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想起一個驚世預言

    修建水利設施的目的是為了取得良好的效益，這裏的效益不僅僅應該包括經濟效益，更應該包括生態效益、民生效益等等。而貪大求闊，經濟利益壓倒一下，恰恰是水利建設的大忌。在建水壩的時候，我不知道我們是否經過真正意義上的生態評估，但我們能夠知道的是，一些河上的水壩已經顯得無序。《南方人物周刊》2010年4月9日一篇報道的開頭就是：“西南大旱不能簡單諉過於氣候……一條大渡河，可以建356座大壩，這會對生態、對沿江老百姓的生活造成什麽影響？”
    大型水利工程在汶川地震、氣候異常等方麵，到底扮演著什麽樣的角色，相關爭議一直不斷，近來越發密集。認真反思是一件好事，展開爭論也是好事，因為，它至少使人們看到了糾錯的希望，看到了避免更大問題出現的可能性！很多時候，寬容就是在給自己機會啊！
    我們已經知道的是，三峽大壩建成後，洞庭湖、鄱陽湖水麵一直在下降——而今天這種情景，早在10年前就有人斷言過！2008年1月，鄱陽湖都昌水文站創下8.15米的曆史最低水位紀錄，鄱陽湖湖麵僅相當於1998年時的1/73，蓄水量隻相當於1998年的1/215；2009年10月17日14時，洞庭湖城陵磯水位跌至21.72米，漁民歇業、航運受阻。2006年，旱情肆虐重慶40個區縣……
    我突然想起我國著名水利工程專家、黃炎培之子、享譽海內外的知名學者黃萬裏老先生去世前的驚世大預言：“三峽高壩若修建，終將被迫炸掉。”（《經濟導報》2006年8月23日，除此，還有多家媒體多次類似報道）
    為安全起見，下麵的話大都摘引自媒體的公開報道。
    這篇報道指出，早在1956年5月，黃萬裏就向黃河流域規劃委員會提出了《對於黃河三門峽水庫現行規劃方法的意見》，全麵否定蘇聯專家關於三門峽水庫的規劃，但有關部門聽不進他的建言。1958年11月25日，三門峽工程開始黃河截流。1960年6月高壩築至340米，開始攔洪，同年9月關閘蓄水攔沙，是年潼關以上渭河大淤，淹毀良田80萬畝，一個小城被迫撤離。庫內的水位在漲，庫區的農民一批批揮淚踏上離鄉背井之路。這一切不幾乎都在黃萬裏的預見中嗎？其實，黃萬裏隻是本著科學家的良知，說出了關於黃河及泥沙與三門峽大壩問題的科學的真話，可是他被非民主決策擊敗了，他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文革”中更貶他到三門峽挖廁所以示懲罰。
    黃萬裏有關三峽大壩的預言全部被事實驗證。
    我在北京工作的時候，通讀了黃萬裏老先生有關三峽問題的全部論述性文章，不僅震撼而且感動，為一個老者對良知的堅守！
    黃萬裏老先生撰文指出：“（長江三峽）造壩截斷沙流，使上遊洪水抬高，泛濫頻繁；下遊停止造地，灘塗侵蝕。所以世界上有些國家已停止修建攔河大壩。例如巴西把原計劃在亞馬遜河上修建而未動工的25座水壩全部擱置起來。在馬來西亞，全國人民反對修建40億美元的沙澇越巴昆大壩。在印度，停建了已動工八年的賽倫特大壩。在澳大利亞，取消了富蘭克林河上修建塔曼斯尼大壩的計劃。為了發電，攔河築壩雖能利用水力，但會影響地貌，危害民生。所以人們一般在源頭利用水力發電，不致產生顯著的害處，或者改用火力或原子能發電。第二，從經濟觀點來看，三峽大壩每千瓦的成本既高，工期長達17年；不如考慮改修許多個大中型50至100萬千瓦站，陸續修建，5年建成一個，年有所成而回收資金，經濟效益更為合算。第三，從國防觀點說，大壩之成無異製造一弱點資敵。若使電廠被毀，則華中工業癱瘓；若使大壩被毀，則兩湖三江人民淪為魚鱉。”
    在三峽大壩決定修建後，黃萬裏老先生寫下了《哭長江三峽大壩開工》的七言絕句，他預言：“……更多的水中漂遊著的懸沙也部分沉積下來，堵塞住重慶港，斷絕航道。洪水時抬高水位，壅及上遊合川江津一帶，淹沒較兩縣更低窪之地，那裏人口數十萬，可能發生十倍於1983年7月底安康漢水之災，慘絕人倫。這就是長江幹流永不可修高壩的理由。若重來一個81年7月當地的洪水，則隻要一次大峰便可成災。”
    《經濟導報》寫道：“黃萬裏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對三門峽的意見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複叨念：‘他們沒有聽我一句話！’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峽！三峽，三峽千萬不能上！’帶著無盡的遺憾離開了人世。如今三峽工程竣工，庫區清汙成本和長江航運成本劇增，已是不爭之事實。據三峽工程防汛辦提供的氣象資料顯示，‘今年（編者按：指2005年，下同）4月份三峽壩區天氣複雜和劇烈變化程度為近50年同期所少見。請看《中國三峽工程報》的報道：‘今年4月三峽壩區氣候反常。氣溫並沒隨夏季的到來逐漸上升，反而呈下降趨勢。4月末平均氣溫不足12攝氏度，4月中旬周邊山區還出了較大範圍的降雪，月內有3次降溫過程，溫差升降劇烈、顛倒錯位的現象嚴重。另外，4月份全月降水量為236.5毫米，破壩區近10年降水量最高紀錄，破宜昌地區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紀錄。’”
