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全盤否定我們，我看同樣是錯誤的”
——訪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李作鵬
師東兵著《政壇秘聞錄--前中共政要訪談》
李作鵬
曾經擔任過海軍政委和副總參謀長、中共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李作鵬刑滿釋放後，我在山西他的住所采訪了他。這是一個有血性的漢子，動不動喜歡拍桌子，罵幾句“他媽的”，但是現在的脾氣顯然好多了。不管是曆史捉弄他，還是他企圖捉弄曆史，反正他成了中共曆史上一場驚心動魄的大劇的主角之一。
李作鵬的臉膛，顯得有點浮腫，氣色也不大好，但是整個思維卻是非常敏捷，記憶力也很驚人。他生於1914年，比林彪小八歲。在他的簡曆中，他特意寫明他隻是初小文化程度，說明他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大老粗。1930年他在他的家鄉江西省吉安縣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3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紅軍長征的時候，他在中央軍委二局二科擔任科長。抗戰時期，任八路軍115師偵察科科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民主聯軍參謀處處長，第一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東北野戰軍第六縱隊司令員，第四野戰軍第43軍軍長。建國後，曆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5兵團參謀長，中南軍取軍政大學副校長，第一、四步兵學校校長，總參謀部軍訓部部長，海軍副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海軍政委。1955年被授予中將軍銜。1971年9月，林彪摔四在蒙古的溫都爾汗大沙漠後，李作鵬同黃永勝、吳法憲、邱會作一道被隔離審查。1973年被開除黨籍，隨後關入監獄。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為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判處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實際上，他在1982年就保外就醫，1987年刑滿釋放。他的這段曆史，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革命了一輩子，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最後落個反革命的帽子，我怎麽能口服心服呢？實際上，我都是跟著共產黨走的，竟然成了反黨，這是什麽他媽的邏輯！”
他在監獄裏，親筆寫下了他認為屬於自己的功勞：
“農暴後我參加過幾次圍攻吉安的戰鬥。參軍後，我參加過反對敵人一、二、三、四、五次大圍剿。參加了二萬五錢裏長征。抗日戰爭中參加抗擊日寇的進攻，頻繁地反掃蕩、反合圍、反封鎖、反頑鬥爭，並多次發動向日偽繳大規模的進攻，收複失地，擴大抗日根據地。1945年對日反攻時，我親自指揮，收複山東臨沂等多座城市。接著奉命去東北，參加東北抗擊國民黨進攻的自衛戰爭。以後參加三下江南的戰役。1947年參加夏季攻勢、秋季攻勢、冬季攻勢等戰役。1948年的遼沈戰役，我指揮兩個師，對消滅廖耀湘兵團，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大軍進關後，參加了平津戰役，向廣州進軍占領廣州。特別是粵桂邊戰役，我指揮一個軍，對消滅魯道源、張淦兩個兵團，起了決定性作用。據說林彪高興得跳了起來。我還參加了界解放海南島戰役。全國解放戰爭結束後，我主要負責培養幹部的工作。當時中南軍政大學和第四高級步校領導六個步校（即商丘、信陽、長沙、南昌、廣州、桂林步校），每月在校生萬餘人。以後把我調到北京，先是負責陸軍訓練，以後則是陸軍為主兼管海軍空軍的訓練。到海軍我做了三件主要的工作：打擊敵人從海上、空中來犯。不僅消滅了20餘股沸騰竄犯，並擊沉、擊傷 [ 章江號] 等多艘敵艦。擊落入侵敵機多架，包括擊落了無人駕駛飛機及美國新鬼怪式戰鬥機，活捉了美國飛行員，徹底粉碎了台灣反攻大陸的陰謀；進行了大量的戰備工程建設；開始建造了一大批艦艇，包括原子艦艇、導彈驅逐艦、萬噸級海洋調兵遣將船，使海軍建設由小型海軍向中型海軍方向發展。以上所說，別人可能不願聽。我是寫給我的子女們看的，並永遠保存。”
但是，你要問他在文化大革除中把多少共產黨人打成反革命的時候，他再也不吱聲了。整人整到自己頭的時候，他懂得了什麽叫“荒唐”、“內耗”和“可笑”，但是回顧他整別人的曆史，我不知道他是否想過這幾個字眼沒有？
我問他：“蕭勁光大將作為海軍的創始人之一，你認為他的功勞怎樣？”
