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蘭博客
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錫安大道的,這人便為有福! 他們經過流淚穀,叫這穀變為泉源 之地;並有秋雨之福蓋滿了全穀 。
裕國先生是我在新浪的博友. 他的文章,總是承載著厚重的曆史深度和清醒的社會認知. "感謝之情緣何而起" 這篇文章以冷靜的文筆深刻地刨析了中國走向民主化過程中的最核心的問題,公民意識的缺失. 字字句句,直指問題關鍵. 現經裕國先生的授權, 將這樣一篇難能可貴,益國益民的文章轉貼在這裏. 讓我們共同期待,公民意識能夠取代五千年封建文化的思想束縛. 中國會在民主化的進程上越走越好. 裕國先生的職業是記者,曾采訪過朱容基,溫家寶兩任總理.
感謝之情緣何而起
作者:裕國
有摯友Henly潘先生，旅居加拿大，最近寫了一篇有關加拿大聯邦政府製定的公民常識教材即“公民手冊”的博文，深受啟發。潘先生是80年代中期最早下海闖蕩的年輕人，他本有相當不錯的鐵飯碗，卻毅然砸掉，遠赴海南深圳，打拚多年後先後於內地經商，並在美國工作了兩年。潘先生極重朋友感情，無論身處何地，他與我均有文字及通訊往來，經常聯係溝通，從無間斷。在我所在城市經商時，曾多次相邀小聚，談天說地，其樂融融。他酷愛文學，文筆優雅清新，見解獨到。每有新文，我必是第一讀者。在美國期間，利用假日遍遊美國東西海岸，寫了許多遊曆見聞。我曾建議將其美國見聞交於國內媒體發表，讓國人了解一個真實的美國和一個現代的公民社會。但由於後來他舉家移民加拿大，此事也不了了之，留下了一樁憾事。
他最近的博文以加國政府對國民之權利、義務、責任的要求談起，談及在加國旅遊時所見所聞和國人、社會的文明，以發人深省的感慨結束。“依稀記得清吏於成龍曾推崇的一副古刹名聯：人人治人，國雖治而必亂；人人治己，國雖亂而必治。也許正是這裏傳承著“人人治己”的文化和傳統，國人盡知自己的行為準則，從自己做起，從身邊做起，從日常小事做起，且蔚然成風。因此，今天即使在工業發達，人口稠密的南安大略省，抬頭可望湛藍的天空，潔白的雲朵，舉目可見碧波蕩漾的湖泊和蒼翠茂密的森林”。
由此我不能不想到我的祖國。且不說人人治己，一般的國人連起碼的公民意識也沒有。這當然不能怪國人。綜觀幾千年的中國曆史和厚重的傳統文化積澱，我們發現，其最大的缺陷，在於沒有民主。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是專製主義和奴隸主義。而公民意識作為社會意識的一種存在形式，是一種現代意識，是在現代民主法治下形成的民眾意識。它包括人們對“公民”作為國家政治、經濟、法律等活動主體的心理認同與理性自覺，又體現為保障與促進公民權利，合理配置國家權力資源的各種理論思想，以及對於國家和社會的責任感。具體體現則是視自己和他人為擁有自由權利、有尊嚴、有價值的人，勇於維護自己和他人的自由權利、尊嚴和價值的意識。
現代公民意識最核心的觀念，是強調社會個體的主體意識和個體的主體解放，主要表現在維護、爭取自身的自由和權利的強烈意識，以及對社會中其他每一個個體的自由和權利的關注、尊重與維護。其實質是公民正確地認識、積極而負責地參與國家和社會公共生活,以發展國家和社會為己任。
現代公民意識，與現代民主社會的核心理念和價值密切相關，也是現代民主社會的前提和基石。因此，公民意識的形成，最根本的取決於一個國家的社會製度、政府的教育及社會的引導。
回想起不久前“兩會”召開前後，國內媒體為配合宣傳，搞了許多民眾訪談節目，其中“央視”在采訪農民工、農民和城市居民時，有許多這樣話語，讓觀眾啼笑皆非乃至吃驚。諸如“希望我們的父母官多多關注民生”；“希望父母官把家鄉的事情辦好”；“請父母官多多向中央呼籲增加建設投資”…….等等。在人類已經進入21世紀的今天，還有“父母官”這樣散發著濃烈封建惡臭氣味的話語頻頻出現在國家電視台上，難道不是國家的恥辱？
記得一個朋友講過一個故事：一天，4歲孩子突然問他：“幼兒園的阿姨今天說‘父母官’，他們是什麽人啊”！朋友回答兒子說“他們是我們花錢雇來為我們服務的公共仆人，不是什麽父母官，我們才是他們的衣食父母”。
無獨有偶，據報載：某大城市中小學要求學生牢記該市“父母官”的姓名，以應付上級檢查……
請注意，這不是發生在中古世紀，而是發生在現代中國的真實故事。“父母官”，這個封建中央集權的官僚製度的產物，使得兩千年來民主思想在中國根本沒有產生的空間。直到現在，這三個字還是掛在人們嘴上，壓在人們心頭。中國人幾千年揮之不去的“父母官”情結，公民意識的缺失，在這裏找到了淋漓盡致的詮釋。
