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毛澤東的知識和知識分子政策

唐德剛：毛澤東的知識和知識分子政策

 

...“紅樓”之內，吹牛無份。“紅樓”之外，小便不敢。

 

毛主席不是選出來的嗎？

        毛氏罵國民黨不民主罵了一輩子。但到他老人家自己晚年的時候，卻對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的“選舉”，提出了公開的否定（早年的毛澤東因為聲威未定，心裏敢想，口不敢言）。在文革後期毛氏一再的說，“選舉我是不相信的。”（見毛主席“和卡博、巴盧庫同誌的談話”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有人說選舉很好，很民主，我看選舉是個文明的字眼，我就不承認有真正的選舉。”（對阿爾巴尼亞軍事代表團講話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毛氏又說他認為周恩來當總理是“中央派的”.因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上所規定的選舉這，選舉那，都是空話。但是毛主席不是選舉出來的嗎？如果毛主席不是選舉的而是自己派的，那又何必假惺惺地搞一套“人大”“黨大”的假選舉呢？既然搞了又何必當眾戮穿呢？

 

　　 這一點，事實上共產黨就比國民黨憨直可愛！到今天的“台灣有三害，立監國大代”還不是厚著臉皮硬說自己是國民公選的嗎？

 

　　 毛氏分明知道“選舉”是假的，而他自己又有勇氣加以拆穿，但在他統治下的人民中國卻一選再選又是什麽道理呢？這個毛澤東思想中的結，毛氏自己一直未解開，其實，其中並無什麽深文大義。“選舉”這個東西自古希臘貝殼投票開始，到今日大美帝國二百周年大選，一直就是都市小資產階級所搞出來的“上層建築”.它與無產階級本無親戚關係。倒黴的無產階級在鬥爭過程中不幸地被都市小資產階級洗了腦而不自覺，因而也搞起選舉來。選舉對於無產階級來說，直如鄉下哥哥學文化，脫下草鞋穿皮鞋，打領帶，結果周身不舒服。毛澤東之所以比列寧偉大，就是毛老大箍上了林語堂所謂的“狗領”的領帶，不舒服時還敢公開否定，而列寧這個鄉下哥哥，雖然當眾出醜，卻連屁也不敢放一個。

 

　　 “選舉”這個“文明字眼”，不過是諸端之一耳！其他都市小資產階級的“文明字眼”被無產階級仁兄們借去佩帶的可多著呢！文革以後，知青下放者，一千二百餘萬人。遵從毛主席的教導，向貧下中農學習，抓革命，捉生產，本是革命青年的本份。但是下放久了，無產階級的革命知青，個個都感到無“前途”，感到“苦悶”，而滿腹“牢騷”蠢蠢然有泅水之誌焉。試問“前途”，“苦悶”，“牢騷”等等“文明字眼”，又豈是無產階級的東西？

 

　　 朋友！“前途”這個概念，和“苦悶”、“牢騷”等諸種心理狀態一樣是“凡知識分子皆有之”的通性，它們也是和小資產階級分不開的！試看社會主義革命中，最革命最前進的貧下中農就不想什麽“前途”，不感覺任何“苦悶”，也不發什麽“牢騷”，所以毛主席稱之為“倚靠階級”！那些被集體下放的“一個跑，一個跳，一個吃人，一個吃草”的東西，就有點“靠”不住了！

 

　　

 

 

無產階級的升華

 

　　

 

 

一言以蔽之，“無產階級”--包括貧下中農的“無產”階級（non-propertiedclass）--不能有“知識”.一有知識，它就要發生升華作用，不論“有產”（propertied）或“無產”（non-propertied），都會轉化為“中間階級”（middleclass）。中間階級自有其中間階級的世界觀、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不但要自由，要平等，還要食有魚，出有車。而推動這一升華作用的動力，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裏是“經濟”重於“文化”.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文化是跟著經濟上升的。但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則適得其反。因為教育起飛究竟比工業起飛要容易得多了。不說兩者同時起飛，在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中，二者之中有一個一飛衝天，則馬克思主義，就3要不“修”自“修”了。

 