李作鵬毫不猶豫地說：“我熟悉他，他是好人，但是我們在工作中和一些路線是非上有分歧，這並不能說明其他的事情。1949年10月中旬，正在參加衡寶戰役的蕭勁光接到毛主席的急電，要他在戰役結束之後速來見他。毛主席見他後，讓他負責組建海軍，出任海軍司令。因為：一、他是一個老同誌，能夠把革命傳統帶到海軍；二是建設海軍要向蘇聯學習，他曾在蘇聯學習過，懂得俄語；三是海軍建設任務很重，搞海軍要有一、兩個有豐富實戰經驗的人去領頭。毛主席對他說：[根據這些，我們選擇了你，你可是隻能幹好，不能幹壞，怎麽樣？] 蕭勁光回答：[請主席放心，我一定會幹好的。] 於是，1950年1月12日，毛主席簽發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命令，正式任命蕭勁光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員。他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明確地提出了海軍必須打好三個樁子，即政治思想樁子、組織樁子、技術樁子，並強調特別重要的是政治思想樁子。他對海軍的訓練和作戰也很重視。海軍的第一次高級幹部戰役集熏就是他主持的。1955年11月，海軍幹部參加了軍委總參在遼東半島組織的一次大規模演習，海軍有60多艘艦艇，7500多人參加了演習，他是海軍方麵的總指揮。1958年炮擊金門打響後，他趕到前線，視察炮兵陣地、艦艇集結地，進行戰備動員和慰問。我擔任政委之後，他是支持我的工作的。他對我說：[我對林總沒有任何的意見，我是對江青、張春橋這些人插手部隊的做法大有看法，我們一定不能讓張春橋這些人插手軍隊，他們的領導，軍隊不會服的。] 1969年4月，在黨的九屆一中全會上，蕭勁光沒有投張春橋、姚文元、江青等人的票，引起了江青對他的極大反感。江青對他的做法進行追究時,他針鋒相對地說：[既然我是黨的代表，我就有自己的權利，為什麽要強迫我服從你們的意誌，難道代表連自己的合法權利都沒有了嗎？] 他曾竟親自找過林彪，談過他自己對張春橋等人的看法。林彪對蕭勁光的態度是：[能為我用就為我用，不能為我所用你們也別得罪他。老資格了，能讓且讓吧。] 這就是我對蕭勁光同誌的認識，他對我談不上什麽鬥爭，這是他後來在我倒台以後的態度。那說明不了什麽。”
“陶勇的問題你插手的嗎？”我提到了一個令他無法回避的問題。
李作鵬卻是絲毫沒有躲閃的意思，他說：“不錯，是我插手調查過他的案子，但那是他死後的事情。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表現，我是不知情的。1967年1月 21日下午2點30分，陶勇被人發現死在海軍招待所後院的花園裏的井裏。我得到這個消息，馬上派人調查，最後認定是自殺。我們馬上以海軍黨委的名義作出了他是 [畏罪自殺] 的結論，同時上報中央和軍委。這個問題同樣我和蕭勁光也是一起研究過的，他也是這樣的意見：[可能是自殺，沒有更為可信的其他意見。] 以後這個問題弄得非常複雜，他家裏的人斷言是他殺。但是折騰十幾年，把我們抓了以後有關方麵繼續調查，也沒有找到他殺的根據嘛。究竟是怎麽回事？應該有個明確的回答了吧？就是因為我們倒黴了，硬是要把一些本來事實都很清楚的問題人為地攪混，實在難以令人心服。”
這個人是很愛麵子的人，不到黃河心不死，就是在被捕入獄後，也有很長的時間裏沒有如實地坦白他的問題，總是在一些枝節上和專案組的人員糾纏。1971年 10月3日，中共中央經毛澤東批準，宣布撤銷黃永勝為組長的軍委辦事組，成立以葉劍英為召集人的軍委辦公會議，在軍委的領導下負責軍委的日常工作。李作鵬聽到這個消息後，馬上請求和毛澤東談話，他說：“這樣弄下去，隻能是親者痛、仇者快。我看他老人家是糊塗了，作為一個偉大領導，你不能今天這樣，明天又那樣，朝令夕改，你讓下麵的同誌到底怎樣執行你的意圖？”
他接著對我說：“實際上，我們國內的那場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我們黨內和軍內長期的派係鬥爭和矛盾的產物。軍內的矛盾，早在紅軍時期就已經產生了。一些領導人之間的矛盾，可以追溯到很久的年代。毛澤東為了平衡黨內、軍內的矛盾，一會兒支持這個，一會兒站在那一邊，總是巧妙地利用矛盾，平衡各派力量，保證自己的命令和目的暢通。現在我們看得很清楚了，他就是用這樣的手段，來鞏固江青、張春橋的勢力，準備在他們需要的時候，奪取最高權力。事實上，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曆史，就是給江青、張春橋他們掃平障礙的曆史。隻是這個目的已經被黨內的大多數人看透了，毛澤東才調整了他的策略和部署。最近我看了楊成武自己寫的一些回憶文章，有的事實並不是那樣。他說是林彪給毛主席進的讒言，說他 [楊成武這個人不好，他排擠別人，抬高自己，想把那個代字去掉，他想當總長。] 據我所知，恰恰是毛澤東自己看出了楊成武的問題，他對林彪和周恩來說：[楊成武跟我曾經談過他那個代字的問題，不太好工作。軍委辦事組的同誌不聽他的指揮，一旦有事他應付不了突然事件，我看他是在做黨召開九大的準備了，要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抓權。] 林彪有了毛澤東的這個指示，才敢於對他下手，就是下手前也是在毛澤東那裏召開了四次會議研究。一次是有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和江青四人參加，討論九大的設想。其中提到了楊成武的問題，毛澤東建議選擇一個級別稍微低一點，從基層軍區來的人擔任總長的職務，林彪提出了黃永勝。毛澤東說：[再想想，有沒有更合適的人。] 那時毛澤東還沒有最後下決心；第二次擴大到康生和陳伯達，毛澤東說：[總長的問題，江青特意征求了謝富治同誌的意見，他也認為楊成武這個人不行了，他到處插手，到處要權，到處拉關係，他和關鋒、王力、戚本禹這些人都掛搭上了，經常和關鋒等人互通消息，聽說關鋒要擔任總政治部主任，專門到關鋒那裏祝賀，這個人兩麵派。] 這實際上就是給楊成武定了性質。