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劍雄：改革開放與中國人觀念的現代化

2009-1-16 11:50:44
來源：http://www.blogchina.com/20090116655887.html

存在“國民性”嗎？

在我們國家，不斷有人討論一個問題，即所謂中國人的“國民性”。也有人說這是偽問題，不存在國民性。我想這主要在於國民性怎麽解釋。如果把“國民性”解釋為“中國人所共有的特點”，或是“普遍的特點”，這是很難成立的。因為中國有56個民族，其中有農業民族、有遊牧民族，以前還有狩獵民族，怎麽找到大家共有的特點呢？

但是另一個方麵，中國人特別是中國人中的主體漢族，或是受漢族影響比較深的民族，總是有共同性的。這種共同性不一定要扯上“國民性”這樣的名稱，而是一定地域範圍內，一定的時間範圍內生活的群體的共同特征。

我們以前討論國民性或地域文化的共同性，往往存在以偏概全、以書麵記載代替實際情況等毛病。比如說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勤勞勇敢的，中華民族曆來都是尊老愛幼等等。請問世界上哪個民族不是勤勞勇敢、不是尊老愛幼的呢？隻是尊老愛幼的表現形式不一樣。要考察文化的地域性共同特征，不能僅僅根據某些人的幾句話，僅僅根據個別的幾個例子，而要使用社會學的方法，用證據來說話。很多學者都說西方人強調個體、中國人強調集體，實際真是如此嗎？根據是什麽？然後再和別國做比較，這樣的討論才有意義。

以前我們比較多的是用毛澤東所倡導的典型的調查研究，找出來一個有代表性的典型。但問題是，中國這麽大、人這麽多，如果要找典型，永遠可以隨心所欲地找到各種類型的典型。比如學生厭學，我給你找一個勤學的典型，說富人為富不仁，我給你找一個富而慈善的人。以前還有一個理論，說要區分主流和支流，你看到這麽多其實隻是支流，我舉出的例子雖然少，但卻是主流。你說社會道德不行了，我找幾個拾金不昧來給你看看，這才是主流。用毛主席的話來說，要分清一個手指和九個手指，可是誰有資格分清一個手指和九個手指呢？那就是最高領導。

由於我們今天的情況，就可以想到曆史的情況。曆史上很多記載，到底是不是真實地反映了實際，這是需要打一個問號的。如果我們用社會調查的方法，充分去了解一個地域、一個時代的人群的特征，這才是真正我們要討論的所謂國民性，或者所謂地域性。

文化的優劣關鍵在是否適應環境

中國曆史上說的華夏諸族，是以黃河中下流地區為基礎形成並逐步擴展的。它的生產方式基礎是農業生產，有很多觀念就是適應了這樣的需要。我們以前老是討論中國儒家文化對或錯，其實一種文化能沿襲這麽多年，就證明它適應了這個社會。特別明顯的，中國曆史上有多次外來的民族入主中原，他們開始希望用自己的文化來取代中原的，但都沒有成功。軍事上的征服者一次又一次成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道理很簡單，地理環境改變了，維持原來的生產生活方式就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得不償失。比如說鮮卑，南遷到山西大同，曾經想開辟大量的牧地，但後來發現，牛羊到了那裏是長不好的。

西漢時，中行說受漢文帝派遣出使匈奴，後來投降了匈奴。漢朝使者說匈奴不尊重老人，把最好的衣食都給了青壯年，中行說就說，漢人家裏的孩子要去當兵，也是把最好的衣服給他穿、最好的食品帶走，漢使說對啊，中行說就說那不是跟我們一樣嗎？匈奴人年紀大了打不了仗，讓年輕力壯的人吃一點好的不是跟你們一樣嗎？漢使說匈奴沒有禮儀，男女老少都是睡在一個帳篷裏，中行說就說，我們沒有漢人這麽多錢，我們睡在一個帳篷裏有什麽關係呢？

