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丁盛口述 金光整理：《丁盛回憶錄》節錄
二十四：為毛澤東修“南湖”
也是七○年，汪東興講，毛主席要到廣州來過冬，也是一樣的，要到廣州來，當然我們大家都很高興，也得修房子，沒地方住啊！省委的小島一號有一個房子，感覺住那裏也不夠，小島一號也不夠，就要修，要找地方。我和劉興元我們幾個領導人又去找，廣州那個城邊上，我們找了個地方，麓湖邊上，看了一下，不行，那個位置還是好的，但是太嘈雜。
有一次，我們的偵察部隊在磨刀湖搞演習，搞潛泳，我去看了，無意之中我就看到，這個位置不錯，這個地方給中央領導修房子是好位置，周圍是山，中間是水，叫磨刀湖。我和劉興元高興：這個位置可以了。我就問汪東興：“汪主任，你說給主席修房子，它有什麽樣的規格呀？有什麽要求啊？我不知道啊！我們也沒有去過他住的地方，也不知道什麽樣的好？你給我們講個原則。”汪東興講：“主席有兩個地方最為滿意，一個是武漢的東湖，一個是杭州的西湖，主席住的地方。這兩個地方，一個是休息得好，一個是玩得好，活動得好。”
這樣不更好嘛，根據汪東興的介紹，我們就派了具體辦事情的三個人，一個是軍區副參謀長劉如，一個是我們作戰部的副部長王慶林，一個是後勤營房部副部長鄒和典，他們三個人，負責修房子的具體工作。他們去看，把這兩個地方都看了。我說你們去看看吧，把它的規格、大小、尺寸、長短、擺設，你們都把它記回來。這樣，搞好了以後，我們就在七○年的五月份，開工！現在那裏叫南湖。
總的方麵，我經常去管，更具體一點的，是我們一個副司令，江燮元，都去世了。辦具體工作的就這幾個人。因為很急，當時我們就調了兩個團，修這個房子。
汪東興在開工的過程中來了。汪東興來的時候我就問他，我們修多少棟房子呢？汪東興講：主席一棟，總理一棟、康老一棟，就是康生，這個……江青一棟，這是這樣，修這麽多！
……
後來我就問他了，我說：“汪主任，你在哪裏住”？因為他是辦公廳主任，他跟隨著毛澤東哪！“你這麽辦！我最後跟著主席的工作人員，我和張耀祠”張耀祠也是辦公廳的副主任哪！專門跟著主席的！“我們（汪東興、張耀祠），還有醫生、護士和其它的所有工作人員修一幢，我們住一塊”。
……
我又問他：“總理、康生，這些房子我們都比較好定了，在哪個位置。江青的房子往哪兒修？”汪東興怎麽講呢？他說：“江青的房子離主席也不能太遠，太遠不方便，也不能太近，她的房子要主席看不見”。這怎麽好找啊？要看不見！哎呀，好費神啊，費力啊！走來走去，走了又走，看來找了那個地方，現在的南湖一號。原來是毛主席那兒叫一號，總理的叫三號，康生的叫五號，江青的房子，七號，後來為了保密，就倒過來了！江青的房子叫一號，康生的叫三號，總理的房子叫五號，主席的房子叫七號。
後來汪東興又出題，說主席不能總住在這個地方，這裏有這一幢就可以了，但他不能總住在這裏啊？不能總住在這裏，有什麽辦法？再修一個地方唄！所以，後來“鬆園”那一幢，也是給主席修的！所以整個南湖的房子就是一、三、五、七、鬆園，汪東興他們住在那個八號，全部按照這樣修了。
修完以後汪東興又來了，來看了一下差不多了。看了以後呢，他不大高興，我們就知道了。意思是我在哪裏住啊？本來汪東興原來就講了和張耀祠和主席的工作人員住在一起的，就是南湖的八號，房子都在，兩套，還是很高級的。他不大高興，沒辦法，不高興嘛，那就給你再修一幢嘛！就是一號下來水上、水邊那幢房子，是汪東興的。為什麽修在水邊那個位置呢？就是隔毛主席近！別的還沒有地方了！好，這下他就沒什麽說的啦！這是一次，他來了好多次。
……
這幾個領導的房子，是汪東興原則定的，具體規定的，具體檢查的，我是完全按照汪東興的意思來辦的，按他的要求來做的，中央辦公廳還有個局長姓毛，專管工程的，他也來過幾次。給毛澤東、周恩來、康生、江青修房子這是絕對可靠的事情，是汪東興交給我的。在“九·一三”之後，我們把這個情況報告周總理，葉帥，整個花了六千多萬元，他給批了這個錢。那個時候，鬆園這套沒有完工，我說：“總理，那套沒有完工怎麽辦呢？”他問我：“你說怎麽辦呢？”我說：“就這樣沒有完工，那就害怕浪費了，沒有用了，再加點錢把它修起來，今後還可以用！”總理就說：“好啊，你們就把工程結束吧！搞完吧！”這樣，“鬆園”的房子是後來，“九·一三”之後才完工的！修這個房子的全部過程就這樣！
