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真實的毛澤東(一) (圖)

探討真實的毛澤東(一) ZT

提要：不能神化也不能妖魔化毛澤東, 我們需要的是在真實的曆史中尋找答案,還原成人的重新評價


每每經過天安門，望一眼城樓，都會看到毛澤東。

那是他的畫像。在城樓後麵，有個畫家負責畫像更新，幾十年不變地用傳統的方式畫著同一個人的同一個瞬間。

從1976年他去世到現在，已經三十一年。主席像已經更換多次，而他注視下的中國，又有多大的變化？

偶爾會有這樣的閃念：這三十年時間裏，他都看到了什麽？

如果讓他說出來，他最先提到的，將是哪些——網絡，民主進程，經濟改革，還是腐敗或者別的什麽？

這的確是個劇烈變化的年代，但也有一些變化不大的事情。

如果以他的畫像為圓心，在五公裏範圍之內，就可以看到壟斷行業威嚴的衙門口。五十公裏範圍內，就能看到囊中羞澀依舊的農民；五百公裏範圍內，還可以看到更多仍在幹預微觀經濟的地方政府……所有這些，都在這個人的注視之下。

他不言，下自成蹊。

在很多國家的廣場或者巨型紀念建築物裏，都有個人在注視著他的國家、他的國人。

在一個人的注視下生活，其實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就如同家裏永遠有一位老人——盡管他打過孩子們的屁股，但也給孩子們講過“狼外婆”的童話。

毛澤東還不僅僅是這樣一位老人。他曆經了人與神的奇幻輪回；他造就了一段影響深遠的中國曆史；他至少仍通過憲法以“毛澤東思想”的方式對國人的現在和未來發揮作用。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毛澤東”三個字和“中國人”三個字，還息息相關。

這決定了中國人不能以對鄰家老人的心態對待毛澤東。

所幸，在政治文明日益提高的今天，關於這個老人的事實越來越多地被公開。

盡管如此，關於他的信息仍不完整。所有人能做的，就是在他辭世三十一年後，仍盡可能還原他，去尋找一種叫做真實的答案。

交叉在虛擬與現實中

“毛澤東”三個字在現實中依然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各種途徑折射出的各式毛澤東是人們重憶這位偉人的現實表現

“一生愛好文藝，喜歡聽京劇、曲劇、書法、詩詞和史書，寫得一手好字，喜歡與那些禦用知識名流們唱和，討論古詩的創作規律。”——這是一位博客主人的介紹，而這個博客的名字是“毛澤東”。

“毛澤東”三個字頻繁出現在網絡上，不僅有“毛澤東博客”，而且有各種各樣以“毛澤東”命名的網站。

毛澤東研究專家，中央黨校教授胡為雄說，今日的中國人，不僅從書籍和影視媒體中熟悉毛澤東，更喜歡從網絡中尋找或重塑毛澤東。

網上魔力

在網絡對大多數中國人還很陌生時，“毛澤東”這個天價域名在1998年就被英國人搶注了。

國內最初以“毛澤東”名字命名的網站則難以查考。

胡為雄說，現在普遍認為河北晶牛集團創立的“毛澤東思想”網站是國內最早的毛澤東思想研究和傳播網站。2006年3月，這個在2000年底開通的“毛澤東思想”網站的點擊量超過了1億次。

在2000年以後，越來越多的企業、個人、政府機構都加入到創建“毛澤東”網站的行列中來。

2001年12月26日，由共青團中央和黨史文獻研究室等單位建立的“毛澤東紀念館”在網上開通。

在2003年毛澤東110周年誕辰前後這一段時間裏，出現了若幹個和“毛澤東”有關的網站，毛澤東的詩詞、選集、傳記、軼事都紛紛傳到了網上。

在這一時間段前後出現了幾百家以“毛澤東”命名的網站，這一熱潮在2003年前後達到了一個頂峰。

有人把這稱之為“紅色網站”的井噴，形形色色的網站的開通，在虛擬世界裏建立了另外一個毛澤東王國。

伴隨著各種網站的建立，是網絡論壇中一直爭吵不息的論戰，“千年一師毛主席”與“毛澤東一生建國有功，治國無方”這樣的帖子同時出現在論壇中。

“如果說毛澤東網站的建立更多的是一種懷念和研究外，那麽各種毛澤東論壇裏的爭論卻往往超出了學術的範疇，在某種程度上，直接對罵也好，論戰也好，反映出的心態都比較複雜。”胡為雄說。

“我覺得不僅僅是口水仗。”曾經參與人民網“強國論壇”中“毛澤東論戰”的網民“向日葵”認為，大家都想證明自己的判斷，而這是對曆史的尊重。他的想法代表了許多參與論戰的網民的想法。

論戰雙方都花了很大力氣找論據支持自己的觀點，建國後工農業的各項發展指標和數據、過去和現在的各種增長率這樣相對專業的東西都被拿出來反複分析。

盡管誰也說服不了誰，但是論戰還在繼續。“天涯”、“中青在線”等著名論壇中，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因為一個新的關於毛澤東的帖子而重新開始打架。

顯然，這樣的論戰並不會停止。

毛澤東甚至走進了網絡遊戲世界，在由新聞出版總署和共青團中央組織實施的《中華英雄譜》網絡遊戲中，設置的“寶物”是毛澤東語錄，平裝本、精裝本、限量精裝本、簽名精裝本等顯示了不同的等級，而玩家的最終成就即在天安門廣場受到毛主席的接見。

虛擬世界裏的毛澤東塑造出來的肯定不是曆史中的毛澤東，但卻是曆史中的毛澤東在現實的一種投射。

31年後的毛澤東，在網上的虛擬世界裏也同樣經曆著人神之間的輪回，在新的網絡話語中成為持久的一種潮流。

紅色書籍主角

今年9月9日是毛澤東逝世31周年，一些關於毛澤東的書籍再次熱賣，由此帶動整個黨史類書籍的熱銷。在北京 中關村圖書大廈，有一塊專門辟出來的圖書專區，書的封麵大都以“紅色”為主調，《長征日記》、《紅星照耀的中國》、《毛澤東傳》、《馬克思傳》、《變局 —— 七千人大會始末》、《家書》，老書新書都聚集其中，買書的人把這稱之為“紅色專櫃”。紅色，大都與“毛澤東”三個字有所關聯。

