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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伊追憶父親瞿秋白:九泉下仍遭受莫大淩辱

(2010-11-21 18:34:50) 下一個

本文摘自《文史參考》第八期

  瞿獨伊,瞿秋白的獨女。瞿秋白去世時,她隻有14歲。從5歲見到父親,到14歲從報紙上得知父親被殺害的消息,她在父親身邊隻生活了短短的4年。然而這段充滿父愛和親情的時光,卻給她留下了刻骨銘心的人生記憶。


  如今,89歲的瞿獨伊獨自生活在北京,回想起自己漫長的人生,她想說的還是“好爸爸”的溫暖。


  采訪列寧


  我雖然不是秋白的親生女兒,但是他對我比親生的還親。我母親楊之華1900年出生於浙江蕭山,是個家道中落的紳士門第小姐,被人稱為有“超群的美貌”,人家喊她“小貓姑娘”。二十歲出頭的時候,她和我的生父沈劍龍相愛成婚。我生父不願意吃苦,有點兒少爺的樣子,經不起上海十裏洋場燈紅酒綠生活的引誘,墮落了。


  我原名叫“曉光”,有點天剛破曉的意思。後來改名獨伊。因為我的生父對我母親不好,她心中怨憤,決定隻生我一個孩子,因此改名叫獨伊。我現在就一直叫這個名字。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紀念日這一天,瞿秋白和母親在上海結婚,沈劍龍還親臨祝賀。他們此後成了好朋友,經常書信來往,寫詩唱和。


  在認識母親之前,父親曾以北京《晨報》特派記者的身份,前往莫斯科采訪列寧,是最早向中國係統地報道俄國十月革命後社會狀況的新聞先驅。


  1921年6月22日,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父親采訪報道了這次大會的盛況。7月6日,父親在安德萊廳看到了列寧。他在當日就興奮地寫下新聞報道,最早向中國人描述了列寧的形象。


  他說,列寧出席發言三四次,德語和法語非常流利,談吐沉著果斷,自然流露出政治家的誠摯果毅,他的演說常常被霹靂般的鼓掌聲所吞沒。


  讓父親記憶深刻的是,他在會場的走廊上追訪列寧。列寧停下來與他進行了簡短的交談,指給父親幾篇有關東方問題的材料讓他參考,然後說了幾句話,便道歉忙碌去。


  1922年12月21日,父親應陳獨秀邀請,回國主編《新青年》季刊,結束了第一次蘇俄之行。這時,他才24歲。

蘇俄生活


  1928年4月30日,父親第二次動身去蘇聯,籌備中共“六大”;同年5月,作為中共“六大”代表的母親帶著我,與羅亦農的夫人李文宜一起,也秘密來到莫斯科。


  “六大”在中共曆史上很特殊,會址不在國內而在國外。我去了沒多久,“六大”就開了,開會時我還記得,是在莫斯科郊區茲維尼果羅德鎮附近的一座鄉間別墅——銀色別墅舉行的。


  由於當時沒有找到幼兒園,李文宜阿姨就帶著我,她當時是列席代表。現在正式的代表都已經去世了,我恐怕是唯一目睹“六大”開會情況的人了。當時我天真活潑,每逢休會,我常常給那些代表唱歌、跳舞,現在我還喜歡跳舞,我跳舞喜歡找最好的舞伴跳。


  中共“六大”後直至1930年7月,我們一家共同在蘇聯工作和生活,在那片赤色的土地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回憶。


  1929 年初春,父親的肺病又加重了,不得不去馬林諾的列寧療養院修養。在這個鄉村療養所,父親愛上了滑雪,後來回到莫斯科,他還去滑過雪。


  在這分離的一個多月裏,父母之間多次通信,有時一天甚至寫兩封。父親經常在信中提及我,他說:“獨伊如此的和我親熱了,我心上極其歡喜,我歡喜她,想著她的有趣齊整的笑容,這是你製造出來的啊!之華,我每天總是夢著你或獨伊。” 父親還給我寫信,信裏說,“你看好爸爸滑雪了”。


