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世清

白首閑士

程世清同誌，1918年生於河南新縣，1929年參加紅軍，1955年授少將軍銜，原任福州軍區副政委兼江西省軍區政委，中共江西省委第一書記兼省委革委會主任，中共九屆中央委員。因受林彪問題牽連，於1972-----1982年，被隔離、收押審查，實無大錯，作內部處理，撤消一切職務，但卻以很低的生活待遇，安置在福州養老至今。惜哉！
這裏，讓我們打開程世清的一段塵封了三十五年的曆史，奇特而苦澀，耐人尋味，令人感歎。
1971年8月31日，毛主席南巡從長沙到達南昌，駐“828”招待所。毛主席這次南巡，意在為最終解決廬山會議問題（實質是林彪問題），繼續做各地黨政軍主要負責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當時毛主席把南昌作為這次巡視途中的一個節點，召許世友（南京）、韓先楚（福州）趕到南昌，對許、韓、程一起進行談話教育。
南昌“828”招待所在向塘機場附近，是在原空24師師部的住址上，仿照武漢東湖和杭州劉莊的“行宮”而新建的，環境和設施很好，宜於居住。所以，汪東興在九月一日晚餐時，對陪餐的程世清等人說，這兩天，主席休息得很好，這裏的條件不錯，主席要在這裏多住幾天，你們多弄點野兔和斑鳩。程世清和江西的同誌聽了很高興，以此為榮，隨即對毛主席的生活保障事項作了相應安排。
九月一日下午，毛主席召集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和汪東興開會，直指廬山會議問題，點名批評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暗示根子在林彪，並以黨內曆次路線鬥爭的經驗教訓，引導與會人員，進一步提高認識，講清各自的問題，跟林彪劃清界線。
毛主席的談話極大地觸動了程世清，當晚他徹夜難眠，聯係種種情況，反複思考，決心講清自己的問題，並突發奇思，冒出了“林彪可能要逃跑”的想法，決定冒死向毛主席報告。
第二天（九月二日），程世清先麵見了汪東興，對汪談了他自己的問題和對林彪問題的看法，提出林彪可能要逃跑，並請汪東興代為向主席報告。汪聽後說，你說的這些，應當親自去向主席講，我不替你轉達。我剛從主席那裏來，他還沒有休息，你現在就可以去。隨後，程即到主席處，向主席講了以下內容：
一、在廬山會議期間，吳法憲電話叫我到他住處，要我跟他去見了葉群，談了華東組討論的情況。我覺得葉群對黃、吳、李、邱四員“大將”搞得很緊，好像抓住了他們什麽把柄。因此，要解決四員“大將”的問題，還得從葉群著手。
二、1970年，林彪曾派專機將一輛蘇製水陸兩用坦克運到南昌，要我們仿製一輛，說是為林彪、葉群到北戴河遊泳所用。製成後，又來專機把原車和仿製車都接走了。
三、1971年7月，周宇馳親自駕駛法製雲雀直升飛機到南昌。當時，我們省委正在梅嶺開會，周要見我，由空八軍（駐南昌）副政委李登雲帶他到梅嶺，我在午睡前和李登雲一起見了他，隻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約半小時，他就走了。後來聽李登雲講，周駕機離開南昌後，到了廬山和井岡山，再飛往廣東。我覺得周宇馳獨自駕機到處飛，很不正常，不知要幹什麽。
四、林豆豆曾兩次來南昌采訪，到過我家裏，她跟我愛人交談時，流露過對葉群的不滿，並說她家裏的情況很複雜，請程世清政委不要涉及她家的事，弄不好會殺頭的。林豆豆為什麽把她家裏的事情看得這麽嚴重，難以理解。
最後，程世清對毛主席說，我懷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從北戴河坐水陸兩用坦克往南朝鮮跑，也可能坐飛機往香港跑。程講完後，毛主席說，程世清呀，你說的這些隻能跟總理講，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講。
九月三日吃過中飯，大家剛躺下午睡，突然傳來命令，主席現在就要走，立刻啟動警衛和護路等工作。不一會，主席在汪東興和程世清的陪同下，從一號樓的內室來到門廳，與江西人員招手，登車而去。
過去，毛主席在南昌的行止，都是有規律的，保障工作依預案進行。這次卻很反常，突然決定離開南昌，經杭、滬返京。這是為什麽？，從邏輯上判斷，應當是九月二日毛主席聽了程世清的匯報，引起了深思長考，對林彪和四員“大將”的問題及動向，作出了新的判斷和決策，必須緊急返京，搶得先機，從容應對。實際上，正是毛主席的英明舉措，打亂了林彪一夥發動軍事叛亂的陰謀，最終徹底解決了林彪問題。
程世清“九。二”匯報的影響所及，還可以從其他方麵得到佐證。如，1971年11月，周總理在一次為查清洪都機械廠生產的七十多架強五飛機疏散問題，打電話給文道宏（省委副書記、省軍區副政委）說，這個事情搞清楚了，沒有問題，就好了。此事是韓先楚同誌向我提出來的，我不得不親自過問，望你們理解，不要有什麽壓力。這次解決林彪問題，你們是起了作用的。你把我的電話轉告程世清同誌。（總理的電話原本是打給程世清的，因程已下鄉，經總理同意由文接聽。）總理說的“起了作用”，無疑是指程世清九月二日在南昌向主席的匯報。又如，1972年3—4月，在中央為解決江西問題（主要是程世清問題）而舉行的有七位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會議上，程世清在檢討自己的問題時，講了當時在南昌向主席匯報的情況，提出林彪可能逃跑的懷疑，並說汪主任知道此事，他可以作證。汪東興當即插話說，這個事是這樣的，你當時是把這些問題對我講了，我可以作證，但你要我替你向主席轉達，我說我不轉達，你應當直接向主席講，你是不是跟主席講了呢？我不知道，這個我不能作證。程世清接著說，我講了，當時離開你以後，我就到主席那裏講了。對於程世清講的這些情況，在場的十幾位中央領導及有關人員，都沒有提出任何質疑，就連陰險刁鑽的張春橋也沒有吭聲。這說明他們對此已心中有數。再如，80年代初，有傳聞說，周總理逝世後，在清理總理辦公室的文件資料時，發現在一個本子中，總理記載了主席談到程世清當時在南昌對林彪問題的匯報。若非重大而敏感問題，總理不會有這種記載。這也與當時毛主席對程世清說“此事隻能對總理講”的精神是相吻合的。
程世清在關鍵時刻，一語驚天，懷疑林彪可能要逃跑，為毛主席和黨中央及時、果斷地解決林彪問題，是有重要作用的，功不可沒。憑心而論，茲人茲事，曆史應當書寫一筆，予以褒揚，以示公正。至於程世清最終未能免於被打倒的命運，則是另有孽緣，這是他的不幸，也是一個時代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