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毅衡：回顧中國三十年改革：我們忘了個人精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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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它不是我們在改革中失去的，它從來沒有真正在中國立足；它是我們一度曾經想要得到的，卻因為各種原因放棄了爭取。今日，在回顧中，我強烈感到有必要重新提出召喚個人精神自由。時代已經到了這一步，隻有個人精神自由才能推動中國持續發展。這是改革任重道遠的地方，這也是中國未來希望所在。

　　精神自由是無法用價值衡量的——它超越了價值和功利，不需要也不應當用實際效果來辯護，它本身就是目的：隻有它，才能使人真正成為人。也就是說，不管我們有多少暫時的目標要爭取，有多少實際的需要必得考慮，最終我們必須以此衡量改革的成績，衡量中國社會的進步。中國社會沒有提供個人自由精神的傳統，在二十世紀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尤其在中國不得不動員整個民族的力量搏取生存時，也隻能犧牲之。公平地說，忽略個人，其中重大原因是中國人的實用惰性：經世致用的目的，向往實際成就的習慣，使中國人到任何地方都追求高效成功，忽視發展個人的終極目標。

　　自由精神超乎具體內容之上。馬克思說過：“自由不僅包括我靠什麽生存，而且也包括我怎樣生存，不僅包括我實現著什麽自由，而且也包括我在自由地實現自由”。（馬克思《關於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級會議記錄的辯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77頁）具體要求什麽自由，是需要一項項討論的，但是“自由地實現自由”卻是超出具體內容之上的一個原則。

　　明白了這個原則，我們倒不妨看一下在目前中國，個人精神自由的缺失具體表現在何處。我認為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麵：

　　第一，是選擇的自由：在生活和工作中，應當讓個人作更多自由選擇。隻有自由選擇才是倫理責任和敬業精神的基礎；

　　第二，是思索的自由：從事科學的，哲學的，任何的思索研究，動力應當是個人的好奇，為求知而求知，實際成效，不應當是思想的動力；

　　第三，是創造的自由：從事藝術的創造，是為了個人的快樂，為愉悅而藝術。經世致用，不應當是藝術的前提。

　　或許這已經是老生常談，或許這裏沒有什麽新的哲理，但是這三種自由精神的獲得，最終將決定中國能否成為一個偉大的民族，決定中國人能否為人類文明作出應該做的貢獻。因為，從長遠說，隻有一個靠自由選擇建立道德心的人，一個善於思索求知不倦的人，一個在創造中得到歡樂的人，才能為推進人類文化作出傑出的貢獻。

　　在眼下，提出這問題，也是因為實用主義已經難以支持中國社會的健康發展：中國人的道德底線普遍跌破，中國教育變成學術垃圾工廠，中國文學藝術日益平庸媚俗，這三者的根源都是個人精神自由的缺失。這已經成為中國人不得不正視的大問題，可能比其他任何任務更為迫切。

　　2.

　　建設中國人的精神，是五四那一代啟蒙者的共識，這是五四的最寶貴遺產。魯迅是最早提出此說的人，在恰好一個世紀前寫成的《文化偏至論》，他振聾發聵的聲音至今可聞：“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揚精神”；此後，陳獨秀在為現代中國開辟思想的《新青年》發刊詞中要求青年“自主而非奴隸”；胡適在著名的“易卜生主義”中呼號：“社會最大罪惡莫過於摧折個性”。這一代思想者的主調，就是人的精神解放。

　　五四先驅者對抗道德立國的傳統社會，可能沒有看到缺乏個人自由精神，給中國帶來的最重大社會問題是道德感缺乏基礎。中國人的道德感一直是社會外加的：權威可能給個人行為以壓力，集體行動之必要也會約束個人行事的準則。一旦壓力撤除，缺乏宗教傳承的中國人就會麵臨重大的道德危機，康德所謂道德的“絕對律令”， 孟子說的人心之基本（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都會失據。

　　近三十年中，中國人靠唯利主義為民族製造財富，靠實用精神點燃中國經濟起飛。但是商業精神一旦用於社會關係，目前看到的結果已經非常可怕：醫生看紅包動手術，教師看紅包收學生，編輯收“版麵費”發文章，最嚴重的是任何權力自動變成利益，甚至幼兒園小朋友都開始學如何給老師送禮。

　　經濟的“看不見的手”，法律的看得見的懲罰，都不應當是道德心的由來。隻有當個人為自己真正自由選擇的行為負責，才能獲得公民責任感，才有可能對其他人的生存承擔相關的責任。隻有在自由選擇的職業，才會有職業道德；隻有在得到自由的工作中，才會有敬業精神；隻有對自由選擇的社會形式，才會有珍惜維護的公德。

　　3.