修起來了就要用，這個房子每一個大廳都要有一個放電影的坐機，我們不知道哪裏有這個電影坐機呀，汪東興就講，哈爾濱有，汪東興的關係，從哈爾濱拿來四台坐機，主席的、總理的、康生的、江青的每一個大廳有一台坐機。本來很明確，名正言順地給他們修的，七四年“批林批孔”，廣東的過去的那些造反派也好，其它的什麽也好，就硬說這個南湖的房子是給林彪修的！說是林彪準備南逃之後，他在這兒住的！這樣傷害了很多很多的人，王慶林，作戰部副部長，是很老的同誌，他工作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就是修這個房子，硬說是給林彪的，在這個情況下，廣東就寫信給汪東興，你親自坐鎮，你三番五次來，按你的指示搞的，你要說話呀！汪東興說話！他就不說，啊呀，批呀，要命地查呀，搞呀！七四年，批林批孔，傷害多少人啊，我說你汪東興是個人嗎？你自己叫人家幹的，到了這個時候，你不出來作證，明明是給毛主席他們幾個人修的，那些人說是給林彪修的，你汪東興出來說話呀！說：“這個房子，是汪東興，中央辦公廳，你們定的！”說：“不是給林彪修的！”不說話，使廣州軍區大部分人，相當一部分參加工程的人，很憤慨！我也很憤慨！咱們到北京去，當麵和汪東興對質，是不是你講的！你怎麽不認帳？你還是個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後來一段，汪東興是中央副主席的呀！“九·一三”之後，汪東興是“四人幫”之後的副主席，那個時候他還不是的，是中辦主任呀，那時毛澤東還在呀！你們不說話，把這邊搞得灰溜溜的，檢討呀，追呀，查呀！當時七四年在廣州批林批孔，許世友提出來，廣東的劉、丁、任就是林彪的死黨，不是死黨也是死黨，許世友在廣州是打破砂鍋問到底。一定要查出來南湖的房子是給林彪修的！一定要查出來，林彪南逃廣州，廣東領導人知道！翻箱倒櫃，批林批孔是從三月份搞起的吧，三、四月份搞起的吧，一直搞到七月底，搞亂了，癱瘓了，不可收拾。這個時候，主席、總理派韋國清到廣州來收拾這個攤子，這個時候才講：這個房子不是給林彪他們修的，這個房子給毛主席修的。好，這樣才結束。
二十五：“九·一三”事件後的廣州軍區
“九·一三”一大早，周恩來總理給我電話，說是“廬山會議第一個發言的人帶著老婆逃跑了！”就是林彪，帶著他的老婆葉群，他的兒子什麽的，逃跑了！這是周恩來給我講的。這也說明中央對廣州部隊的信任。
周總理給我幾條指示：
第一、廣州陸、海、空歸你直接指揮！
第二、直接聽毛主席和我的指揮！
第三、廣州地區要穩定，部隊要穩定，政府要穩定，所有的都要穩定。
第四、加強邊防，不能跑人。
第五、立即進入指揮所。
第六、監聽敵台廣播，注意敵人動向。
當時林彪逃跑，他在溫都爾汗摔死都還不知道！不知道啊，當時，就是看林彪這麽逃跑，外國有什麽反應？
周總理給我這個電話之後，我就找到劉興元、任思忠，我說：“總理告訴我了，林彪逃跑了。軍區的全體領導同誌，立即開常委會，在，在我們黨委辦公室開會，這是可以查的。當時決定，我們完全擁護主席、總理的指示，我們堅決聽主席、總理的指揮。並且立即發電報給中央。我們備戰，一下子就進入指揮所，機關都不知道，其它的人都不知道！什麽意思？出了什麽事？都不知道，就是通知機關，不允許休息，備戰！很緊！
當時就是這樣，我聽他們講，這個電報當時搞得苦啊！我們的機要局長魏繼烈，他是局長，不大譯了，搞得時間長一點，硬是追他，為什麽搞得那麽晚？時間搞得那麽長？追得不得了，這次非得他親自譯不可，這可以查，電報有原稿，中央也會有電報的，檔案可以查！
這是第一，我們表態。
第二呢，傳達之後，廣州地區的部隊、地方，沒有發生任何事情。不是因為林彪逃跑了，廣州地區的部隊動亂哪，或是怎麽樣哪！沒有這個事情！很穩定！
國慶節沒過幾天，李先念和華國鋒就來了，到廣州來了，後來他給我講，他們認為廣州肯定是很亂，他一看，哎，沒有什麽事嘛！很平靜嘛！所以李先念他們就開了一個會，要我們注意什麽事情，對那些人的子女，不要動他們！不要牽連他們，李先念呢，他們就想這麽個問題！按總理的指示辦事情。所以廣州軍區沒有發生什麽逃跑呀，自殺呀，還是搞其他什麽，沒有啊！如果按照那種想法，我們都是林彪的人，那還會不出事情嗎？
那麽林彪南逃你們知道！搞啊！我那個秘書陳宏康抓起來，還有其它一些人，許世友找他們談話，找李維英（廣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談話，說你李維英有本事，有能力，隻要你把這個問題揭出來，你就可以怎麽樣重用，就是封官許願！李維英講：“許司令，我不能當著毛主席的麵說假話，我就是不知道林彪要南逃！我不知道”。找作戰部長王玉振喝茅台：“你們把問題揭出來，怎麽怎麽的，林彪南逃，隻要你們誰說一句，‘我們知道林彪南逃’就行了”。這些人是久經考驗的人，他們不會無中生有！他們實實在在，我不知道，沒有這個事情，不知道。“你作戰部長不知道？”“我不知道！”這樣，受牽連！“丁盛知道啊？”“丁盛不知道！”那時候的電話，查呀，說邱會作給我打電話，我說：“沒有！”“九·一三”之前，邱會作老婆是給我打過電話，那時候我有病，是問候我，說：“你的病怎麽樣啊？”說的我的身體，根本沒有談任何的其它的事情。
