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有關軍事狙擊史的著作裏都會提到那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殺敵人數最多的狙擊手，他來自澳大利亞，名字叫Billy Sing，全名William Edward Sing。他得過大英帝國傑出行為勳章(Distinguished Conduct Medal，DCM) 以及比利時政府頒發的戰爭十字勳章(Croix de Guerre) 。僅在加裏波利戰役不到四個月的時間裏，他經證實的狙殺記錄為150名土耳其官兵，如包括未經證實的則為201名。連奧斯曼帝國近衛軍裏最優秀的狙擊手也死在了他的槍口下。他的家鄉人民於1995年為他建造了塑像，此後每年的澳新軍團日都會在他的塑像前舉行紀念活動。
沈比利的從軍照
有人因為Billy Sing皮膚黑這一點認為他是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而英國軍史專家Martin Pegler則在他的專著“1914年以來的軍事狙擊手”(The Military Sniper since 1914)一書中認為他是印度人的後代，因為當時在昆士蘭州也有印度移民，加之很多印度人姓氏為Singh。實際上Billy Sing乃是華裔，他的中文姓氏已不可考證。當年華工千裏跋涉乘船抵澳後坐鎮碼頭的移民官根據英文習慣當場“授予”每人一個英文姓氏，是以今日不少土生土長的華裔有著稀奇古怪的英文姓氏。前有一華裔國會議員即姓O‘Chee。估計他的先祖可能叫做阿誌，被移民官改為O‘Chee。本文主人公姓Sing名Billy，我姑且稱這位前輩為沈比利，因為Shen和Sing的發音比較接近。
沈比利的父親沈約翰(John Sing) 出生於上海，據現仍住在克勒蒙特的沈比利妹妹的孫子唐-史密斯(Don Smith)告訴我，沈約翰赴澳前在上海是一名郊區菜農。其母瑪麗安(MaryAnn)乃一名英格蘭出生的護士,婚前姓Pugh。他倆於1883年7月9日結婚，新郎當時41歲，結婚證書上新郎職業一欄填的是果農，新娘年僅24歲。
克勒蒙特自1860年起興起了一股淘金熱，最多時該地有5000名華人。他們給人的印象是幹活賣力，即使在別人遺棄的礦裏還能淘出金子。而其他民族的采礦人則抱怨任何礦區隻要被中國人淘過就變得沒有任何價值。中國人總是把一個礦脈挖得幹幹淨淨才離開。
由於這一點，另外他們還都蓄辮子，以及經常聚集在妓女出沒的鴉片屋裏(華裔勞工沒有帶家眷來)，在金源逐漸枯竭時澳裔和華裔的淘金者之間就時常發生衝突。但在其他的地區這兩者之間的關係還是過得去的，這也許是因為很多華人在當地種菜，是地方經濟中不可缺乏的一部分。
看來沈約翰在金源枯竭後成功的融入了克勒蒙特的當地社區。這也許是因為他娶了個英裔女子，而他本人則是個菜農。而由於他來自上海(當時還是個小城市)，當時在澳華裔中絕大多數來自廣東，大家在語言上很可能無法交流。可以想象他與當地的華人社區之間應該沒有什麽密切的聯係。在早期拓荒者中女人乃是稀有動物，加上當時大英帝國正是“如日中天” ，在許多白人中普遍存在著種族歧視心理，沈約翰能單槍匹馬從異族女人中搶一個回來做老婆，可想而知這個上海菜農還是不簡單的。
