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近代文學革命

梁啟超與近代文學革命

張宏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號任公，廣東新會縣人。他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學習西方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他把學習所得轉化為行動，並在中國傳統文學向新文學過渡中發揮了很大影響。

早在戊戌變法前，梁啟超便主編《時務報》，成為大眾輿論界的驕子；戊戌之後，更相繼主辦《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梁啟超一生的貢獻，主要不在文學成就，而在宣傳業績。 他是晚清文學革命運動的發起者和鼓吹者，在本世紀最初幾年裏， 梁啟超明確提出係統的創作主張，倡導“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與“戲曲改良”。他不僅用自己的實際創作加以響應，而且影響了一大批追隨附和者，對近代文學的發展產生了多方麵積極的影響。

一、小說界革命

近代首先注意到小說重要性的，乃是黃遵憲，他在《日本國誌》中提倡“語言與文字合”，認為小說最宜擔當這一任務：“若小說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筆之於書者，則語言文字幾幾複合矣。餘又烏知夫他日者不變更一文體為適用於今、通行於俗者乎?”而後，康有為也認識到小說的重要性， 康有為在1897年出版的《日本書目誌》也提過“幼學小說”。他說：“吾問上海點石者曰：‘何書宜售也?’曰：‘書、經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說。’宋開此體，通於理俗，故天下讀小說者最多也。啟童蒙之知識，引之以正道，稗其歡欣樂讀，莫小說若也。……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故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喻，當以小說喻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1]同年，嚴複和夏曾佑在《國聞報》上發表的《本館附印說部緣起》，實為中國近代第一篇小說專論。

梁啟超對小說的關注開始得很早。早在1897年，梁啟超受到黃遵憲、傅蘭雅、康有為的啟發，撰寫維新派改良大綱、世界化藍圖的《變法通議》時，便在“論幼學”一章中把“說部書”列為學校教育的七種科目之一，並討論其教育功能：

“古人文學與語言合，今人文學與語言離，……今人出話，皆用今語，而下筆必效古言，故婦孺農氓，靡不以讀書為難事，而《水滸》、《三國》、《紅樓》之類，讀者反多於六經。……但使專用今之俗語，有音有字者以著一書，則解者必多，……而小有才之人，因而遊戲慈肆以出之，誨盜誨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風氣，魚爛此間而莫或知，非細故也。今宜專用俚語，廣著群書，上之可以借闡聖教，下之可以雜述史事，近之可以激發國恥，遠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醜態，試場惡趣，鴉片頑癖，纏足虐刑，皆可窮極異形，振厲未俗，其為補益，豈有量耶!”[2]

梁啟超注意到小說“變易風俗”的功效，主張利用來對付當時中國社會上鴉片、科舉、纏足等積弊，又明確指出小說的對象應包括“婦孺農氓”。第二，梁啟超強調要把小說作為教育工具。這顯然也融合了康有為的看法。第三，由於小說的教育對像鎖定了是童蒙和知識低下的民眾，梁啟超便像黃遵憲那樣，不得不麵對文學的語言問題，而確定了創作小說該“專用俚語”。第四，梁啟超把從前的小說定性為“誨盜誨淫”，然後提出改良小說應有的內容，在鴉片、時文、纏足之外，再加上了“借闡聖教、雜述史事、激發國恥、旁及彝情、宦途醜態”等項。