　　中國教育的巨大問題，被教育的飛速擴張帶來的興奮掩蓋了。2006年11月溫家寶總理在高等教育座談會上說：“學生在增多，學校規模在擴大，但是如何培養更多的傑出人才？這是我非常焦慮的問題”。他說的是“大師級人才”。這點的確值得“焦慮”：應當說，改革三十年代中國教育事業在數量上是成功的，在質量上是失敗的。

　　要出現大師，就要出現有數量至少幾百倍的“準大師”作為土壤。準大師具備大師的精神品格，但是最後不幸沒有取得大師成就。這個教育事業要容忍準大師（鼓勵倒是不必了，體製一旦發動“鼓勵”，就會像大躍進時那樣弄出“全民皆詩人”）。容忍特立獨行，能為了好奇做自由思考，就要允許失敗。因此，甚至產生大師這個目的，也不是容忍獨立思考的直接理由。這個社會必須允許一部分人選擇做純粹的思想者。

　　目前情況是，教育體製越來越磨滅學人的棱角：應試教育把人性硬揉進一個模子，全國幾億青少年在一個方式中思考；學位事實上的一票否決製，使學生論文都成為陳陳相因，不痛不癢，不得罪任何可能的否決者；科研項目的評審製，讓學者交出的成果四平八穩，不痛不癢，外院內不方；最危險的是，研究的領導部門，用數量化的方式考查大學並分配資金，隻按數量排名，結果是高校上下生產學術垃圾，知識界成為體製人集合。

　　這樣的體製培養的隻可能是庸才：按字按句的抄有可能被揭發為抄襲，花點功夫改動文句重複已經被承認的思想，就是學術功力，學術文字，而真正有鋒芒的創造性思索得不到承認。在目前中國，尼采的《紮拉著斯特拉如是說》不可能出版，因為看不出任何實用價值。《悲劇的誕生》不可能成為高校的研究項目，因為評審“專家”不懂。豈不知，如果已有“專家”都能懂，也就談不上創新二字！

　　這個道理在科學上也一樣，一個世紀以來理論物理學革命使我們對世界的了解發生根本性變化，但是現代物理學的每一步推進，都是先紙上談兵，實驗根據驗證，哪怕最終出現，也是用來給自圓其說的理論做個佐證。至於社會實用價值，則不是科學家的考慮。我隻舉一個例子：1924年，法國32歲的物理學生德布羅意提交的博士論文，提出一種理論，卻毫無實驗根據。這篇短短的論文，成為“物質波” 理論的基礎。半個世紀之後，世界才迎來了電子技術時代。實驗根據與實用價值，都不應當強加於自由的個人精神，隻有為好奇而思索，才能真正產生有原創力的思想。

　　4.

　　藝術在我們這個時代越來越重要，廣義的藝術，從文學到體育，成了社會生活的中心，甚至成了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由此，很多機構和企業，看到了藝術的重要性。而他們看重的結果，是把文化產業視為藝術的主要用武之地。他們竭澤而漁地把現有成功的藝術做成商品，或是推銷民族文化競爭力的符號，或是增加老百姓“幸福感”的娛樂。注重藝術總比忽視藝術為好，但是如此功利化的“鼓勵”之下，藝術就不再自由。

　　真正有價值的藝術，必然是自由精神的產物，要促使自由的精神進入藝術創造，隻有一個目的：快樂。快樂是私人的，非功利的，隻有個人的心靈能判斷衡量。這樣產生的藝術能否讓別人快樂，讓大眾快樂，不應當是藝術家本人的首要想法。一旦意圖取悅自己之外的人，就會落入追求點擊率，追逐票房，追求印數的陷阱，最後必然成為“文化產業”的工具。

　　至於藝術作為生活世界的記錄，作為意識形態的呈現，或是人類記憶的維護，這些不是藝術創造者的目的，而是職業讀者即批評家的任務，或者是後世的評價。甚至以悲憫的情懷診治人的心靈世界，都是讓藝術的目的過於膨脹了：對藝術的社會效果過於自覺，藝術自身就會難以立足。

　　我不是看輕貶低文化產業，那是另外一行，那種藝術生意經當然要有人做，但是藝術創作不能以此為動機。梵高的《葵花》年前在倫敦克裏斯蒂拍賣行賣出四千萬美元。如果梵高本人想到這四千萬，或是百年前荷蘭政府有此遠見而鼓勵梵高畫葵花，結果可想而知。

　　5.

　　自由精神，對於這個社會的每個公民，都是重要的：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本份，隻有自由地選擇，我們才與社會簽約，這個本分才會成為神聖的，需要我們不計功利地做好，我們也從中得到滿足道義的幸福。對於思索者，對於藝術者，這個自由精神更為重要，不然做出來的隻是偽劣媚世之作。

　　改革三十年，創造了一個中國曆史上從未有過的富裕社會，但是也應當承認我們忽視了個人的精神自由，目前中國社會，從整體上說，是個庸人社會。如果我們看不到精神自由的重要性，中華民族前行的漫漫長途，險阻會越來越多。

　　目前，中國改革深入，當務之急多矣，精神問題似乎是不急之務，但是到真正覺得緊要時再動手，已經悔之晚矣。畢竟，在大半個世紀的民族動員之後，在近三十年看來大有所成的集體行動之餘，哪怕今天我們都取得共同的認識，要培養有真正個人自由精神的一代中國人，也不會是一朝一夕能見成果的事。

　　所以，現在就需要超功利的自由精神，哪怕隻是為了看到個人精神自由的重要性。


□ 原載《學術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