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71年8月下旬，也就是廬山會議批判陳伯達一年之後，毛主席到南方巡視，把部分省市的領導找去談話。談話內容對外絕對保密，當時我們也不知道。
9月3日，毛主席的專列到達杭州，汪東興、張耀祠把我和南萍、熊應堂（當時，南萍任浙江省委第一書記；熊應堂、陳勵耘任浙江省委書記——雕塑佛注）叫到毛主席專列上，毛主席批評了我。直到9月10日下午，毛主席才離開杭州。
送走毛主席後，我心情非常沉重。9月19日晚我回到家裏，跟愛人和9歲的小女兒住了一晚。
第二天，我到警衛處。剛跨進門，南萍的電話來了，說接上海王洪文電話，中央有一個重要文件到上海，不發到省裏，叫我和他一起去看。我忙問：“什麽時候走?”他說：“下午3點。”我又問：“要帶什麽不?”他說：“不必帶，反正看完文件就回來。”
到上海，已是晚上8點，車在錦江飯店門口停下。王洪文的秘書出來接我們，他跟南萍握了握手，當我伸過手去時，他卻把手縮回了。
我不由一愣，一種不祥的預感籠上心頭。
王洪文的秘書領著我和南平進屋。跨進二門，上海市革委會主任王秀珍跟我和南萍都握了手，我懸著的心又稍稍放下了一些。
進入禮堂，王洪文說：“中央有個文件，不發下去了，請你們來看一看。”說著，把文件遞給我，並對南萍說：“你就不用看了吧。”
我屏住呼吸看下去。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惶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現已查明，林彪背著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央政冶局，極其秘密地私自調動三叉戟運輸機、直升飛機各一架，開槍打傷跟隨多年的警衛人員，於9月13日淩晨爬上三叉戟飛機，向外蒙、蘇聯方向飛去。同上飛機的有他的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及駕駛員潘景寅、死黨劉沛豐等……
我渾身的血快速凝固，雙手微微發抖。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王洪文用一種異樣的目光盯著我，略帶嘲諷的口吻說：“看完了吧?現正式宣布：根據毛主席指示，逮捕你。”
我腦袋“轟”地一聲炸了，還沒有弄明白是怎麽回事，旁邊跳出兩個人，一邊一個捉住了我的手，並摸了一下我的腰。見沒有手槍，便把我架起來。 、
王洪文說：“陳勵耘同誌，這是毛主席的指示，我王洪文是沒有權力逮捕你的。”
我苦笑了一下，沒有吭聲。
我被押到舞台後麵一間地下室。房子不小，中間放著床，沒有床架，直接擱在地上，床上有被子，床頭有一隻馬桶。
我痛苦到了極點，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這樣被抓，又想到這一切南平是早已知道的，我有些恨起他來。
半夜時分，兩個看守我的人忽然叫我起床，他們拋過一件軍用雨衣蒙住我的頭，把我往窗外塞。外麵已有兩個人等著，把我往一輛卡車上搬；幸好雨衣終於露出了一條縫隙，我一看，車上全是兵，還架著兩挺機槍。前麵還有一輛卡車，也站滿了兵。
車子開進了南京通訊學校。我被關進了一間麵積約8平方米的小房子，一天24小時都有人守著。
第二天，南京軍區後勤部政委、江蘇省革委會副主任吳大勝來見我，他指指身後兩位中年幹部說：“這是中央來的溫副處長，這是南京軍區保衛部長，你的案子由他們負責。”從此，我進入了頻繁的受審階段。
第二年春天，吳大勝、溫副處長找我談話，說你的問題在這兒說不清楚了，中央指示，讓你去北京說。
到北京後，他們把我押進一幢樓房底層的一間屋子。後來知道這是中央專案組，我的案子由他們審查。
1976年10月，“四人幫”垮台。我懷著幾分僥幸：自己的命運是不是會有所改變?因為我在廬山會議上赤膊上陣，主要是針對張春橋。
12月的一天，北京軍區一位保衛科長把我押上一輛小臥車，駛出北京。過了通縣，見二座大橋，路上標著“秦城”兩字。我頓時明白，我是被送往秦城監獄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給胡耀邦同誌和中央委員會寫了一封信，承認自己犯了嚴重錯誤，但對一些問題也作了申訴。
1980年冬天，監獄的醫生對我說，“獄領導意見，你身體不好，就去住院。”於是我住進了複興醫院。1981年2月，總政檢察院院長於克法簽署了一個文件，大意是我參與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活動，但考慮我的實際情況，決定對我免予起訴。
總政檢察院宣布後，組織上就安排我到安徽一個空軍療養院療養。那裏風光秀麗，且有溫泉洗澡，但我卻坐臥不安，刻骨思念自己的妻子兒女。
我向組織提出了申請，組織上很快滿足了我的要求。