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便亡命日本，25歲的他受此打擊，心情憂鬱。然而麵對明治維新後改革富強的日本，梁啟超又升出一種新的希望，那就是以日本為師，繼續走完未竟的維新之路。早在維新變法的時候，康有為、梁啟超就對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推崇備至。他們建議光緒皇帝進行的變革，就是希望大清帝國走明治維新的路，為此特意向光緒進呈了黃遵憲著的《日本國誌》。1897年秋冬間，大同譯書局在上海創立，梁啟超作為幕後策劃者，特別重視翻譯日本書籍。戊戌政變之後，梁啟超馬上開展他的文學改良計劃。他乘日本大島艦逃亡到日本，途中偶然得到日本作家柴四郎(1852-1922)的小說《佳人奇遇》遣悶。此書日文原著自1885年開始連載，在明治時代的日本是非常有名、廣受歡迎的“政治小說”。珍柴四郎寫此書時任職農商相的私人秘書，後來當過國會議員、大阪《每日新聞》董事、農商副相。他受了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日本翻譯英國政治小說的影響，以小說形式寄寓他的政治理想。梁啟超在1897年撰寫《變法通議》“論幼學”時，全盤否定傳統小說，這時他終於找到取而代之的模範，他一邊看《佳人奇遇》一邊動手翻譯。1898年12月，梁啟超在旅日華僑的幫助下，在日本橫濱創辦《清議報》。該報的宗旨是：“一、維持支那之清議，激發國民之正氣；二、增長支那人之學識；三、交通支那、日本兩國之聲氣，聯其情意；四、發明東亞學術，以保存亞粹。”1898年底《清議報》在橫濱創刊，《佳人奇遇》譯本即在其上連載發表，至1902年初(第35冊)止。

在開始連載發表《佳人奇遇》中譯的同時，梁啟超也寫了序文《政治小說〈佳人奇遇〉序》，後改名為《譯印政治小說序》，一起在《清議報》的創刊號發表，時為1898年12月23日，距離他逃出北京僅兩個多月.距離他發表《變法通議》“論幼學”則已近兩年。這篇文章雖然隻有短短八百字，卻是梁氏最重要、影響最深遠的小說理論之一。文章是很明顯要麵向世界的，一開頭就說：“政治小說之體，自泰西人始也。”清楚表達了要向西方學習的意向。梁氏說：

“歐西各國變革之始，其魁儒碩學，仁人誌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經曆，及胸中所懷，政治之議論，一寄之於小說。於是彼中綴學之子，賞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儈、而農氓、而工匠、而車夫馬卒、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彼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國政界之日進，則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3]

梁啟超主張小說要用“俚語”(白話)。1899年，他嚐試用廣州方言為橫濱大同學校生徒創作“通俗精神教育新劇本”《班定遠平西域》。1902年初，他寫了文白夾雜的《劫灰夢傳奇》，又在《新民叢報》第2號起連載用白話翻譯的《十五小豪傑》。此書原為法國作家 儒勒·凡爾納（1828-1905)所作，日本人森田思軒據英文譯本重譯為《十五少年飄流記》，梁啟超和羅普又據日文譯本重譯。梁啟超在第四回後的譯者按語說： “本書原擬依《水滸》、《紅樓》等書體裁，純用俗話。但翻譯之時，甚為困難。參用文言，勞半功倍。計前數回文體，每點鍾僅能譯千字，此次則譯二千五百字。譯者貪省時日，隻得文俗並用，明知體例不符，侯全書殺青時，再改定耳。但因此亦可見語言文字分離，為中國文學最不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4]可見他剛開始用白話翻譯時的艱難。不過，同年稍後他寫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時，己能純用白話了。《新中國未來記》是一本很特別的小說。從小說藝術的角度來看，《新中國未來記》實在是顯得粗糙和稚嫩；但從對中國小說發展的貢獻來看，它卻是開一代風氣之先的創新之作。梁啟超對此書的寫作非常看重，甚至為了發刊此書而出版《新小說》。《新小說》雜誌於1902年創辦，這是我國第一個專門刊載小說的雜誌。在這之後，《月月小說》、《繡像小說》、《小說月報》等專門性刊物才陸續出現。可以說，梁啟超對創立小說雜誌的開山之功，實不可沒。