  那時由於沒有幼兒園,父母就把我送到了孤兒院,我很不願意在那個孤兒院裏呆,老是哭。但是沒辦法,爸爸媽媽要我在這裏念書。爸爸來看我的次數比較少,媽媽來的次數多一些,李文宜阿姨來的次數最多。每次他們來我就哭,說不在這裏呆了。他們走了之後,我一遍遍地坐他們坐過的地方,走他們走過的路。你不能理解,我是那麽的那麽的想他們。


  我喜歡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父親從共產國際下班回來,路過商店總不忘買一些帶到孤兒院給我吃。我當時也不知道秋白不是我的親生父親,就以為他是我的親生父親。


  後來我轉到了依凡城一個森林學校,實際上叫兒童療養院。在森林學校,為了講究衛生,無論男孩女孩一律要剃光頭。我冬天去的,第一次剃了頭發,很不喜歡。父親為了安慰我,給我寫信。


  獨伊: 我的好獨伊,你的頭發都剪了,都剃了嗎?哈哈,獨伊成了小和尚了,好爸爸的頭發長長了,卻不是大和尚了。你會不會寫俄文信呢?你要聽先生的話,聽媽媽的話,要和同學要好。我喜歡你,乖乖的小獨伊、小和尚。


  我叫他“好爸爸”,因為媽媽喜歡他,讓我叫“好爸爸”,所以他每次簽名都是“好爸爸”。但是我在森林學校時,父親沒時間來看我,大概來了一兩次。


  他們有一次冬天來看我,我坐在小雪車裏,爸爸拉我,假裝跌一下。我就笑他,說:“爸爸那麽大都跌跤,我都不跌跤你還跌跤。”他喜歡畫一個滑雪板,或者是一個兔子,我爸爸多才多藝,一筆一劃就畫出來了。


  再後來,我到了國際兒童院了。國際兒童院裏有來自幾十個國家的孩子,我們大孩子常去幼兒班,帶那些不同國家的小朋友一起做各種遊戲。


  1930年,父親從蘇聯回國主持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母親也要一起回國,我還留在莫斯科國際兒童院。臨行前,他們對我說,有事要去南俄,也就是現在的烏克蘭,很快就回來。我沒能與父親再見上一麵。我當時發燒在醫院裏,母親回國前一天去醫院看我,我還責怪媽媽不遵守時間。我根本不會想到,父親這次回國就是我們父女的永別。

秋白之死


  1934年初,父親被派往江西瑞金中央蘇區,而母親則留在上海。博古隻叫我父親去,不叫我母親去,借口說母親的工作沒有人能代替,就是有意讓他一個人去。


  1934年秋,中央紅軍在倉促中決定進行戰略轉移,父親奉命留守江西,任中央分局宣傳部長。根據張聞天的回憶,中級幹部是由他決定誰留誰不留;高級幹部是由周恩來、李德、博古最高“三人團”決定的。得知此消息後,毛澤東兩次找到博古,要求帶父親走,卻遭到拒絕。博古以父親患病為借口,說:“不帶,留著。”父親當時聽說要留下來,心情很不愉快,他也希望走,但是還是服從組織決定。那時候博古是最高領導,他犯了兩次錯誤,一次是不讓母親去蘇區,一次是不讓父親參加長征。如果我母親去了,對父親的身體健康和工作都會有很大的幫助,也不至於在蘇區艱苦條件下拖著病體生活。當然我也不恨他,因為這是曆史造成的。


  第二天,陳毅看見我父親還在就很詫異,問他怎麽還不走,陳毅說,“我的馬比你的馬好,你趕緊騎上去追上隊伍”。父親說,“我要留下來的。”陳毅說,“怎麽要留下來了?”父親說,領導決定的,要我留下來。陳毅覺得很不公平,但也沒辦法。


  中央紅軍出發那天,父親把自己的一匹好馬送給了長征隊伍中最年長的徐特立,讓馬夫跟著徐特立上路。


  大概在1936年,父親犧牲以後,廖承誌跟博古看到我父親犧牲的報紙。博古感慨地說:“如果他跟我們一塊兒走,就不至於犧牲。” 博古對我父親之死是有責任的,他說這話的時候臉紅了。廖承誌看出來他很內疚。1981年在常州修瞿秋白紀念館的時候,我把這個事說了出來,在場的很多人都流淚了。