沈比利於1886年3月2日出生在昆士蘭州中部的一個采礦小鎮克勒蒙特(Clermont) ，出生證上其父沈約翰的職業填的是趕馬人，實際上他在附近還有片地放養了些牛羊，同時也給人送牛奶。昆士蘭州立檔案館中至今仍存有沈約翰和瑪麗安的結婚證書及沈比利的出生證。他還有個妹妹比阿特麗斯(Beatrice)，生於1894年，於1917年嫁給史密斯先生。
現存資料顯示1892年沈比利在小學二年級時曾得到學校發的優良證書，還有1895年4月20日教育部督察對有人投訴所進行的調查：調查報告裏說沈家的兩個孩子--其中一個上五年級(應為沈比利)聰明伶俐，有教養，常常在學校得獎，而投訴人的孩子則沒有。投訴人由此而抱怨獎品應為白種人的孩子而設，而不是為了“ 金絲雀” 和“黃鼻子” (均指華裔學童) 。
澳大利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共向海外派遣了多達33萬的軍隊加入同盟國一方作戰，而當時全國總人口僅為480萬。土耳其加裏波利一役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士兵遭受了慘重的損失，僅澳軍傷亡人數就達2萬6千名。從此每年的澳新軍團日- 四月二十五日就成為澳大利亞的法定假日，以紀念澳新軍團在加裏波利海灘登陸的這一天。而全國幾乎每一個城鎮都設立了紀念碑以緬懷在海外獻身的家鄉子弟。
一戰爆發前沈比利趕過大車，砍過甘蔗，幹過農活。服役前他就在昆士蘭州中部以槍法出眾而聞名。據說他小時候就可以用。22口徑的步槍在25碼之外打斷小豬的尾巴。他不但是普羅瑟潘(Proserpine)射擊俱樂部的會員，在家鄉克勒蒙特他還是一個有名的袋鼠獵手(對澳大利亞早期拓荒者來說，打袋鼠是僅有的幾項娛樂活動之一)。袋鼠獵手的槍法一定得好，因為袋鼠是群居動物，常常四五十隻一起活動。如不能一槍將它打死，受傷的袋鼠會亂蹦亂跳，其他的袋鼠就會逃走。如能一槍斃命，一隻突然躺下的袋鼠是不會引起其他袋鼠的警覺的，因為袋鼠很多時間都是躺著的。
1914年十月二十四日，一戰爆發兩個月後，二十八歲的沈比利於普羅瑟潘加入了澳大利亞遠征軍。當時全國的適齡年輕人都踴躍報名參軍，一方麵為了“國王和(大英) 帝國” ，另一方麵可以出國見識一番，而軍隊裏不用花錢，給的薪水又高，一個普通士兵的日薪有六先令。當時沈比利的父親已經去世，他參軍也可能是為了養活家人。根據現存澳大利亞國家檔案館的沈比利服役記錄，他當時未婚，身高5英尺5英寸(合1米65) ，體重141磅(合64公斤) ，膚色黝黑。當時在城市裏有身高不低於5英尺6英寸的規定，而且還要求參軍者一定得是歐洲血統，看來在鄉村地區要求沒有那麽嚴格。1米65的身高在中國都算是“二等殘廢” ，更何況在普遍人高馬大的澳大利亞。而他皮膚黑則是整日在野外趕大車的結果。一個趕大車的小矮胖子，皮膚又黑，難怪他戰前一直打光棍。
參軍後他來到昆士蘭州首府布裏斯本並在那接受了軍事訓練。沈比利和他許多的戰友一樣是在澳大利亞遼闊的原野上和馬匹一起長大的。他們戰前的職業使得他們騎術精良，目光犀利，測距準確，擅長捕捉離群的牲口並有著一手好槍法。
1914年聖誕節的五天前，沈比利所屬，兵源主要來自昆士蘭州的澳大利亞第五輕裝騎兵團的官兵乘“Persic” 號船離開了澳大利亞駛往一戰前線。他們在抵達埃及並短暫停留後於1915年五月十六日向達達尼爾海峽的加裏波利海灘進發。
