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

“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

——書林采慧之二

    第一次讀到毛澤東主席提及的“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是在1964年的秋冬季節，當時筆者是西安交通大學機械係二年級的本科學生。1964年秋季開學不久，西安交大校方向全校學生傳達了“毛主席同毛遠新的談話紀要”，其中談到大學要把階級鬥爭當作教育青年學生的一門主課。也在這時，西安交大要求每個學生加強學習毛主席著作，並為學生們配購了《毛澤東著作選讀·甲種本》。在當時，成套的《毛澤東選集》1~4卷，在書店裏根本買不到，這套上下集的《選讀*甲》也是陝西省優先配備給“社會驕子”的大學生。包括筆者在內的莘莘學子，當時確實是懷著萬分虔誠和尊崇的心情去攻讀老人家的聖賢書，要把自己修煉到雷鋒說的“幹革命不學毛主席著作不行”那種自覺學習的上乘境界。

    在《選讀·甲》裏，有一篇《放下包袱，開動機器》（其題注表明，摘自毛澤東《學習和時局》的演講。）給筆者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毛主席告誡世人，“有許多的東西，隻要我們對它們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覺性，就會成為我們的包袱，成為我們的負擔。”三十多年過去了，但這些語錄仍然清晰地刻在筆者的記憶裏。三十多年來，筆者覺得在對人處世諸方麵，努力避免陷入盲目性，努力增加自覺性，這仍然是一個相當好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盡管有時也會憑著感情意氣用事，但仍然時常提醒自己努力培養自覺性而不要盲目。這就象遵從孔夫子孟夫子的教導：“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魚和熊掌“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之類的教導，去修身養性、處理世事，是一個樣。毛主席在講述了一些因為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覺性而背上包袱的事件之後，特別提到了驕傲這一種包袱。並且講：“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誌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從《放下包袱，開動機器》的注解得知，“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指的是1944年的《甲申三百年祭》。這是一篇分析明朝末年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取得中央政權不久，又迅速失敗，導致滿清入主中原，建立清王朝的史論。從學術角度來說，分析和評論李自成、清王朝的史論不計其數，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僅是其中的一家之言。為什麽這篇《祭》會引起中共中央最高領導毛澤東的特別注意，並采用來作為規範中國共產黨黨風的教材呢？當時，一個工科大學的學生對曆史並無多大興趣；但由於郭沫若論李自成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賞，卻使筆者想去借閱《甲申三百年祭》，看個究竟。可惜，當時西安交大這個理工科大學的圖書館學生借書處根本沒有這本書的目錄卡片。文化革命的1967年秋天，西安交大複課了，圖書館裏僅隻能借到教學參考書，文史類書籍一律封存。之後，1968年畢業工作了。那時候，作為一個文明社會的象征之一的公共圖書館陝西省圖書館卻還陷在“革命”的旋渦裏，身不由己地閉門謝讀已經好幾年，筆者仍然無處尋找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

    忽然，在1972年3~4月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和首都報紙摘要》節目裏，聽到了重新出版《甲申三百年祭》的消息。與這篇“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同時出版的，還有郭沫若的詩論《李白與杜甫》，是一部以前未出版過的新著。郭沫若的書又開始出版了，這是不是對新聞、文藝和圖書出版的種種橫加限製的緊箍咒有所鬆動了？（後麵幾年的事實證明，這種想法是善良的中國知識分子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的文化專製想得太良善了。）《甲申三百年祭》出版了，西安的書店裏還沒有賣的。

    1972-05，筆者與廠裏十個同誌一起出差安陽機床廠、德州機床廠。在途經石家莊轉車德州時，筆者負責火車票的中轉簽字。當火車駛離石家莊後，筆者發現一同出差的一位同伴在看《甲申三百年祭》。原來石家莊的書店有這本書賣，但筆者因辦理中轉簽字，沒機會去光顧書店。這個後悔呀，把腸子都悔青了！盡管有強烈的先睹為快的欲望，但書主正在津津有味地閱讀，筆者隻得遵從“不奪人之所愛”的君子行為規範準則，正襟危坐地耐心等候。一些同伴興致勃勃地觀賞著車窗外麵華北平原的春天景色，筆者的心思卻完全在對麵旅伴的書上。時間過得似乎特別緩慢，好不容易，仁兄把書合上了。感謝上蒼，終於給了我一睹神往了七八年之久的書的機會。阿門！