  “四人幫”為了改寫整部黨史,不顧事實,硬把我父親打成“叛徒”,使父親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淩辱。槍斃他的宋希濂可以作證,我父親絕不是叛徒。我和我女兒曾經去問過他一些事,宋希濂說父親就義時高呼“共產黨萬歲”,神態從容。那天,我和女兒是一邊流著熱淚,一邊記錄證明材料的。而中紀委複查組則以更多的材料證明,“四人幫”強加給我父親的“叛徒”帽子完全沒有一點根據!

雖然宋希濂是親手殺死我父親的人,我們光明磊落、不卑不亢地去看他,他也不尷尬。他說,我對你們怎麽說,就對紅衛兵怎麽說。他很坦率地說:“我看了瞿秋白《多餘的話》,沒有什麽叛變自首,沒有出賣誰,也沒有出賣組織,不過有一點消極的情緒。”他都看得很清楚,我們自己人卻看不清楚。

莫斯科的兒童瘋人醫院


  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一批國際兒童院的孩子們在烏克蘭參觀休息。看到一份《共青團真理報》,報上詳細報道了我父親於6月18日犧牲的消息,並附有一張4寸大小的半身照。一直想念“好爸爸”的我驚呆了,隨即失聲痛哭起來,後來我就暈倒在地。


  我休克了,不能說話、不能動,還在哭,但是我能聽到別人說話。有人說,她是不是死了?我想說我沒死,但是又說不出來。老師就拿一瓶香水擦我全身,這樣我才能動了。


  當時特別難受,就想媽媽以後怎麽辦,以後一定很痛苦。我就一直哭,吃不下飯。回到國際兒童院,我到晚上不能睡覺,得了失眠症,也影響到孩子們的休息。


  老師就把我送到莫斯科的兒童瘋人醫院。和我較好的一個日本小朋友知道老師要送我去那,就說,“他不是瘋子,她就是想她爸爸。”在這個兒童瘋人醫院,有些小孩把大便抹在牆上。在那裏待了一個月,沒有人管我,也沒有人來看我,隻有那個日本朋友給我來信,安慰我。

  父親犧牲後,母親第二次來蘇聯,參加第七次共產國際大會,她就把我從瘋人醫院接了出來。母親當時在國際紅色救濟會做中國部的委員。她那時候很痛苦,因為父親剛剛犧牲。晚上母親拿出父親寫的信和文章看,他倆感情很深,這些信寫得很熱情,他說我又夢見你了,夢見你和獨伊,我很想趕緊回來,回到莫斯科,看看你,擁抱你。母親在台燈底下,一邊看一邊掉淚。我就說媽媽你不要哭,爸爸已經過世了,你不要哭,我給你唱歌,我就一首歌一首歌地唱,唱了《馬賽曲》、《兒童進行曲》等好多俄文歌給她聽。

從新疆監獄到秦城監獄


  1941年9月,蘇德戰爭爆發三個月後,我和母親啟程回國,途中被新疆軍閥盛世才軟禁。


  那時,我們還沒有受到什麽虐待,院子鎖著,沒有自由,但是房間沒有鎖門,大家可以互相來往。中間搬了好幾次,最後一次是在第四監獄,待的時間最長。吃飯是一天兩頓,一桶沒有一點油水的爛白菜湯,放一點鹽,然後一木箱饅頭,饅頭裏麵摻了沙子,吃起來哧溜哧溜響,饅頭不限製,隨便吃,但是沒什麽營養。


  剛進監獄時,我們帶了一些衣服,我還帶了溜冰鞋,托看守幫忙變賣,買了一點羊尾巴油,吃饅頭的時候抹一點,就有油水了。我們還買了葡萄幹和牛肉幹,牛肉幹舍不得吃,一年四次節日的時候,我們趁機給男監的同誌,一人送5、6個牛肉幹。我們自己主要是抹點羊尾巴油,吃點葡萄幹。