當時加裏波利的盟軍方麵包括了英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甚至還有印度軍隊。真可謂“上陣親兄弟，打虎父子兵”。因為戰場地形不適合騎兵作戰，所有的澳大利亞輕裝騎兵全部下馬轉成步兵。該團在到達加裏波利之後被派駐臨海的波爾頓嶺(Bolton’s Ridge)。沈比利的狙擊點設在嶺上的一個叫作切森高地(Chatham’s Post)的地方。
對麵土耳其軍隊的指揮官乃是後來成為該國國父的穆斯塔法-凱末爾，時任土耳其第19師中校師長。兩軍戰壕犬牙交錯，最近的距離僅有20米。就是在切森高地上沈比利開始了他的殺戮生涯。
土耳其人狙擊手使用的是德國造的毛瑟步槍，教官也是德國人，他們在戰役的早期給盟軍造成了很大的傷亡。於是盟軍也將自己方麵槍法好的士兵組織起來，其職責僅為狙擊敵方士兵，而毋須參加其他的戰鬥任務。
根據戰友的描述，沈比利當時“小個子，黑皮膚，上唇留八字須，下巴一撮山羊胡” 。第五輕騎團的米奇利少校(S.Midgely) 在他報名當狙擊手時問他-如果殺了人他會有什麽感覺，沈比利答道-他可不會因為殺了那些“雜種們”而睡不著覺的。
加裏波利戰場上的澳軍狙擊手通常用的是製式李恩菲爾德一號馬克III型.303口徑步槍，打一槍要拉一次槍拴，這種槍的性能十分可靠，在澳洲軍隊裏直用到1959年。有些前射擊愛好者給它加上了自己慣用的瞄準鏡，也有人用的是自己以前私人出錢買的各式運動步槍。還有一名Beech軍士發明了一種帶潛望鏡的步槍，射手無須將腦袋伸出戰壕即可觀察並射擊，不過這一專利很快就被土耳其人所剽竊。
狙擊手並不是象電影上那樣瞄準了就開槍。除了懂得隱蔽自己之外，他開槍時還得估算風力，風向，距離等因素。沈比利通常有一名觀察員作他的助手，他們總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進入狙擊點，直至天完全黑了之後才撤離。這樣他們在白天裏就幾乎不可能被人發覺。這種兩人一組的戰術在一戰時還是很少有人用，直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才被廣泛應用。狙擊手與觀察員的角色有時是互換的，因為用望遠鏡觀察時間久了眼睛會疲倦，視力也會下降，而且有人作伴狙擊手也不會感到寂寞。
據戰友們戰後回憶，沈比利的耐心特別好，可以長時間端槍瞄準而不感到疲倦。還有一個特長就是視力特佳，別人用望遠鏡才能看清的東西他用肉眼就可看清。他用來狙擊的非但是普通製式步槍，而且是不裝瞄準鏡的。
土耳其人接二連三地倒在了沈比利的槍口下，這消息象最新的球賽比分一樣在盟軍戰壕裏流傳，對士氣起到了鼓舞的作用。在1915年裏沈比利的步槍使得許許多多的土耳其家庭喪夫失子，痛哭流涕。他的事跡非但登上了盟軍戰報，連倫敦的每日電訊報和美國的幾家報紙也都有報導。這個澳大利亞的馬車夫一時間名揚全球。
沈比利在戰場上的表現引起了加裏波利前線英，法，澳，新，印聯軍總司令伯得伍德將軍(W. R. Birdwood 後升元帥並被授於勳爵)及其他軍官的注意，伯得伍德稱沈比利為他的“最心愛的狙擊手” ，並且曾經告訴基欽納勳爵(Lord Kitchener) 如果每個士兵都有沈比利那樣的好槍法的話，盟軍早就打到君士坦丁堡(奧斯曼帝國國都，現伊斯坦布爾) 了。順便說一句，這位基欽納勳爵來頭可不小，他是一戰中大英帝國的戰爭部長，還是所有英聯邦同盟軍的總司令官。有一幅有名的征兵宣傳畫上畫的就是他。
