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愷钜——改命造運,廣結善緣

一個人的命,從出生那天起,從東向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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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說庚子年

(2021-01-23 15:22:50) 下一個

孫愷钜 2021年1月23日

 

2020年,終於過去了。但農曆庚子年還未真正結束。今年立春在2月3日,故庚子年也在這一天結束。

傳說中,庚子年都是多災多難的年份。1840年是庚子年,那一年發生了鴉片戰爭,國門被轟破,中國人開始了百年的半殖民地的屈辱。1900年也是庚子年,那一年八國聯軍侵入京城,瘋狂劫掠,全中國四萬萬人賠了西方列強四萬萬兩白銀。六十年後,又是庚子年,那是1960年,中國遭遇了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那餓肚子的感覺,中國人至今記憶猶新。又是六十年過去了,2020年的庚子年,新冠疫情大爆發。盡管各國政府很努力,但疫情仍在世界各地肆虐,形勢嚴峻。

縱覽一年來各國抗疫之成果,顯然,中國鶴立雞群。中國政府從疫情爆發之初,就嚴格執行了封城措施,公共場所必須戴口罩。數以萬計的醫護人員主動請纓奔赴抗疫前線,很快就控製了疫情。目前雖然有些反複,但重複作業,人們信心十足。反而是英美等現代醫療體係最發達的國家和地區,防控失措,隻能寄希望於疫苗。

如此鮮明的對比,讓愷钜想起了一百年前的兩件舊事。正好也是一個對比。

第一件事,1910年10月,中國東北暴發了鼠疫。鼠疫,也就是所謂的“黑死病”。十四世紀四五十年代,曆時六年,鼠疫席卷整個歐洲大陸,死亡人數約二千五百萬,占當時歐洲總人口的三分之一。1910年的中國,正處在大清皇朝的末期。鼠疫來勢凶猛,10月25日,滿洲裏發現鼠疫,11月8日就傳到了哈爾濱。到12月,已經死了三萬人。麵對疫情,年僅31歲的伍連德臨危受命,出任全權總醫官前往東北主持抗疫。他深入疫區,解剖屍體,發現了瘟疫飛沫傳播的途徑。土洋結合,製訂了管製交通,隔離患者,接觸患者要帶口罩,火化屍體等一係列有效的防治措施。1911年1月31日,大疫期間正逢農曆新年。按中國人的傳統習俗,“爆竹聲中除舊歲”,過新年是要放鞭炮的。伍連德想到鞭炮裏含有硫璜,硫磺具有消毒殺菌的作用,於是就號召民眾在除夕夜大放鞭炮。說來也是神奇,從大年初一這一天開始,死亡人數真的開始持續下降,一個月的時間,死亡人數歸零。一場鼠疫,共計死了6萬人。從伍連德上任到4月疫情結束,前後僅用了三個月的時間。這中間還有個插曲,很有意思。在伍連德上任後不久,來了一個法國醫生,名叫梅斯尼。此人堅信他能夠從患者身上提取有效成分研製出疫苗,對伍連德提出的“飛沫傳播”嗤之以鼻,對接觸患者需要戴口罩的告誡更是置若罔聞,還以自己洋人的身份打壓伍連德。可沒過多久,這位洋醫生就因不帶口罩接診患者,染上鼠疫不幸去世。

第二件事,1918年,流感在歐洲大流行,因西班牙首先報告了疫情,就此背了黑鍋,被冠以西班牙流感之名。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戰火與瘟疫並行,雪上加霜。疫情曆時三年才神秘消失,期間共造成五億人感染,死亡人數高達五千萬人,僅次於中世紀的黑死病。

鼠疫與流感相比較,鼠疫之傳播速度更快,發病更凶猛,致死率更高。但是,鼠疫在現代醫學極度落後的中國,與流感在已經完成了工業革命的西方,卻有著完全不同的表現。三月與三年,六萬與五千萬,反差實在太大。

這兩件陳年舊事的比較,以及2020庚子年中國和中國之外的地區抗擊新冠疫情的績效比較,似乎在告訴我們一件很值得深思的事情。就抗疫這件事來說,中國人總能夠做的比外國人更好。而且這種好,和疫情的種類無關,和疫情的嚴重程度無關,和醫學發展水平高低無關,也和人們是生活在大清朝還是在現代文明的社會無關。愷钜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深層次的原因,正是在於漢民族極其發達、燦爛的中華文明。中華文明的發達,是“潤物細無聲”無孔不入全方位的覆蓋,是“百姓日用而不知”深入到基因裏的條件反射。如果我們細究一下老祖宗傳下來的各種風俗習慣,就會發現其中往往都蘊含著深刻的防病防疫的機理。比如,過年前家家戶戶都要“撣塵”(大掃除),即清掃角角落落裏一年來的積灰,就是防病的有效措施。除夕夜大放鞭炮過年,鞭炮中釋放出來的硫磺,能夠消毒殺菌,也是一種防病防疫的措施。逢時過節,每家每戶都要給先人、祖宗上柱香,香料能淨化空氣,預防疾病。江南水鄉濕氣重,容易滋生蟲豸,故而在端午節,家家掛艾葉與菖蒲,熏蒼術,佩香囊,在小孩子的額頭、耳鼻手足心塗上雄黃酒,這些無一不是防病防疫的好方法。民國以前,中國人見麵,都是行拱手禮。西風東漸以後,改為行握手禮,被認為是文明進步的表現。這次新冠疫情使人們認識到,握手禮助長瘟疫傳播,拱手禮才是更先進更文明的禮儀。中國人這些習俗無關迷信,都是防病防疫的有效舉措。很多生活中的成語,諸如“陰陽和合”、“正氣內存,邪不可幹”等等,無不蘊含著深刻的防病防疫的道理。