在廣州搞了兩次，一次是七四年，第二次是七七年、七八年、七九年，那一次真是荒唐，還是林彪南逃，還是這些人，結果兩個副司令被隔離，江燮元、黃榮海，這些同誌是非常忠誠老實擁護毛澤東，擁護馬克思主義的人！他們不是為林彪革命，是為勞苦人民革命，是毛澤東培養出來的人。隔離起來，在中山紀念堂召開五千多人的大會，副參謀長劉如，政治部副主任李維英、趙國楠，要打倒他們。說是丁盛不接電話不知道，丁盛的秘書知道，陳宏康知道！真是我不知道，沒有這個事，所以我感覺到，這個事對廣東，中央雖然沒有下正式的什麽結論，但是在廣州搞的這些事情，影響很大，對廣州這部分幹部，在精神上，是很大的包袱、負擔！
……
我在南京工作時，七四年的八月份，在北京開會，當時主持會的是王洪文、張春橋，總理他們都沒有來，主席那就更不說了！我們九個人作檢討，楊得誌、許世友、韓先楚、曾思玉、我、陳先瑞，劉興元都作檢討，對林彪思想上的認識，都作檢討。這個期間，張春橋、王洪文硬追我，說“林彪南逃你知道”，我說：“不知道！”“你為什麽不知道？”“不為什麽，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們幾個吵起來！張春橋說：“林彪南逃，從北京把電話打到上海，為什麽隻打上海，就沒有廣州？”我說：“這電話又不是我打的，電話總機在北京，你問他們，你問我幹什麽？”
……
當時是周恩來總理堅決不同意，說：“丁盛不能下來”，這個，在南京軍區政治部有記錄，有材料。怎麽辦呢？在北京，我也沒有辦法，我說我不知道，張春橋的作風，比王洪文凶啊，形象凶，講話也凶，王洪文看著總下不了台，就說：“你不知道，以後再說！但是你，你上了林彪的賊船”。
從思想上講，我們對林彪，在解放戰爭時期，從思想上確實很佩服，尊重，也很崇拜。但是我們沒有和他搞任何的陰謀詭計，做見不得人的事情，我講了，我和林彪見麵就這麽幾次！話就這麽多。除此以外沒有任何的來往。通信都沒有。我怎麽成了林彪的死黨呢？
我說好吧，咱們就作妥協，這個可以的，但是我沒有和他搞陰謀詭計。“你要寫上”。我說：“寫上就寫上”！
這是七四年八月檢討，我們這九個人的檢討，各種各樣的檢討！現在來看，不該屈服，不該寫，我否定，我上什麽賊船啊？
三番五次地搞廣州軍區，說廣州軍區知道林彪南逃。嗬！那七四年搞得凶啊。說我們在廣州的時候，林彪要南逃，我們從東莞訂了幾噸重的鞭炮，準備從當時廣州最高的建築二十七層的廣州賓館樓頂上，從頂上掛到地下，準備歡迎的！軍以上的幹部，都在廣州開會，準備歡迎的。我們軍以上的幹部是辦學習班，讀書，讀那三十本書。學習毛澤東思想，這個是可以查的，是宣傳部搞的。
……
又說：“為什麽卜占亞的老婆到廣州來？”我說：“她到廣州來我都不知道！後來問她，她說是來廣州學習接待外賓，接待客人哪，她是找他們地方政府的，我根本不知道卜占亞老婆到廣州來，我怎麽知道啊？”
林立果在廣州住了半年，我們廣州軍區的領導沒有任何人見過他，他也沒有到我們大院裏麵來，這可以查的。我們跟他沒有聯係，我們也不知道！他在白雲山我們也不知道。這可以查，我們沒見過林立果，我也不認識林立果，這可以查呀。所以這一段，我很氣憤。……
我今天有責任說，我當時是廣州軍區主要負責人之一，我是司令，劉興元政委，孔石泉，任思忠，他們都是政委、副政委，還有其他的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絕對不知道！林彪南逃，他怎麽想，這個我們不知道，什麽都不知道。
我向中央負責，向全國人民負責！廣州軍區領導就是不知道林彪南逃。你們搞了這樣多的大的運動，翻箱倒櫃。七四年、七七年、七八年、七九年，搞得這麽厲害，你們搞到什麽證據沒有啊？沒有任何證據。這樣多的人有人知道沒有啊？領導者沒人知道，有人說他知道，後來他又翻供了，他說他不知道，他是逼的。那麽我們怎麽會知道呢？
我今天鄭重聲明：不知道！我不知道！劉興元不知道！孔石泉、任思忠不知道！軍區領導同誌不知道！我的秘書，辦公室主任，作戰、司令部、政治部，都不知道！沒人知道。因為沒有的事情他到哪兒知道啊？沒有嘛！
至於林立果，他寫的那個“五七一”紀要，他提到說什麽廣州是“借用力量”。他林立果寫的，關我們什麽事？他愛怎麽寫，他寫了就是我們的罪啊？哪有這道理，哪有這個邏輯啊？你們查來查去，查這麽多，都毫無根據，硬是把這黑鍋扣在廣州軍區領導頭上。當時全國十一個大軍區，有六個被列入“借用力量”，還有好幾個軍和省軍區，為什麽偏偏揪住廣州不放，我敢向全黨、全國人民作保證，我不知道。