    就在石家莊開往德州的火車上，筆者一口氣讀完了《甲申三百年祭》。看到其正文的最後部分，使筆者看到了，喔，原來還可能是這麽一回事！對正在進行中的如火如荼的文化革命有了要從另一個新的角度去看待和思考的認識。同時，筆者更暗自佩服決定出版和實施出版《甲申三百年祭》的人們巧妙的善於抓住時機的出書手段。車快到德州，同伴們紛紛收拾行裝，筆者才依依不舍地把書還給了書主。書主問起筆者對這本書的看法。筆者當時隻能說：第一，幸好這本書是大名鼎鼎的郭沫若寫的；第二，幸好這本書是郭沫若在二十八年前寫的，不是解放後寫的，更不是文化革命中寫的。在當時所謂“階級鬥爭無時不有時時有，無處不在處處在”，搞得人人自危神經兮兮的社會環境裏，人與人之間的交談都非常小心翼翼，淺嚐輒止。對於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不論讀懂了還是未讀懂抑或是似懂非懂，筆者隻能如此回答。書主聽後，也意味深長地“喔”了一聲。火車進德州站了，對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的初次拜讀和交流討論，也暫時到此為止了。但筆者對郭老的文章還有兩點當時不能隨便說出來的感想和認識：第三，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早就明文肯定了，並用作了共產黨的整風文件，在1972年出版這樣一本“欽定”的用以“告誡全黨”的書，即使當時自詡為最革命的那些左先生，從雞蛋裏挑到了骨頭，也把骨頭從雞蛋裏剔除不出去，想壓製《甲申三百年祭》重新出版的理由拿不到桌麵上來和毛主席的話唱對台戲。第四，就象1944年延安和各個解放區印行《甲申三百年祭》不一定是郭沫若本人的主動行為一樣，1972年再版《甲申三百年祭》肯定不是郭沫若本人的主動行為。

        1970年，郭沫若曾作為中國的特使前往德黑蘭參加伊朗的一項盛大慶典。此後，不論極左派的江青等人對郭沫若有何非議，郭沫若先後以中國特使的身份出訪了好幾個國家，成為文化革命時期對中國的外交起著特殊作用的特殊人物——名副其實的特別使節。在林彪叛逃折戟沉沙之後不久的1972年春天，重新出版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乃是借著當時每個人都必須要表態的流行說法：“林彪叛黨集團的自我毀滅，是文化革命的又一偉大勝利”；那麽，在這類偉大勝利的麵前，記取毛澤東主席早在1945年就用了的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來“告誡全黨避免勝利時重犯驕傲的錯誤”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這是一條誰想阻攔也阻攔不了，誰想整人也無由下手的理由，被引用來作為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重新出版的通行證。特殊人物的特殊文章，要在特殊的環境裏把它借用過來說有著特殊作用的話——如何看待文化革命；甚而至於，進一步推敲究竟為什麽要發動文化革命。

    終於，筆者在西安買到了心儀已久的《甲申三百年祭》！

        1972年秋天，筆者探親回到了家鄉四川宜賓，拜會了高中時的高班學長。在“要關心國家大事”（毛主席語錄——筆者注）的談論之中，從1972夏中共中央文件“毛主席給江青的一封信”裏1966年就對林彪《政變經》的擔心，談到林彪的折戟沉沙，再談到了林彪死後（政治）緊箍咒的鬆動，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得以出版發行。由於該書1972年的出版發行量小，宜賓市未見到這本書。但是，另一個同學卻發出了疑問：“《甲申三百年祭》倒數第二段的‘大凡’是什麽意思？”看來，接觸過這本書的讀者，多半都讀懂了郭沫若在1944年所說的話。隻不過在“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社會大環境裏，每個知識分子的頭上都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劍，熟人間的談話都要小心翼翼，隻能點到為止。畢竟，這本書在1972年的發行量和讀者群實在太小了，所產生的社會效應，隻是在萬馬齊喑的悶罐裏放了一隻很小的鞭炮。然而，這在1972年的形勢下已經很不容易了！至今，筆者仍然由衷地佩服郭沫若在1944年的遠見卓識，所寫出的振聾發聵的精辟文辭；也由衷地敬佩和感謝在1972年甚至是冒著可能招來文字獄有殺頭的危險而決定出版和實施出版《甲申三百年祭》的不知名的人們。