在《新小說》問世之際， 梁啟超刊發了著名文論《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這篇文章當即發生深刻影響，黃遵憲即寫信相告：“仆所最貴者，為公之《關係群治論》、《世界末日記》。”(《與飲冰室主人書》)近代著名小說家吳趼人也熱情地稱頌：“吾感夫飲冰子《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之說出，提倡改良小說，不數年而吾國之新著新譯之小說，幾於汗萬牛、充萬棟，猶複日出不已而未有窮期也。”(《月月小說》序) 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裏，梁啟超明確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因此被後人稱作“小說界革命的宣言書”。《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同時提出“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也”的觀點，認為它對政治、社會、人心關係至巨，作為至大，因而：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文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在今天看來，這種見解自有可以討論的地方 ，但在當時的曆史進步意義卻顯然不可以否認。除極力推崇小說對社會的作用外，梁啟超還提出許多文學研究方麵的見解，如認為小說大體可分“理想派小說”與“寫實派小說”等，為小說的現代化發展起了積極的曆史作用。

《新中國未來記》從1902年11月起在《新小說》連載，在第1，2，3號(1902年11月至1903年1月)刊登一至四回。1903年2月梁氏離日赴美，小說暫停。到第7號( 1903年8月)續刊第五回，以後即沒有下文。梁氏在此書緒言中開宗明義便說：“餘欲著此書，五年於茲矣。顧卒不能成一字。況年來身兼數役.日無寸暇，更安能以徐力及此。顧確信此類之書，於中國前途，大有裨助，夙夜誌此不衰。既念欲侯全書卒業，始公諸世，恐更閱數年，殺青無日，不如限以報章，用自鞭策，得寸得尺，聊勝於無。《新小說》之出，其發願為此編也。”[5]

在《新小說》出版前三個月，梁啟超以“新小說報社”名義在《新民叢報》刊登預告。標題為《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其中對《新中國未來記》內容和寫法作了介紹：

“ 此書起筆於義和團事變，敘至今後五十年止。全用夢幻倒影之法，而敘述皆用史筆，一若實 有其人，實有其事者焉。其結構，先於南方有一省獨立，舉國豪傑同心協助之，建設共和立憲完全之政府，與全球各國結平等之約，通商修好。……數年之後，舉國國 民，戮力一心，從事於殖產興業，文學之盛，國力之富，冠絕全球。尋以西藏、蒙古主權問題與俄羅斯開戰端，……複有民間誌士，以私人資格暗助俄羅斯虛無黨，覆其專製政府。最後因英、美、荷蘭諸國殖民地虐待黃人問題，幾釀成人種戰爭。匈加(牙)利人出而調停.其事乃解。卒在中國京師開一萬國平和會議，中國宰相為議長，議定黃白兩種人權利平等、互相親睦種種條款，而此書亦以結局焉。”[6]

可以看出，梁啟超在《新中國未來記》的藝術構思上發揮了豐富的想象力，對中國未來的發展可能性，進行了大膽的設想與推測，盡管這部小說神龍見首不見尾，但就其創作構思的大膽與恢弘氣勢來說，在中國的小說裏無疑是空前和驚世駭俗的，甚至同當時已經出現的西方政治小說比較也毫不遜色。

《新中國未來記》以倒敘法開始(《新小說》中稱為“倒影法”)，一開頭就介紹六十年後“維新五十年大祝典”及種種風光場麵，然後回述六十年前維新誌士的艱苦奮鬥史。梁啟超以黃克強、李去病這兩個不同政見人物的論辯去寄寓他當時徘徊於維新與革命之間的仿徨，希望透過小說中人物的論辯，引起現實中讀者的思考，為中國的前途尋找一個答案。也就是他在“緒言”中所說的“發表政見，商榷國計”。可以說，梁啟超和《新中國未來記》對近代小說發展的重要貢獻，是中國文學史上不可忘記的。

二、詩界革命

詩界革命是近代名聲最響、影響最大的文學運動，因梁啟超極力推崇黃遵憲對這一運動的貢獻，人們往往將其與黃氏的名字聯係在一起，實際上，梁啟超才是這一運動的中心人物。

早在1895-1896年之間，梁啟超便和夏曾佑、譚嗣同嚐試寫異於傳統的新型詩歌。為了用詩歌的形式去表達他們接觸西方思想的感觸和意識，同時為了標新立異於傳統詩歌，他們喜歡引用數量繁多的譯書中的“新學語”來嵌入詩作。這些新學語由於尚未為國人所熟悉，也未形成一套普遍認同的漢語意義與闡釋，因此這些新型詩歌出來，往往讀者不知所雲，隻有誌同道合的同人才有可能了解，有時甚至隻有作者才知道詩意。