林彪的講話主要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觀點來講的。現在說抓關鋒、王力、戚本禹是他向毛主席匯報了他們的罪行，由他親自向總理傳達毛主席指示的，這可是一個彌天大謊。事實上是張春橋根據江青的指示向毛澤東密報的，是江青他們把那三個人拋出來的。這一點，江青和我們談話的時候說得非常清楚：[我承認，我們中央文革小組有錯誤，也出了一批壞人，比如王力、關鋒、戚本禹這些人，有人吹牛說他們是某些人揪出來的，這是貪天功為己有。我在這裏正式告訴大家，那幾個小爬蟲是我們把他們端出來的，春橋和他們進行了鬥爭，最後報告了毛主席才決定清除出去的。] 陳伯達當年也說過：[王力、關鋒這些小爬蟲、變色龍是江青同誌把他們端出來的，是江青決定打倒他們的。他們反黨亂軍，幹擾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屬，所以我們終於把他們清除出去了。] 還有很多的事實，比如林彪和葉群就對我和黃永勝說過：我們和江青打交道要注意，那個人可是翻臉無情，高興的時候把你捧天上，不高興了說打倒就把你打倒了。比如關鋒、王力、戚本禹，當年都是她親手扶植起來的，後來她感到他們不那麽聽她的話了，反對了她的心腹張春橋和姚文元，最後又是她把他們送進了監獄。這些事實無非要證明一點，楊成武說的不那麽對。”
我問道：“你整過彭德懷沒有？”
李作鵬說：“說我整彭德懷，可能我想整他也沒有那個條件。整過彭德懷的人有，就是這個口口聲聲說我們整了他的楊成武。比如他曾經揭發說：[三反分子彭德懷是一個典型的軍黨論者，一貫反對毛主席的黨指揮槍，而決不允許槍指揮黨的的原則，妄想取消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反對毛主席提出的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的原則，惡毒咒罵政治工作，多方削弱政治工作，從根本上取消政治工作製度，妄圖使無產階級的革命軍隊，蛻變為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的軍隊。1953年的軍隊內務條令是彭德懷修訂出版的，他和黃克誠都不承認政治工作的領導地位，要把大批政治幹部轉業作軍事工作，準備實行一長製，胡說這是建軍方向。] 還說：[政治委員現在沒有多少工作可做，要兼主任，以後就不要政委了] [軍隊實行一長製是肯定的，但時間可以考慮。政治幹部可以改作軍事工作。] 等等。[不僅有言，而且還有行。1953年至1954年間，一度取消了坦克和自行火炮團的連隊指導員，造成部隊思想上的嚴重混亂，是彭德懷企圖取消黨委的領導，反對政治掛帥，實性一長製的具體表現。] 類似這樣的言論多得很，怎麽隻把我的一些在上級和軍委統一的部署下的言行就說成是迫害了和反對彭德懷等人，其他主要領導人的言行統統一筆勾銷了呢？這是我永遠也想不通的。”
我問：“你在揭發和誣陷羅瑞卿的那起事件中起到了什麽作用？”
我剛說完，李作鵬就激昂起來：“說羅瑞卿是我李作鵬誣陷的，簡直是本末倒置！不錯，我是揭發過羅瑞卿的，那是黨中央決定批判羅瑞卿的會議之後。你看過1966 4 月3日批轉中央做作組寫的《關於羅瑞卿錯誤問題的報告》沒有？那上麵所點的揭發者的人名，才是真正把羅瑞卿置於死地的人呢。現在把一切責任推到我這裏來，完全不顧起碼的事實。當時，黨中央在5月16日批轉那個報告，所加的按語也說明了問題，我給你念一段：[中央人認為，羅瑞卿的錯誤是用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無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錯誤，是用修正主義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彪同誌的錯誤，是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篡軍反黨的錯誤。中央認為，這個小組會議開得很好，貫徹執行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擺事實，講道理，對羅瑞卿進行了耐心的教育和嚴肅的批判。羅瑞卿不但不認真檢查自己的錯誤，反而於3月18日跳樓自殺（受傷），走上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道路。] 這個文件的最後一句就是：[為了教育幹部，吸取教訓，並肅清羅瑞卿錯誤影響，中央決定將中央工作組的報告和中央批語發到縣委和團級黨委，這個報告所附的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等同誌的四個主要發言，羅瑞卿3月12日的檢查以及葉劍英、蕭華、楊成武、劉誌堅同誌4月24日向主席、中央的報告，發給地委和師黨委，口頭傳達到縣、團級黨員幹部。] 我所說的這些，才是給羅瑞卿同誌定的真正罪名。我那時候連中央正式委員都不是，怎麽能決定了羅瑞卿的真正命運呢？至於說我也反對和揭發過羅瑞卿，我承認。這個事情多著呢。隻要是我們這一級的幹部，我可以說，他們統統都揭發批判過。你如果是一個真正的作家，就應該實是求是地把許多真實的情況寫出來。這並沒有什麽保密的嘛，無非是對曆史負責。”
我還沒有繼續問他什麽，他就接上來了：“我被捕後，中央專案組一直審訊我為什麽要在海軍裏大肆吹捧林彪。我就說：[這裏也有個誰先誰後的問題，中央應該查一查誰是始作俑者。你們定了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我這個小小的中將怎麽能不執行呢？請看看這份材料吧，事實是最好的見證人。] 現在，你也可以看看這份東西，我不知道你看過沒有？”說完，他給了我一份當時的文件，上麵有葉劍英的兩段話：