1915年5月至9月間，沈比利經證實的戰果為150人，因此被授予大英帝國傑出貢獻勳章(DCM) 。如包括未經證實的戰果，應有至少200名土耳其人倒在他的槍口下。盟軍裏有些戰友們給他起了個褒貶各半的綽號-“謀殺犯”(The Murderer) ，也有人叫他“加裏波利的殺手” (The Assassin of Gallipoli)。
他的“冷血” 在下麵一件事上得到表現：
有一天一個上了歲數的土耳其兵正在修理其戰壕掩體的頂部，一名澳軍士兵向他開火，子彈擊中了支撐掩體頂蓋的磚頭，結果整個頂蓋塌下來將這個土耳其兵壓在下麵動彈不得。這人一邊苦苦掙紮一邊淒聲呼救。沈比利剛好在場，他說道：“我來幫這家夥脫離苦海。” 他“砰” 地一槍就打中了土耳其兵的頭部。
盟軍裏有些人認為沈比利是躲在暗處放冷槍，不夠光明正大。但在戰場上光明正大是會吃虧的。加裏波利戰役初期澳大利亞士兵在英國指揮官的命令下集體衝鋒，被土軍機關槍象割麥一樣殺得幹幹淨淨。有一次戰鬥過後，在一塊網球場大的地方竟堆積了三百多具澳軍屍體。對沈比利來說隻要是敵人就該死，談不上任何同情或憐憫，他上戰場就是為了殺敵。多幹掉一個敵人自己的戰友就少一分危險。他自己說過隻有兩種人他不打，一種是抬擔架的，還有一種是搶救傷員的。這說明他畢竟還是講點人道主義的，而不是百分之百的毫無人性。
沈比利的150名擊殺記錄乃是經過證實的，即每一次擊殺都由觀察員通過望遠鏡確認敵人中彈倒下才算。毫無疑問的是，沈比利不會因為觀察員不在身邊而放棄狙擊，當他單身一人時他也一定幹掉了不少敵軍，所以他的實際狙擊成果一定是高於150的。沈比利對自己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總司令官伯得伍德將軍曾有一次親臨沈比利的狙擊掩體為他作觀察員。沈比利瞄準之後開了一槍，結果正好一陣風刮過將子彈吹偏了少許，打中了站在他瞄準的目標身邊的另一個敵兵。旁邊作觀察員的伯得伍德將軍歡呼“打中了，打中了” 。沈比利說道：“我瞄準的不是倒下的那個，所以這一槍不能算。” 後來伯得伍德將軍在1915年10月對沈比利通報嘉獎時將他的狙擊成果認定為201人，而英美報紙在刊登他的事跡時也寫的是201人。
同樣來自昆士蘭州，又一度作過沈比利觀察員，戰後成為作家的伊恩-伊德裏斯(Ion Idriess) 將加裏波利的澳軍狙擊手描述為“一隻貓等在一堵滿是鼠洞的牆壁前，老鼠們小心翼翼地躲在洞裏，而貓等待的就是其中一隻大意一次。”
沈比利的狙殺目標中有不少是剛上戰場沒有經驗的新兵。這些人既緊張又好奇，常常從掩體中伸頭探望對麵的澳軍掩體。另一名沈比利的戰友奧利佛-侯格(Oliver Hogue) 曾對沈比利的狙擊方式有如下的描繪：
“他簡直是將土耳其人玩弄於股掌之上，常常聲稱勝得太輕鬆自己都有點不好意思了。他常常抱著步槍在掩伏點坐著休息，而他的助手觀察員則用望遠鏡為他尋找目標。如果敵兵剛剛伸個腦袋出來，沈比利常常是呲牙笑一笑而置之不理，他要遲些再下手。敵兵看看沒事覺得安全了，就會慢慢地把肩膀乃至上半身都探出來。這就是動手的時候。觀察員一聲“好了” ，緊接著一聲槍響，又一個敵人就這樣報銷掉了。”
用狙擊手對付狙擊手乃是最有效的戰術。土耳其方麵經過德國人訓練的狙擊手也不是吃素的。1915年8月25日，沈比利的觀察員湯姆-西恩(Tom Sheehan) 被一顆子彈從他的望遠鏡一頭射入從另一頭穿出，再劃破他的手擊入口腔，接著穿破左臉頰後擊中在他身邊的沈比利的右肩。湯姆不得不被送回澳洲本土，而沈比利也花了一個星期的時間在後方休養。