在全國各大城市的大型書店中，幾乎都有這樣的“紅色專櫃”。借著紀念建黨86周年的東風，重新解讀的“黨史類”書籍在今年成為一股新的潮流。“《變局 —— 七千人大會始末》一段時間出現了斷檔。”中國青年出版社市場部經理付豪傑說，在上市不到兩周後，起印兩萬冊的書已經被訂購一空，出版社不得不加緊重印。“新版《毛澤東傳》已經賣了11萬冊左右，連帶其他幾本毛澤東學術研究類的書也賣了1萬多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編輯潘宇博士說，這本再版的傳記是在暢銷書行列中待得比較久的書。

毛澤東的外孫女孔東梅剛剛推出了她的第三本書，《改變世界的日子(與王海容談毛澤東外交往事)》。這本書在上海書市引起了不小的反響，眾多參加簽名售書的人則希望從孔東梅的身上看到更多毛澤東的影子。

涉及“毛澤東”的書籍的出版並不容易，除了按常規要在新聞出版署進行選題申報和備案審查外，涉及重大黨史人物和黨史問題的還要經過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央文獻研究室等機構專家進行專門審查。《變局 —— 七千人大會始末》這本書連寫作帶報批前後差不多用了4年時間。這是一本第一次全麵披露1962年“七千人大會”全過程的著作。“黨史類書籍在這方麵非常耗時間。” 《變局 —— 七千人大會始末》一書的責任編輯吳曉梅說。所以有的出版社不願意碰這類書籍，因為周期太長，有時單純從經濟效益上考慮經常得不償失。

但是近年來這類書籍在市場上卻一直成為一個熱點。眾多的出版社盡管麵臨諸多困難，都在嚐試出版類似的書籍，這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過去由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央黨史出版社、中央黨校出版社等幾家出版社一統天下的局麵。

一些有分量的書激起了人們的閱讀欲望，但是另一方麵，跟風之作也充斥其中。在“紅色專櫃”中，也有一些從封麵設計到題材看上去雷同的書，標題聳人聽聞，內容卻乏善可陳。

“魚龍混雜，泥沙俱下”，中央黨校一位教授對現在的黨史類書籍的泛濫用八個字來形容。黨史類書籍的熱銷同樣引起了出版界的關注，中共黨史出版社編輯部副主任吳江認為今年黨史類書籍更注重了對黨的革命和執政規律的探索，不再局限於描述黨的曆史，更注重通過曆史對規律的挖掘。他對紅色出版物熱潮評價是，從長遠看來，熱潮會減退，常溫依然在。

但在書市之外、網絡之下，“毛澤東”這個名字及其背後的故事仍將為人們津津樂道。

中央文獻研究室的張素華認為毛澤東是那個時代的縮影，他的成功和失誤對今天都有借鑒的意義，他的經驗和教訓都是今天的財富。

在後人追溯的目光中，折射出各種各樣的毛澤東來，回到熱鬧的網絡博客中，一位來自西藏那曲的網民多吉俄色在自己的博客上說，毛澤東不會隨著時間而淡化，不管是出生在他在世的年代，還是他去世後出生的人，都在關注他，盡可能地去了解他。

越曆史,越真實

不能神化也不能妖魔化毛澤東, 我們需要的是在真實的曆史中尋找答案,還原成人的重新評價

張素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主要從事毛澤東生平和思想研究，至今已有27年。參與編輯過《毛澤東軍事文集》(6卷本)，撰寫過《毛澤東年譜》，出版過《毛澤東畫傳》、《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等。對於如何研究毛澤東，頗有己見。

不應糾纏於個人品質

新世紀：關於毛澤東的熱度最近幾年一直在持續，您怎麽看待這種現象？

張素華：近幾年來，我幾乎每天都要拿出一點時間來上網。我有一個明確的感覺，毛澤東雖然逝世31周年了，國人對他還是相當關注的。

毛澤東作為一個曆史人物，為什麽至今還被人們廣泛地關注？我想大體有四方麵的原因：

一是由於他的特殊地位，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新中國的主要締造者，在憲法和黨章裏都記載著要堅持毛澤東思想，雖然那個毛澤東思想強調的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但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有著這樣顯赫地位的人物，自然會受到關注。

二是由於毛澤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人物，從功業上來說，他既在曆史上發揮了重大的作用，又犯有嚴重的錯誤，這樣一個功過俱存的人物，如何評價，自然眾說紛紜；

三是他曾經是一個被神化的人，如何把他還原成人，有很多工作要做，在這個過程中自然又會產生很多爭論；

四是毛澤東是一個有大智慧的人，也是那個時代的一個縮影，他的成功和失誤對今天都有借鑒意義，他的經驗和教訓都是今天的財富。

從這幾個方麵來講，我想對毛澤東的評價，恐怕還要繼續下去。

新世紀：在一些激烈的爭論中，關於毛澤東留給我們的曆史經驗教訓很多糾纏在毛澤東個人身上，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張素華：在爭論當中，我發現有些問題大家應該取得共識。在總結毛澤東的曆史經驗教訓時，要盡量少從個人的品質上來尋找存在問題的原因。

比如在整人問題上，僅僅放在中國看，可能是毛澤東本人的問題。但是如果你放在國際共運這個大範圍來看，就會發現，這不僅是中國一個黨的問題，許多黨都存在這樣的問題，難道那些黨的第一把手人品都有問題，事情有那麽巧合嗎？

1956年，一個兄弟黨內有四個人因為受迫害，逃到中國，還有兩個人在蘇聯不敢回國。原因是他們在中央全會上批評了中央的領導。對此事毛澤東十分有看法。

他對米高揚說，這不是正常的黨內生活。在黨內要允許發表不同意見。他還讓米高揚告訴那個黨說：你那套打倒的辦法不行，這隻能引起黨內矛盾的尖銳化。今天你打倒了他們，也許明天他們又打倒了你，這樣下去你們的黨、你們的事業就危險了！

他還說，不要搞得你死我活嘛！有什麽好處呢？今天我起來把你打倒，明天你起來又把我打倒。這樣不好。資產階級還有兩黨製度呢，美國就有兩個黨，艾森豪威爾上台，杜魯門並沒有坐班房啊！