由此上朔到1957年的反右、1966年開始的10年浩劫，數以千萬計的中國公民被帶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數以百萬計的人被迫害致死，無數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當改革開放初期，那些幸存者被平反昭雪時，他們卻痛哭流涕連連感謝黨和政府，給了他們第二次政治生命。在一個公民社會裏，這是無法理解的。我本無罪，被無須有的罪名慘遭迫害，理應要求國家賠償，感謝之情由何而起？
寫到這裏我不禁想起了北大老校長馬寅初先生。1957年，當大批判已在全國成不可抗拒之勢，寫了《新人口論》的馬老被批為宣傳馬爾薩斯人口論而慘遭猛烈批判和圍攻，在此情勢下，馬老仍堅持拒不檢討，並在11月發出《重申我的請求》一文，宣稱；“我雖年近80，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迎戰，直到戰死為止，決不向以理壓服而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投降！”他還說：“我對我的理論相當有把握，不能不堅持。學術的尊嚴不能不維護，隻得拒絕檢討！”這是何等的凜然！
馬老就是這樣以死維護著一個公民的尊嚴，他不愧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1979年胡耀邦在平反馬老的冤案時，曾動情地感慨道：“批錯了一個人，中國多生了幾個億啊”！
當然，馬寅初老先生隻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個案。多年前，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之先生有感於中國人公民意識的缺失，曾自告奮勇要求當國民的“公民教員”的工作。從法律和理論上講，作為一個國家的自然人，我們都已經是公民了，但我們的公民意識有多少呢？圍繞公民的權利、義務、責任關係，以及公民對待個人與國家、個人與社會、個人與他人之間的道德觀念、價值取向、行為規範等等基本意識具體到我們每一個人，又有多少呢?
中國4月13日發布了《國家人權行動計劃(2009-2010年)》。與以往的人權宣言不同的是，此次有了具體的時間表，從而也把中國置於全世界的監督之下。過去西方國家老拿中國的人權狀況說事，使我們常處於尷尬的境地。作為現代社會個人最基本的權利，人權具有與生俱來和不可剝奪的特性。人權作為一種普世性的主流價值觀念，為全人類社會提供了一種共同的標準。中國人權計劃的出台，表明了中國社會的進步。
但正在此時，媒體卻爆出了河南靈寶的“王帥誹謗政府案”、以及鄂爾多斯版的“王帥案”，聯想到各地頻發的諸如“彭水詩案”等一係列因言獲罪、以“誹謗”的罪名、跨省追捕的鬧劇，但每一次的發生及後來的轉機，始終讓人看不到有任何進步。可預期的製度保障失靈，社會的各種資源與力量就在這種循環中損耗。法治的軟弱讓媒體喧賓奪主，以至於有有識之士大呼：與其寄希望於媒體，還不如老老實實地加強和落實製度建設，用製度的籠子關住權力的獸性！。
在一個現代的公民社會裏，質疑是公民的責任，而釋疑則是政府的義務。即使公民的質疑與事實有出入，政府也應作出合理的解釋，更不能以“誹謗”給公民定罪，特別在中國這樣一個公民與政府信息嚴重不對稱的國度裏。
正當王帥案餘波未了，香港藝人成龍在博鼇的一席發言又掀起大波。一場 “在中國，究竟誰最該被管”的討論在網絡和媒體激烈進行。當代中國人之所以對管理敏感，就是因為管理在中國的特殊含義：管理者首先是公民而不是政府...因此，當成龍提出對國人進行“管理”的時候，人們出於本能便不難理解對其口誅筆伐便不難理解。這一事件反映了中國當代公民意識的覺醒。成龍隻是一個藝人，他有自己的言論自由，人們也理應寬容。問題在於，藝人作為公眾人物，思想應合乎時宜。像兩會期間某政協委員提案要求封殺‘山寨文化”遭到全國網友炮轟一樣，公眾人物不要自取其辱。中國人並不抵製管理，但管理應該保護公民的基本憲法權利。我們需要政府，但政府應該恪守本分，嚴格依法辦事，任何官員都是人民的勤務員和公仆。沒有任何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權力。
報載：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一次講話中要求各級官員要“善待衣食父母”。這個“衣食父母”不是別人，正是納稅人和公民。我們的公務員、軍隊、警察和一切公職人員，都靠我們納稅人養活。而國家的每一項投資、政府財政的每一份收入，都是納稅人和人民的血汗錢。
此前，重慶政府出台了公交車漲價的政策，雖然隻有幾角到幾塊錢，但卻遭到了市民強烈反對並引發了小規模的示威。公民的抗議，使當地官方暫緩出台了公交票價改革方案的。據重慶市物價局向媒體通報，稱公交票價改革時機不夠成熟，而市財政將加大扶持力度。當地媒體的評論“網絡民主到人民民主，重慶暫緩公交漲價”中寫道：我們為重慶決策層的民主和開明感到由衷高興，從網絡民主到人民民主，曆史將記住這一刻。評論還指出，雖然網民言辭激烈，但“重慶相關部門表現了理性、寬容和克製，讓各方意見充分發酵，讓重慶廣大市民的公民意識得到充分彰顯，這的確是信息時代重慶百萬網民參與公共政策製定的一個經典個案”。如今，洶湧澎湃的網絡民意，催生了中國的“新意見階層”，成為中國人公民意識覺醒的一個重要標誌。