傷好了之後沈比利返回前線重操舊業。最多的時候他一天曾幹掉過九名敵兵。戰友伊恩-伊德裏斯根據俘虜口供及敵軍屍體上找到的日記在其著作”Lurking Death”中寫道，這次土耳其人派出了他們王牌中的王牌來對付沈比利。這是一名身經百戰的奧斯曼近衛軍狙擊手，倒在他槍口下的有俄國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還有阿拉伯人。奧斯曼帝國蘇丹哈密德二世曾親手為他頒發勳章。他的步槍被近衛軍士兵們尊稱為“死亡之母”，澳軍士兵給他起了個綽號，叫做“可怕的阿布都爾”(Abdul the Terrible) 。
阿布都爾有著深褐色的眼睛，濃黑的眉毛下是老鷹般敏銳的目光，薄薄的嘴唇上生著一隻大鷹鉤鼻。他的狙擊點上蓋的是一條塗成黃，綠，褐色的氈子，他的軍帽，麵孔及雙手上全塗滿了泥土，他整個人暴露在外的隻有一雙眼睛和一隻黑洞洞的槍口。
近衛軍王牌果然名不虛傳，澳軍士兵不斷地倒在他的槍口下。連澳大利亞第一師師長布裏基斯少將(Major-General Bridges)在前線快步通過一段危險區時也被他擊中大腿，後因流血過多不治而死。布裏基斯少將平日裏常常和士兵們打成一片，故深受大家的愛戴。他的遺體運回國後澳大利亞政府為他在墨爾本舉行了國葬儀式，墓地後設在位於首都坎培拉的頓特魯恩軍校(Duntroon Military College) 。澳軍士兵們咽不下這口氣，決心要為布裏基斯少將報仇。
阿布都爾知道，最難對付的敵人是對麵澳軍的那個狙擊高手。為了發現對手的狙擊點，他象一個精明的偵探一樣尋找任何的蛛絲馬跡。每當一個土耳其兵被一槍爆頭後，他就趕往現場進行調查。他會詢問旁邊的士兵死者中槍時所在位置，再從子彈的入口和出口來確定彈道軌跡。就這樣，阿布都爾勘察了許許多多的“案發現場”。終於有一天傍晚他向長官報告，對方高手的狙擊點就設在在切森高地上，確切位置已被他發現，明天日落前這個討厭的澳大利亞人就會被除掉。
第二天，沈比利和他的觀察員象往常一樣早早地進入了自己的狙擊掩體。有一個澳軍戰友這天非得要在他們的位置試試手氣，因為這個地點視野最開闊，可以比其他的狙擊點看到更多的土軍陣地。這家夥將槍眼前的障礙物挪開，槍口伸出去，看到目標後就放了一槍。
永遠不會有人知道阿布都爾為什麽沒有開槍。可能是狙擊手的直覺告訴他剛才開槍的不是那個真正的狙擊手。
那個戰友過了槍癮後就走了，於是觀察員開始了他的了望工作。今天沈比利的精神不是太好，抱著步槍一邊打哈欠一邊伸懶腰。
“天哪” 觀察員突然驚呼，“快來看！”
沈比利一下子警覺起來，他接過望遠鏡按觀察員示意的方向看過去，隻見一張塗滿泥土的臉，鷹鉤鼻，兩隻大眼睛，還有一個黑洞洞的槍口。前麵有那麽多的土軍陣地，阿布都爾又隱蔽得那麽好，但還是被觀察員一下子就發現了，這隻能說冥冥中自有天意，沈比利今天命不該絕。
“當心點”觀察員說道，“他的眼睛就象老鷹一樣，而且他正盯著我們這兒。”
沈比利嘀咕了一句：“不是他死就是我活。”
沈比利側著身子將槍眼前的障礙物慢慢地挪開寸許，這樣即使敵方開槍也打不到他。阿布都爾並不知道沈比利已經發現他了，他的手指已扣住扳機，準備障礙物再挪開一點點就開槍。就在此時，沈比利的槍口噴火了，子彈正中阿布都爾的眉心。就這樣沈比利為布裏基斯少將報了仇。
自己方麵的王牌狙擊手被打死之後，土耳其人又試圖用大炮把沈比利炸死。第一發炮彈落在了離狙擊掩體不遠的地方，機靈的沈比利覺得苗頭不對就趕緊溜了。土耳其人矯正彈著點後第二發炮彈把狙擊掩體炸得粉碎，但連沈比利的一根毫毛也沒傷著。