從這個角度來講，文化的優劣，關鍵在於是否找到適應地理環境以及由此形成的生產、生活方式。如果環境有了變化，當然也要隨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如果再死守這一點就不對了。到了宋朝開始，曆代特別強調寡婦守節了，甚至出現“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言論，這難道僅僅是道德觀念嗎？不要忘記，宋朝的人口已經達到了一億，此後人口不斷增加，到了明朝的最高峰是2億，到了鴉片戰爭之前是4億，太平天國之前是4.3億。這樣的情況下，當然希望少生，於是道德就占了上風，寡婦不能改嫁，甚至還沒有結婚丈夫死了也希望你守節，這是對社會有利的，正好適應社會的需要。

從天下觀到世界觀

如果我們從小範圍講，漢族生活的農業地區有沒有共同性呢？我認為是有的，簡單歸納起來，集中反映在其天下觀、倫理觀、義利觀和宗教觀中。

首先來談天下觀。今天我們比較多講的是世界觀，但是在古代是沒有世界的概念，中國古代說的是天下。中國自古以來，都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隻有中國在天下中心的範圍，而其他的周圍都是“夷”。這個觀念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越是靠近中間越是了不得，那是中原，在今天洛陽一帶。如果邊疆什麽地方發達了，也會自稱“小中原”。這種觀念一直影響到越南、朝鮮等，甚至是日本。越南說自己是“小中華”，或是“南天中華”，越南的舊王宮裏還可以看到這樣的匾額。

唐朝時的長安像是個國際城市，各種各樣的外國人都有很多，但是唐朝有沒有派人出去留學呢？沒有，去印度取經的玄奘是偷渡出去的。宋朝時，泉州已經形成了阿拉伯人的社區，也可以說是一個國際化的城市，但是基本上也隻是人家來我們不出去的。什麽原因呢？因為我們這個地方最好，出去幹什麽？

這種觀念一直到明朝、清朝都是如此。乾隆皇帝賜給英國使者的詔書裏，還是認為“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貨物以通無有”，天朝什麽都有，難得你們國王派你來給我們祝壽，我們什麽都不需要你的，我們不稀罕你的，還是這樣的一種心態。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打敗了，當時看到總得融入世界了，派湖南人郭嵩燾做英國大使，後來湖南人還組織了抗議，認為郭嵩燾丟了湖南人的臉，把他開除湖南省籍。

西方人以武力打開了中國大門，但是他們來了之後，發現連官方都稱呼他們為“夷”。第二次鴉片戰爭，簽訂的條約裏專門有一條，今後不能以英夷、法夷相稱，我稱你大清國，你要稱我大英國、大法國。開始清政府成立了“通籌夷務全局”，後來改稱“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到了辛醜條約，專門加了一條，大清必須成立外務部，清朝沒有辦法，1901年改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外務部，今後改為外交部。

改革開放之前，我們的概念是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民還沒有解放，等著我們去解放他們。台灣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日夜盼望著解放軍去解放。“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做了十幾年教師，我整天講這些，我一度對這些深信不疑。即使到現在，我們的教育還是說，中國曆史上都比外國強。我是教曆史的，不信到大學曆史係做調查，有幾個人知道中國的曆史在世界上到底排在什麽位置？都認為中國是曆史悠久的。其實中國的曆史在世界上最多是中等的，我們說自己是五千年文明，其實到現在能證明的也就隻有四千年，這個曆史跟古埃及有什麽好比的呢？人家公元前五千年的東西還在，距今已經七千年了，跟巴比倫也不能比。

中國的確在世界上處於先進的時候，這種天下觀沒有多大的影響，當中國孤立於世界時，也沒有影響。但是當中國進入世界體係，如果還是這樣的觀念，那是相當危險的。這種天下觀徹底解決，就是在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使中國人從天下觀進入了世界觀，從自以為是天下最發達、最文明、最了不得的國家和民族，到承認是世界上很多國家之一，有長處也有短處，這是靠改革開放。