……
毛澤東指著我：“丁盛、劉興元，你們倆個人，跟黃永勝的關係這麽好，密切，來往這麽多，黃永勝倒了你們怎麽得了？”你毛澤東說這話就不對，我們又不是為黃永勝革命，我們幹什麽工作又不是靠黃永勝起家的，這可以查。
我們當什麽，是毛澤東你的命令，不是黃永勝的命令。他倒了就倒了，他死了就死了，我們怎麽樣了，我們不是照樣活著嗎？照樣幹革命工作嗎？怎麽能夠這樣說！我認為毛澤東當時對廣州這個考慮是不公道的！你說我們跟他的關係密切，那你跟他的關係不密切啊？從井岡山你們一起下來，他當總長是我們讓他當的嗎？不是你們，你毛澤東叫他當的？丁盛、劉興元有這個權力說：“黃永勝，你去當總參謀長”？是我們叫他當的？這不講理嘛！那麽，你講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聽指揮，那麽我們怎麽聽指揮呀？他是對的，革命的，我們當然要聽，那麽以後你說他們不對了，是反革命了，我們就不聽，這是界限嘛！你們叫他當總參謀長，反而說我們，你怎麽不講你用錯了人啊？強加在我們身上！“九·一三”以後，打擊多少人啊？
……
我們廣州的領導同誌對毛澤東是絕對的忠實，忠誠！比如說冬天，北京沒有蔬菜，由我們廣州軍區供應。
毛澤東當時喜歡吃什麽呢？蔬菜嘛，我們這裏是空心菜，玉米，我們在海南島種些玉米，很嫩很嫩的玉米，還有其它的青菜。
飯，毛澤東喜歡吃麥片，麥片是澳大利亞的，我們從香港專門買的澳大利亞的麥片給毛澤東，送到北京去！從香港買麥片都不能過海關，通過海關他要檢查，要打開來，那就不行，那怎麽辦呢？我們情報部有船，在香港買的麥片，裝在船上開回來，開回來以後，直接交給管理局。這件事，隻有幾個人知道，我知道，負責保管的小胡知道，他看守著倉庫。那麽多麥片，我從來沒有拿過一包，嚐也沒有嚐過，我們也不知道那麥片怎麽吃。
我們修的毛澤東的那個房子，為了他的安全，怕飛機轟炸，就在七號樓旁邊，幾公尺的地方，打一個穿山洞，大的坑道，坑道裏麵還有小房子，有飛機轟炸時，他在房子裏麵可以休息，還可以辦公，很安全，如果不打原子彈，那絕對沒問題。
周總理那套房子，他來了，睡了午覺，吃了飯，睡了一下。有一次我到北京，鄧大姐給我講：周總理在南方睡了個午覺，說那個房子很好，他很高興，大姐給我講：很安靜，環境也好，周總理很高興。毛主席沒有來住過，康生沒有來住過。隻有周總理去過，董老，董必武去過，董老去休息過，李先念、華國鋒去過，其它的沒有，江青住過，江青在一號住過，鬆園她住過。
七○年在北京開會期間，韋國清、劉興元他們活動，要到江青那兒去照個像！江青過去也不認識我，我們從來也沒有說過話。江青就答應了照個像，有韋國清、劉興元、卜占亞、我，我們四個人，到她家裏照個像，每人都照了。話嘛，沒有什麽說的，那時候我也不插話，我和她也不熟，她也不大認識我，我們也沒說什麽話，我記得好像在她家裏吃了頓便飯。
我在廣州軍區工作這一段，小結一下。
我認為廣州軍區的領導和部隊，是經得起考驗的！是擁護馬克思主義的，是擁護毛澤東思想的，這個部隊也好，個人也好，都是毛澤東思想教育成長壯大起來的！是經得起風雨，經得起考驗的。林彪事件後，廣州出了什麽問題？有什麽事情？所以我覺得，我在廣州軍區這段工作，我感到很高興！很榮幸！我沒有後悔，我沒有做虧心事！廣州的領導同誌們沒有做虧心事，沒有搞陰謀詭計，誰都沒有搞。我是廣州軍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我不知道，劉興元不知道，我們沒有做任何虧心事，沒有搞陰謀詭計！也不必要搞陰謀詭計，搞什麽陰謀詭計啊！我們都是工作關係，上下級的關係。上下級關係就應當要好，上級說話不執行能行？毛澤東在長沙與我談話，我們全部執行了，貫徹了，有什麽問題？
我們在北京，我就作檢討，總理講：“你不要檢討了，你們思想檢討，檢討夠了”。總理當麵給我講的。“你們九·一三以後，處理問題處理得很好，我們很滿意，部隊穩定，沒有出事，當時北京跑出來五六個人，你們都把他們抓回來了，送到中央來了，很高興，很好嘛！還作什麽檢討”。總理就是這樣給我講的，“不要檢討，好好工作就行了”。
七三年十二月份，我們八個軍區司令員的對調，毛澤東接見我，毛澤東講了：“你呢，實際上到廣州也不久，也調換一下，你身體不大好”。毛澤東這樣跟我講，總理在跟前介紹的！誰誰誰，“噢，我知道！要注意身體”。我說：“主席，我一定按照你的指示辦事！”
這樣講的，總理一個一個講。所以，這一段，我們應該向黨交待，廣州軍區絕對沒有搞陰謀詭計，絕對沒有事情。強加廣州軍區的，強加於哪一個人的，都是錯誤的。