雖說狙擊手毋須參加其他的戰鬥任務，但沈比利是個閑不住的人。米奇利少校曾回憶道因為晚上沒法進行狙擊，沈比利總是積極參加夜間對敵戰壕的突擊行動。在盟軍撤離加裏波利前的最後一場戰鬥中，他曾專門負責投擲一種威力巨大，叫作拉比尼亞(Labinia bomb) 的土製炸彈，殺傷了不少的敵人。
盡管沈比利殺了那麽多的土耳其人，這個澳大利亞馬車夫心中對敵人並沒有太多的仇恨，他認為自己隻是盡忠職守而已。當美國合眾社記者於1915年底采訪他時，他說道：“我對殺人這件事並不感到內疚，因為土耳其人一直也想把我幹掉，隻不過讓我占了上風。略微讓我感到遺憾的是對手不是德國人而是土耳其人。因為我覺得土耳其人也都是好漢，他們打起仗來十分勇敢。”
一個澳大利亞馬車夫和一個土耳其莊稼漢之間是不會有什麽深仇大恨的。在沈比利的眼裏，土軍掩體後的人頭可能和澳大利亞叢林裏的袋鼠頭沒有什麽分別，整個戰爭隻是一場大規模的狩獵遊戲而已。
因為他在1915年5月至9月於加裏波利戰場的出色狙擊成果，沈比利於1916年1月1日被授予大英帝國軍功章裏僅次於維多利亞十字(Victoria Cross，VC)的傑出行為勳章(DCM) 。
盟軍從加裏波利撤離後，沈比利從第五輕裝騎兵團轉到第三十一步兵營，他隨著部隊又轉戰四方。服役記錄上記載他在1915，1917，1918年分別中過三次槍傷，至少一次毒氣，雙腿曾被炮彈碎片擊傷，得過流行性腮腺炎，流感，痔瘡，肌肉疼痛和風濕性關節炎等多種病症，而且舊傷也不時發作，以致於住院對他來說成了家常便飯。在療傷期間他曾去過蘇格蘭，在那兒他認識了21歲的飯店女招待伊麗莎白(Elizabeth Stewart) ，兩人於1917年6月29日在愛丁堡結婚，時年，沈比利31歲，比新娘要大上10歲。婚後沈比利又返回部隊繼續戰鬥。
可惜的是他的擊殺記錄自加裏波利後就沒有被保存下來，但有資料顯示於1917年9月，他曾率領一支小分隊在西線比利時一個叫Polygon Wood的戰場成功地消滅了小股德軍狙擊手，為此盟軍司令部對他加以通報嘉獎，Toll中校曾為他請發軍事勳章(Military Medal, MM) 但未獲批準，而比利時政府於1918年1月19日授予他戰爭十字勳章。一戰中西線的作戰方式主要是用大規模的炮火來殺傷敵方，狙擊戰術沒有得到廣泛采用。
一戰末期，沈比利於1918年9月20日回到澳洲的墨爾本，第一次世界大戰於1918年11月11日結束，12天後沈比利於布裏斯本退役。當他於年底返回家鄉時，普羅瑟潘的鄉親們在樂隊的伴奏下將他從火車站一路接到市政廳，並在那兒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當地的頭麵人物也登台致辭，對這位勇士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賀。
10個月後他寫了一封信給國防部，信中抱怨他的妻子至今尚未獲準來澳。事實上他的蘇格蘭裔妻子後來一直沒能來澳洲，其具體原因已不可考。