在中共八大期間，毛澤東在會見那個黨的代表團時，還專門談了這個問題。那個黨的同誌說，美國人最近散發傳單反對我們的領袖，那些被開除逃跑的人也反對我們的領袖，可見是特務，他們反黨，反政府。

毛澤東說，赫魯曉夫批評了你們的領袖，也是美國人的特務？今天，我、劉少奇、王稼祥、彭德懷也批評了你們的領袖，也該是特務了。帝國主義分子批評斯大林，赫魯曉夫現在也批評斯大林，那麽，赫魯曉夫也該是帝國主義分子了？這些都是無原則的聯係。

從這些談話可以看出，當時的毛澤東很清醒。

可是僅僅一年以後，他就來了一個反右，1959年又在黨內反右，從此就很少消停，直至文化大革命。由清醒到不清醒，由堅決反對打壓不同意見，到大肆打壓不同意見，這其中到底是什麽原因，如果僅僅從個人品質上找原因，那麽換個品行好的人就行了。行嗎？事實證明是不行的。

新世紀：現在來看，這些變化的原因比較複雜。

張素華：所以我們黨撥亂反正以後，做出了實行領導任期製的製度，事實證明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製度。

還是拿毛澤東來說，如果實行任期製，毛澤東1949年任黨的主席，按任期10年算，到1959年他就到期了，對於一個1959年就要到期的領導來說，他可能再發動一次廬山會議的反右嗎？肯定不會。因為他發動不起來呀！當時的彭德懷就不服嘛，很多的人不服嘛。你就要成為明日黃花了，真理又不在你的手裏，誰還會跟你走呢？如果在毛澤東任期內不可能發動反右，新上來的同誌肯定也不會。

我在這裏再舉一個例子，斯大林事件出現以後，赫魯曉夫在總結斯大林的經驗教訓時，也主要是在人品上找原因，沒有在製度上找原因，結果沒有走出那個怪圈。赫魯曉夫呢，還是搞終身製，做了11年的總書記被別人給政變了。當時的毛澤東在總結斯大林的經驗教訓時，應該說，他注意到了製度上的原因，所以，中共八大他有了退的想法，在黨內出現了一線二線的問題。

但這個思想不徹底，還是沒有引起高度的重視。毛澤東在同米高揚談到斯大林的問題時，就說他太任性，但同時也怪罪赫魯曉夫等人當時不提醒斯大林，現在批判斯大林。從這個意義上說，斯大林事件的出現，確實使毛澤東在觀察他身邊的人時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所以，毛澤東從斯大林身上也沒有能夠正確地吸取經驗教訓。

在真實的曆史中尋找答案

新世紀：那麽這個問題的正確解讀應該是什麽樣的？

張素華：總結毛澤東的曆史經驗教訓，要注意從曆史過程、曆史背景、曆史條件上來分析他，研究他，一種說法是“曆史還原法”。

人都有曆史的局限性。他們說什麽、做什麽很難超越當時的曆史條件。我們不能現在回過頭去看，說應該這麽著，而他卻那麽著。

比如有人對毛澤東提出的“槍杆裏麵出政權”的思想進行批判。如果了解當時的曆史情況，恐怕就很難這麽說了。共產黨當時恰恰是不屑於抓槍杆子的。是一個論黨內地位還沒有毛澤東高的蔣介石，先是發動了中山艦事件，接著是“四·一二”事變，對共產黨人大開殺戒，然後在南京自立中央政府。這邊的國民黨中央，雖然對蔣介石三令五申，共產黨又發通電，蔣介石根本不理你，該幹什麽還是幹什麽。原因是什麽呢？他手裏有槍。不但蔣介石不理你，這邊國民黨中央的人後來也跟著蔣介石走了，全都清共。

湖南的唐生智算什麽呢？起初毛澤東也沒有太在意他，孰料他後來也成了左右武漢 政權的關鍵力量，成了撲滅湖南農民運動關鍵的力量，所以，毛澤東悟到，蔣、唐之所以有力量，就是因為都是拿槍杆子的，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這個思想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總結出來的。

事實就是這樣，在中國曆史上，沒有槍杆子不會有說話的權力，更不用說要奪取政權了。很多的事情都是事出有因，都需要用曆史的還原法來細致、認真地梳理出來。

再比如建國初期的“一邊倒”政策，用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你傻不傻呀，幹嗎不實行全方位外交？不同美國搞好關係？至少可以實行中間路線嘛。事情真的那麽簡單嗎？

如果深入研究那一段曆史，就會發現，既不像西方說的，當時的中央內部有親蘇、親美派之分，毛澤東是從鞏固自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出發去製定了“一邊倒”的政策，也不是毛澤東對什麽高崗與斯大林的親密關係不安等等，而是在一種特殊的曆史條件下決定的，是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審慎做出的。總之，它恰好實現了中國的國家利益和中國共產黨主張的意識形態的統一。

還原成人的重新評價

新世紀：現在網絡上這種重塑毛澤東的過程還在繼續，怎麽看待這種重塑？

張素華：網上現在的這種重塑，有自己合理想象的地方。我感覺如果真正要總結曆史經驗，要評說毛澤東，恐怕要注意幾個問題。

首先是不能神化他，現在神化他的文章也有一些，但很難成為氣候；

第二是不能妖魔化，把他說得像魔鬼，我認為這是不顧曆史事實的一種表現。

我覺得在總結毛澤東的曆史經驗教訓時，要注意把他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同他所犯的錯誤區分開來。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主要是從蘇聯來的，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他所理解的社會主義比較狹隘。

現在人們講社會主義有幾個支流，一個是西方的社會主義；一個是東方的社會主義，也就是以列寧為代表的社會主義；當然還有別的社會主義。

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是，1956年英國工黨代表團到中國來，他們就和毛澤東辯論，他們堅持的也是社會主義，並且勸毛澤東不要把中國的社會主義搞的和蘇聯一樣，那樣不好，蘇聯的社會主義有問題。毛澤東堅持說，我們和蘇聯是一致的。當時是誰也沒有說服誰。

從毛澤東來說，他對蘇聯的社會主義是否有不夠完善的地方雖然懷疑，但在根本問題上沒有懷疑，所以建國後的毛澤東，沒有走出蘇聯的模式；相反有些地方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總是想建立一個工農當家作主的國家，比如提幹、上學、當兵，處處都要優先工農子弟。他甚至提拔工人、農民的代表到中央任職。

