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軍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聲中,蔣介石匆匆離開成都官邸,乘機直抵台灣。至此,號稱擁有800萬軍隊和500萬黨團員的國民黨及其政府在大陸土崩瓦解,徹底失敗,中國曆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在台灣,蔣介石對自己的失敗,如骨鯁在喉,箭穿於心。其實早在兩年以前,蔣介石就曾說:“自從戡亂以來,我個人每經一次戰役,對於這次戰役的成敗利鈍,無不加以詳細的研究和檢討,而且每一天、每一時刻,我都在研究我們國軍所遭受犧牲的原因。”但據蔣經國敘述,他父親真正思考和研究失敗的原因,是在引退於奉化之後。這樣,蔣介石在台灣“複行視事”後,便根據他研究的“原因”,在陽明山舉辦了“革命實踐研究院”,分批集訓高級幹部和高級將領,蔣介石親自主持,親自督導,發表了連篇累牘的“訓詞”。在這些訓詞及其他各種演講中,對國民黨的失敗有痛切的指陳。
首先,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責任在於“國人”。他說:“抗戰以後,我確信可以在兩年之內,削平匪亂。不幸個人的主張,不能取信於國人。由此之故,在國內外種種阻力下,剿匪軍事受到了挫折。”
不僅如此,蔣介石還認為,“戡亂”以來,“軍民風氣囂張,國家紀綱掃地,黨不成其為黨,軍不成其為軍,國民不成其為國民。”而“風氣囂張”的原因,又是因為學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學不成學,師不成師,弟不成弟。所謂校風校規,掃地殆盡;師道人格,蕩然無遺。卒致今日國破家亡。”
蔣介石的這種分析,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黨政軍學,無一幸免。說“黨不成其為黨,軍不成其為軍”,似已稍有過分,而國民怎麽就“不成其為國民”了呢?國民黨以“國民”為號,國民政府以“國民”為記,如果“國民不成其為國民”,那麽這個黨這個政府的最高領導者又成了什麽呢?
其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在於國民黨本身的腐朽。他說:“抗戰勝利以來,我們一般同誌精神墮落,氣節喪失,把本黨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毀無餘。甚至毀法亂紀,敗德亂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說:“我們黨和團的組織複雜、散漫、鬆懈、遲鈍,黨部成了衙門,黨員成了官僚,在社會上不僅不能發生領導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譏笑侮辱的對象。”
再次,蔣介石認為國民黨的失敗,是由於軍隊的作戰不力。他說:“目前我們部隊的情形,各長官嫖賭吃喝,無所不為。尤其是賭博一項,相沿成風。共軍的紀律那樣嚴肅,而我們的軍紀如此廢弛,試問這樣的軍隊,怎麽能不被敵人所消滅?”他說:“軍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說惡劣到了極點。我們國民革命軍原是以愛國救民為目的,而事實的表現,不僅不能愛民,而且處處擾民害民。”
在指責國軍的作戰不力時,蔣介石對高級將領的批評尤為嚴厲。他說:“我們此次大失敗的恥辱,不僅是由於一般黨員喪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義,尤其因為我們多數將領氣節掃地,廉恥盡喪,敗德亂行。”蔣介石曆來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對那些臨戰而未“成仁”的將領特別憤恨,即使是嫡係親信,亦不肯有所寬宥。以湯恩伯為例,他稱得上是蔣介石的心腹愛將,1954年湯恩伯在日本病逝,蔣介石卻發表演說道:“假使湯同誌當時能夠在他指揮的上海保衛戰最後一個決戰階段,犧牲殉國的話,那對他個人將是如何的悲壯,對革命曆史將是如何的光耀。可惜他當時在上海撤退的時候,未能為主義為革命捐軀殉職,卻在五年以後的今日病死日本,雖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個為國家、為民族、為千秋曆史重若泰山而死的機會。”真是天威難測。
又次,蔣介石把在大陸的失敗還歸咎於知識分子。他說:“我們在大陸的失敗的最大的症結,就是在學校教育。當時在校的青年和教授們,幾乎大半都作了共黨的外圍,成為敵人的工具。”此外,對於國民黨的失敗,蔣介石還認為“不在於曆次的戰役,而在於兩度的和談。三十五年(指1946年)的和談,抵消了國軍在東北、在華北以及在蘇北的戰果。三十八年(指1949年)的和談,斷送了北平和天津,敞開了長江的門戶,瓦解了西北和西南的戰局。”蔣介石對這一觀點,曾經不厭其煩地反複申述。第一次和談,是蔣氏親自參與的,故隻能指桑罵槐地指責赫爾利、馬歇爾等人。第二次和談,是他被迫“引退”之後進行的,這恰恰成了他洗刷自己、抬高自己的借口。
蔣介石對國民黨失敗的檢討,不能說沒有一點積極意義。但是,從總體上來講,蔣介石的檢討,隻是一種憤怒的宣泄,一種責任的推諉,一種自我洗刷與自我標榜,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和曆史的總結。這種檢討隻能誤導國民黨由錯誤走向錯誤。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推翻滿清封建皇朝後,相繼建立的兩個革命政黨。兩黨的理想、宗旨雖有不同,但在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大目標上是一致的。蔣介石的根本錯誤,就在於背叛了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政策,把共產黨看作是不共戴天的仇敵,必欲除之而後快。這也導致了他在大陸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