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不屬於自己

(ZT)
在生活中，懷著希望取得成功的人並不多，大多數普通人將終身一無所成，因此，加謬無情地拒絕了希望。一個沒有希望的人就是一個局外人。當然，也有人聲稱永不放棄希望，實際上卻早已放棄。魯迅說，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魯迅離局外人隻有一步之遙。
　　　　　　　　　　　　　　　　　
　　當相信幻想的人最終受到創傷，他們會很快盡力地，放棄這種寄希望於未來的奢望。加謬認為，希望就是逃避荒誕，假如賦予生活一種虛假的意義，則這種意義是對生活的背叛；絕望者確信，對一個不相信永生的人來說，人的存在是一種完全的荒誕；自殺是解決荒誕的一個手段。
　　　　　　　　　　　　　　　　　
　　自殺是招供被生活超越或無法理解生活，承認習慣的可笑，活著沒有任何理由，隻有每日騷動之無理和痛苦之無益。自殺是盡其可能地接受，使一切至善至美。盡管自殺以自己的方式解決了荒誕，但荒誕是無法解決的，因為它拒絕死亡。於是，加謬說，在這個令人窒息的天空下，生活要求人們或是走出去，或是留下來，問題在於如何走出去和為什麽留下來？
　　　　　　　　　　　　　　　　　
　　加謬對荒誕的結論是，把荒誕的邏輯推到底，鬥爭意味著完全沒有希望（與絕望無關），不斷的拒絕（但不是放棄），意識到不滿足（並非青春的騷動）；一個沒有希望並意識到沒有希望的人就不再屬於未來；存在的態度是一種哲學上的自殺，但它並不能取消荒誕；荒誕的後果是人的反抗，自由和激情，人應該在與困難的較量中顯出自己的本色。
　　　　　　　　　　　　　　　　　
　　加謬說，我對人從不悲觀，我悲觀的是他的命運，荒誕隻是個起點；若沒有對生之絕望，就不會有生之愛；為了改變自然的冷漠，我置身於苦難的陽光中，苦難阻止我把曆史想象成美好，陽光讓我懂得曆史並非一切；局外人並非麻木不仁，他懷著一種執著而深沉的激情，對於絕對和真實的激情。
　　　　　　　　　　　　　　　　　
　　荒誕者用一種懷疑主義的玄學，和一種棄世的道德結成聯盟，挑戰是他的唯一真理。荒誕取消了人的永恒自由，卻激發了他的行動自由。在成為荒誕者之前，他是死亡的奴隸，帶著目的，運氣，將希望寄托未來，他的行動似乎自由，卻充滿了矛盾。但死亡有一雙貴族的手，既鎮壓，也解放。這種解放不對永恒開支票，卻代替了會在死亡時全部停止的自由幻想。
　　　　　　　　　　　　　　　　　
　　荒誕者承認鬥爭，並不絕對地蔑視理性，接受非理性。人生越沒有意義就越值得過，體驗一種經驗，一種命運。在一個灼熱而冰冷的，透明而有限的世界裏，沒有什麽東西是可能的，但是一切又應有盡有，荒誕者拒絕希望，固執地見證一種沒有慰藉的生活。加謬說，對一個目光開闊的人來說，最美的景象莫過於智力和一種超越他的現實之間的搏鬥。
　　　　　　　　　　　　　　　　　
　　荒誕的人並不否認永恒，但也不為永恒做任何事情。他喜歡勇氣和推理，前者讓他義無返顧地生活，和滿足於現有的東西，後者讓他知道自己的局限。他對未來冷漠，隻求窮盡現存的一切激情，重要的不是生活得最好，而是生活得最多，他喜歡過一種真正誠實的生活。存在是一個現實的地獄，荒誕使他成為無國之君，他是自己王國的國王。他是自己的目的，而且是他的唯一目的，他固執不妥協，追求一種真實的生活，至死不悔。
　　　　　　　　　　　　　　　　　