他不認為這對非工農出身的人是一種不平等，是對另外一些人的歧視。

他更沒有認識到要改變工農的地位，首先要提高他們的經濟地位。要提高工農的經濟地位，就得千方百計地把經濟搞上去。

也就是說，他所犯的一係列錯誤，同他追求的理想社會主義有關。

總的來講，我感覺要正確看待毛澤東，尤其在指出他的錯誤的時候，需要分清哪些是製度造成的；哪些是他對社會主義的狹隘理解造成的；哪些是對形勢的判斷失誤造成的；哪些是他個人的原因造成的。

我們在評價他的時候，既不要神化他，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要以理性的態度，客觀地、實事求是地分析他，評價他，這對毛澤東是公正的，對我們的社會也是有好處的。

我們無論對誰，都要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大家評論一個人，不是為了批評而批評，而是為了總結經驗，為了使我們不再重複他人或前人的錯誤，為了使我們走得更好

他也有三落三起

毛澤東個人的人生曲折,是一種相忍為黨積極的人生價值取向，對於中國共產黨說來，也是一個曆盡曲折的成長過程。

最近，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黃允升著的《毛澤東三落三起》一書。

過去人們都知道鄧小平有個“三落三起”的傳奇人生，如今黃允升又向大家講了一個毛澤東“三落三起”的長篇故事。

說起毛澤東的“三落三起”，對於毛澤東說來，自然是他刻骨銘心的一段人生磨難；對於中國共產黨說來，也是一個曆盡曲折的成長過程。

秋收起義後第一落

毛澤東的第一落，說起來，叫人不能不遐想。

1927年春夏，國民黨突然對共產黨翻臉，進行窮追猛打。一向懷有救國理想的共產黨對此極其震驚和氣憤，立刻決定通過充分發動工農群眾，在城市實行武裝起義，奪取全國政權。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自動請纓到湖南組織起義。然而，起義並不順利，原想幾路進攻長沙 ，可是起義沒幾天，幾乎全部失利。這使毛澤東迅速明白了一個問題，國民黨已經坐大，整個形勢是敵強我弱，眼下不是什麽繼續暴動，而是如何生存的問題。

當然，他是否馬上就明白了靠暴動不能取得勝利的道理，似也不是那麽明確，但有一點，他比較肯定，必須保存武裝，必須先生存下來才能談到其他。所以，幾路起義軍失敗之後，毛澤東立刻做出決斷，不再進攻長沙，拉著隊伍上山了。

上山，在當時來說，是惟一正確的選擇，但中央則很難理解，乃至非常憤怒。認為他“停止長沙暴動”，是“放任工農革命軍退走”，是“臨陣脫逃”。共產國際的代表說得更嚴重，是“最可恥的背叛”。很快，毛澤東就被“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後來一傳再傳，又變為被開除黨籍了。這就是毛澤東的第一落。

事後來看，當時在中央負責的同誌，也都是一些革命青年，他們憑著一股堅定的革命信念，憑著對蘇聯十月革命武裝起義道路的認定，以及對國民黨政權的蔑視，一心認為通過發動一個個暴動就可以實現全國革命的勝利。那麽毛澤東呢？他暴動一半，就領兵走了，自然就是他們眼裏的“逃兵”。之後，隨著一個個暴動的失敗，人們才逐漸認識毛澤東是對的。

問題的關鍵是，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保存了實力，搞出一個工農武裝割據的成功案例，他不僅讓一些起義隊伍有了歸宿，而且為眾多的起義隊伍提供了榜樣，使中國共產黨有了喘息和重整隊伍的機會，否則中央精心策劃的所有起義都會是慘痛的失敗而變得無甚意義。

第二落：落選前委書記離開紅四軍

毛澤東的第二落，情況稍有不同。

這次的大落是紅四軍內部意見分歧的結果，與中央關係不大，但所爭論的內容，也涉及一些原則問題。

紅四軍的核心人物是毛澤東和朱德等，當時的分歧也主要產生在他們之間。毛澤東從未做過軍事工作，甚至連軍校也未讀過，帶兵打仗可以說是一個外行；朱德不僅讀過軍校，而且身經百戰，有著豐富的戰鬥經驗。而四軍這支弱小的軍隊，既屬於初創時期，又生長在國民黨強大優勢兵力的“叢林”之間，時刻都有被剿滅的危險。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如何生存、如何領導、如何建設和發展，麵臨著生死的考驗，一切都在艱難的起步與探索之中。

問題的複雜性在於，遠在偏遠農村的四軍，是由身居上海的中共中央指揮的一支軍隊，中共中央又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四軍的行動必須按中央的指示辦事。毛澤東雖然初入行伍，但他悟性極高，在如何治軍、如何帶兵打仗、如何使紅軍發展壯大等等方麵提出一些自己的主張，並且常常是一些有別於中央指示的主張。

當同誌們向他質疑時，他總是以要從本地情況出發，要創造性地執行中央指示為由，為自己辯護，這使認為應該堅決執行中央指示的同誌心裏總是不那麽踏實。在這些現象的背後卻存在著毛澤東攬事太多、太有主見，常常聽不進他人意見的情況，也讓同誌們感到鬱悶。

一來二去，加上中央二月指示的因素，再加上中央特派員劉安恭的到來，紅四軍內部的大爭論爆發了。很快，毛澤東就成了少數，甚至劉安恭說他是“自創體係”，是“反中央派”。紅四軍黨代表大會在選舉前委書記時，毛澤東落選了。無奈，毛澤東離開了紅四軍，到地方工作。

事後來看，當時的毛澤東、朱德、陳毅等都處在同一起跑線上，誰的想法正確？誰更高明一點？一切都要由實踐來檢驗。幾個月後，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來做出裁決，對毛澤東提出的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關於紅軍建設的基本原則進行了肯定。於是，毛澤東又被請回了四軍。

毛澤東立刻抓住這一機會，起草一個有3萬多字的文件，交四軍黨代表大會通過，史稱“古田會議決議”。這個決議，將紅軍建設的基本原則確立起來，成為中共建軍的綱領，至今仍在發揮作用。近一年後，朱德坦然承認，這場爭論，他是錯的；毛澤東表示他的工作方式和態度也有問題；各自都作了自我批評。這就是毛澤東的第二落。

