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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剛:袁世凱留下的爛攤子

(2015-03-30 06:42:26) 下一個

唐德剛:袁世凱留下的爛攤子

文|唐德剛

民國時代最上層的政客,差不多都是天堂地獄之間的邊緣人。因為他們所處的時代是個波濤翻滾的轉型期。前型(有兩千年曆史的帝國製度)已毀;後型(今後兩千年的民主製度)未奠。他們一般都是忽前忽後,不知所適地在兩型之間走鋼索橋。上有光明燦爛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堂;下有怪石嵯峨、陰森險惡的萬丈深淵,一步踏錯,或一念之差,便會墜入穀底,而粉身碎骨。他們自己遺臭萬年不打緊,索橋被他們弄斷,全民族也隨之滑坡,屍填溝壑,彼岸無期。

這種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袁世凱和汪精衛了。汪氏當年如不因誤聽他那心際狹小而又生性潑辣的老婆之言,在一念之差中,當了漢奸,抗戰後在蔣公弄得捉襟見肘、無路可走之時,就是“汪先生”的天下了。哪還輪到胡適之、李宗仁來做總統呢?

而中國共產黨的政權之所以能在中國曆史上出現,其第一個“千古功臣”,絕不是張學良;張也向不以此自居。他甚或公開地說是他當年犯了錯誤,雖然他並不改悔。少帥就曾向筆者說過,他是以部下身份,陰謀反對長官,他自己的部下,如果也以同樣陰謀反對他,他早就把這人槍斃了。換言之,他如果是蔣介石,他早就把他自己槍斃了。所以他對蔣之關他五十年,毫無怨言。少帥近一百歲了,據說頭腦還很清楚。此語可複按也。中共的“千古功臣”,更不是日本軍閥,而是當年內部傾軋無已時的國民黨本身啊。國民黨自己胡搞一通,才搞出個共產黨來,哪能亂怪他人呢?

是誰搞垮了袁世凱

再翻翻曆史,回頭看看袁世凱:袁氏在民國二年(1913),鎮壓了二次革命,削平了國民黨的三藩之後,是何等聲勢?乘此聲勢,他就應該虛懷若穀,好好地為國為民,做點善事。但是他不此之圖,卻要起邪心,做皇帝。結果就因一念之差,摔下鋼索而粉身碎骨。朋友,試問老袁為何失敗,而失敗得那麽慘?他是被風流小將蔡鍔打垮了?非也。朋友,袁世凱就因一念之差,而為全民所棄也。悲夫!

我們要知道,袁世凱在稱帝之前,中華民國原是個統一的國家啊。中央政府也是個可以駕馭全國的政府啊。袁大總統在一般黎民百姓和知識分子之間的聲望,是遠在孫前總統之上,至少不在當時的中山之下。連蔡鍔將軍當時對所謂“黨人”也頗感不耐。筆者在《袁氏當國》中就提過,二次革命期間,蔡鍔(時為雲南都督)就曾發過擁護中央、痛詆李烈鈞造反的通電。當時又有誰能夠逆料,三年之後,蔡李二人又聯袂率領護國一、二兩軍,北伐討袁。這又是誰之過呢?千不是,萬不是的是,袁世凱在一念之差中,上了兒子的圈套,要做起皇帝來。

這一失足,他自己遺臭萬年不打緊,卻使我們的國家民族,幾乎也被拖到萬劫不複的絕境。這純粹是個曆史上的“偶然”嘛。袁世凱之想做皇帝,原是一念之差搞出來的嘛,是啥鳥“曆史的必然”呢?丘吉爾在打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痛定思痛,就曾在他的二次大戰回憶錄裏麵,舉出過好些例證,來說明“偶然”怎樣改變了曆史的方向。

宏觀有其必然,微觀難免反複

筆者在不同的拙著裏曾反複地解說過,從宏觀角度來看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是有其必然性的:那就是帝製向民治轉型,眾星拱北,萬水東流,這是任誰也改變不了的大趨勢,是個曆史的“必然”。今後兩千年,至少是今後五百年的中國是個“民治”的中國,是任何人都無法否定的、扭轉的。

可是,從微觀的史學法則來觀察,則這條通向太平之洋的長江大河,每個階段都是反複無常的、捉摸不定的。“共和不如帝製”;“選舉我是絕對不相信的”;“民主專政至少再搞二十年”…‥還有舉不盡的語錄,和不夠資格叫語錄的語錄呢。但是這些“反複無常”、“捉摸不定”的小階段現象,卻改變不了“萬水東流”,或“權力滑坡、獨裁專製、逐代遞減”的大趨勢。看不清這一“曆史的客觀實在”的政客,必然就會在時代的潮流上落伍,終於被曆史鬥垮、鬥臭。袁世凱的悲劇,就是他的時代背景,和知識條件,使他無法看清這個大潮流的總方向,而誤走回頭路的結果。