至少現在沒有哪一個人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中國的天下觀形成至少有三千多年了，現在改變過來，這是改革開放一個偉大的勝利，如果要講中國的國民性，我認為這是國民性很大的進步。

中國人的倫理觀是農業社會的產物

中國人的倫理觀，是在長期的農業社會中建立起來的，中國人的倫理觀適應了當時的社會的。比如孝，現在有人講弘揚孝總是好的吧，其實孝的本質並不是尊老愛幼，尊老愛幼哪一個民族沒有呢？隻是尊和愛的方式不一樣。但是，孝對農業社會特別重要。像遊牧民族、采集民族、航海民族是憑本事吃飯，但農業民族不能比誰種糧產量高，不能憑武力，而是靠周而複始比較簡單的重複。民國時的農業生產方式和漢朝時沒有多少的進步，甚至糧食產量更低，因為人多地少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年紀大的人靠什麽維持呢？不能靠勞動能力了，那就得靠禮儀製度，通過一種規範保持老年人的地位。中國的倫理，尊老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形成的。

當時沒有社會保障製度，要靠子孫供養，反過來子孫也要依靠家族，所以形成了中國人的家族觀念。正因為這樣，最早的國是建立在家的基礎上，是建立在宗族血緣關係上。為了維持這樣一套製度，也有一個要求，就是家族要得到繁衍，所以“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個“後”不包括女兒，隻能是兒子。

有一次一個大學生問我，提倡孝有什麽不好，我說那明天你老爸老媽給你找一個女孩子，父母之命讓你們結婚，明年馬上就生孩子，按照孝你必須服從。今天講孝隻能回到尊老愛幼，能回到“以孝治天下”嗎？不可能的了。

守節的概念也不是一開始就有，漢朝時婦女還是比較自由的，漢朝皇帝的老婆，一大半的都是“拖油瓶”（編者按：指寡婦帶著孩子改嫁），還有不少是再婚。劉秀姐姐的丈夫剛死，她就托劉秀再找一個。當時並不覺得改嫁有什麽了不得。為什麽後來逐步改變了呢？社會到了一定時候，不再是刺激人口多生，而是要盡量少生，於是就在倫理上造出一整套理論。漢朝已經有人造了這樣的理論，但是流行不起來，一旦社會有這個需要，這個理論就上升為普遍化了。到了明清時更加厲害，明清的時候到處造貞節牌坊，樹立社會的典型，大家要注意，社會樹立的典型往往是社會的稀缺資源。今天一些地方如果到處表彰見義勇為，那可能這個地方亂得不得了。

分家的問題，也是中國倫理的大問題。幾代同堂往往受到讚揚，但是實際上往往很少，因為統治者是以家庭為單位來征稅的。比如商鞅變法就有規定，一個家庭有兩個成年男子就必須要分家，獨立門戶，趕快生育，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所以，一方麵統治者拚命表揚四世同堂、多少代不分家等，但另一方麵，統治者為了征稅等希望都是小家庭。大家庭的倫理一直是作為一個典型，實際上僅僅是維持社會的穩定，社會實際並非如此。

改革開放之後大批的人口離開了農村，將中國最後的宗族觀念的基礎瓦解、消解了。現在廣州城裏，有幾個是大家庭呢？現在各地修家譜、族譜，什麽地方的人最積極呢？老家的，縣城某某修譜會等。這種倫理觀的維持，是靠原來的體製，把人都束縛在土地上，戶口不能遷、人口不能流動，但是如果人口頻繁流動了，這種觀念就會改變。

改革開放之後，社會的需要有了非常大的變化，促使很多觀念發生了變化。最典型的例子，上海已經連續15年本地戶籍人口負增長，已經到了維持人口更替的最低標準，已經達到世界上最發達國家的水平。現在的問題是怎麽樣適當多生一點。上海市這幾年也想了一些辦法，比如夫妻雙方都是獨生子女可以生兩胎，取消對不生育子女家庭的獎勵等。這主要是社會的變革造成的，現代人主要依靠社會保障，靠子女供養觀念基本上消解了，相應的倫理觀也就發生了變化。這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二個觀念的比較大變化。