由於時代的變遷，今天後人已很難領會這些詩歌的意義，更無法評估其內容與藝術的高下與好壞。現在看來，梁啟超等人當時作“新詩”，其真實目的是為了宣揚“新學”。這樣的詩，外人很難讀懂，自然很難作下去。1896年春，夏、譚、梁三人分手之後，便很少再寫這類詩作。所謂“新詩”，便就此銷聲匿跡了。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梁啟超流亡日本，於1898年年底開始主辦改良派機關刊物《清議報》。在《清議報》上，梁啟超開辟了改良派第一塊公開的詩歌創作陣地“詩文辭隨錄”，用以發表改良派及其同情者的創作。“新詩”隻是梁啟超與少數摯友間的相互唱和， “詩文辭隨錄”則要麵對範圍廣大得多的讀者。形勢發生了變化，改良派的詩歌創作需要有新的突破，而“詩文辭隨錄”專欄的創辦，又給改良派的詩歌創作提供了公開的陣地，將許多作者集結起來。於是1899年年底，梁啟超逐步在黃遵憲詩歌創作與理論的影響之下建立了可概括為“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的詩歌理論。在去夏威夷的途中，他認真總結了“新詩”創作的教訓，正式提出了詩界革命的口號：餘雖不能詩，然嚐好論詩，以為詩之境界，被千餘年來鸚鵡名士占盡矣。雖有佳章佳句，一讀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見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詩則已，若作詩，必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朗(即麥哲倫)然後可。……要之，支那非有詩界革命，則詩運殆將絕。雖然，詩運無絕之時也。今日者，革命之機漸熟，而哥倫布、瑪賽郎之出世，必不遠矣。(《夏威夷遊記》)

梁啟超同時對“詩界革命”進行了審慎的思考與規劃。他說：“欲為詩界之哥倫布，瑪賽郎(麥哲倫)，不可不備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為詩。”顯然，雖然強調舊風格，梁氏的詩歌理論仍是麵向世界，學習西方的。像他推行“小說界革命”先要透過翻譯向外國取經那樣。他視向西方文學學習為改良中國詩歌的途徑，並明白指出有那些詩人是值得學習的。他譯《渣阿亞》是用自由詩體，譯《端誌安》則用散曲之體，都是形式較自由的詩體。梁氏是最早把拜倫介紹到中國來的人，他在《新中國未來記》中曾經借黃克強之口頌揚拜倫說：“擺倫最愛自由主義，兼以文學的精神，和希臘好像有夙緣一般。後來因為幫助希臘獨立，竟自從軍而死，真可稱文界裏頭一位大豪傑。”又在《新小說》的第2號刊出拜倫的肖像，稱之為“大文豪”，並介紹說：英國第一詩家也，其所長專在清，所作曲極多。至今曲界之最盛行者，猶為擺倫派雲。每讀其著作，如親接其熱情，感化力最大矣。擺倫又不特文學家也，實為一大豪俠者。當希臘獨立軍之起，慨然投身以助之，卒於軍，年僅三十七。在梁啟超的介紹與推崇之下，拜倫成了其後中國許多文學青年的偶像，而梁氏所譯的《渣阿亞》和《端誌安》也是中國最早的拜倫譯詩。

在正式提出詩界革命的口號以後，梁啟超以他相繼主辦的《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為陣地，不斷地推進詩界革命運動，直至走向高潮。詩界革命走向高潮的標誌，是對通俗體“雜歌謠”及白話歌詞(有人稱為“歌體詩”)的提倡。這固然與黃遵憲的倡議與創作實踐相關，但也與梁啟超的附和響應與積極鼓吹相關。