1966年9月25日葉劍英說：
“最近時期，我們黨內還有一個值得慶賀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選定了他自己第一個接班人，主席選了幾十年，究竟誰來接呢？選來選去，驗來驗去，經過近40年的革命考驗，證明了林彪同誌最有豐富的革命鬥爭經驗，是偉大的政治家和戰略家，還有高度的領導藝術，是毛主席的接班人。毛主席選定林彪同誌這樣一個最親密戰友為接班人，肯定地說，不但我們文化革命能取得徹底勝利，而且對整個中國、整個世界的革命取得勝利，完全是樂觀的。林彪同誌跟著毛主席領導二、三十年是沒有問題的。有了毛主席，有了林彪同誌這樣英明偉大的領袖，有了他們兩個人，剛好馬克思、恩格斯也是兩個，毛主席、林彪同誌也是兩個，我們的革命就無往而不勝，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們偉大的革命事業。”李作鵬在上麵批道：“我都沒有說過如此肉麻的話，但是人家成了正確！”
1966年10月5日，葉劍英在全軍軍事院校文化革命動員會上指出：
“中央最近決定，讓林彪同誌作為我們的副統帥，這是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最可慶幸的大事。還應該指出的是毛主席從1928年起經過28年的觀察，林彪同誌在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1928年上井崗山，以後一直在鬧主席身邊，向毛主席學習軍事、指揮、理論等各方麵是最好的。在黨的領導中，特別是在軍隊領導幹部中，是全麵掌握毛澤東思想，而且年歲最輕，身體也最健康，今年才59歲，是領導中最年輕的，而且身體經多年檢查，從頭腦到內髒沒有什麽毛病，林彪同誌隻有局部神經受傷，不會影響思考和健康。目前，他是最優秀、最年輕、最有能力領導我們的。我們不僅要宣傳毛澤東思想，而且要向全國、全世界宣傳毛主席和林彪同誌的健康，這是極大的政治意義。”
這時，李作鵬對我說：“在林彪的問題上，我敢說，除了毛主席和江青這個人外，誰也不是諸葛亮，誰也沒有料到林彪會出問題！當然，江青那個人是早就對林彪不滿而準備要搞名堂了。她表麵上對林彪敬重，實際上在背後大做文章。她和張春橋、姚文元那些人散布：[林彪並不是一貫正確的，他在井崗山時候，長征的時候，包括建國以後的許多問題上都犯過錯誤，也反對過毛主席。天下哪裏有什麽一貫正確的人呢？你們不要上當！小心上了一些騙子的當。] 江青的這些話傳到林彪耳朵裏，林彪氣得罵江青是個[不要臉的婊子，沒有資格在黨內的曆史上說話！] 林彪曾經寫過一首詩詞，裏麵有這樣的句子：[壯誌堅信馬列，豈疑星光燦爛燎原，井崗搏鬥憶當年，喚起人間巨變！ ] 這首詩詞被譜成歌曲後，我們都唱過。葉群就對我親自說過；[林總的這首詩詞，就是對著三滴水來的。這個女人就是仗著毛主席的勢力來壓人，許多老同誌都不服氣她！你看看吧，要是毛主席死了以後，誰還會買她的賬！我也不買她的賬，她沒有積下那個德呀！] 這說明我們都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並不是跟著什麽人走的。”
他講了許多他他認為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事實：
“1965年夏天，葉群向我調查大比武中的一些問題時，對我說：[你要注意羅瑞卿這個人，他是有野心的，想當國防部長，拉人組織班子，又是提級、又是提職，但是你放心，他是瞎子點燈白費蠟。他的陰謀得逞不了。] 我當場就說：[請林副主席放心，我是絕對不會作出對不起林副主席的半點事情的。] 所以，我根據葉群的要求，寫了一些揭發羅瑞卿在1964年的大比武中的一些問題。但是，我要說明一點的是，這並不能成為置羅瑞卿死地的原因。真正揭發了羅瑞卿要害問題的恰恰是葉劍英、蕭華等人。現在專案組和審判我們的人來了個本末倒置，這能說是公平合理的嗎？再說，是否當初林彪揭發羅瑞卿的問題全部都是胡說八道呢？羅瑞卿是否果真清白無暇，連一點錯誤和缺點都沒有呢？我看事實並非如此。如果要是公平合理的處理這些問題，就必須對誰都應該實事求是，而不能隻是馬列主義口朝外，隻對別人不對自己。”
我問：“你認為哪些問題對你是不實事求是呢？”
李作鵬說：“我被捕之後，有些人為了討功和推卸自己的責任，硬把一些問題往我身上推。比如劉豐說我曾經主動地問他毛主席在武漢視察時的指示，完全是一派胡言。根本不是我主動地問他，而是他主動地向我匯報的。至於我向黃永勝報告，這是副職想正職的責任，完全符合組織紀律的，我特別告訴他不要告訴吳法憲這個人，他沉不住氣，另一個也告訴他不要報告葉群，因為牽扯到她。這一點，黃永勝在法庭上也沒有做到實事求是。”
我說：“到了現在，你應該看清楚了吧？毛主席付出舍掉林彪和你們這樣一批人的代價來保江青和張春橋，難道不足以顯示了他關於中國今後的決心嗎？”