改革開放後敢說“富是光榮的”。

第三個觀念是義利觀

中國長期以來，財富的來源主要是兩個，即所謂的“耕讀”。耕就是農業生產，讀就是通過科舉做官，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就是這個意思。古代一個家庭被稱為“耕讀傳家”，就不得了。中國古代商人要麽非常低調，要麽就結交官府，到了清朝時就買一個候補道台做做。很多商人即使賺了錢，也千方百計要讓自己的子女回歸到儒，培養他們念書，或者想辦法買一個官做做。

傳統中國其實是沒有真正的私有財產的，這一點大家好像都有誤解。中國曆代都是“權力所有製”，所有財產都是屬於皇帝的，所有的大臣、所有的老百姓，都不過是為皇帝管理資產，皇帝可以隨時剝奪。皇帝剝奪財產，是不需要講什麽道理的，隻要一道命令就可以。傳統中國從來沒有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漢朝時每年財政收入分三份，一份是政府開支，一份用於皇帝家族的開支，還有一份最荒唐，給皇帝造陵墓，做皇帝第一件事是先修墓把老皇帝葬掉，還有給自己修墓。

中國曆代所謂的“均貧富”，其實都是“均貧”，富是均不了的，因為富的基礎就是權力。要均貧富，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打下來然後分掉，但是同時也造成了社會很大的破壞。而且一旦真正掌握了政權，政策馬上改變了，如果真的坐了天下，不納糧，統治者吃什麽呢？

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首先提出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如果不是開了這個門，糾正了對財富的觀念，能有今天這樣的情況嗎？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確是帶來了不少社會的弊病，但是今天我們還是應該肯定，一個政府能夠把富民放在重要的地位，並且采取了措施，使它真正地富起來。

為什麽其他國家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呢？其實基督教的倫理，原來也有這樣的問題，但是新教的倫理就通過對教義新的解釋，比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就是說你富裕，不僅是你自己的事，而且是榮耀上帝的事，這是為上帝增光。通過正當的手段致富，上帝也有麵子。同時又告訴你，富了之後，應該做慈善、社會公益等等，所以你們的富是堂堂正正的。

根據新教倫理的解釋，富說明你有能力，是上帝眷顧你，你也是在榮耀上帝，隻要你信上帝就能富，富是光榮的。而中國在義利觀上長期是對立的，你要講義就不能講利，富了就是為富不仁。如果不是改革開放，我們說富是光榮的，這話能說嗎？多少年來我們灌輸的，就是把很多優良的品質和貧窮聯係在一起，好像富了就沒有優良的品質了，“飽暖思淫欲”之類。

因果報應是中國人的準宗教觀

最後還想說一說宗教觀。大家都知道，中國曆來不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除了偶然有一段時間皇帝特別尊崇佛教或道教之外，沒有出現過政教合一的情況。中國人到底有沒有宗教觀、信不信宗教？好像都不信，但好像又都信，什麽道理呢？

宗教最大的魅力，就是它能夠解決很多世俗不能解決的問題，而且解決方法非常簡單。為什麽說非常簡單呢？我們對世俗的觀念、倫理或法律，我認同它都要經過一番論證，比如說這條法律為什麽對，而宗教不需要這樣，宗教信仰是不需要驗證的。諾貝爾獎得主信仰上帝的大有人在，有人問科學這麽發達，但你能證明上帝的存在嗎？他一句話回答你，上帝不需要驗證，上帝就是上帝，這是信仰。有人問太空人，你們到了太空遇到了上帝嗎？他的回答是，我在太空的時候更加相信上帝，更需要一個上帝了。

科學再發達，也不能解釋所有的現象。前不久我看到一個報道，福建一個人借了人家的錢，他不想還，就賭咒發誓說如果我借了你的錢就被雷劈死，結果他真的當場被雷劈死了。世界上偶然現象太多了，沒法用科學來解釋，但是宗教就可以解決。一個社會再發達，它會沒有突發的困難嗎？能沒有冤案嗎？沒有誤解嗎？再清明的政府、再好的社會保障都是不能完全解決這些問題的，但是宗教可以解決。