梁啟超通過對中國詩歌與西方詩歌的比較得出一個發現，認為中國詩歌缺少了類似於西方史詩那樣的作品。因此他特別推許黃遵憲詩，在《飲冰室詩話》一再介紹甚至大量載錄黃遵憲的長篇作品如《錫蘭島臥佛》等，並稱其為“詩史”，表達了他借鑒西方文學，希望把“史詩”帶到中國的意願。他自己所寫的《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便是這方麵的創作嚐試。此詩長約千四百言，以歌行體出之，包容了整部人類曆史，重點是寫中國當時的危殆處境，詩以“亞洲大陸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開始，作者在詩歌中毫不掩飾地宣揚以救國為己任，其理想是“吾欲我同胞兮禦風以翔，吾欲我同胞兮破浪以揚”。此詩叢形式上是長篇巨構，在內容和氣勢上也大氣磅礴，是他在西方“史詩”觀念影響下嚐試創作的“史詩”式作品。

梁啟超倡導的詩界革命，目的和他宣稱小說革命一樣，是為了宣揚維新思想。但是和小說不同的是，這種通過“舊風格”的載體來承載新思想的詩歌，雖然是舊瓶裝新酒，卻很難為普通的讀者所能理解和普遍接受。因此梁啟超在詩歌改良方麵用心良苦，他在《飲冰室詩話》中用了不少篇幅介紹配合音樂教育的詩歌，附以西式簡譜，這些詩歌近乎於通俗的兒歌與民謠，其目的是在不放棄舊詩格律的同時，達到淺白和容易接受。

三、文界革命與新文體

“文界革命”的口號，是與“詩界革命”的口號一起，由梁啟超於1899年在《夏威夷遊記》中提出來的。意思就是要用平易暢達的文字，輸入西方思想文化。1902年，梁啟超於《新民叢報》上介紹嚴複所譯《原富》，進一步強調了這一見解：夫文界宣革命久矣!歐美日本諸國文體之變化，常與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著譯之業，將以播文明思想於國民也，非為藏山不巧之名譽也。既如此，主張通俗化，乃至實現“言文合一”，自然是“文界革命”所要追求的目標。1902年於《新民叢報》發表譯作《十五小豪傑》時，梁啟超便於評語中提出：“可見語言文學分離為中國文學最不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在《新民說·論進步》、《小說叢話》等文中，也反複論證“言文合”之利與“言文離”之害，並在《清議報》上轉載裘廷梁的長文《論白話為維新之本》，著意加以宣傳。對於《蒙學報》、《演義報》這樣的白話小報問世歡欣鼓舞。梁啟超本人的文章創作，“務求平易暢達”，可謂“文界革命”的具體樣板。

梁啟超影響深遠廣泛的“新文體”，也是在“西學”的衝擊下出現的。“新文體”又稱“新民體”，是報章文體。報章雜誌在十九世紀末葉的中國是新興事物，是典型的西方文化影響的產物。當時報章文章的功能、寫作環境及讀者對象，與傳統文章(如當時仍具勢力的桐城古文)大不相同，報章有傳遞訊息及新知的功能，涉及中國以外世界的種種新事物，寫作往往有時間性，也有截稿和版麵篇幅的種種限製，而讀者更廣及社會各階層。要適應這種種的新處境，傳統文體顯然已非變不可了。梁啟超早在1895年就投身報刊的編撰事業，編輯《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1896年任《時務報》主筆，開始大量撰寫報刊文章。戊戌政變後避居日本，抵達後不足三月即創辦《清議報》。1902年又辦《新民叢報》和《新小說》，已成“輿論界之驕子”。其報刊論著，不但數量驚人，影響更是深遠。“新文體”發展成熟，成為一代模仿對象。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

“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1902年)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侄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低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7]在這裏梁啟超親自宣布：新文體是對當時左右文壇的桐城古文的徹底解放。這種文章是淺白的、生動的，因此不避白話；是開放兼容的，因此有時也不妨押韻；是追求思想解放的，因此說話不保留，也不避忌說得過了頭；是以傳播新知為目的的，因此夾雜了不少外國的新學語、新名詞。他這種文體是有影響力的，在社會上引起了競相模仿。