李作鵬說：“當時誰也不是神，怎麽能看出毛主席的這個意圖來呢？就是到了廬山會議以後，我也不相信毛主席會最終地把我們統統拋棄。我記得1967年9月，周總理曾經給我們傳達過許多毛主席的指示，那裏麵都是談正確對待犯了錯誤的幹部的。我可以給你講一講。1967年7、8月份，毛主席在長沙接見幹部和群眾，談到湘潭兩派時，這樣說：[工人階級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為什麽要分兩大派呢？兩派要互相少講別人的缺點，才有利於革命的大聯合。] 談到長沙保守組織的時候，他說：[兩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我看保守是上麵有人蒙蔽了他們。對受蒙蔽的群眾不能壓。湘潭那麽多產業工人，不會一輩子保皇，要正確對待，對他們的頭頭，要靠下麵自己起來造反。幹部大多數是好人，我們要團結大多數，包括犯錯誤被群眾鬥了的，向群眾檢查了就完了嘛，不要揪住不放。除了極少數壞人，打擊麵過寬了不好，對幹部除了投敵、判變、自首者外，過去十幾年、幾十年總是做過一些好事吧？要擴大教育麵，縮小打擊麵，進行批判鬥爭時，要用文鬥，不要武鬥，不要侮辱。你們可以告訴造反派，要加緊學習，對造反派也要加強教育，現在正是犯錯誤的時候。青年人不要性急。現在緊張嚴肅有餘，團結活潑不足，缺乏民主作風，不平等待人，打人罵人拍桌子，把我們的傳統搞亂了，我我們堅持團結——批評和自我批評——團結的公式搞亂子。現在我要告訴大家，兩派都要實現革命的大聯合。] 這些話說得多麽好呀，可是在對我們這些人身上，老人家怎麽就忘記了呢？對我們為什麽就不團結了呢？這一點，我就是想不通。難道說，就是我們這些人犯了錯誤？他們就沒犯過錯誤？”
我說：“他們沒有你在文化大革命升得快呀，這也是正常的嘛。”
李作鵬說：“我是在黨的就大以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後，才數得上。一直到1968年5月20日，毛主席和林彪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兩萬多什麽革命戰士的時候，我的名字在哪裏？你看看這張報紙。”他取出一張當年的報紙，上麵有被接見和陪同人的名字，他的名字在這樣的順序內：“中國人民解放軍各總部、國防科委和有關方麵的負責同誌粟裕、李作鵬、邱會作、劉賢全、王樹聲、李天佑、王新亭、溫玉成、張池明、張令彬、譚甫仁、蕭力、羅舜初；中國人民解放軍各軍種各兵種的負責同誌蕭勁光、王宏坤、張秀川、羅元發、鄺任農、王輝球、曹懷裏、陳仁麒、吳烈、陳士渠......”
“你再看看當時的流行提法是什麽？”他指著同樣的這張報紙讓我看，上麵寫道：“偉大導師、偉大領袖毛主席神采奕奕，滿麵笑容，健步來到接見會場，同大家親切見麵。這時全場一片歡騰。毛主席十分高興地從接見會場主席台的一段走到另一段，向大家頻頻招手，熱烈鼓掌。”大家一致表示：“我們永遠以林副主席為光輝榜樣，無限忠於毛主席，無限忠於毛澤東思想，無限忠於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我們堅決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他等我看完這些後，得意地問我：“你以為這些怎麽樣？當時的報紙都是這樣講的，毛主席又不是看不見，為什麽後來要把一切推到我們的腦袋上呢？難道這些話在當時我李作鵬能夠決定了嗎？這裏，我還要告訴你，我在中央的幾年裏，始終沒有得到過江青對我的信任。在當時，沒有江青的信任你是可想而知的。我記得幾次開會時，江青都說過：[李作鵬知道個什麽？他沒有在這些問題上發言權。你說我能在他們的問題上承擔什麽責任嗎？] ”
我說：“這都是曆史了，可以使我們回憶到當年我們黨的幼稚和許多人的不成熟。這些並不能說明有些人的正確不正確，也不能對你後來的錯誤有任何的解脫。你說我說得對嗎？”他眨巴眨巴眼睛，沒有再說別的，隻是把話題轉移了。
提到廬山會議的時候，李作鵬說：“林彪在1970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講話，那完全是針對張春橋和江青這些人的，毫無疑義。但是，毛主席把這次廬山會議和 1959年夏天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意見書》相比，我認為毛主席實在是不高明。現在這個話就可以講了，當時不行呀。當時中央的文件裏這樣說：[林彪上了廬山，不去請示毛主席，在8月22日下午的常委會議上，也沒有表示要在大會上講話。在事先沒有向毛主席、黨中央親請示報告的情況下，8月23日，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的會議上，第一個跳出來，發表了突然襲擊，製造謠言，欺騙同誌的講話。他繼8月22日堅持要設國家主席的反黨綱領之後，在這次講話中又打出《天才》的反黨綱領，公然對抗毛主席的指示，瘋狂叫嚷：我還是堅持天才這個觀點。他的講話，是一個反革命政變的動員令。他向黨突然襲擊，發動了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進攻，妄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 這實際上就是說：反江青和張春橋就是反黨，就是要搞政變。當時林彪在講話中反反複複地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紅旗，要擁護毛主席的嘛，怎麽能說成是反黨呢？文件裏還這樣講：[在林彪的指揮下，陳伯達、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一麵連夜加工炮製稱天才的材料，私擬了國家主席一節的憲法條文；一麵四出活動，多方串聯，組織力量，部署進攻。吳法憲接連找王秉璋、王維國、陳勵耘等人談話，指名道姓地惡毒攻擊中央某些負責同誌，鼓勵他們在小組會議上向黨發動進攻，要他們講設國家主席和《天才》兩個問題。李作鵬、邱會作也分別聯絡人，進行了布置。] 不錯，我是作了布置。我對海軍的一些人和我所熟悉的人說：[張春橋算老幾？他想取代林副主席的地位，那是根本沒門的，他要當黨中央副主席，我們就起來造他的反！]......”