　　 列寧這個未坐過飛機的北歐老毛子就沒有懂得這個道理。他體驗到共產主義在英國搞不起來，乃喟然歎曰：“英國的工人，被資本家收買了。”其實不是。英國工人並不是被資本家收買了，不革命了。而是英國因為各種因素的驅策（包括對海外殖民地的剝削）而經濟起飛了。資本家固然賺大錢，工人的生活水準和文化水準也同時提高了。一次大戰前後的英國工人已不再是馬克思所說的“普羅階級”，而是具有中產階級意識的工人階級了。他們對於“無產階級專政”一類的口號失去興趣，而轉向“巴厘滿”立法的和平轉變。這便是二次大戰後英國工黨執政的社會背景。到七十年代的今日，英國共產黨亦已摒棄莫斯科而走工黨路線，其道理亦在此。

 

　　 這一無產階級的升華現象在二次大戰後的美國尤其顯著。今日美國總人口約兩億，而美國工聯和產業職工總會（AFL-CIO）的會員總數約合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如加上會員的家屬則是美國人口的三分之一。這三分之一的人民是美國“工人階級”（workingclass）內的正規軍。要搞“無產階級專政”（dictatorshipoftheproletariat）那應該是他們專政了。相反的，美國的第一大工會的AFL-CIO是如眾所周知的相當反動的團體。搞無產階級專政的不是他們，而是他們以血汗工資接濟的在大學裏讀書的兒女。而最反對他們的，正是他們自己的左傾的下一代。

 

　　 越戰期間，美國民意測驗表示得最清楚。凡是工人聚居的地方，往往是最“反動”的地區。那些資本家和“高級知份”所住的地區，則反而較為“進步”.這一現象其實並不費解，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美國產業工人早已不是馬、恩、列、史、毛所想象的普羅。他們和英國工人一樣，早已由普羅階級升華為小資產階級了，他們除每周三十五小時的工作之外，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早已中產階級化了。

 

　　 朋友！你能說那賺兩萬美金一年的通用汽車廠內的產業工人是普羅階級嗎？

 

　　 他們有洋房有汽車，冬有水汀，夏有冷氣，看的有彩色電視，玩的有卷毛洋狗。

 

　　 縱使有點“剩餘價值”給人家“剝削”了，也就算了。去鬥爭，去專政，實在犯不著了。

 

　　 美國工人固然得天獨厚，其實西歐的工人的中產階級化也隻是程度的問題。

 

　　 既然大家都是中產階級，所以大家也就搞搞中產階級的巴厘滿衙門的政治也就夠了。什麽“暴力”，什麽“專政”，還是讓那些國際“毛派”（Maoists）去搞算了。

 

　　 君不見擁有黨員數百萬的法共和意共乎？他們要搞議會政治了，反對俄共的“剝削人權”.他們主張“信仰自由”“文藝自由”.人數較少的西共，對這些“文明字眼”也大有興趣。他們認為他們鄰家的葡共所以搞糟了，就是葡共盲目走莫斯科路線，搞一黨專政，弄得眾叛親離，全國喊打的結果。

 

　　 須知葡萄牙這個小國是西歐最落後的國家，人口至今尚有三分之二是文盲。

 

　　 這樣落後的國家莫斯科路線尚且走不通，如走北京路線那就更是緣木求魚了。

 

　　 對這種無產階級向中產階級升華之道，一無“實踐的知識”的我們偉大的毛主席，麵對這種世界性的發展，難免就傻了眼了。毛澤東思想本有其正確性。毛氏反對書本子知識，認為隻有實踐的知識才是知識，基本上也不能算錯。可是毛氏也有他自己的《矛盾論》裏所不能解決的矛盾。因為七十年代裏世界經濟社會和學術文化的發展實在太複雜了。那個垂釣於中南海的八十老翁是無法“實踐”的。不能實踐，他也就隻有靠書本知識了。

 

　　 更不幸的是毛公那個偌大的書房之內的書本子所能提供的“知識”，實在也很有限。那一部據說毛氏真的一本一本地讀完了的，八百本的線裝二十四史內的英雄人物們，就沒有一個是屬於汽車階級的。

 

　　 那一堆據說毛公讀後曾與蘇聯權威理論家由定（P.F.Yudin）有過長期切磋和辯難的漢譯洋書，也隻是一些結論完全相同的一家之言。就憑這點點脫離實踐的“書本子知識”而盱衡世界革命，慨歎人心不古說“世界上一百多個共產黨，已經有一半以上不相信馬列主義了。”那就有點以偏概全，脫離現實了。

 

　　 試問那些法共意共西共英共，乃至美共加共和拉共（拉丁美洲）就完全忘卻階級仇恨不想搞無產階級專政了嗎？

 