雖然梁氏遠在1895年就從事報章文體的寫作， 但“新文體”到了1902年左右才成熟，形成一種特殊風格。這與他學習西方文化、師法外國特別是日本經驗的經曆有關。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西學以輔天蓋地之勢湧入中國，為知識分子群體輸入了新的思想和知識。與19世紀中後期所不同的是，在這些西學知識中，大多數並非來自西方，而是來自日本，是由日本首先翻譯成日文，然後再從日本介紹到中國。在日譯西學的傳入過程中，梁啟超有著獨特的作用，並為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早在維新變法的時候，康有為、梁啟超就對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推崇備至。他們建議光緒皇帝進行的變革，就是希望大清帝國走明治維新的路，為此特意向光緒進呈了黃遵憲著的《日本國誌》。1897年秋冬間，大同譯書局在上海創立，梁啟超作為幕後策劃者，特別重視翻譯日本書籍。他在《大同譯書局敘例》中稱：“今不速譯書，則所謂變法者盡成空言”，規定“以東文為主，而輔以西文，以政學為先，而次以藝學”。[8]逃到日本後，梁啟超下決心過語言關。經過近半年的努力，梁啟超的日文水平進步很快，已經可以較順利地閱讀日文報刊和書籍。他在《論學日本文之益》一文中興奮地說：“哀時客既旅日本數月，肄日本之文，讀日本之書，疇昔所未見之籍，紛觸於目，疇昔所未窮之理，騰躍於腦。如幽室見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9]梁啟超所謂的“疇昔未見之籍”、“未窮之理”，指的是西方著名思想家康德、盧梭、孟德斯鳩、亞當·斯密等人的日譯著作，以及日本思想家吉田鬆陰、福澤諭吉、加藤弘之等人關於資產階級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的著述。正是這些西方和日本的資產階級文化，使梁啟超耳目一新。他到了日本以後，學習了日文漢讀，有能力直接閱讀日文報刊及作品，也可以透過日文的翻譯和介紹汲取西方新知。他迫不及待要向中國讀者傳播新知。他是百科全書式的傳播者，因此其文章中外國名詞也就特別多。自1898年至1903年，梁啟超與嚴複、黃遵憲、歐榘甲等人，以翻譯為手段，以《清議報》、《新民叢報》為主要陣地，廣泛而通俗地介紹和宣傳資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尤其是歐洲文藝複興到啟蒙運動的各種理論流派，代表人物及其作品。梁啟超僅在1902年，介紹和論述西方學術的文章就有《政治學學理摭言》、《格致學沿革者略》、《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論希臘古代學術》、《亞裏斯多德之政治學說》、《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天演論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傳略》、《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樂利主義泰鬥邊沁之學說》等多篇。梁啟超對日譯西學的介紹，範圍是相當廣泛的，有哲學、社會政治學、經濟學、曆史學以及文學等。他汲取“詩界革命”的教訓，考慮讀者的接受情況，大量借用現成的日本譯詞，並盡量把這些譯詞代表的概念解說清楚。他借用過來的譯詞，許多後來都以外來語的形式成為漢語中的固定詞語，廣為國人所接受。

“新文體”是很富有生命力的。它取代了桐城古文，成為當時主要的傳意工具；它也起了過渡的作用，讓五四的白話文跟二千多年的古文之間有一個平穩交接。二十世紀初年許多涉及新學的文章，便是用這種文體寫的，如魯迅的《文化偏至論》和《摩羅詩力說》即是一例，而胡適和陳獨秀1917年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新文學奠基論文《文學改良當議》和《文學革命論》，也正是以新文體風格寫的。“五四”以後，它仍是報章和公文、書信中的傳意工具。梁啟超為這種文體所立的典範，也因為對新文學家的深遠影響而留在新文學作品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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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第13頁。

[2] 《飲冰室合集》第1集，第54頁。

[3] 《飲冰室合集》文集第3，第34頁。

[4] 《飲冰室合集》專集第94，第20頁。

[5] 《新中國未來記》第1頁。參見阿英《晚清文學叢鈔·小說一卷》。

[6] 《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第44頁。

[7] 《飲冰室合集》專集34，第62頁。

[8] 《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58頁。

[9] 《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