在漫長的中國曆史中，我們推崇、敬仰、紀念自古以來的清官廉吏從魏征到包拯、到海瑞、於成龍、一直到現代的彭大將軍。我們的國家、社會需要這樣敢說真話、直言進諫之士。但我們更需要一個好製度，那就是民主憲政。一個好製度能把壞人變成好人，而一個壞製度卻能把好人變為壞人。這是一個非常淺顯但卻被無數曆史事實反複證明的道理。我在紀念黃萬裏先生的一篇博文中曾有這樣一段話；“今天我們反思黃萬裏，絕不僅是他所體現出的敢說真話的勇氣，以及知識分子人格的獨立。這樣的解讀對知識分子階層來說，固然有著警醒的價值，但對一個更為普泛的準公民社會而言，麵對事關公共利益的決策機製，一味地激賞“進言”的士大夫精神，未免舍本逐末。相對於士大夫精神，一個科學、民主的決策機製更為重要。為什麽黃萬裏始終是一個孤獨的反對派？為什麽黃萬裏總是不停歇地給政要們“上書”？一個公民社會，是不需要上書這樣的封建意識濃鬱的行為方式的。一個代議製的國家，是不會人人噤若寒蟬的。對士大夫的精神的讚頌，潛意識中是我們揮之不去的臣民思維在作祟”。
中國社會的最脆弱點，在於公民沒有公共事務的知情權、參與權和決策權，沒有對官員和公權力的監督權。因為我們的官員不是民選而是由上級任命而產生。因此，官員不是對下級即公民負責，而是對上級負責，這是導致公權力泛濫、官員腐敗嚴重而不可收拾、官民矛盾已成社會主要矛盾的症結所在。試想，如果官員由人民選舉產生，對人民負責，人民決定官員的升遷罷黜，那官員將如何呢？
立國先立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培養高素質的公民、不斷提高國人的公民意識是國家文明建設的根本任務。而要建立一個公民社會，實現社會的法治、公平與正義，人民的自由、平等、均富，實現“官由民選、權由民授”，還權於民，則是現代國家最崇高的發展方向。所有這一切，都有賴於國家民主憲政的製度安排。這是曆史的潮流，任何人無法抗拒。中國的民主進程雖然漫長而緩慢，但畢竟在躑躅前行，因為倒退沒有出路。也正如100年前中國新民主主義偉大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所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文章出處: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1af9a10100cuom.html
謝謝朋友的評論. 文章作者在國內,雖然我已經把這個轉載的連接給他,他不一定能上到這裏來. 我也不會試圖替作者回複你的評論. 但是,我想,有一點你和裕國先生是一致的,都是知道中國應該改進,中國能夠改進,都希望自己的國家,自己的民族的明天會更好. 祝福朋友!
中國不是缺乏公民意識，而是由於世界曆史變遷的限製。其實在明朝的中國，市場的自由化程度就很高；朝廷的內閣製，極大地限製了皇帝的權利。清朝由於滿族得天下，一定程度上束縛了漢人的權益和自由。但是儒道釋一直影響和指導平民百姓的行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觀念，深入人心。然而直到鴉片戰爭失敗以來近百年的苦難，讓中國人民的自信心和對未來的希望，飽受摧殘。國家的概念模糊，自己的定位更是無法提起。如果象上文作者，看月亮都是加拿大的圓，不去曆史地，辯證地，發展地看問題，當然沒有什麽爭論的。１９４９年之後，不去說國共之爭，如果蔣得天下，中國就是美國的附庸，用來對付前蘇聯。當然，對一個看一切都是別人好的作者來說，當然無所謂。本人在美國很久，深感等級製之森嚴。西方文明的虛偽和殘忍。雖然剛剛把手上的血跡洗得幹幹淨淨，就開始對別人說三道四，其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滿足本國的利益，別國的生死，並不重要。用掠奪來的巨額財富來發展本國。中國在近代，有的隻是失血的經曆，國家如此窮困，世界環境如此惡劣，建國的經驗如此貧乏，走了許多彎路，在公民的意識上，落後了。但是這跟中國的文化和製度是沒有關係的。中國如此之大，一個世紀的包袱，不是輕易想扔就能得掉。現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了，很多失去的好傳統在恢複。在國際上，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人民，是一個模範的公民，這一天我們一定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