　　 非也！他們是非不為也，是不能也。他們底黨在部分地戰勝了資本家之後，黨本身也早已中產階級化了。關於階級鬥爭等等傳統的老把戲，他們貴黨，既不能搞，也不想搞，更不必搞了。

 

　　 我們“鬥誌昂揚”的中國無產階級的鬥士們，不去實踐地了解人家的底牌，光是坐在井底訕笑他們，那難免就如林姑娘所說的“不怪自家無見識，翻將醜語詆他人”了。

 

　　

 

 

人民內部的惡性循環

 

　　

 

 

不過話分兩頭，以上所說的無產階級升華的現象，在目前是隻能發生在經濟和文化雙重起飛的工業化的社會裏--也就是所謂“先進的國家”底社會裏。至於那些今日仍是文盲遍地的“落後地區”或“第三世界”裏的情形，自當別論。

 

　　 七十年代裏的中國（包括大陸和台灣）事實上是介乎二者之間的。也就是說既非先進，也非落後；既是先進，也是落後。近三十年來由於國共兩黨努力普及教育的結果，知識分子在全國人口比率上激劇上升，而在同一時期裏，工業化在國民經濟中的百分比則上升得有限。換言之即是中國（尤其是中國大陸）在今日仍是個農業國家，它那以農為本的社會經濟基礎還不足以負荷那個有高度中間階級意識、並且日益壯大的青年知識階級。

 

　　 這個萬分優秀的青年“知識分子”在有限底工商業的都市社會無法消化的情況之下，就隻好由黨和政府強製“下放”.但是時至今日中國農村的生產方式仍是很原始的。那些滿腹“代數”“幾何”和“政治經濟學”的知識青年，一經“下放”則除了向貧下中農學習些體力勞動之外，滿肚皮的“知識”卻一無所用。因而近十幾年來的大陸就發生了一種怪現象。政府和黨一麵大力普及教育，大量製造“知識分子”，而另一麵則大量浪費“知識”.

 

　　 同時正因為“知識分子”在意識形態上是和“小資產階級”分不開的，因而大陸上還有一種更嚴重的矛盾現象，那便是共產黨一麵正冷酷無情地打擊和消滅小資產階級，另一麵卻在大量製造小資產階級。這是一個“人民內部矛盾”，也是個辯證唯物主義對立和統一的領域之內，很難解決的惡性循環。

 

　　 林彪這個叛徒，口不擇言地說知青下放是“變相的勞改”.知道解放前中國社會情況的老頑固們至少也可以說那是“學非所用”.既然“非所用”，那又何必要“學”呢？一學就學出了問題，因而要把他們送到農村去由貧下中農來加以“再教育”，這豈不多此一舉了嗎？青年人一生下地就幹脆不受教育，直接去做革命的貧下中農，豈不省事？

 

　　 從“省事”這一點來著想，我們不禁感覺到我國古代的秦皇漢武實在是聰明。

 

　　 秦始皇認為最“省事”的辦法，便是“以愚黔首”.秦始皇之道雖被漢武帝“修正”了很多，但這“以愚黔首”的原則是基本上被繼承了。終我國帝王兩千年之治，“黔首”是被他們“愚”得夠慘了。

 

　　 有一位美籍華人教授，讀了蔣總裁“以天下興亡為己任”的遺墨而大不以為然。他認為那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顧炎武比蔣氏高明多了。其實教授有所不知，顧炎武所說的“匹夫”並不是貧下中農！顧氏所說的“匹夫”正是你們7大學教授那一層唧唧喳喳的匹夫呢？與市井小民何有？

 

　　 老實說兩千年來真想搞“匹夫有責”的還是剛剛去世的毛主席。他要把“國民黨留下來的”匹夫全都搞掉，然後再從貧下中農的階層內培養出一批新的匹夫來。可是他老人家搞了二十多年，還是搞不通，現在也不能搞了。

 

　　 文法科大學不必辦了嗎文革以後，毛主席不是說過，“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裏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換言之就是“文法科大學大可不必辦了。”縱使為著貧下中農的子弟，文法科的大學為什麽不必辦了呢？其理甚明。秦始皇焚書，所“焚”的也隻是文法科大學的“書”，理工科大學之書，也不在被焚之列。

 