妻兒們終於出現在我的門口。盡管十年不見，兒女們還是認識自己的爸爸。他們一下子撲過來，抱住我放聲大哭。 ·
妻子站在一邊，默默地流著淚。十年不見，她頭上已經染了白霜，瘦弱的身子也有點佝僂了，我真不敢相信這就是當年英姿颯爽跟我輾轉南北的妻子。
晚上，妻子給我講述了家裏的一切：
我被抓後，妻子也被關押，先關南京，後關北京，最後去山西果園勞動。不久前剛剛落實政策，回到杭州。
大兒子、大女兒也先後受到批判審查。
9歲的小女兒無人撫養，由一個朋友的女兒收留。一年後，當醫生的大女兒從看守所出來，下放到一個小縣當護士，才把小女兒帶去。小女兒讀書很好，但由於政審不合格，幾次高考都名落孫山。去年全縣招工考試，她名列第一，終於當上了工人……
淚水打濕了我的麵頰。我有罪，我對不起妻子兒女，尤其是我那可憐的小女兒。
1981年底，中央軍委政治部、空軍政治部、勞動人事部、民政部對陳勵耘的待遇聯合下了一個通知，大意是：退出現役，由民政部門管理，並拔款為他在離上海不遠的一個小縣城裏買了一套住房。
陳勵耘終於過起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陳勵耘簡曆：
陳勵耘，四川成都人，1919年生，1938年2月到延安，同年入黨，曆任抗大九分校指導員，新四軍一師山炮營政委，華東野戰軍第六縱隊團政治處主任、副政委、政委。1951年任空軍某師副政委、政委。能說會道，是當時為數不多的有才華的師政委。1955年9月被授予空軍上校，1962年11月晉升空軍大校軍銜。1964年升任軍政委，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分管公安係統。中共九屆候補中委。汪東興回憶說，陳勵耘掌握著杭州的警備大權，直接指揮毛澤東在杭州住所的警衛工作。1968年3月-1971年9月任浙江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1968年3月-1971年1月任省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第一副組長；1971年1月-9月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中共九屆候補中委。1978年4月被開除黨籍。“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參與林彪反黨集團的行動。1982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決定對其免於起訴。1982年5月按一般幹部待遇退出現役。
9月3日，毛主席的專列到達杭州，汪東興、張耀祠把我和南萍、熊應堂（當時，南萍任浙江省委第一書記；熊應堂、陳勵耘任浙江省委書記——雕塑佛注）叫到毛主席專列上，毛主席批評了我。直到9月10日下午，毛主席才離開杭州。
送走毛主席後，我心情非常沉重。9月19日晚我回到家裏，跟愛人和9歲的小女兒住了一晚。
第二天，我到警衛處。剛跨進門，南萍的電話來了，說接上海王洪文電話，中央有一個重要文件到上海，不發到省裏，叫我和他一起去看。我忙問：“什麽時候走?”他說：“下午3點。”我又問：“要帶什麽不?”他說：“不必帶，反正看完文件就回來。”
到上海，已是晚上8點，車在錦江飯店門口停下。王洪文的秘書出來接我們，他跟南萍握了握手，當我伸過手去時，他卻把手縮回了。
我不由一愣，一種不祥的預感籠上心頭。
王洪文的秘書領著我和南平進屋。跨進二門，上海市革委會主任王秀珍跟我和南萍都握了手，我懸著的心又稍稍放下了一些。
進入禮堂，王洪文說：“中央有個文件，不發下去了，請你們來看一看。”說著，把文件遞給我，並對南萍說：“你就不用看了吧。”
我屏住呼吸看下去。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於1971年9月13日倉惶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現已查明，林彪背著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中央政冶局，極其秘密地私自調動三叉戟運輸機、直升飛機各一架，開槍打傷跟隨多年的警衛人員，於9月13日淩晨爬上三叉戟飛機，向外蒙、蘇聯方向飛去。同上飛機的有他的妻子葉群、兒子林立果及駕駛員潘景寅、死黨劉沛豐等……
我渾身的血快速凝固，雙手微微發抖。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王洪文用一種異樣的目光盯著我，略帶嘲諷的口吻說：“看完了吧?現正式宣布：根據毛主席指示，逮捕你。”
我腦袋“轟”地一聲炸了，還沒有弄明白是怎麽回事，旁邊跳出兩個人，一邊一個捉住了我的手，並摸了一下我的腰。見沒有手槍，便把我架起來。 、
王洪文說：“陳勵耘同誌，這是毛主席的指示，我王洪文是沒有權力逮捕你的。”