　　人無法消除荒誕，但可以享受擁有的一切。荒誕者活在一個思想和生活被剝奪了未來的世界裏，他拒絕聖人的質量觀，而堅持數量觀，他不相信事物的深層意義。在曆史和永恒之中，他選擇曆史，因為更可靠。他是一個願意和任何美女做愛的堂璜，一個既願意扮演處女又願意扮演妓女的演員，一個懷疑一切“真理”的蘇格拉底，一個反抗命運，反抗神的人道主義英雄普羅米修斯。
　　　　　　　　　　　　　　　　　
　　西緒福斯是反抗荒誕的英雄，因他的激情和痛苦，因他對神和死亡的輕蔑和仇恨，因他的用盡全部心力而一事無成。這是他熱愛生活而必須付出的代價。西緒福斯就是人的生存，每天重複勞動的工人無一例外，但是隻有當他們意識到此點時，他們才會知道這種荒誕的悲壯。加謬說，幸福和荒誕是同一塊土地的兩個兒子，應該設想，西緒福斯是幸福的。加謬的“應該設想”讓人欲哭無淚，唯覺一種激情洋溢的悲壯。
　　　　　　　　　　　　　　　　　
　　類似的悲壯還有很多。呂狄亞國王被罰永世站在坦塔羅斯河裏，隻要他想喝水，水就退下，隻要他想吃果子，樹枝就升高；吳剛被罰在月宮裏伐桂，隻要他砍掉一段數枝，立刻長出一段新的；誇父日日夜夜追著太陽跑；精衛年年月月銜木石填東海；不管生活如何改變，人們總是白天醒著，夜裏睡覺，日複一日地等待死亡降臨的那天到來。
　　　　　　　　　　　　　　　　　
　　我以為，荒誕產生於生活的斷裂，斷裂將人變成了局外人。尼采將上帝殺死後，自己升上天空成了上帝，他用一種蔑視一切的自信俯視斷裂。加謬對斷裂的態度是，先跳出去成為局外人，再跳進來成為反抗者。加謬認為，生活最終取決於死亡，人的意義在於反抗荒誕。但是，局外人對斷裂始終有種敬而遠之的態度。
　　　　　　　　　　　　　　　　　
　　尼采主張做自己生活的上帝，加謬在早期的思想中接受了這一主張。在《鼠疫》中，加謬完成了從局外人到反抗者的轉變，強調麵對世界的醜陋，人類應該團結友愛。這標誌著加謬將人的意義從自身轉移向他人。《鼠疫》的主人公裏厄說，我是一個對世界感到厭倦的人，喜愛我的同類，決不接受不公正的事物，也決不遷就；人的身上，值得讚賞的東西總是多於應該蔑視的東西。另一個主人公朗貝爾則說，隻顧一個人自己的幸福，就會感到羞恥。
　　　　　　　　　　　　　　　　　
　　在《反抗者》中，加謬認為，反抗有超驗的和曆史的兩種，前者如尼采，陀斯妥耶夫斯基，薩德，因個人反抗命運和世界，將導致殺戮和惡，從而迷失方向，後者則提出殺戮作為政治手段的合法性。但加謬反對大開殺戒的“不合理恐怖”，也反對將殺戮作為臨時性必要的“合理恐怖”，即使這種合理是為了人類的幸福。
　　　　　　　　　　　　　　　　　
　　對於反抗，加謬認為，人道主義者應放棄走向極端的思想，接受一種有節製的哲學，暴力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應該用一種講究平衡和相對性的“地中海思想”，盡量減少這個世界的痛苦和非正義，應該“明知世界冰冷，也要盡力地燃燒，為了美和愛去忍受苦難”。因為這種“地中海思想”，加謬在《墮落》和《第一個人》中，完全否定了將自己當作上帝的個人意義。
　　　　　　　　　　　　　　　　　
　　我以為，個人意義從不屬於自己，正如沒有交換價值的物品再有價值，也不會變成商品，將勞動，價值或人生意義賦予無用之物是一種愚蠢的行為。一片美麗的風景，隻有在被人欣賞時，她才獲得意義。當然，假如這個世界上隻有你一個人，那麽，將生活的意義賦予自己或許並非無意義，但徹底的個體孤獨，永遠不應當屬於人類社會，因此，我對它毫無興趣。
(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