中國人自古以來,崇尚天地大道,也就是自然規律,講究的是“天人合一”的理念。可別小看了“天人合一”這四個字,正是有了這四個字,把宏觀世界和微觀世界統一起來了。所以,中國人的宇宙觀,在三皇五帝時就已經達到了西方哲學現如今的水平。所以,中國人的老祖宗傳下來的學問和習俗,都有著一個鮮明的特點,那就是“順應自然”。每一個貌似“迷信”的操作背後,往往有著深刻的科學道理,有些甚至是科學還沒有涉足的領域。但是,不管科學能不能解釋,隻要是符合“大道”順應自然的,一定是有效的。比如,愷钜通過命理化解的手段,讓一個飽受禿發困擾,醫治無效的姑娘重新長出了一頭靚麗的黑發,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所謂的命理化解分二部分,其一是把一個人的出生時間作為原始數據代入一個命理學的模型,找出其先天的弱點,從而對這些先天的弱點采取相應的化解;其二是根據其出生時間所給出的信息,按照姓名學的原理起名,以後天的手段引導其人生的運程。在命理化解中,無論是針對先天還是後天的化解,都是基於一個人的出生時間。而出生時間一旦用幹支來表示,就體現了這個人出生當時的天象以及地氣運行的信息。所以,命理化解的手段是順應自然符合大道的,也因此而成為有效的手段。這種化解的原理,雖然還無法用科學來解釋,但在哲學上卻有著堅實的理論依據,《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意思就是大自然中萬事萬物的演變,無非陰陽二氣的互相作用。現代物理學已經證實了這一論點。氣聚則實,目所見故曰之明,氣散則虛目不可見故曰之幽。無論氣之態或幽或明,物質不滅,故而幽明輪回,能量守恒。氣之聚散為因,氣之散聚為果,輪回有常,因果不虛。頭發生長,氣之聚也。女子風華正茂,本不該禿發而發生了禿發,是目可見之果,其中必有氣之聚散之因。命理化解的作用,就是找出其因,使生氣聚而生其發故而見效。至此,有人可能會質疑,按愷钜的說法,命理化解,是否在本質上動了因果。這話沒有說錯。任何一件事,對當事人來說,都是因果的體現。醫生治病,命理化解,無一例外,就是幹擾了病人的因果。愷钜把它稱為因果轉移。女子禿發,必是不好的因導致了不好的果。命理化解奪天地之造化,中和了負能量,扭轉了這個不好的果,使其長出了秀發,那麽其身上原來所具有的不好的因,由於能量守恒定律,不可能憑空消失,必有一個去處。作為命理化解的施術者,正是那個因果轉移的媒介。或者說的更簡單一點,命理化解的施術者把那不好的因轉移到了自己的身上,然後用自己的功德予以化解。同樣的道理,中醫為人治病也有因果,所以中醫師講究的是醫者仁心,用正能量去中和負能量。懸壺濟世的同時,必須時時注意調理自己的身心健康。相對應的,現代醫學重術不重道,以殺伐之術治病,造成因果卻沒有調理自身健康的理論和方法,也就隻能硬抗因果轉移的後果,故而純粹的西醫師的平均壽命普遍地低於中醫師。

瘟疫等天災人禍,其實也是因果轉移的顯像,隻不過規模更大,屬於一個社群整體性的因果轉移。據《舊約·創世紀》記載:“耶和華見人在地上罪惡極大,於是宣布將使用洪水,毀滅天下地上有血肉有氣息的活物,無一不死。”當時地上的人,並非人人罪大惡極,但當大多數人都在作惡,並習以為常的時候,作惡之因所造成的業力就成為整個族群的共業,洪水一來全部死絕,有些老實人也和作惡多端的人一起承受了因果的報應。按照因果轉移的邏輯,就能夠理解為什麽曆史上的大災,往往是一個新時代的前奏。這正是因為大災清算了因果,人類社會才可以重新開始。二戰以後,基本上沒有再發生大規模的屠殺和戰爭,長期的和平使世界總人口出現爆發性增長。科技的發展,更使人類能夠更為有效地取得地球資源。資本的貪婪,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在創造財富的同時,鼓勵人們肆意浪費地球資源而不是提倡物盡其用。這樣的生存方式加速汙染了地球極劇地破壞了生態的平衡。所以,人類總人口的增加,是以人類之外的生靈成規模的快速滅絕為代價的。由於我們每個人都享受了科技所帶來的便利,那麽,科技發展造成的對人類之外的生靈的傷害以及對環境的傷害,無疑就是人類的共業。有因必有果,這個因果,也需要人類社會共同承擔。所以,這次的新冠疫情,也是對人類共業的一次清算。

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很多人來問我這次疫情什麽時候可以結束。我也希望疫情早點結束,但願望是美好的,現實是慘酷的。一百年前的大流感,持續了三年,新冠疫情在現代醫學的幹預下,會不會早點結束呢?實際上,這又回到了上麵所討論的因果轉移上來了。現代醫學雖然很發達,但其重術不重道,所采用的方法,往往簡單粗暴,缺乏係統論的全局觀。被人們寄予厚望的疫苗,最廣泛采用的是mRNA疫苗。這種首次采用的基因疫苗技術,由於缺乏長期實驗的數據支持,目前所能夠看到的隻是其短期的效益。我相信疫苗能夠控製疫情,但我更擔心疫情結束後,再起波瀾。後疫情的災劫,仍然是其共業之因果的延續。

我們在祈禱上蒼的時候,更應該反省人類現在的發展觀。也許這次的疫情,正是人類文明再升一個台階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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