我苦笑了一下，沒有吭聲。
我被押到舞台後麵一間地下室。房子不小，中間放著床，沒有床架，直接擱在地上，床上有被子，床頭有一隻馬桶。
我痛苦到了極點，做夢也沒想到自己會這樣被抓，又想到這一切南平是早已知道的，我有些恨起他來。
半夜時分，兩個看守我的人忽然叫我起床，他們拋過一件軍用雨衣蒙住我的頭，把我往窗外塞。外麵已有兩個人等著，把我往一輛卡車上搬；幸好雨衣終於露出了一條縫隙，我一看，車上全是兵，還架著兩挺機槍。前麵還有一輛卡車，也站滿了兵。
車子開進了南京通訊學校。我被關進了一間麵積約8平方米的小房子，一天24小時都有人守著。
第二天，南京軍區後勤部政委、江蘇省革委會副主任吳大勝來見我，他指指身後兩位中年幹部說：“這是中央來的溫副處長，這是南京軍區保衛部長，你的案子由他們負責。”從此，我進入了頻繁的受審階段。
第二年春天，吳大勝、溫副處長找我談話，說你的問題在這兒說不清楚了，中央指示，讓你去北京說。
到北京後，他們把我押進一幢樓房底層的一間屋子。後來知道這是中央專案組，我的案子由他們審查。
1976年10月，“四人幫”垮台。我懷著幾分僥幸：自己的命運是不是會有所改變?因為我在廬山會議上赤膊上陣，主要是針對張春橋。
12月的一天，北京軍區一位保衛科長把我押上一輛小臥車，駛出北京。過了通縣，見二座大橋，路上標著“秦城”兩字。我頓時明白，我是被送往秦城監獄了。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給胡耀邦同誌和中央委員會寫了一封信，承認自己犯了嚴重錯誤，但對一些問題也作了申訴。
1980年冬天，監獄的醫生對我說，“獄領導意見，你身體不好，就去住院。”於是我住進了複興醫院。1981年2月，總政檢察院院長於克法簽署了一個文件，大意是我參與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陰謀活動，但考慮我的實際情況，決定對我免予起訴。
總政檢察院宣布後，組織上就安排我到安徽一個空軍療養院療養。那裏風光秀麗，且有溫泉洗澡，但我卻坐臥不安，刻骨思念自己的妻子兒女。
我向組織提出了申請，組織上很快滿足了我的要求。
妻兒們終於出現在我的門口。盡管十年不見，兒女們還是認識自己的爸爸。他們一下子撲過來，抱住我放聲大哭。 ·
妻子站在一邊，默默地流著淚。十年不見，她頭上已經染了白霜，瘦弱的身子也有點佝僂了，我真不敢相信這就是當年英姿颯爽跟我輾轉南北的妻子。
晚上，妻子給我講述了家裏的一切：
我被抓後，妻子也被關押，先關南京，後關北京，最後去山西果園勞動。不久前剛剛落實政策，回到杭州。
大兒子、大女兒也先後受到批判審查。
9歲的小女兒無人撫養，由一個朋友的女兒收留。一年後，當醫生的大女兒從看守所出來，下放到一個小縣當護士，才把小女兒帶去。小女兒讀書很好，但由於政審不合格，幾次高考都名落孫山。去年全縣招工考試，她名列第一，終於當上了工人……
淚水打濕了我的麵頰。我有罪，我對不起妻子兒女，尤其是我那可憐的小女兒。
1981年底，中央軍委政治部、空軍政治部、勞動人事部、民政部對陳勵耘的待遇聯合下了一個通知，大意是：退出現役，由民政部門管理，並拔款為他在離上海不遠的一個小縣城裏買了一套住房。
陳勵耘終於過起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陳勵耘簡曆：
陳勵耘，四川成都人，1919年生，1938年2月到延安，同年入黨，曆任抗大九分校指導員，新四軍一師山炮營政委，華東野戰軍第六縱隊團政治處主任、副政委、政委。1951年任空軍某師副政委、政委。能說會道，是當時為數不多的有才華的師政委。1955年9月被授予空軍上校，1962年11月晉升空軍大校軍銜。1964年升任軍政委，文革中任浙江省革委會副主任，分管公安係統。中共九屆候補中委。汪東興回憶說，陳勵耘掌握著杭州的警備大權，直接指揮毛澤東在杭州住所的警衛工作。1968年3月-1971年9月任浙江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1968年3月-1971年1月任省革委會黨的核心小組第一副組長；1971年1月-9月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中共九屆候補中委。1978年4月被開除黨籍。“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罪行，參與林彪反黨集團的行動。1982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決定對其免於起訴。1982年5月按一般幹部待遇退出現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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