在戰後的大部分時間裏。以淘金為生。Dan O’Donnell所著的“A History of Clermont and District” 中記錄沈比利曾於1931年和一個彼特森先生(Carl Peterson)一起挖到了62.5盎司的黃金，而1934年7月16日昆士蘭州政府的礦業期刊中曾寫道：“出金量穩定的礦區有……沈比利的Blue Lagoon”。一位曾與沈比利一同淘金的Herb Smith記下了下麵幾件逸事，從中我們可以對他的性格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有一次沈比利和4個朋友在酒吧喝酒。他同其中一位打賭擲骰子，誰輸了誰就給大夥兒買酒喝。結果對方那天運氣特佳，一把擲出三個六，十八點通天。按理沈比利是沒有任何贏麵的，但他信奉的是“有賭未為輸” ，他接過骰子一把擲下，是三個五點。“我贏了” 沈比利說道。“三個中國佬加上我自己，二十點贏你的十八點。” (當時骰子的五點被賭徒們稱為Chinamen, 即中國佬，略帶貶義) 對方無話可說，隻得乖乖地為大夥兒買酒。
他在當時的淘金者中間是很受歡迎的。每當人們聽到他放聲大笑，並猛敲掛在工棚裏的淘金盆時，大家就知道沈比利又挖到金子了。
他開始淘金時至少有三十多歲了，但仍象個孩子那樣頑皮。他愛給每個人都起上一個綽號，綽號有時和該人相貌特徵有關，也有時是純粹來自於沈比利豐富的想象力。有幾個小夥子被他叫作“虎皮鸚鵡” ，“鋸開的巨人” ，“單車傑克” ，“全部生吃” ，“紅母雞” ，“甘地” ，“花皮牛” 等等。還有一人的綽號是“丹尼狗” ，結果這家夥受不了別人天天這麽叫，隻好打起行裝遠走他鄉。金礦上的女人們也被他起了綽號，其中較有名的有“袋鼠麗茲” ，“金發熱吻” ，“黑巫婆” ，還有一個叫“吞劍人” 。
沈比利給一個淘金者起個綽號叫作“淋病查理” ，一天一個叫斯考特的人當麵這麽叫他，結果兩人打了起來，後來上了法庭，斯考特被罰了15鎊。
每當沈比利挖到金子時他都會大大慶祝一番。一夥人通常下山在當地酒館大喝一通，然後再返回礦區接著喝。路過的人也被邀請一起參加。在哪兒喝醉就在哪兒睡。
彼特森先生曾於1991年接受唐-史密斯的錄音采訪，他說道：
“沈比利是個樂天派。我對他很仰慕。他教我怎樣剝袋鼠皮，還有許多生存技能。他非常聰明，一本書一天就能看完。他是個多麵手，什麽都會。”
有個拜特裏奇先生(Ivan Betteridge) 也記得沈比利的一件事：
沈比利有個朋友長得象中東人。一次沈比利在城裏的肉店買了個熟豬蹄被他看見。他說道：“比利你連豬蹄都吃？我覺得大米飯應該更合你的口味。”沈比利答道：“我還以為我在加裏波利把你們這些雜種全都幹掉了呢。” 當然這是朋友之間開玩笑。
還有一次在野餐時有人提議大家一起來遊泳，但沈比利沒有帶遊泳衣。他讓大家等會兒。幾分鍾後他穿著一隻麻袋出來了，麻袋的四個角落被剪了口，他的手腳就從那裏伸出來，腰間還係了根捆麻袋用的粗繩。結果大家笑翻了天。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黃金的需求量急劇下降，采金業也進入了蕭條期。許多金礦陸續關閉了，淘金者們有的參了軍，有的去修公路，還有的進了工廠生產軍需用品。沈比利當時已50多歲，他曾是DCM勳章的獲得者，每年都有一小筆年金，加上淘金的收入，如果是個勤儉節約的人下半輩子應可衣食無憂。但象他這種曾經刀頭舔血的人過的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日子，他從來就沒攢下什麽錢。
1942年，沈比利在告別妹妹比阿特麗斯之後去了昆士蘭州首府布裏斯本，他在那兒找了一份體力活。可以想象其處境可能和今天遍布中國各大城市的民工差不多，而且他身上還留有在戰場上落下的病根。據他曾一起淘過金的工友泰勒(Joe Taylor)回憶，沈比利的脾氣非常倔強，生了病從來不去看醫生。