（自印本，２００１年２月）
二十四：為毛澤東修“南湖”
也是七○年，汪東興講，毛主席要到廣州來過冬，也是一樣的，要到廣州來，當然我們大家都很高興，也得修房子，沒地方住啊！省委的小島一號有一個房子，感覺住那裏也不夠，小島一號也不夠，就要修，要找地方。我和劉興元我們幾個領導人又去找，廣州那個城邊上，我們找了個地方，麓湖邊上，看了一下，不行，那個位置還是好的，但是太嘈雜。
有一次，我們的偵察部隊在磨刀湖搞演習，搞潛泳，我去看了，無意之中我就看到，這個位置不錯，這個地方給中央領導修房子是好位置，周圍是山，中間是水，叫磨刀湖。我和劉興元高興：這個位置可以了。我就問汪東興：“汪主任，你說給主席修房子，它有什麽樣的規格呀？有什麽要求啊？我不知道啊！我們也沒有去過他住的地方，也不知道什麽樣的好？你給我們講個原則。”汪東興講：“主席有兩個地方最為滿意，一個是武漢的東湖，一個是杭州的西湖，主席住的地方。這兩個地方，一個是休息得好，一個是玩得好，活動得好。”
這樣不更好嘛，根據汪東興的介紹，我們就派了具體辦事情的三個人，一個是軍區副參謀長劉如，一個是我們作戰部的副部長王慶林，一個是後勤營房部副部長鄒和典，他們三個人，負責修房子的具體工作。他們去看，把這兩個地方都看了。我說你們去看看吧，把它的規格、大小、尺寸、長短、擺設，你們都把它記回來。這樣，搞好了以後，我們就在七○年的五月份，開工！現在那裏叫南湖。
總的方麵，我經常去管，更具體一點的，是我們一個副司令，江燮元，都去世了。辦具體工作的就這幾個人。因為很急，當時我們就調了兩個團，修這個房子。
汪東興在開工的過程中來了。汪東興來的時候我就問他，我們修多少棟房子呢？汪東興講：主席一棟，總理一棟、康老一棟，就是康生，這個……江青一棟，這是這樣，修這麽多！
……
後來我就問他了，我說：“汪主任，你在哪裏住”？因為他是辦公廳主任，他跟隨著毛澤東哪！“你這麽辦！我最後跟著主席的工作人員，我和張耀祠”張耀祠也是辦公廳的副主任哪！專門跟著主席的！“我們（汪東興、張耀祠），還有醫生、護士和其它的所有工作人員修一幢，我們住一塊”。
……
我又問他：“總理、康生，這些房子我們都比較好定了，在哪個位置。江青的房子往哪兒修？”汪東興怎麽講呢？他說：“江青的房子離主席也不能太遠，太遠不方便，也不能太近，她的房子要主席看不見”。這怎麽好找啊？要看不見！哎呀，好費神啊，費力啊！走來走去，走了又走，看來找了那個地方，現在的南湖一號。原來是毛主席那兒叫一號，總理的叫三號，康生的叫五號，江青的房子，七號，後來為了保密，就倒過來了！江青的房子叫一號，康生的叫三號，總理的房子叫五號，主席的房子叫七號。
後來汪東興又出題，說主席不能總住在這個地方，這裏有這一幢就可以了，但他不能總住在這裏啊？不能總住在這裏，有什麽辦法？再修一個地方唄！所以，後來“鬆園”那一幢，也是給主席修的！所以整個南湖的房子就是一、三、五、七、鬆園，汪東興他們住在那個八號，全部按照這樣修了。
修完以後汪東興又來了，來看了一下差不多了。看了以後呢，他不大高興，我們就知道了。意思是我在哪裏住啊？本來汪東興原來就講了和張耀祠和主席的工作人員住在一起的，就是南湖的八號，房子都在，兩套，還是很高級的。他不大高興，沒辦法，不高興嘛，那就給你再修一幢嘛！就是一號下來水上、水邊那幢房子，是汪東興的。為什麽修在水邊那個位置呢？就是隔毛主席近！別的還沒有地方了！好，這下他就沒什麽說的啦！這是一次，他來了好多次。
……
這幾個領導的房子，是汪東興原則定的，具體規定的，具體檢查的，我是完全按照汪東興的意思來辦的，按他的要求來做的，中央辦公廳還有個局長姓毛，專管工程的，他也來過幾次。給毛澤東、周恩來、康生、江青修房子這是絕對可靠的事情，是汪東興交給我的。在“九·一三”之後，我們把這個情況報告周總理，葉帥，整個花了六千多萬元，他給批了這個錢。那個時候，鬆園這套沒有完工，我說：“總理，那套沒有完工怎麽辦呢？”他問我：“你說怎麽辦呢？”我說：“就這樣沒有完工，那就害怕浪費了，沒有用了，再加點錢把它修起來，今後還可以用！”總理就說：“好啊，你們就把工程結束吧！搞完吧！”這樣，“鬆園”的房子是後來，“九·一三”之後才完工的！修這個房子的全部過程就這樣！