　　 不幸的是我們的毛主席並不相信美國那個反對工業化、主張小農製的桀符生，而相信德國的馬克思。他要搞大農製和工業化。這樣，則“老農”和“老圃”的知識就不夠用了。所以他還是要辦“理工科大學”.中學呢？當然是要辦了，因為中小學是國民基本教授，豈可不辦？如此，則毛氏便吃了近三百年來洋框框裏發展的自由教育（liberaleducation）形式主義的虧而不自覺。他根本不了解普及的自由教育是什麽回事。

 

　　 美國教育家杜威，曾總結三百年來西方自由教育的經驗而提出“教育除教育本身以外無目的”的口號。中國傳統教育的宗旨原來也是一樣的。在理論上說，中國傳統教育的目的也隻是“讀書知禮”，並不為著發財吃飯。

 

　　 西歐在宗教改革、文藝複興以後的教育，也是為教育而教育的。“教育”並不等於“職業訓練”.可是在西歐工業革命之後，社會上的各項職業開始專業化。

 

　　 因而專業化的職業訓練，也漸漸侵入教育界，變成教育的一部分，甚至轉而喧賓奪主。為教育而教育的教育機構反而淪為國民基本教育的中小學，所謂“高等教8育”便逐漸被專業化訓練科目所獨占了。大學變成了專業化的職業訓練班。那原是最下乘的開火車頭的火夫們（engineer）的知識，也居然變成大學裏的專修科了。那些打算盤搞買賣的生意人和衙役皂隸的知識不用說也擠入大學校園之內變成了條理分明的學問。

 

　　 學究老夫子如杜威者流，麵對這一發展，逐漸看不順眼了，慨歎人心不古之餘，他們要搶救被科學和機器所糟蹋了的人類文明，因而提出他那有名的“杜威教育哲學”來。經杜威這一呼籲，西歐北美東亞甚至蘇聯的教育均大受影響，所謂“自由教育”和“人文學科”（liberalarts）在高等教育總算保持了一部分。今日歐美大學本科低年級學生不急於選擇專修科係，便是為教育而教育的中小學教育之延長。受足了國民所應有的人文教育再進而接受專業化的職業訓練。

 

　　 所以中小學和大學裏的低級班，在今日西方是純粹為教育而教育的人文學科教育（liberalartseducation）。大學高班和研究院則是高度專業化的學術訓練。理工科高度專業化；文法科也是一樣高度專業化。“隔行如隔山”，“一行不到一行黑”.在高度工業化的社會裏，無論哪項建設--如“五年計劃”，都市設計，環境汙染之處理等等--都是千百個各行各業專家通力合作的心血總結晶。在一個高度現代化的社會裏是沒有什麽叫做“通人”的。

 

　　 中國古人說“不讀三通何以為通人？”在今日高度分工的社會裏，你熟讀“十通”，可能仍然是“一竅不通”.因為高等常識，並不能代替“一技之長”.無“一技”之長在一個分工極細的社會裏是很難插足的。因為有“綜合之才”的行政管理人員，也是“專才”，不是“常識”可以應付得了的。

 

　　 試看亨利·福特以後工業界沿用未變的“流水作業製”（assemblyline）在當初這一製度簡直被認為是“工業學大慶”的不二法門。但這一製度在超工業化的9國家裏已漸被廢棄，其主要原因便是在這一製度內，工人都變成了機器的一部分。

 

　　 但人畢究是人，他還有究竟與機器不同的部分。這一部分如不開刀割除，則人與機器完全混合為一（如卓別林的名劇“摩登時代”中所表演的），終難全部協調。

 

　　 尤其是在高度工業化之後而經濟文化雙重起飛的社會內，“人”的“知識”被提高了之後，這一個把人當機器零件使用的製度，就開始出毛病。現在造小汽車馳名的瑞典的烏烏汽車廠（Volvo）就正在試用一種新製度來代替效能遞減的流水作業製。而這一新工作製之試行則有賴於各種工程師，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經濟學家，工商管理專材，生理學家，醫護人員，乃至文學藝術家等等之通力合作、分析與設計。

 

　　 一個小小工作製度之改進，其牽涉各種專業人員之廣泛有如是者。若談涉及範圍之大，牽涉之廣，影響社會人生之深遠如中國之“五年計劃”者，則又當何如？如果吾人對已發展與超發展的社會型態，毫無所知，而認為中國高等教育的前途隻是理工科大學而已，這種概念在稍有深度的學術圈子內，聽者之間相視一笑而已，因為它不值得一駁。