  一共有150人被關押在那裏,除了我們這些蘇聯回來的路過人員,還有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人員。我們呆了4年,出獄時隻有130人,好些不是病死了,就是犧牲了(毛澤民、陳潭秋、林潔如三位同誌就被殺害),或者早就叛變了。1946年6月10日,經過黨的營救和張治中將軍的努力,我們才獲得自由,分乘 10輛大卡車奔赴延安。7月10日到延安時,受到毛澤東、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領導的接見。


  說實話,在新疆監獄裏,女同誌沒有受刑,也沒有被拷打。我的一位獄友,沒有死在新疆監獄,後來卻死在了“文革”監獄裏。我沒想到中國人是如此的獸性,說她是叛徒,嘴裏塞布,手腳綁著,頭朝下,一上一下倒插進農村的茅坑裏,慢慢給弄死的。


  我也蹲了10年的牛棚,每天吃一個窩頭,5分錢的菜,一個月12元錢。那時說我們都是叛徒,我則是“叛徒、軍統特務、蘇修特務、國民黨員”,說我們集體叛變、做了很多壞事,但是也具體說不出我們做了什麽壞事。我在中國農業科學院裏上班,先被關在一個辦公室裏,上廁所,要敲門叫人來開門。有人就開,把我押到廁所去,回來再鎖上。沒人就得忍耐。我在牛棚裏蹲了十年,筆紙都沒有。睡在溫室大棚的草地上。每天吃飯以前要請罪,向毛主席鞠躬,鞠躬以後可以吃窩窩頭和五分錢的菜。


  我沒有想到自己人整自己人,比國民黨整我們還厲害。很多新疆監獄的人在“文革”的時候都被整死了。包括我母親,就是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致死的。


  母親解放後先在婦聯國際部工作,然後擔任婦聯副主席,全國女工部部長,“文革”被逮捕以前在檢察委員會工作。她身體一直不好,關在秦城監獄裏。母親在監獄裏沒有名字,隻有一個號碼,在新疆監獄的時候我們還有自己的名字,還有人格,但那時母親已經沒有了。我去看她的時候,叫了她的名字,她說,“你叫了我的名字?”我說,“是啊,不叫你的名字怎麽來看你?”她說,“這下糟了,他們知道我是誰,對我更不好了。”

  我給周總理寫信,請求讓我母親保外就醫,但是保外就醫隻有三天,她就去世了。

父親和魯迅的知己之交


  父親和魯迅交往密切。魯迅贈給父親一句話: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這是他認識父親之後不久寫的,因為我父親非常理解魯迅,思想跟他一致,寫了1.7萬字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魯迅看了以後說:“你寫得太好了,好像從沒有人寫我是從一個進化論者到一個革命者。”


  據母親回憶,父親與魯迅的第一次見麵在1932年的夏天,父親在馮雪峰的陪同下拜訪了魯迅。父親跟魯迅認識的時間並不長,他們見麵以前就很熟悉了,互相通過看文章了解了對方。1931年9月1日,魯迅一家三口,為了避免特務盯梢,冒雨來看父親,父親喊魯迅為“大先生”。


  在上海,父親三次在魯迅家裏避難。1932年冬天,母親被特務盯梢,父親立即轉移到魯迅家裏,魯迅這時去北京探望母親,隻有許廣平和周海嬰在家;1933年2月,父親又有危險,再次轉移到魯迅家中避難。1934年父親去蘇區前,上門向魯迅辭行,魯迅和許廣平堅決要睡地板,把床鋪讓給父親。


  我父親被捕以後,身份還沒有暴露,就給魯迅寫信,暗示他原來是國民黨的醫生,被俘虜以後給紅軍當醫生,想通過一個假口供讓魯迅想辦法營救他。魯迅籌了50大洋,準備保釋。但是這個事情還沒有來得及做,叛徒就出賣了我父親。

  許廣平回憶說:“秋白逝世以後,魯迅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悲痛不已,甚至連執筆寫字也振作不起來。”魯迅親自編輯出版父親的譯文集《海上述林》,這成為魯迅生命最後時間裏的一項重要事情。這讓他備感寬慰,十幾天後便溘然長逝了。

  口述:瞿獨伊   撰文:周海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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