修起來了就要用，這個房子每一個大廳都要有一個放電影的坐機，我們不知道哪裏有這個電影坐機呀，汪東興就講，哈爾濱有，汪東興的關係，從哈爾濱拿來四台坐機，主席的、總理的、康生的、江青的每一個大廳有一台坐機。本來很明確，名正言順地給他們修的，七四年“批林批孔”，廣東的過去的那些造反派也好，其它的什麽也好，就硬說這個南湖的房子是給林彪修的！說是林彪準備南逃之後，他在這兒住的！這樣傷害了很多很多的人，王慶林，作戰部副部長，是很老的同誌，他工作勤勤懇懇，任勞任怨，就是修這個房子，硬說是給林彪的，在這個情況下，廣東就寫信給汪東興，你親自坐鎮，你三番五次來，按你的指示搞的，你要說話呀！汪東興說話！他就不說，啊呀，批呀，要命地查呀，搞呀！七四年，批林批孔，傷害多少人啊，我說你汪東興是個人嗎？你自己叫人家幹的，到了這個時候，你不出來作證，明明是給毛主席他們幾個人修的，那些人說是給林彪修的，你汪東興出來說話呀！說：“這個房子，是汪東興，中央辦公廳，你們定的！”說：“不是給林彪修的！”不說話，使廣州軍區大部分人，相當一部分參加工程的人，很憤慨！我也很憤慨！咱們到北京去，當麵和汪東興對質，是不是你講的！你怎麽不認帳？你還是個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後來一段，汪東興是中央副主席的呀！“九·一三”之後，汪東興是“四人幫”之後的副主席，那個時候他還不是的，是中辦主任呀，那時毛澤東還在呀！你們不說話，把這邊搞得灰溜溜的，檢討呀，追呀，查呀！當時七四年在廣州批林批孔，許世友提出來，廣東的劉、丁、任就是林彪的死黨，不是死黨也是死黨，許世友在廣州是打破砂鍋問到底。一定要查出來南湖的房子是給林彪修的！一定要查出來，林彪南逃廣州，廣東領導人知道！翻箱倒櫃，批林批孔是從三月份搞起的吧，三、四月份搞起的吧，一直搞到七月底，搞亂了，癱瘓了，不可收拾。這個時候，主席、總理派韋國清到廣州來收拾這個攤子，這個時候才講：這個房子不是給林彪他們修的，這個房子給毛主席修的。好，這樣才結束。
二十五：“九·一三”事件後的廣州軍區
“九·一三”一大早，周恩來總理給我電話，說是“廬山會議第一個發言的人帶著老婆逃跑了！”就是林彪，帶著他的老婆葉群，他的兒子什麽的，逃跑了！這是周恩來給我講的。這也說明中央對廣州部隊的信任。
周總理給我幾條指示：
第一、廣州陸、海、空歸你直接指揮！
第二、直接聽毛主席和我的指揮！
第三、廣州地區要穩定，部隊要穩定，政府要穩定，所有的都要穩定。
第四、加強邊防，不能跑人。
第五、立即進入指揮所。
第六、監聽敵台廣播，注意敵人動向。
當時林彪逃跑，他在溫都爾汗摔死都還不知道！不知道啊，當時，就是看林彪這麽逃跑，外國有什麽反應？
周總理給我這個電話之後，我就找到劉興元、任思忠，我說：“總理告訴我了，林彪逃跑了。軍區的全體領導同誌，立即開常委會，在，在我們黨委辦公室開會，這是可以查的。當時決定，我們完全擁護主席、總理的指示，我們堅決聽主席、總理的指揮。並且立即發電報給中央。我們備戰，一下子就進入指揮所，機關都不知道，其它的人都不知道！什麽意思？出了什麽事？都不知道，就是通知機關，不允許休息，備戰！很緊！
當時就是這樣，我聽他們講，這個電報當時搞得苦啊！我們的機要局長魏繼烈，他是局長，不大譯了，搞得時間長一點，硬是追他，為什麽搞得那麽晚？時間搞得那麽長？追得不得了，這次非得他親自譯不可，這可以查，電報有原稿，中央也會有電報的，檔案可以查！
這是第一，我們表態。
第二呢，傳達之後，廣州地區的部隊、地方，沒有發生任何事情。不是因為林彪逃跑了，廣州地區的部隊動亂哪，或是怎麽樣哪！沒有這個事情！很穩定！
國慶節沒過幾天，李先念和華國鋒就來了，到廣州來了，後來他給我講，他們認為廣州肯定是很亂，他一看，哎，沒有什麽事嘛！很平靜嘛！所以李先念他們就開了一個會，要我們注意什麽事情，對那些人的子女，不要動他們！不要牽連他們，李先念呢，他們就想這麽個問題！按總理的指示辦事情。所以廣州軍區沒有發生什麽逃跑呀，自殺呀，還是搞其他什麽，沒有啊！如果按照那種想法，我們都是林彪的人，那還會不出事情嗎？
那麽林彪南逃你們知道！搞啊！我那個秘書陳宏康抓起來，還有其它一些人，許世友找他們談話，找李維英（廣州軍區政治部副主任）談話，說你李維英有本事，有能力，隻要你把這個問題揭出來，你就可以怎麽樣重用，就是封官許願！李維英講：“許司令，我不能當著毛主席的麵說假話，我就是不知道林彪要南逃！我不知道”。找作戰部長王玉振喝茅台：“你們把問題揭出來，怎麽怎麽的，林彪南逃，隻要你們誰說一句，‘我們知道林彪南逃’就行了”。這些人是久經考驗的人，他們不會無中生有！他們實實在在，我不知道，沒有這個事情，不知道。“你作戰部長不知道？”“我不知道！”這樣，受牽連！“丁盛知道啊？”“丁盛不知道！”那時候的電話，查呀，說邱會作給我打電話，我說：“沒有！”“九·一三”之前，邱會作老婆是給我打過電話，那時候我有病，是問候我，說：“你的病怎麽樣啊？”說的我的身體，根本沒有談任何的其它的事情。