 

　　 更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毛氏似乎主張大辦國民教育的中、小學教育是個什麽東西呢？中、小學教育是國民常識教育。不是專業教育，是杜威的“教育就是教育的目的”；是孔老二的“有教無類”.在今日中國也可說是馬列主義或毛澤東思想的常識教育。

 

　　 須知在杜威哲學之下成長的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隻是為訓練中學師資而設的。杜威還有杜威的另一麵，他絕無反對“專業訓練”的意圖。而今日中國，隻搞常識教育，專業訓練則隻限於“理、工”.“文、法”似乎無“專業訓練”之必要。這就變成了“半部杜威”了。

 

　　 想不到有指導“超西方”（post-western）工業化社會發展潛力的毛澤東思想，在教育上所承繼的隻是“半部杜威”和“半部論語”，能不令流落在海外的華裔知識分子泄氣！

 

　　 再者這些奇談怪論出之於毛主席之口是情有可原的。他老人家是住山洞出身的第一代革命領袖，有其樸素的革命傳統。老實人說真心話，這是樸素的偉大革命者，可敬和可愛的一麵。他們不像一般政客的搔首弄姿，裝腔作勢。但是他底樸素言詞，第二代接班的領袖們如果竟愚昧到信以為真的程度，那八萬萬炎黃子孫就要開始養辮子來革命了！

 

　　

 

 

何以“知識分子最無知識”

 

　　

 

 

毛澤東主席還有一句最動聽的口頭禪：“知識分子最無知識！”

 

　　 這我們也相信是他老人家的真心話。不是受了知識分子的氣，咬著牙齒說出的憤激之詞。因為毛氏對“知識分子”這一社會現象的“實踐知識”還停滯在“前工業化”（pre-industrialization）時期，而沒有跟著時代進步。

 

　　 心理學家知道，一個人未跟著時代發展的少年時期的經驗往往下意識地支配著他老年時代的思想和社會行為。這一心理現象，在中國近代舊式家庭裏，頑固的老祖父和老祖母們身上表現得最明顯。

 

　　 抗戰勝利之初，我們那孝思不匱的蔣主席回到奉化之後所料理的第一件私事便是重修蔣氏宗祠。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風行草偃，所有國代、立委自然更搞得全國家廟林立了。可是委座有所不知，宗祠、族譜這些東西原都是社會流動性極小的農業社會裏搞的“五世同堂”的產物。在高度工業化以後的“三民主義社會”裏是不可能延續的。

 

　　 蔣公過世，經國先生為念先帝之遺德，對蔣氏宗祠可能還不時祭掃。到孝文、11孝武兩兄，恐怕就要陽奉陰違。再到他二人哲嗣的時代，恐怕祖先牌子就要變成台球拍子了。

 

　　 蔣公身為總裁，是國父遺教的承繼者，為什麽對三民主義道路上的社會發展如此茫然呢？無他，總裁日理萬機，那有功夫去研究社會學呢？對三民主義社會發展的規律未弄清楚，所以就被潛伏在他下意識中未經發展的少年時代的經驗所主宰了！

 

　　 在一個大家庭中，一個獨裁頑強的老祖父，往往會搞得一家人啼笑皆非。大家明知其落伍還是要奉承顏色，鞠躬如也，好讓他老人家含笑歸天。可是一個國家如被這樣一個老祖父所主宰了，其情況就不隻是啼笑皆非了。

 

　　 且說毛主席心目中的知識分子。毛氏心目中的知識分子，顯然還是“五四時代”胡適、陳獨秀、梁漱溟……一類的知識分子。那是一個從古農業社會向近代化工業社會發展的“轉移時代”（transitionalperiod）。這時代中的知識分子的特點甚多，舉其要者：（一）人數少，以稀為貴；（二）常識豐富，新舊中西，樣樣都來；（三）談起專業則一竅不通。這種知識分子中的“大師”們，就好處來說，功在“啟蒙”；就壞處來說，那就是“膚淺”.膚淺而硬要裝腔作勢，那就變成毛澤東所說的“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但別小看他們，他們自有不朽的影響。時勢製造了他們，他們也製造了時勢。

 

　　 他們不需要像江青同誌他們那樣硬幹，便占領了文化、宣傳、宗教各要津，掌握了一切的公共知識交流的媒介（publicmedia）。北京一屁，舉國聞香！其中有雄辯之才，和常識特別豐富的少數，便容易嘩眾取寵。