    三峽大壩建成後，氣候異常現象接二連三，作為一個外行，我無法弄清楚這中間是否有某種聯係，但當我重讀黃萬裏老先生的著作，和當時許多研究者的論述時，突然感覺到不寒而栗，因為，那些預言中的相當一部分已經作為事實清晰展現在眼前。同樣感覺的還有很多研究者、博友及其他人……
    1985年3月他（黃萬裏）致書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提出：“建議勿修三峽壩，代之以雲貴川湘鄂贛豫省大中型電站。” 1985年35周年國慶剛過，他（黃萬裏）上書鄧小平再次談及三峽一事。“黃先生臨終前，沈英、賴敏兒夫婦前去探望。他自知沉屙不起，與他們再次談起治江之事，說著說著，竟流出眼淚，哭了出來。即使在逆境中，學生們也沒見老師這樣傷心地哭過。”（詳見《中國青年報》2004年10月27日《巍巍黃萬裏（下篇）》）
    伴隨著氣候的異常，伴隨著幹旱的肆虐，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念黃萬裏，這位可敬的老人。
    我讚同黃萬裏老先生的觀點，在綜合評估後，尤其對生態細致評估後，更應多建中小型水利工程，慎建大工程！
    當黃萬裏老先生生前的觀點及其他相關學者的研究被現實一點點驗證，是到了重新反思超大型水利工程的時候了。除了三峽大壩，被稱為世界最大工程之一的南水北調工程，在耗資無數後，發現能夠調的水已經極其有限。就連《人民日報》也在2009年12月30日，做了《南水北調後漢江“喊渴” “調水後遺症”引關注》的報道。當我們在通過超大型水利設施對自然生態進行改造的同時，我們也在被引向未知之路……
    多些反省吧！
    願上天垂憐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

這次的西南大旱，如果沒有五、六十年代的水利工程還積蓄了一些水，現在麵對的將是多麽可怕的局麵！
    這是一個不敢想象的假設！
    不要把西南旱災當成一個偶然的事件，它是中國農業全麵危機的最醒目警示！它宣告了自春秋戰國以來靠天吃飯的小農生產模式的終結！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將來麵對的是什麽，我也不敢去想了。
    目前，國家隻投入大的水利工程，而中小工程由地方負責建設。媒體報道說：“除了大型水利工程由國家直接建設以外，小型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缺乏固定的投入機製，農業大縣、產糧大縣一般都是經濟弱縣、財政窮縣，很難拿出相應的配套資金。”這正是赤裸裸的現實。一方麵，國家投入的大型水利工程，雲南這些地質結構複雜的地方享受不了——找不到建大型水利工程的地方，雲南副省長孔垂柱先生在接受采訪時談到了這一點。另一方麵，當地貧困，沒有錢建造。
    我實在弄不明白，每年的一號文件都是農業問題，為什麽在具體落實的時候，農業總是被邊緣化。1998年到2006年，中國城鎮固定資產投資中，對房地產的投資高達91537億元，而對農林牧漁業的投資總共才5168億元！剛剛公布的3月份統計數據，今年1-3月，全國完成房地產開發投資6,59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5.1%，這三個月房地產的投資額就已經超過1998年到2006年9年間國家對農林牧漁業的投資總額！孰重孰輕，一目了然。
    房地產業在聲嘶力竭的調控聲中、在一浪高過一浪的喊打聲中，投資額一飛衝天，而農業投資在關懷聲中，在體貼入微、感人肺腑的關懷聲中，一次次與真金白銀擦肩而過，成為當下最離奇的一景。
    那麽，為什麽不能由中央直接給這些貧困的地方撥款來建造中小水利工程呢？我建議國家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尤其是對農業水利工程的投入。從河南、山東的幹旱，到這次的西南幹旱，一次次地敲響水利建設滯後的警鍾，如果不對這種僵化的做法進行調整，後果不堪設想！——其實，現在就已經麵臨空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