在廣州搞了兩次，一次是七四年，第二次是七七年、七八年、七九年，那一次真是荒唐，還是林彪南逃，還是這些人，結果兩個副司令被隔離，江燮元、黃榮海，這些同誌是非常忠誠老實擁護毛澤東，擁護馬克思主義的人！他們不是為林彪革命，是為勞苦人民革命，是毛澤東培養出來的人。隔離起來，在中山紀念堂召開五千多人的大會，副參謀長劉如，政治部副主任李維英、趙國楠，要打倒他們。說是丁盛不接電話不知道，丁盛的秘書知道，陳宏康知道！真是我不知道，沒有這個事，所以我感覺到，這個事對廣東，中央雖然沒有下正式的什麽結論，但是在廣州搞的這些事情，影響很大，對廣州這部分幹部，在精神上，是很大的包袱、負擔！
……
我在南京工作時，七四年的八月份，在北京開會，當時主持會的是王洪文、張春橋，總理他們都沒有來，主席那就更不說了！我們九個人作檢討，楊得誌、許世友、韓先楚、曾思玉、我、陳先瑞，劉興元都作檢討，對林彪思想上的認識，都作檢討。這個期間，張春橋、王洪文硬追我，說“林彪南逃你知道”，我說：“不知道！”“你為什麽不知道？”“不為什麽，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們幾個吵起來！張春橋說：“林彪南逃，從北京把電話打到上海，為什麽隻打上海，就沒有廣州？”我說：“這電話又不是我打的，電話總機在北京，你問他們，你問我幹什麽？”
……
當時是周恩來總理堅決不同意，說：“丁盛不能下來”，這個，在南京軍區政治部有記錄，有材料。怎麽辦呢？在北京，我也沒有辦法，我說我不知道，張春橋的作風，比王洪文凶啊，形象凶，講話也凶，王洪文看著總下不了台，就說：“你不知道，以後再說！但是你，你上了林彪的賊船”。
從思想上講，我們對林彪，在解放戰爭時期，從思想上確實很佩服，尊重，也很崇拜。但是我們沒有和他搞任何的陰謀詭計，做見不得人的事情，我講了，我和林彪見麵就這麽幾次！話就這麽多。除此以外沒有任何的來往。通信都沒有。我怎麽成了林彪的死黨呢？
我說好吧，咱們就作妥協，這個可以的，但是我沒有和他搞陰謀詭計。“你要寫上”。我說：“寫上就寫上”！
這是七四年八月檢討，我們這九個人的檢討，各種各樣的檢討！現在來看，不該屈服，不該寫，我否定，我上什麽賊船啊？
三番五次地搞廣州軍區，說廣州軍區知道林彪南逃。嗬！那七四年搞得凶啊。說我們在廣州的時候，林彪要南逃，我們從東莞訂了幾噸重的鞭炮，準備從當時廣州最高的建築二十七層的廣州賓館樓頂上，從頂上掛到地下，準備歡迎的！軍以上的幹部，都在廣州開會，準備歡迎的。我們軍以上的幹部是辦學習班，讀書，讀那三十本書。學習毛澤東思想，這個是可以查的，是宣傳部搞的。
……
又說：“為什麽卜占亞的老婆到廣州來？”我說：“她到廣州來我都不知道！後來問她，她說是來廣州學習接待外賓，接待客人哪，她是找他們地方政府的，我根本不知道卜占亞老婆到廣州來，我怎麽知道啊？”
林立果在廣州住了半年，我們廣州軍區的領導沒有任何人見過他，他也沒有到我們大院裏麵來，這可以查的。我們跟他沒有聯係，我們也不知道！他在白雲山我們也不知道。這可以查，我們沒見過林立果，我也不認識林立果，這可以查呀。所以這一段，我很氣憤。……
我今天有責任說，我當時是廣州軍區主要負責人之一，我是司令，劉興元政委，孔石泉，任思忠，他們都是政委、副政委，還有其他的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絕對不知道！林彪南逃，他怎麽想，這個我們不知道，什麽都不知道。
我向中央負責，向全國人民負責！廣州軍區領導就是不知道林彪南逃。你們搞了這樣多的大的運動，翻箱倒櫃。七四年、七七年、七八年、七九年，搞得這麽厲害，你們搞到什麽證據沒有啊？沒有任何證據。這樣多的人有人知道沒有啊？領導者沒人知道，有人說他知道，後來他又翻供了，他說他不知道，他是逼的。那麽我們怎麽會知道呢？
我今天鄭重聲明：不知道！我不知道！劉興元不知道！孔石泉、任思忠不知道！軍區領導同誌不知道！我的秘書，辦公室主任，作戰、司令部、政治部，都不知道！沒人知道。因為沒有的事情他到哪兒知道啊？沒有嘛！
至於林立果，他寫的那個“五七一”紀要，他提到說什麽廣州是“借用力量”。他林立果寫的，關我們什麽事？他愛怎麽寫，他寫了就是我們的罪啊？哪有這道理，哪有這個邏輯啊？你們查來查去，查這麽多，都毫無根據，硬是把這黑鍋扣在廣州軍區領導頭上。當時全國十一個大軍區，有六個被列入“借用力量”，還有好幾個軍和省軍區，為什麽偏偏揪住廣州不放，我敢向全黨、全國人民作保證，我不知道。
……
毛澤東指著我：“丁盛、劉興元，你們倆個人，跟黃永勝的關係這麽好，密切，來往這麽多，黃永勝倒了你們怎麽得了？”你毛澤東說這話就不對，我們又不是為黃永勝革命，我們幹什麽工作又不是靠黃永勝起家的，這可以查。