 

　　 胡適之先生那時便是常識最豐富，辯才最敏捷的一位。他不論中西，不分文法，都能頭頭是道地吹出一大套來。那些隻通一經的老學究吹他不過。心服口服12的便歎為“中西之學俱粹”的異才。口服心不服的如黃季剛者流，則公開的在“紅樓”之外解小便，以示抗議。

 

　　 但是吾人試翻翻周策縱先生所編的“五四資料錄”看看這些人當時在吹些啥子，我們就知道他們吹的是：“科學”“民主”；“國故與西化”；“問題與主義”；“科學與玄學”；“宗教與美學”；“水滸傳與紅樓夢”等等。其中最偉大的則是梁漱溟先生。他搞的是包羅萬有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但是你如問問他們一些具體的小問題，他們不是不屑一談，便談而荒誕。胡適之那時就主張“談”問題；李大釗就要“談”主義。其實李大釗的肚子裏就沒有多少主義。胡適能說會講的嘴巴裏，也“談”不出多少真正的問題來。

 

　　 君不見適之先生晚年醉心“兩黨製”嗎？他老人家忽然心血來潮，搞起毛主席的“一分為二”來。他以為把一個老大的國民黨劈頭一刀，一半變為國家黨，一半變為人民黨，台灣就立刻變成“兩黨製”了。當然蔣總統認為這隻是“書生之見”未加理會。恐怕“我的學生毛潤之”對“我的朋友胡適之”這一主張便更覺得幼稚可笑。在毛學生看來，胡老師的三十六頂博士方巾，實在抵不上韶山衝裏，貧下中農的一個草帽子！其然哉？豈不然哉？大師猶且如此，則二師、三師之流，不用說更是自鄶以下矣！

 

　　 不特此也。最壞的還是現代中國的永不退休製。不但“主席”、“總統”、“國代”、“立委”不退休，名流學者，又何嚐退休？六十年前，就讀完全套“大英百科全書”的青年學者，雖然六十年後大英一科全書也讀不了，還不是杏壇高據，絳帳春風，繼續指導其博士弟子嗎？

 

　　 可憐的是我們湘潭土包子的毛老大，六十年前在北大做“二十八劃生”時代，“紅樓”之內，吹牛無份。“紅樓”之外，小便不敢。但他底秉賦是聰明的，觀13察是敏銳的。他所見所聞吹牛小便之士，不過如此！及至他乘龍跨鳳，位躋九五之時，他所見所聞的在國共和議，人民政協上誇誇其談的，以及後來在海外反共，海內搖尾的，還不是那幾位？這些“分子”名則名矣，但是究竟“知識”到哪裏去，就大有問題了！

 

　　 朋友，你如默坐沉思，想想中國六十年來的文化班底，和他們底社會行為，你能說毛主席的名言“知識分子最無知識”沒有科學根據嗎？他要停辦文法科大學，是荒謬絕倫嗎？

 

　　 毛主席是不是知識分子但是，糟糕的便是毛主席本身是不是知識分子呢？蔣總裁會說：“你讀書，我就不讀書？”依樣畫葫蘆，吾人如“舍得一身剮”也反唇相譏說：“我們是知識分子，你姓毛的就不是知識分子嗎？”

 

　　 還有，知識分子是否就隻此一家別無分店呢？未發展、發展中、已發展和超發展的社會中知識分子的“質”和“量”，以及它在社會上所扮的角色，是否完全一樣呢？

 

　　 事實上，毛公不但也是個知識分子，他還是個老牌知識分子。他底思想、觀念等心理現象是屬於休而不退的“五四遺老”那個範疇之內的。不同的是毛公有權，其他遺老則連個老婆也管不了。當然，“毛澤東思想”亦有其“卷上珠簾總不如”的一麵。否則他也“奪”不了“權”.

 

　　 可是毛氏--和其同輩的國共兩黨內的理論家們一樣--顯然是不了解一個落後社會向工業化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知識分子蛻變所必經的程序。他以偏概全地把各不同時代和各種不同的社會所產生的各種不同的知識分子，籠統歸納到他少年時代經驗之內，而一鍋醢之！他犯了他自己所立的“無調查研究，便無發言權”的戒條。因而提到知識分子的問題，就難免瞎扯淡！

 

原刊《明報月刊》1976年10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