第三落：成為中央批判對象

毛澤東的第三落，情況非常複雜，這一次主要是同中央的一些認識分歧，最根本的問題，是以什麽方式如何實現中國革命勝利的問題。

到1931年底，毛澤東和朱德領導的紅軍已發展到幾萬人，並建立了大片根據地。怎樣才能奪取全國政權呢？中央的意見仍是以占領中心城市為主，以實現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毛澤東則堅持以“農村為中心”，實行“工農武裝割據”，也就是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那麽這個爭論，誰是正確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呢？

這時在中央負責的是一些從蘇聯學習回來的年輕人，中央的同誌理直氣壯地認為，“山溝”裏出不了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提出的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是對中國革命經驗的總結。它雖與蘇聯的道路不同，卻是一條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惟一能夠實現中國革命勝利的路。

但中央的領導權不在毛澤東的手裏，他越是堅持自己的意見，越是讓人覺得他太固執，他已經成為貫徹落實中央意見的阻力。

因此，毛澤東便成了中央批判的對象，被請出了紅軍，去做地方工作。用一句通俗的話說，邊緣化了。最嚴重時，人們甚至不敢同他交往。這就是毛澤東的第三落。

1934年，紅軍被迫長征，在紅軍生死關頭的時刻，毛澤東才又回到了軍事指揮的領導崗位。有人說，曆史選擇了毛澤東，這個話是符合曆史實際的。

表麵看來，毛澤東的三個大落與大起，是他個人的人生曲折，實際卻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的初創時期，既有一個對外鬥爭，也有一個內部不斷爭論、不斷調整方向、不斷進步的過程。

這個過程留給後人的啟示是，做事一定從實際出發，注意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才能離真理近一點。

從毛澤東本人來看，他不但沒有因為受到挫折而消沉，並從中學到不少東西，賀子珍說，他變得更耐心了，更加善於團結人了。這是一種相忍為黨積極的人生價值取向。

主角：毛澤東與七千人大會

七千人大會時期，毛澤東自然是整個中國的主角，這位個性強、氣質浪漫的“一把手”召開這樣一次大會的動因是什麽？他的自我批評又給大會帶來了什麽變化？

通常說來，1961年底，中國已經走出三年經濟困難的危機。

但事實上，經濟形勢依然十分嚴峻，糧食極缺，各種物資都很不足。如何走出困境、迅速恢複國民經濟，中央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但調整起來卻十分費力。

中央感到，不少地方存在著隻顧局部利益、不顧整體利益的本位主義、分散主義，為此非常著急。

危難當中，有人提議，召開一個地委書記以上的幹部會議，打通思想，問題或許可以解決。

危機時刻，毛澤東交心開大會

毛澤東的突出印象是：“空氣比較沉悶，人們的氣不壯。”氣不壯是外在的表現，真正深層的原因是人們的心結沒有解開。這心結是什麽？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各級幹部都是熱情高漲，表現出極大的積極性，到頭來遭遇的卻是重大挫折，不少人還受了處分，不免有點灰溜溜的，甚至還有不少怨氣，自然就失去了往日的銳氣與精神。

對“大躍進”的工作怎麽看，哪些對哪些不對，錯誤的責任該怎麽劃分，中央尚未作出回答。

於是，毛澤東提出要開就開一個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參加的大會。這便是隨後召開的有名的“七千人大會”。

用什麽辦法來打通大家的思想呢？毛澤東提出用交心的辦法。這個“心”怎麽交？就是把過去的工作講清楚，幾年來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麽錯誤，要檢討。

這幾年各省隻講自己錯，不講中央錯，這不符合事實。

全局觀念和紀律也要講。我們交了心，才能要求他們交心。

錯誤的責任，第一是中央，第二是省。中央第一是改，第二是檢討。對地方隻要求改，可以不做檢討。

可以看出，毛澤東的辦法是：通過總結經驗，來統一全黨思想；通過中央承擔責任，來給各級幹部鬆綁；通過向地方幹部交心，來贏得地方的信賴；然後再講全局和紀律，來達到反對分散主義的目的。

順從民意，毛澤東讓人講話

按照毛澤東的提議，劉少奇、鄧小平為大會主持起草了一個中央的報告。不料，這個報告在小範圍征求意見時，卻出現了“議論甚多”、“莫衷一是”的情況。

很顯然，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如何認識，今後的工作怎麽做，人們的認識並不一致。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把報告拿到大會上宣讀，肯定很難統一大家的思想。怎麽辦？又一個難題擺在中央決策層麵前。

毛澤東最初的反應是，推遲大會召開的時間，對報告進行修改。很快，他又改變了主意，提出一個不同尋常的辦法：報告既不送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也不在大會上宣讀，而是直接印發大會，以組(省)為單位討論3天，先聽取意見，然後再正式作報告。

一石激起千層浪。報告發到與會者手中，果然是議論紛紛，各種意見都有。3天時間轉瞬即逝，是正式宣講報告，還是繼續討論？

此種情況下，毛澤東思量再三，“天塌不下來”，決定延長會期，放手討論。

正在此時，中央又發現一些省級幹部不同意中央當前工作的主要矛盾是分散主義的判斷。

他們的觀點是：工業中有分散主義，農村中則是集中過多；而工業中的分散主義又有各種理由，按照報告的意思，不但不能鼓氣，而是泄氣了。

湖北省省長張體學說，主要矛盾是主觀主義。對此，劉少奇、鄧小平甚感意外，他們迅速報告毛澤東，毛澤東也是十分重視，立刻召集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開會，商量大會該如何進行。

商量的結果，毛澤東提議，讓大會討論當前的主要矛盾是什麽？報告是否抓住了主要矛盾？並將大會主題從以反對分散主義為主改為以總結經驗為主，還重新成立了報告起草委員會，毛澤東說，不論是原則問題，還是文字問題，都可以討論。報告中不合理的、不符合真理的東西都可以推翻，統一思想之後再寫稿子。

於是，大會從1962年1月11日到24日，對報告整整討論了14天，一直到27日，才將反複討論修改的報告最後定稿，並且印發大會，不再宣讀。討論修改後的報告吸收了不少與會者的意見，對“大躍進”時期的工作進行了全麵而具體的總結，中央作了自我批評；在反對分散主義問題上，提出本著有什麽反什麽、哪裏有就哪裏反、有多少就反多少的原則來進行，使地方同誌既認識到反分散主義是必要的，又愉快地接受了中央的意見。