還有，人的追求，世俗隻追求本人，最多涉及到子孫，但是宗教可以有來世。今世有再大的不幸，他知道可以升天、靈魂可以得到超度，下一輩子可以進入一個光明的世界，他就會得到安寧。正因為是這樣，全世界所有民族、所有人群，都存在宗教或是準宗教，包括中國。

中國一開始是因為世俗的力量太強了，世俗已經行使了宗教的作用，所以宗教就不發達了。早在春秋時，人們就認為天是通過君主來統治天下的。太陽裏有黑子就暗示著君主出現了錯誤，皇帝就要穿上素淨的衣服，在一個安靜的房間裏反思自己。如果出現了地震，那是不得了，上天來警告了。如果天文官沒有提前預報日食，那是要撤職的，日食表示皇帝被小人影響了。漢光武帝劉秀和嚴光一起聊天，晚上就睡在一張床上，嚴光睡著了把腿擱在皇帝的肚皮上，結果天文官第二天就報告，昨夜有“客星犯禦坐甚急”。其實這就是政教合一，老百姓長期認為皇帝就是代表天的意誌。

現在也有人認為儒教就是宗教，要恢複儒教的地位。我認為儒教在古代確實具有準宗教的事實，但在中國真正起作用的並不是儒學，而是經過長期的發展，儒、道、佛，甚至外來的宗教，逐步促使中國民間形成的一種觀念，這個觀念最大的特點，簡單一句話就是因果報應——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才是中國根深蒂固的一種準宗教觀念。這和儒教一部分的理論是一致的，比如說早期儒教說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這維係了中國社會長期的穩定。你的命不好，還有來世，今世做好事來世就好了，如果這個人很壞，惡有惡報，來世做牛做馬。這樣大家就解脫了。

很多人說中國沒有宗教，或者不信宗教，我認為這不是事實，但是說是完整的宗教體係，也並非如此。這樣的層次其實比宗教低，因為宗教有完整的體係，追求的除了物質之外還有精神，甚至除了自己之外還有眾生、世界。而中國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樣的因果報應觀念，更多是追求物質或是自身，或是保佑子孫。比如說子女要考大學，到廟裏燒香，如果考上了就還願，如果考不上是不會去還願的，這是很功利的。台灣的朋友告訴我，如果到廟裏許一個願，成功了就會燒很多香、點很多燈，但是如果不成功，可能會帶很多朋友把這個廟砸掉。這就很難上升到理性，更加適合現代的層麵。

我說這些和改革開放有什麽關係呢？到現在我也沒有找到完全的答案。中國的未來是不是需要宗教，我們能不能避免宗教？我們是否需要一個本土的宗教？我注意到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政治報告中已經提到這個問題了，怎麽發揮宗教對社會的積極作用。我剛才說了，再偉大的國家、再高效的政府，都不可能解決社會上的一切問題。一個社會總是有相當一部分人需要宗教，而且通過宗教來解決會使社會成本很低。

這個問題，我也沒有找到答案，我覺得比較可行的，政府應該製訂宗教法，不是著眼於控製，而是著眼於管理。本土的宗教如果能夠發揮積極作用，一般來說比外來的宗教好得多，而且更加適應中國的特色。

不管怎麽樣，改革開放已經為我們實事求是地看待中國曆來的宗教觀念，麵向這個事實，提供了很好的基礎，這是我們以前所不可能出現的。

總而言之，我覺得中國人的現代化，除了個人的努力，的確是有群體性的提升。不一定是看整個國民，離開了特殊情況，奢談國民性是不妥當的，但是如果我們把群體性的這些問題聯係中國的現代化，我想改革開放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開端，我們在天下觀、倫理觀、義利觀和宗教觀等方麵已經到了前人所沒有到達的高度，我想今後的前途是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