我們當什麽，是毛澤東你的命令，不是黃永勝的命令。他倒了就倒了，他死了就死了，我們怎麽樣了，我們不是照樣活著嗎？照樣幹革命工作嗎？怎麽能夠這樣說！我認為毛澤東當時對廣州這個考慮是不公道的！你說我們跟他的關係密切，那你跟他的關係不密切啊？從井岡山你們一起下來，他當總長是我們讓他當的嗎？不是你們，你毛澤東叫他當的？丁盛、劉興元有這個權力說：“黃永勝，你去當總參謀長”？是我們叫他當的？這不講理嘛！那麽，你講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要聽指揮，那麽我們怎麽聽指揮呀？他是對的，革命的，我們當然要聽，那麽以後你說他們不對了，是反革命了，我們就不聽，這是界限嘛！你們叫他當總參謀長，反而說我們，你怎麽不講你用錯了人啊？強加在我們身上！“九·一三”以後，打擊多少人啊？
……
我們廣州的領導同誌對毛澤東是絕對的忠實，忠誠！比如說冬天，北京沒有蔬菜，由我們廣州軍區供應。
毛澤東當時喜歡吃什麽呢？蔬菜嘛，我們這裏是空心菜，玉米，我們在海南島種些玉米，很嫩很嫩的玉米，還有其它的青菜。
飯，毛澤東喜歡吃麥片，麥片是澳大利亞的，我們從香港專門買的澳大利亞的麥片給毛澤東，送到北京去！從香港買麥片都不能過海關，通過海關他要檢查，要打開來，那就不行，那怎麽辦呢？我們情報部有船，在香港買的麥片，裝在船上開回來，開回來以後，直接交給管理局。這件事，隻有幾個人知道，我知道，負責保管的小胡知道，他看守著倉庫。那麽多麥片，我從來沒有拿過一包，嚐也沒有嚐過，我們也不知道那麥片怎麽吃。
我們修的毛澤東的那個房子，為了他的安全，怕飛機轟炸，就在七號樓旁邊，幾公尺的地方，打一個穿山洞，大的坑道，坑道裏麵還有小房子，有飛機轟炸時，他在房子裏麵可以休息，還可以辦公，很安全，如果不打原子彈，那絕對沒問題。
周總理那套房子，他來了，睡了午覺，吃了飯，睡了一下。有一次我到北京，鄧大姐給我講：周總理在南方睡了個午覺，說那個房子很好，他很高興，大姐給我講：很安靜，環境也好，周總理很高興。毛主席沒有來住過，康生沒有來住過。隻有周總理去過，董老，董必武去過，董老去休息過，李先念、華國鋒去過，其它的沒有，江青住過，江青在一號住過，鬆園她住過。
七○年在北京開會期間，韋國清、劉興元他們活動，要到江青那兒去照個像！江青過去也不認識我，我們從來也沒有說過話。江青就答應了照個像，有韋國清、劉興元、卜占亞、我，我們四個人，到她家裏照個像，每人都照了。話嘛，沒有什麽說的，那時候我也不插話，我和她也不熟，她也不大認識我，我們也沒說什麽話，我記得好像在她家裏吃了頓便飯。
我在廣州軍區工作這一段，小結一下。
我認為廣州軍區的領導和部隊，是經得起考驗的！是擁護馬克思主義的，是擁護毛澤東思想的，這個部隊也好，個人也好，都是毛澤東思想教育成長壯大起來的！是經得起風雨，經得起考驗的。林彪事件後，廣州出了什麽問題？有什麽事情？所以我覺得，我在廣州軍區這段工作，我感到很高興！很榮幸！我沒有後悔，我沒有做虧心事！廣州的領導同誌們沒有做虧心事，沒有搞陰謀詭計，誰都沒有搞。我是廣州軍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我不知道，劉興元不知道，我們沒有做任何虧心事，沒有搞陰謀詭計！也不必要搞陰謀詭計，搞什麽陰謀詭計啊！我們都是工作關係，上下級的關係。上下級關係就應當要好，上級說話不執行能行？毛澤東在長沙與我談話，我們全部執行了，貫徹了，有什麽問題？
我們在北京，我就作檢討，總理講：“你不要檢討了，你們思想檢討，檢討夠了”。總理當麵給我講的。“你們九·一三以後，處理問題處理得很好，我們很滿意，部隊穩定，沒有出事，當時北京跑出來五六個人，你們都把他們抓回來了，送到中央來了，很高興，很好嘛！還作什麽檢討”。總理就是這樣給我講的，“不要檢討，好好工作就行了”。
七三年十二月份，我們八個軍區司令員的對調，毛澤東接見我，毛澤東講了：“你呢，實際上到廣州也不久，也調換一下，你身體不大好”。毛澤東這樣跟我講，總理在跟前介紹的！誰誰誰，“噢，我知道！要注意身體”。我說：“主席，我一定按照你的指示辦事！”
這樣講的，總理一個一個講。所以，這一段，我們應該向黨交待，廣州軍區絕對沒有搞陰謀詭計，絕對沒有事情。強加廣州軍區的，強加於哪一個人的，都是錯誤的。
（自印本，２００１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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