吾人在世紀之末的觀光客,站在巫山十二峰之巔,俯視三峽之中千帆齊下,大小船夫、袁皇帝、蔣總統、毛主席,乃至最近以香檳澆頭的小馬哥,強顏歡笑的阿扁哥……或沉或浮,亂成一片,千裏江陵一漩渦,看得好不清楚。但是身在船上的操舵者,麵對削壁險灘,波翻浪滾,生命交關,何由得見呢?他們自己並不清楚的故事,搞曆史的人卻不能忽略。一個一個的慢慢來交代,現在還是先談談袁皇帝的後遺症:

從較好製度、可行製度到破產製度

袁世凱在身敗名裂、憂憤暴卒之後,他身後留下的爛攤子,無人能夠收拾,其後遺症至今未了,我民族可就跟著吃苦了。

筆者不學,曾在不同的拙著裏,一再說過:我們那個有兩千年曆史的帝國文官製,不是個“最好的製度”(best system),但是它和與它同時的其他文化相比,它卻是個“較好的製度”(better system),至少是個“可行的製度”(functional system),所以它才能延長至兩千年之久,而沒有消滅。

這個可行的製度,可行在何處呢?再三言兩語交代一下。我國自秦皇漢武以後,必然和偶然的因素交互為用,使我們的“政治社會結構”(socio-political structure)走進了一個“國家強於社會”(state stronger than society)的特有的模式。在這個模式裏,最大的問題,是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能維持長期穩定的問題。而長期穩定的關鍵則係於中央政府的接班製,也就是繼承製。解決這個問題,智慧加機運,我們的祖先選擇了“帝王傳子製”(),它能夠一傳至十代以上而不出大紕漏。這是在曆史上打破金氏紀錄的政治製度,為其他任何文化所無也。

漢初諸呂之亂時,顧命諸大臣,咬定了一個“非劉不王”的原則,並聲明“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試問當時諸大臣對劉氏真是如此效忠?非也。朋友,他們都是一批了不起、有遠見的政治家也。他們為的是奠立一個穩定的中央政府,為萬民造福也。我國古代本有所謂“傳賢”、“傳子”的兩個傳統。但是他們知道傳賢,牛皮而已。傳子才是個“可行的製度”,可以加以不斷地改進也……在古代史上能和中國平起平坐的隻有個羅馬帝國了。羅馬帝國就是在這方麵敗下陣去的。羅馬帝國晚年出了三十個皇帝,就有二十九個被殺掉。朋友,將貨比貨,你能說我們中華帝國所行的不是個“較好的製度”?

地域龐大、人口眾多的大帝國,第二個大問題,便是鬧分裂,搞藩鎮跋扈,軍閥盤踞。我國最早的帝國政治家,對此也有最適當的安排,能防患於未然,化之於無形。為此,除掉短期的唐末之外,漢宋明清一傳數百年,都未發生太大的問題。你看近在眼前的晚清七十年,動亂若斯,有沒有軍閥橫行呢?你說人家是封建落伍,三座大山。

最後,大帝國裏的草根老百姓,總得有個和平安定,善有可褒,惡有可告,安身立命,有保障,有公平的社區生活。這一點在我們傳統帝國裏的正常狀態之下,都有其可圈可點之處。當中西兩文化在16世紀、17世紀初次接觸時,康熙、乾隆的中國,未必就不如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的法國。雙方是各有短長也。不幸在19世紀之末,在雙方較勁之下,我們敗下陣來,破了產,社會文化、政經製度,就被迫轉型了。在轉型期中,新製尚未奠立,舊製已玉石俱焚了。凡事沒個標準可循,舊社會出身的政客(如袁世凱)就暈頭轉向,莫知所適,不得已就隻有乞靈祖宗,反動回頭;革命陣營出身的政客,就食洋不化,自以為是,而胡作非為了。

袁的爛攤子變軍閥溫床

袁所留下的後遺症便是全國皆兵,軍閥橫行,民無噍類了。在最糟的晚清七十年,並沒有什麽軍閥嘛。何以袁氏一死,便弄得軍閥遍地呢?這就是轉型期的悲劇了。轉型期中,新興的製度還沒有建立(至少要兩百年的時光,庶幾有望),而舊的製度則可毀之於一旦。在新舊交替的真空期,就民無噍類矣。

筆者不學,亦不幸而有幸,就生在這麽個轉型中期。幼年所受的,也就是這麽個不中不西、不新不舊的轉型教育。青年期治史也是個不新不舊的初生之犢,對所見所聞的感染,如軍閥橫行、國共黨爭,也寫了些大膽的假設之文。認為當權者除舊太過,布新不足。今日重寫《袁氏當國》,每憶及青年期所作亦未必全無道理,有時甚至自慚老來思路反不若青少年期之銳敏。所恨少年之作,曆經國難家難,十九皆毀,近偶自昔年報刊中,發現若幹舊作,試重讀之,自覺尚不無可用之處。今自五十六年前之《中央日報》,檢出一篇青年期舊作,便自覺其頗能解釋袁世凱所留下的爛攤子,何以終於變成了民國時代軍閥的溫床,其禍至今未已?無他,除舊太過,而布新未足也。乃將舊篇自殘報中複印一份,複刊之為拙篇之“附錄”,以乞教於方家也。

1998年12月18日於北美洲

原載於台北《傳記文學》第七十四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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