豆腐，我十多年前瞎寫過一個什麽，在《嘉興日報》上發表過。等我找找看，能找到的話就把它敲出來，誰讓那個時候沒博客這東西呢，如果有，我也就用不著一個字占一格的抄了從美國寄到嘉興日報社了。那個臭豆腐攤的確使人難忘，不好，能天天讓人排隊等嗎。四、畫人像的鋪子。所謂鋪子，就是老先生自己家，他家的門永遠敞著，老先生永遠坐在門口畫著人像，我上學天天路過，常站在老先生背後看他畫，他照著一寸的小照片，就能畫出一尺見方的大畫像，說是給人畫像，其實大都是遺像，我就奇怪他怎麽總畫老頭兒老太太，不畫點兒小孩兒小貓兒小狗兒什麽的。兜裏沒有一分錢，不能在炸臭豆腐和買酒釀的鋪子裏停留，可看老先生畫畫是免費的，有時一看就看好半天，後來我外婆去世後，也請人畫了像，但我不知道是不是那個老先生畫的。五、熗餅鋪子。鋪子離外婆家很近，做餅的老頭是個北方人，做的熗餅好吃極了，可印象當中就吃過一次。外婆一家人都不是很愛吃北方食品，很少買，可我在北方長大，喜歡的不得了，可又不好意思說，隻能路過的時候多看兩眼，咽咽口水。不過嘉興的早餐大餅夾油條也很好吃。六、雜貨店。就在我們學校附近。我用的鉛筆、橡皮、作業本都是在那裏買的。外婆也常打發我去那裏買肥皂、信紙、信封等。雜貨店最吸引我的是一兩分錢就能買到的零食，一分錢可以買兩片“牛汙片”（用做話梅、桃幹、楊梅幹的下腳料渣子壓成的圓片片，撒上甘草粉，顏色像牛糞。嘉興話管糞、屎叫做“汙”。）兩分錢便可以買到一包鹹籮卜幹，這種鹹蘿卜幹不是下飯用的，是一種零食。三分錢可以買到一包甜蘿卜幹，如果加半兩糧票，可以買一個形狀有點像韭菜合子一樣的小點心，裏麵有一點棗泥。四分錢可以買一根赤豆棒冰（味道像北京的小豆冰棍，但紅豆是不弄碎的，一粒一粒的），如果有五分錢，那麽話梅、桃幹、楊梅幹等就都可以買了，可我總也攢不到那麽多，更不要想八分錢一包的雲片糕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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