    由於1972年《甲申三百年祭》的重新出版，到1974年搞的“批林批孔”、1975年的“評水滸批宋江”，1976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一係列的“在文化大革命”裏的“不斷革命”的階段，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但是，“階級鬥爭為綱”的調子越唱越高，老百姓的擔心也越來越厲害，人人自危的狀況也更加厲害，無可奈何。百姓的憤怒，聚集成了1976丙辰清明對周總理的哀悼，對楊開慧烈士的追念，對白骨精的聲討。還是被鎮壓了下去。

        1976年10月，金秋的十月！終於結束了對中國危害最烈的江青極左集團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為時十年的表演。被姚文元一篇《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就打倒在地又被加上了若幹隻腳的全國知識分子，感到了又一次的解放。筆者把《甲申三百年祭》的精辟論斷告訴了關係密切的親友。但是，社會上對於文化革命的評價，雖然不再象前兩年上海造反派詞曲的一首歌那樣，就如輸了理的罵街潑婦般隻會狂嚷“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卻還是“餘威震於殊俗”（漢·賈誼《過秦論》語），由官方規定要作“三七開”，要肯定文化革命的主流。整個國家還照樣以階級鬥爭為綱來抓綱治國。到1979年國慶三十周年前夕，由於文化革命中取消了國家主席職務，人大委員長成為當時特定曆史時期的憲法所指定的國家元首，葉劍英元帥以委員長的身份發表了一篇重要的建國三十周年紀念文章，率先公開提出“文化革命哪裏是一場革命，分明是一場浩劫！”由此才開始了在全國範圍內公開地、徹底地否定文化革命。（*注）

    在1979年夏天報紙上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的前後時間，筆者又買到了一本小三十二開本的《甲申三百年祭》1972版本。在筆者手裏，曾有過兩種不同開本、不同字號大小的《甲申三百年祭》。其後兩年閱讀姚雪垠的曆史小說《李自成》的熱潮中，筆者把《甲申三百年祭》介紹給了同事和同學們看。並且，終於可以把郭沫若的精辟論斷明確地指給朋友們閱讀：“大凡一位開國的雄略之主，在統治一固定了之後，便要屠戳功臣，這差不多是自漢以來每次改朝換代的公例。自成的大順朝即便是成功了（如果沒有外患，他必然是成功的——郭書原注），他的代表農民利益的運動早遲也會變質，而他必然也會做到漢高祖、明太祖的藏弓烹狗的“德政”，可以說是斷無例外。然而對於李岩們的誅戳也未免太早了。”雲雲。朋友們的傳閱，兩本《祭》最後不知傳到了誰的手裏，一去不複返。而郭沫若的這段文辭和毛澤東主席關於盲目性/自覺性/包袱的論述，卻終身地銘刻在了筆者的記憶裏。毛澤東主席用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告誡全黨避免勝利時重犯驕傲的錯誤，對於今天的反腐敗不也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嗎。

    “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是一本經曆非常奇特的小冊子。如果今天還能再版，或者能在舊書店裏淘到這本書的話，筆者一定會不吝代價地把它搞倒手。這的的確確是書海裏的一隻珍貝！

    注：筆者的一位親戚在部隊裏當兵，講到了1979國慶三十周年時部隊裏的政治教育。在九月中旬例行的節日時政宣講會上，連指導員對士兵們反複強調，文化革命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隻有作三七開，才是一個革命軍人的革命覺悟和革命立場的具體表現。幾天後，葉帥的文章發表了，指導員又立即要組織和輔導士兵學習葉帥的文章，“浩劫嘛，就是很大很大的災難。我不好多說了，你們自己去體會吧。”

    金岷彬

   2000-11-08，海南島·桂林洋，初稿

2003-07-21，西安，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