1943年5月19日清晨7:20，年僅57歲的沈比利被人發現死在他租住的廉價旅館裏，身上還穿著睡衣。死因乃是動脈血管破裂。在他的房間裏人們隻找到了5個先令，他的財產還包括未發工錢6英鎊10先令8便士，和在米克裏爾礦區的一所屋子，價值20英鎊，總計26鎊15先令8便士。這位曾經一度名滿天下的王牌狙擊手就這樣孤零零地告別了人間。
沈比利死後他的遺體埋在了布裏斯本的Lutwyche墓地，他的身邊是他在第三十一步兵營和第五輕裝騎兵團的幾個戰友，墓前的一棵寬葉大樹為他來遮擋昆士蘭的炎炎烈日。他的事跡漸漸被人淡忘。直到1993年澳大利亞軍史專家Brian Tate在布裏斯本的報紙Courier Mail上發表了一篇關於沈比利的文章“The Assassin of Gallipoli” 之後，很多人才第一次知道澳新軍團裏曾經出過這樣一位英雄。他的家鄉人民為他立了塑像。他去世的地方304 Montgomery Rd, West End今日已是電腦維修店，門前設立了一塊銘牌，以告知世人曾經有過這麽一位英雄人物在此逝世。
在澳洲絕大多數的人從未聽說過沈比利，而全球的華人世界裏更是無人知曉。就連澳洲華裔作家Morag Loh有關澳籍華裔軍人的“Dinky-Di"一書中對"Billy Sing"是否華裔也表示疑問。但他的故事不少服役過的澳洲軍人都知道。這是因為作過沈比利觀察員的伊恩-伊德裏斯於二戰時為澳軍寫了一套六本的"Guerilla Series"，書中講到狙擊戰術時就是用沈比利來作例子的；而這六本書當時被澳軍當作教科書來用。當然他們並不知道"Billy Sing"乃是華裔。今年1月25日的澳洲人報曾報導駐巴格達的澳洲軍人食堂房頂上的了望所就是以沈比利命名的，叫作“Billy Sing Bar and Grill”。
本文引用資料來源：
1. “Lurking Death”, Ion Idriess.
2. “Desert Column”, Ion Idriess.
3. “Trooper Bluegum”, Oliver Hogue.
4. “The Assasin of Gallipoli”, Brian Tate.
5.“Turkhammer-The Billy Sing Story”, Neville Modystack.( 尚未出版)
6. “Anzac and Empire” John Robertson
7. “Sniper”, Peter Brookesmith.
8. “The Military Sniper since 1914”, Martin Pegler.
9. “Sniper One-on-One”, Adrian Gilbert.
10. “Gallipoli, The Turkish Story”, Kevin Fewster, Vecihi Basarin, Hatice Hurmuz Basarin.
11. “The German Sniper 1914-1945”, Peter R. Senich.
12. “Dinky-Di”, Morag Loh
還有有些資料和圖片來自Mr. Don Smith及Mr. Neville Modystack的個人收藏，其餘多來自坎培拉的澳洲戰爭紀念館(AW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