對人們十分關注和有爭議的問題，由劉少奇在大會上進行了解釋和說明。會議收到很好的效果，與會者相當滿意。這一段會議被周恩來稱為會議的“第一個高潮”。

幹部心有不滿，毛澤東安撫人心

按照原來的設想，大會討論通過中央報告以後，幾個中央常委在會上講一講就結束會議。但在大會討論中央報告的時候，地、縣兩級幹部也想結合本地實際給省委提意見。

他們中的不少人心中有氣，比如，在上級大搞“大躍進”時，有些人因為不願盲從而被“插了白旗”或者定為右傾；在經濟工作出現重大失誤時，有些人因為是“大躍進”的積極分子又被定性為死官僚等5種人。總之，左右都不是。

即使在北京開會，有的省委書記依然十分專斷，不讓人講話，致使部分人的氣很是不順。

有人因此給中央領導人寫信，反映他們對省委書記有意見，要求出氣。

會議開始時，考慮到過去幾年錯誤的責任主要在中央，所以毛澤東提出由中央承擔責任，地方的同誌隻要求改，不做檢討。

現在的問題是，不少地、縣兩級幹部對省委心中有氣，不出氣，就不能調動起他們的積極性。如何既可以使省委書記服氣，又能讓地、縣兩級幹部出氣？需要尋找一種很好的方法來化解這一對矛盾。

毛澤東同中央常委經過研究，最後決定，還是延長會期，大家都在北京過春節，開一個“出氣會”，讓大家吐苦水，發泄心中的不滿與憤懣。他提出的名言是：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幹一稀，大家滿意。

毛澤東的這一倡議，立刻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歡迎。但是，這個“出氣會”怎麽開，省委書記接受意見的空間有多大，毛澤東是認真考慮過的。

1月30日，他在大會上講話，當著7000多名各級幹部，首先作自我批評，強調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他。對經濟工作，他說自己懂得不多，不如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甚至包括彭真等等。然後再從發揚民主、堅持民主集中製的重要性講起，來批評有些第一書記不讓人講話的現象。

毛澤東的講話給各級第一書記，尤其是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很大的震撼，有些省委書記因此惴惴不安。

但是，就在這天晚上，毛澤東便請各中央局書記傳話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實際是三點意見：

一是省委要檢討，檢討不在多，態度要老實誠懇，有多少講多少；

二是對會上講話的人，不管正確和錯誤，一律不許追究；

三是凡是犯了錯誤的，隻要能改正一律要使用。

毛澤東的講話和比喻意味深長，使省委書記們心裏有了底。

“出氣會”開了四五天，進行得很順利。各省委、部委負責人都主動作自我批評，虛心聽取批評意見，使上下之間的緊張關係得到緩解。

“七千人大會”由於中央帶頭作自我批評，對缺點錯誤采取了比較實事求是的態度，又充分發揚民主，讓人講話，因而統一了大家的思想，實現了大會的預期目的。大會之後，各項調整工作順利進行，出現了在經濟、政治、外交、文化等各個領域探索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氣象。

七千人大會

“七千人大會”：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有縣委書記以上七千多幹部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史稱“七千人大會”，與會人數如此之多，空前絕後，更令人發生興趣的是，還在它本身蘊涵的豐富信息，以及對之後曆史的深遠影響。

“大會的動因” ：是想通過總結經驗和反對分散主義一舉改變1959年～1961年的國民經濟困難局麵，但後來會議日程和主題發生一個接一個出人意料的改變。“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寬鬆的民主氛圍，使人們一時觸及到了應該由誰來承擔“大躍進”的後果和責任，如何評價“三麵紅旗”等重大話題。

受大會鼓舞，1962年春夏，全國出現一個新局麵，但不久，局勢再變，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七千人大會及會後產生的認識上的分歧，成為後來“文革”發生的一個遠因。

非常年代 非常大會

規模之大、人數眾多、空前絕後的七千人大會在一個特殊的曆史節點上召開，新近出版的《變局——七千年大會始末》以豐富翔實的史料進行了再研究，填補了黨史研究的一段空白。

離開曆史的現場，把事件放在一個大的時代背景下洞察，研究七千人大會前後的情況，專司研究毛澤東思想生平的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張素華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自七千人大會上溯4年，是‘大躍進’的開始；後推4年，是‘文革’的發端。這是偶然的巧合還是有其曆史的必然？它是一個轉折點，還是發揮了承前啟後的作用？”這讓研究者感到深挖曆史過程中的一些細節和關聯對於曆史問題的探究很有意義。

“七千人大會”就是在這樣的曆史節點上召開的，毛澤東主張開一個“讓大家交心又出氣的大會”，“ 事情不搞清楚，心情不舒暢不散會”，於是有了“白天出氣、晚上看戲”的民主氛圍，毛澤東主張“批評與自我批評”，於是大會就從中央作檢討開始，總結了大躍進的經驗教訓。

有評價者認為，個性那麽強、氣質那麽浪漫的“一把手”毛澤東，在一定程度上作了自我批評，實在是難得可貴。

張素華分析七千人大會的功能認為：七千人大會比較相似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後者是對10年文化大革命的總結，前者是對3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總結。兩者都是對社會主義時期發生的重大曲折經曆進行總結。

在自我批評精神主導下的七千人大會究竟開得怎麽樣？ 張素華在書中談到：當時毛澤東對這個大會的評價是“這個會開得好”。事隔兩年7個月,毛澤東在北戴河又說：“七千人大會有綱也有目，把一些缺點錯誤講得嚴重了一些。”30年後,鄧小平說：“在我們黨的曆史上，像七千人大會這樣，黨的主要領導人帶頭作自我批評，主動承擔失誤的責任，這樣廣泛發揚民主和開展黨內批評是從未有過的。而且我相信會曆時愈久影響愈深。”

而作為毛澤東問題的專業研究者，張素華的評價又是什麽？她說：“我力求從史的角度盡其所能對大會作出客觀的介紹和評價，既不以我們現在對‘大躍進’的理解、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去檢驗當時的領袖和人們，也不回避問題，貶損或者拔高，而是刻意將它放在當時的曆史環境中實事求是地考察這次大會的人和事。”