我馬上問道：“你當時說過這樣的話嗎？”
他說：“說過，現在你可以調查一些當事人。但是，好象沒有人揭發過我說的這句話。因為有人也附和了我的話，大概怕連累了他們自己吧，這樣的話就始終包了起來了。我還說：[江青也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時候了，黨的九大已經召開，整個國家已經走向了正規，現在她是應該聽林副主席的，而不是讓林副主席聽她的。江青有什麽了不起，要不是看在毛主席的麵子上，林副主席早把她轟出去了。] 這些話，都作為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言論。現在誰給我們平反？這些總不是我們造謠吧？這些總不該否定吧？至於林彪多年來對毛主席怎樣？究竟是誰虧了誰？我看你還是看看這些事實吧。”
他不知道從哪裏搞來了文化大革命中印發的關於彭德懷的所謂罪行材料給我看，上麵有彭德懷的一些言論：
彭德懷在1958年夏天說：“毛澤東所說的大辦民兵師和人民公社，兩個東西總有一天要垮掉一個。”
彭德懷在1959年7月14日《意見書》裏對毛主席進行攻擊，說“他總想一步跨進共產主義，搶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風，把黨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的作風置諸腦後。有些經濟法則和科學規律輕易被否定，都是一種左的傾向。”彭德懷在廬山會議西北小組上，極端惡毒地攻擊毛主席和黨中央，說“從1957 年7月整風反右以來，我們黨政治上、經濟上一連串的勝利，威信高了，所以得意忘形，造成幹部和群眾性的頭腦發熱。”他在《意見書》裏，還反對無產階級的政治掛帥，散布折衷主義，胡說什麽政治掛帥和經濟工作“兩者必須並重，不可偏重偏廢。”
彭德懷同劉少奇一唱一和，散布階級鬥爭熄滅論，1957年4月12日他在南京軍區幹部大會上胡說什麽“階級對抗性的矛盾不存在了”。他在廬山會議西北小組會上說“無產階級專政以後容易犯官僚主義的錯誤，我們黨總是[左]的難糾正。右的比價好糾正。[左]的一來，壓倒一切，許多人不敢講話。”1957年5月 31日，彭德懷對某兄弟黨同誌說：“革命時最大的可能是右傾，對敵人妥協。取得政權後，主要是[左]傾，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是汙專政的陰暗麵，害死人”......
李作鵬說：“我們再看看林彪自從1959年彭德懷垮台以來是怎樣地堅持宣傳毛澤東思想和擁護他的領袖地位的吧！這些評價絕大多數都是經過毛主席親眼看，親自修改的，但是毛主席並沒有說過要取消這些話，怎麽解釋後來他講的那些都是陰謀呢？”他同樣給我提供了一份他自己所說是由海軍整理的一個材料：
早在1949年7月，林彪在中共中央華東局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28周年大會上講話的時候，就這樣說過：“單純的工作經驗，不能代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隻有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才能認識今天，預見明天。馬克思列寧主義水平提高了，工作效率就能提高。打起仗來，就能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少打敗仗。做經濟工作，就能很快地使經濟繁榮。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銳利的武器。在紀念黨的生日的時候，對我們具有重大意義的就是努力學習，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把自己的頭腦武裝起來。這樣，我們不但可以迅速取得全國勝利，而且能夠鞏固這個勝利，建設一個新中國。不學習，我們就會在勝利之後不能繼續前進。”
1951年11月，林彪在全軍宣教文化工作會議上講話的時候，又說：“對於各種政治問題，都應該給予科學的回答。什麽是科學的回答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回答。因此，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來提高我們的政治理論水平。”
1959年9月，也就是中央剛剛召開批判了彭德懷的廬山會議後不久，林彪在全軍高級幹部會議上講話中提出：“全世界是發展的，反映世界規律的理論也在發展。認識就是從低級往高級發展的。毛澤東同誌全麵的、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綜合了前人的成果，加上了新的內容。”
1960年10月，林彪在全軍高級幹部會議上說得更加突出了：“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
1965年9月，林彪在以他的名義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長篇文章裏，評價了毛澤東的曆史功勳：“毛澤東同誌的偉大功績在於，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並且根據中國人民長期革命鬥爭的經驗，加以高度的概括和總結，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中國革命勝利的指針。我們的時代是一個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走向勝利的時代。毛澤東同誌關於人民戰爭的理論，不但是中國革命的產物，而且帶有時代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各國人民的新經驗不斷證明，毛澤東思想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財富。這就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國際意義。”
1966年1月，林彪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中再次指出：“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主席的書，是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話，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