而想要做到這些,其實也並不容易。“當我千方百計想再現這次曆史大會的曆史情景時，感到還有相當的困難，非常重要的人已經作古，即便健在的老同誌，回憶起來也有一定難度；此外，在史料方麵，也有待繼續挖掘，在對事情的評論上，思想還有待解放。”張素華稱。

35萬字的《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終於脫稿，張素華心情卻並不平靜，沒有一點超然事後的輕鬆感。“那畢竟是一個非常的年代，又是一個非常的會議。”如今，書中各人物的命運，在後來的年代已發生很大變化，但書中的事卻仍被人們深刻關注著。

他們扮演毛澤東

古月：一生84次飾演毛澤東

代表作品：《開國大典》、《毛澤東的故事》、《重慶談判》、《大決戰·遼沈戰役》(上下)、《中國出了個毛澤東》、《豫東戰役》、《大決戰·平津戰役》(上下)、《一代風流毛澤東》、《浴血洛陽城》、《大決戰·淮海戰役》(上下)、《韶山情》、《西安事變》、《彭大將軍》(上下)、《中國革命之歌》、《四渡赤水》、《決戰之後》(上下)、《斯特朗在延安》、《父親》

李克儉：形神兼備演主席

代表作品：電視劇《朱德元帥》、《張聞天》、《少奇同誌》

唐國強：神似的毛澤東

代表作品：電影《長征》、電視劇《長征》、《開國領袖毛澤東》、《延安頌》

王仁：長者風範的毛澤東

代表作品：《九·一三事件》(話劇)、《毛澤東和他的兒子》

王 ：最年輕的毛澤東

代表作品：《開天辟地》、《毛澤東去安源》、《秋收起義》、《楊開慧》、《彝海結盟》、《相伴到永遠》、《毛澤東與斯諾》、《毛澤東在1925》

張克瑤：口音最像的毛澤東

代表作品：《西安事變》、《巍巍昆侖》、《毛澤東的故事》、《艱難時事》、《風雨下鍾山》、《上黨戰役》、《毛澤東和他的鄉親》

魏積安：最“不可思議”的毛澤東

為紀念中國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總政話劇團推出新劇目《聖地之光》，那個在電視裏操著山東口音演小品的“夥計”魏積安將在劇中飾演毛澤東。

毛式語體自天成

毛澤東卓越的政治修辭能力令世人震驚，他的這一突出特質，使得“筆杆子”的影響力絕不亞於“槍杆子”

毛澤東一生有無數傳奇的故事，其中顯著的一個是：作為20世紀國際公認的大軍事家，以“槍杆子裏麵出政權”為座右銘，他戎馬半生，指揮過震驚世界的“三大戰役”，但卻不曾像戰士那樣真正地摸過槍。

與此相關的是，天眷奇才，在槍林彈雨的戰爭博弈中，這位中共最高軍事指揮官，竟然沒有受過一丁點外傷，似乎子彈總是與他擦肩而過，呼嘯著遠遠離去。

但是對於毛澤東來說，還有另外一方麵的突出特質足以讓人再次震驚，那就是他超越凡人的政治修辭能力。英國劍橋政治思想史學派的掌門人、英國劍橋大學皇家欽定思想史教授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教授認為，在具體曆史語境中展現出的“政治修辭藝術”，是研究政治思想家極其關鍵的內容。由此，他的研究被西方學術界譽為一場“政治思想史的革命”。換而言之，在更經常的政治過程中，真正產生支配性影響的“筆杆子”，絕不亞於“槍杆子”。

昆廷·斯金納教授如果懂中文，毛澤東一定會成為他重要的研究對象。

毛澤東嘴裏的“辯證法”

凡是與毛澤東直接接觸過的人，無不被他風趣的語言和詼諧比喻所震驚。什麽叫“dialectic”(辯證法)？該詞本意是同一著作不同版本之間的對話，很複雜的一個舶來品“大詞”，但在毛澤東嘴裏，“辯證法”會把人笑死。

1958年5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解釋“什麽是辯證法”時說：“人的思想是從哪裏來的？……是觀察實踐之後才有的……不是天賦的，是後來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如看見人，看見狗…… 問三歲的小孩子，你媽媽是狗還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這裏頭有同一性，有個別性，就是個別與普遍的對立統一，這就是辯證法。”

兩天以後，毛澤東在同一個會上第三次講話，再次解釋了“辯證法”。

他說：“中國人把結婚叫做紅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國人很懂得辯證法的。結婚可以生小孩，母親分裂出小孩來，是個突變，是喜事。一個人分裂出兩個、三個，甚至八個、十個，像航空母艦一樣…… 新事物的發生、變化、滅亡，老百姓都叫喜事。人死了，開個追悼會，一方麵哭鼻子，一方麵又覺得是喜事，確實是喜事。你們設想：如果孔夫子還在，也在懷仁堂開會，他兩千多歲了，就很不妙！”

在中國共產黨文獻的政治語言中，“左”和“右”是一對敏感的字眼，並沒有嚴格的“學術”定義，在一定程度上要視實際的語境而定。毛澤東1955年9月在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上作總結發言，其中說到：“什麽叫左傾？什麽叫右傾？好像婦女生娃娃，七個月就壓出來，就是左了。過了九個月不準出來，就是右了。” 一語道破，“直譯”主題。

毛澤東不僅不會說“官話”，而且對那種言之無物的“假、大、空”特別討厭。同樣是要強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毛澤東的表達則是“羊肉”、“板鴨”和“火腿”：“搞社會主義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鴨、雲南火腿不好吃…… 羊肉不一定照馬克思主義做，在社會主義社會裏，羊肉、鴨子應當更好吃，才能體現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進步，否則在洋肉麵前就沒有威信了。”

批評“大躍進”時期刮“共產風”的危害時，他要求地委書記們做到“三不叫”：“死牛之風應該算過去了，不要重複…… 作價入社與否，總之，不要死牛。中國共產黨如果要有本領，今後不要再發生死牛之風，要做到‘三不叫’：人不叫，牛不叫，豬不叫。叫了就有死的可能。”