1966年3月11日，林彪就工業交通戰線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一封信中指出：“毛澤東思想，反映了國內國際階級鬥爭的客觀規律，反映了無產階級、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澤東思想並不是勞動人民自發地產生的，而是毛主席在偉大革命實踐的基礎上天才地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是綜合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經驗，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1966年8月18日，林彪陪同身穿軍裝的毛澤東在首次接見紅衛兵大會上講話時，這樣講：“毛主席是當代無產階級最傑出的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天才。毛主席最相信群眾，最關心群眾，最支持群眾的革命運動，和革命群眾心連心！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的一個嶄新階段，是當代最高水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當代改造人民靈魂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無產階級最強大的思想武器。”
同年10月，林彪對全軍的指示中強調：“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科學，是經過長期革命鬥爭考驗的無產階級的真理，是最現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統一的行動綱領。”
等我看完這些林彪的語錄後，李作鵬才滔滔不絕地講起來：“林彪的這些話，並不是他一年、兩年這樣講，而是整整講了十多年，稱毛澤東為天才，有的是在百萬人的大會上當著毛澤東的麵講的。毛澤東為什麽在那個時候不站出來給林彪提意見，說你林彪講得不對，是唯心論的先驗論，是反黨的綱領，我毛澤東不讚成，是討嫌的。如果你毛澤東那時就反對林彪這樣講，我李作鵬保證不會跟著林彪那樣再講，我相信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不會跟著林彪跑了。偏偏毛澤東不講，不但不講，他還欣賞，他還得意，他還要把一切不跟著林彪講的人打成牛鬼蛇神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這些不能說你毛澤東不知道吧？正因為你毛澤東需要這些，所以才那麽器重地重用了林彪，把他作為你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而且寫進了黨的決議和黨章。例如1966年8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一中權會的公報中曾這樣寫到：[ 林彪同誌號召人民解放軍在全軍展開學習毛澤東同誌著作的群眾運動，為全黨全國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到了毛澤東不需要的時候，他就可以把當初的一切都作為林彪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罪狀來批判。這樣，哪裏還有什麽是非標準？哪裏還能夠使全黨全軍跟得上你毛澤東的戰略部署？所謂1970年8月的九屆二中全會上在什麽稱天才問題上反黨，大概除了汪東興一類的別有用心之徒外，我們誰也分不清什麽原因。都說上了陳伯達的當，實際上是上了毛澤東的當。”說到這時，李作鵬顯得十分激動起來了。他站起來打著手勢說：“你毛澤東手握生殺大權，今天這樣說，明天那樣講，朝令夕改，忽東忽西，誰也摸不著頭腦，怎麽能不犯錯誤？就是到了今天，我也沒有真正總結出什麽能夠辯別什麽真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驗和教訓，我如果再碰到類似中央副主席的話和全黨的主席的指示，我還會跟著走。我沒有那個本事辯別！”
這就是李作鵬此時此刻的真實心態。
我說：“你也不能完全這樣講，1971年9月12日，你已經明明知道毛澤東批判了林彪的一係列錯誤，已經給全黨高級幹部再三打招呼，你還是要死硬地跟著林彪走，拒不檢查自己在廬山的錯誤，這也是分不清誰是誰非嗎？”
李作鵬又回到了那個令他再三再四地解釋不清的問題上來了：
“19719月12日晚上，周恩來得到了情報，讓我查問山海關機場上有沒有停留一架256號飛機的事，我查問了後告訴周總理：[ 有！] 過了大約半個小時的樣子，周恩來對我說：[ 你通知山海關機場，停留的這架256專機，不能輕易放飛，他的飛行要有我和黃總長、吳司令和你的批準才能起飛。] 我問道：[ 是否我們聯合批準才能放飛？] 周總理說是的。這時我就感覺到問題越來越嚴重了。到了9月13日淩晨零點6分，我通知了山海關機場調度室。我記得告訴了他們必須是四個首長指示後才能放飛。但是神差鬼使，到了機場調度室的記錄裏成了[ 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飛才放飛，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 這樣就造成了一個天大的亂子。但是，到了二十多分鍾後，我接到了機場調度室的電話，說林彪一家要乘256專機強行起飛。這時，我的思想已經亂了，我知道可怕的情況已經發生，可是我的確不知道林彪的這架飛機要到什麽地方去。”李作鵬的眼睛轉向我，我從他的眼神裏似乎看到了一種難以啟齒的悲哀。
是的，那是一個令任何人都難以估透的時刻，命運老人給所有的生命都規定了自己的歸宿和走向這個歸宿的軌跡。但是這個軌跡在最後一刻始終是保密的。林彪走向自己歸宿的那條小路，不僅他自己在最後的一刻毫無覺察，就連親眼看到他倉促逃跑的人也不知道他究竟要走向何處。那時的李作鵬聽到林彪的專機已經飛翔在天空的時候，說了一句：“就這樣吧！”究竟會怎麽樣呢？他的腦海裏肯定已經有了他自己的設想......
在林彪摔死後的一個月，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和別人談到了李作鵬的這段曆史：
“1971年9月12日，毛主席回到北京後，打亂了林表一夥的政變部署。在遊泳池毛主席的住地，他聽取了我的匯報後，對我說：[ 要注意林彪坐飛機離開北京，不要讓他走。現在他手裏的王牌就是空軍，空軍的整個指揮權不在我們手裏，但是要撤換吳法憲。今後，空軍的調動要直接由你和吳法憲、黃永勝聯合下令，並報告我知道。] 聽了這話，我就知道毛主席已經胸有成竹了。這天晚上，我得到了林彪已經在山海關機場調動了一架256專機。我分別向吳法憲、李作鵬和黃永勝了解此事，他們都證實有這回事，但是不知道林彪調用這架專機的用途。為了防止出現意外事件，我請示了毛主席，決定啟動這架飛機必須要有我和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四人聯合同意下令，其他的任何人都不行。這就是說：毛主席決定要對林彪動手了。這點，林彪的估計是不錯的。但是怎樣動手是另一回事，並不一定非要把他抓起來。林彪、葉群他們早按排好了，一旦需要的時候就組織力量把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這些人接到指定的地點，進行政變。林彪、葉群指使周宇馳，從空軍司令部竊取了我國三北地區雷達兵部署圖，可作導航用的我國周圍各國廣播電台頻率和時間表，港澳航線圖以及烏蘭巴托、伊爾庫茨克航線圖、機場位置、呼號、頻率表，華東、中南幾個省一、二、三級機場資料等。林立果、劉沛豐等還串到廣東深圳、沙頭角，拍攝了大量地形照片。他們還乘坐飛機，越過規定的航線，查看了九龍的地形。林立果說：[ 萬一情況緊急了，可以讓首長到香港指揮、遙控。] 但是，我沒有想到李作鵬竟然對山海關機場調度室傳達命令時，篡改了我的指示內容，把四人聯合下令改為四人中的任何一人下令都可放行。這就說明了他是有準備的，他不知道林彪的反革命計劃才有鬼呢！特別是當林彪逃跑的時候，李作鵬已經得到了林彪一夥逃跑的報告，他不去采取任何的措施，反而讓機場的人直接向我報告，這不等於故意放虎歸山嗎？毛主席得到了李作鵬的這些表現後，對我說：[ 看來這個李作鵬也是不可救藥了，他和那幾個大將是一模一樣的人，你們要注意和警惕呀！] 這樣，他就把自己和林彪完全、徹底地捆到一起了！”
這就是當時的真實情況。據監獄裏看守過他的人講：“李作鵬在監獄裏曾經脫口說過：[ 我不能作忘恩負義的任何事情！對林彪我要生前夠朋友，死後夠義氣！] 這一點，也是李作鵬的實際表現。他多次對專案組的人講：[ 我李作鵬的肩膀是硬的，隻要是我的事實，我絕不賴賬。但是不是我的問題，我也絕對不會承認！] 他幾次對審訊他的人拍桌子，發脾氣，故意在監獄裏唱戲，表現他的膽量和滿不在乎。實際上，這些都是他掩飾自己心虛的假象。”
我曾經問過李作鵬：“你在1971年9月23日被捕之前，是否向毛主席和黨中央揭發過康生？具體揭發了一些什麽？你是怎樣認識康生這個人的？”
李作鵬笑了笑，說：“我揭發康生是認為他在林彪的問題上耍了兩麵派，早在黨的九大召開之前，他就是一直吹捧林彪的，九大之後，他在1969年9月13日接見外賓的時候，說得非常明白：[ 林彪同誌無論在理論和實踐方麵都是毛主席最好的學生，他是我們的黨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範。確定他為毛主席的接班人是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百年大計。] 他在廬山會議上的問題也很突出。林彪最初提出設國家主席的時候，他並沒有提出反對。他曾經對我說：[如果要設國家主席，隻能林副主席來擔任，毛主席是不會再擔任這個職務的。毛主席已經當過國家主席，他畢竟老了，沒有這個精力了。林副主席的身體也不是太好，如果林副主席身體允許當然可以擔任這個職務。] 當陳伯達搞出那份稱天才的語錄後，曾經送過康生，康生並沒有表示反對。但是，陳伯達出了問題以後，他卻來了個大罵陳伯達。這些，不但我，連江青和張春橋也是清楚的。在1971年華北的批陳整風的座談會上，周恩來鼓勵我站出來揭發問題，他對我說：[到現在你還不揭發問題，對你是沒有什麽好處的。有什麽問題就揭發什麽問題，該揭發誰你就揭發誰。你寫出來，如果覺得需要保密，你可以把材料交給我，我保證給你交到毛主席手裏，什麽人我都不會告訴的。] 我認為，康生在我的問題上一直起了最壞的作用。因為康生這個人也和江青一樣，是最善於打擊報複的人。”我問道：“你還有什麽覺得冤枉的地方嗎？”
“我認為，不能全盤地否定我們的工作和成績。”李作鵬盡量顯得很坦誠地說：“在過去的歲月裏，我在批判葉劍英、徐向前、陳毅等老同誌的時候，我對他們個人並沒有采取任何的過火行為，有許多的問題上我是明批暗保的。這一點，他們自己心裏也有數。比如我在1968年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批判完陳毅後，陳毅拉著我的手說：[ 謝謝你對我的幫助，聽了這麽多的人批評，就是數你對我不錯，沒有任何失實之處。另外，你對我的人身也采取了保護，和那些對共產黨有仇恨的人是不同的。] 說完，他還緊緊地和我握了手。這也說明了我的為人。在蘇振華的問題上，我更是想方設法地給他們通風報信，竭力為他們作點事情。沒有我的保護，我敢說，蘇振華是絕對活不到現在的。所有這些，都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我希望別因為我們今天有了這樣的問題，就把我們過去的一切都否定了，這絕對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作法。”
對於李作鵬的這番話，我不知道該怎樣回答。但是我相信，一切總會有一個必然的歸宿和結論的。曆史和人民決不會冤枉一個真正的無辜者，但是也絕對不會因為遷就一個人的過錯就歪曲了他自己走過的道路。曆史是不會輕易開口說話的，但是一旦它開了口，將是永遠推不翻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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