在黨的公開會議上，毛澤東“報告”仍然是這種風格。

1959年3月在第二次鄭州 會議上，他認為平均主義的毛病不在農民，而在政策。甚至把某些人腦子裏的“共產主義”定義為“公開搶”。

毛澤東有些激動地說：“生產隊，生產小隊，普遍瞞產私分，深藏秘窖，站崗放哨，保護他們自己的產品。

反過來批評公社和上級的平均主義、搶產主義，寫一個條子，普遍過鬥拿走。我以為生產隊、生產小隊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合法的…… 他生產的嘛，馬克思百年前講過‘多勞多得’，他懂得馬克思主義。”

“一個是瞞產私分，一個是勞動力外逃，一個是磨洋工，一個是糧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蘿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讚成，這樣做非常正確，你不等價交換，我就堅決反抗。”

“豬隻有一條，你有他就沒有，用無償搞共產主義不行。”

“主要是解決這個問題，共產主義沒有飯吃。天天搞共產，實際上是搶產…… 舊社會叫做‘賊’，紅幫叫做‘搶’，青幫叫做‘偷’。搶和偷，在名詞上叫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地主叫經濟剝削，資本家叫剩餘勞動，也就是剩餘價值…… 現在一點代價也不給，有一點就拿走…… 群眾普遍反抗，於是翻箱倒櫃，進行神經戰，一頂帽子‘本位主義’一框。你框農民，就看出你沒有辦法，叫什麽共產主義，還不是公開搶？”

講到“基礎工業”在中國國家發展中的地位時，毛澤東用“身體”作比。“兩個拳頭，一個屁股。農業是一個拳頭，國防是一個拳頭。要使拳頭有勁，屁股就要坐穩。屁股就是基礎工業。”(1964年6月6日在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指示)

談及“幹部鍛煉”，他要“放火燒身”：“放火燒身，可不容易；我們每個人都有毛病，包括我在內…… 所以一定要放火，以後我看至少三年一焚，五年再焚，一個五年計劃裏頭，至少放兩次火。孫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爐裏頭一鍛煉，不是就好了嗎？”(1957年7月8日在上海市各界人士會議上的講話)

後來這一著名比喻竟在“文革”中被扭曲為“火燒”、“油炸”和“噴氣式”。

提倡“鼓足幹勁”，毛澤東號召“向細菌學習”：“有一種微生物叫細菌，它雖小，但是在某點上來說，他比人厲害。它不講迷信，幹勁十足，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天不怕地不怕，目中無人，它要吃人，不管是誰，它要鑽進去。即使你是八十公斤的體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在它看來，什麽人都不算數。它的這種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強嗎？”(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

發揚“民族風格”，他要製造“中國的概念香腸”：“有些東西還要民族風格……如幹部下放，軍官當兵，五項並舉，螞蟻啃骨頭，是中國香腸，不出口，自己吃。”(1964年3月與毛遠新的談話)

霸氣天成的“毛式語體”

毛澤東講究修辭的“氣勢”，形成了霸氣天成的“毛式語體”。

他反對照搬照抄的“鸚鵡”態度，對不合理的“洋模式”主張修正：“規章製度從蘇聯搬來了一大批，如搬蘇聯的警衛製度，害死人，限製了負責同誌的活動，前呼後擁，不許參觀，不許上館子，不許上街買鞋……其他各部都有規章製度問題，搬蘇聯的很多，害人不淺。那些規章製度束縛生產力，製造浪費，製造官僚主義。”

1957年3月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對某些新聞報道的“技術”極其不滿，喝斥為“賈桂作風”。他說：“中國人當奴隸當慣了，似乎還要當下去。中國藝術家畫我和斯大林在一起的像，我總比斯大林矮一些，這就是盲目屈服於蘇聯的壓力。馬列主義主張對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應該平等待人。”

美國著名政治心理學家羅伯特·J·利夫頓(Robert Jay Lifton)甚至認為，從毛澤東的語言中可以透露出一種“直麵死亡的絕對化傾向”，一種一往無前的挑戰精神：“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怕什麽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別人整不整，頂多沒有飯吃，討飯，挨整，坐班房，殺頭，受冤枉。我沒有討過飯。要革命，不準備殺頭是不行的。被敵人殺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錯殺了就很不好，所以我們黨內有一條：一個不殺。但是坐班房、受點整也難說。”(1957年3月8 日同文藝界代表的談話)

眾所周知，對於欺壓老百姓的官僚主義，毛澤東怒不可遏。反映在政治修辭中就形成了具有濃厚民粹主義的話語結構“我們有些幹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資格吃飯，做了官，特別是做了大官，就不願意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這是一種很惡劣的現象。如果大多數幹部能夠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那麽這少數幹部就會被孤立，就可以改變官僚主義的習氣。靠做大官吃飯，靠資格吃飯，妨礙了創造性的發揮。因此，要破除官氣，要掃除官氣，要在幹部中掃除這種官氣。誰有真理就服從誰，不管是挑大糞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掃街的也好，貧苦的農民也好，隻要真理在他們手裏，就要服從他們。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裏，也不能服從你。再說一遍，要是大多數幹部掃掉了官氣，剩下來的人就是有官氣，也容易掃掉了，因為他們孤立了。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擺架子、擺資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這是最低級的趣味，這不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能夠做到這一點，防止大國沙文主義，就有可能了。如果我們大多數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以科學的態度，以謙虛的態度，是正確的謙虛態度而不是虛偽的謙虛態度待人，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大國沙文主義就可以防止，即使出現了也不可怕。” (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第三次講話)

毛澤東的“自己評價”也是政治修辭之極品。

1966年7月8日，毛澤東經反複思考，給江青寫了一封他自己稱之為“黑話”的信，信中說：“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 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歎到：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裏。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山堯山堯者易折，皎皎者易汙。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這是毛澤東罕見的自我觀察的“政治鏡像”。

當今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經曆了一個“語言學轉向”，途經“解釋學轉向”之後，現在則進入了一個“修辭學轉向”。或許毛澤東不會想到，在他去世31年之後，其思想不僅還活著，而且進入到了國際學術研究的最頂端。

蕭延中：中國人民大學法學碩士、南開大學曆史學博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係副主任，副教授，編著有《晚年毛澤東》，被美國哈佛大學“中國史研究叢書”列為必讀參考書；《中華文化通誌·學術典·政治學誌》的主要作者之一；主編《國外學者評毛澤東》四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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