撐小傘的蒲公英
我是一粒蒲公英的種子，撐著小傘走南闖北。如今降落在多倫多這快沃土，我願把我在這裏生活的甜酸苦辣講給大家聽。希望你們喜歡我的故事。
下南洋闖北美，我的詩與遠方（6）
13. 在日本小鬆公司亞洲總部工作的日子裏
現在人們越來越重視企業文化。窺視企業文化的一個窗口就是看它的辦公室，特別是老板的辦公室。因為我曾在中國、新加坡、日本、加拿大的公司工作過，並且參觀過美國Google 公司，所以我可以談談自己的觀感。
我工作過的新加坡自動化應用中心是一間百十人的公司。公司老板和項目經理都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算不上很奢華，但是比較寬敞，有他們的私密空間。而員工的辦公區域是將各個辦公桌圍成橢圓形的一大圈，沒有隔離板，老板看員工是一目了然。
加拿大公司的員工有各自的Cubic，就是用不透明的玻璃圍起來的小隔間，高度有1.4m左右，4、5個平方米大小。老板有自己獨立的辦公室，也不大。項目經理沒有獨立的辦公室。老板對員工形不成監視的壓力。
最有趣的是Google的辦公室，我在2006年參觀Google時，兒子帶我看了各種辦公室，有一個員工的辦公室裏放滿了玩具，我進去時看見正在奔馳的軌道小火車、正在前後翻滾的玩具小動物。員工甚至可以帶狗和孩子上班。Google努力營造一種讓員工開心、放鬆的企業文化，最大可能地讓員工喜愛自己的辦公環境。員工還可以自由選擇與老板在同一個辦公室工作。於是就出現了一個有趣的故事，一位印度裔的員工要求到Google創始人拉裏-佩奇的辦公室工作，佩奇答應了。雖然佩奇是世界巨富、Google的最大老板之一，但他的辦公室和其他人的區別不大，隻是位置稍微好一點。那位印度裔員工與佩奇共用一間辦公室成了Google的佳話。
見過的最豪華的辦公室是我的一位學生的辦公室，他是一位中型國企的經理，辦公室居然分內外兩間，加起來有百多平方米，裝潢之豪華讓人目眩。而且位置在清華南門附近。看了他的辦公室，我沒有一絲一毫的羨慕，我隻想說，你最好去看看佩奇的辦公室。
日本小鬆公司亞洲總部的辦公室最敞亮，因為無論是總經理還是部門經理，都與員工無隔離辦公。總經理的辦公桌大一些，居公司中心位置。我們的部門經理與員工的辦公位置稍靠後。各自的辦公桌擺成一個長方形，員工麵對麵坐兩排。部門經理坐在兩排桌子的前麵，可以看到每一個員工的工作狀態。我們部門的經理名叫Kobori 。我們稱他為Kobori San。他稱我為Zhang San.
日本人的加班文化很有名。我工作的這間公司遵循著這樣一個原則：下班時間到了，隻要我們的直接老板—Kobori San不走，大家就不敢走。像我這樣的工程師是有活計做的。那些沒有事情做的員工就非常難熬。記得其中一個做市場的，下班時間到了，Korori San 還在那裏忙碌，他就假裝忙碌，我看見他把文件夾裏的文件倒騰過來，倒騰過去，真難受啊。
我在公司做的項目是自動化倉庫管理。由於新加坡地盤太小，每一寸土地都要用到極致。所以有不少立體倉庫。就是一個倉庫置有許多幾十米高的貨架，貨架分成許多層，貨物要分層分區立體存放。用一種叫做Crane的機械在三維空間按照軟件發出的指令存取貨物。我雖然在多倫多工作時做的基金交易軟件比這個倉庫管理軟件複雜的多得多，但是最有成就感的就是看到我寫的軟件指揮著8台Crane 在一個巨大的倉庫裏前後左右上下地自動存取貨物。那轟隆隆的聲音像交響樂一樣美妙，而我就像那個樂隊的指揮。
14. 平生第一次醉酒
酒是一種美妙的飲品。我喜歡喝一點紅酒、啤酒，自認酒量還可以。在遇到Kobori San 之前，從來沒有醉過。Kobori 喜歡吃餃子。記得95年的春節前，他就嚷嚷著要我包餃子招待我們部門的同事。老板發話我豈敢不從。於是準備了三種餡的餃子，分別為豬肉加扁豆、加韭菜、加芹菜。年三十晚上，Kobori 帶著一瓶日本清酒來了。還有五、六個同事也來了。我們有說有笑地吃起了餃子。 Kobori 一杯又一杯地向我敬酒。他皮膚原本很白，但是很快就變得通紅。我從未喝過清酒，不知道這種酒有多厲害。到晚餐快結束的時候，Kobori的臉和脖子都紅得發紫了。我也覺得頭有點暈。等到他們告辭時，我站起來送他們時覺得腳下像踩著棉花，聽他們說再見的聲音仿佛是從很遠的地方飄過來的。等到他們上了電梯，我就一屁股坐在地上起不來了。老公見我久不回家，去看我時，我已經吐得一塌糊塗，爛醉如泥了。好在沒有被任何人發現，Kobori 直誇我好酒量。他哪裏知道我醉倒了的慘狀，第二天一整天都很難受。從此知道了日本清酒的厲害。
15. 走出新加坡
丹麥女作家凱倫走出非洲是由於她的咖啡種植園破產。而我走出新加坡卻有好幾個理由。
首先是身體原因。由於我是北方人，習慣了四季輪回的氣候，不適應年年月月日日都在高溫高濕度（每日平均濕度是84%）下生活。因而在移居新加坡半年以後，身體就開始出現由濕熱天氣引起的尋麻疹，而且是全身從頭到腳無處不癢。一癢就要撓，一撓就是一大片紅紅的隆起的疹子，疹子連成片，整個人都變了型。最要命的是，這種鑽心的癢沒有消停的時候，夜裏癢得無法入眠，而且我還要上班，去麵對高壓力強腦力的程序設計工作。睡不好覺如何完成工作？沒辦法，隻好找醫生，醫生開的是抗過敏的藥，這種藥帶來的副作用是犯困。為了工作我不得不每天吃這種藥，有一次我上廁所時居然坐在馬桶上睡著了，由於廁所的門拴沒有插好，讓進來的人嚇了一跳。這種藥我吃了整整六年多（到多倫多後這種病很快就好了）。
另外一個原因是新加坡的兵役製度。有人開玩笑說新加坡根本不需要養軍隊，因為新加坡太小，一發炮彈打來，就把新加坡打穿了，炮彈會掉進海裏。但是，新加坡政府卻有嚴格的兵役製度：該製度強製所有年滿18歲的新加坡男性公民和第二代永久居民為國服役，體檢合格的公民會成為全職的現役軍人。（National Service Full-Time, NSF），役期為24個月，期間可獲發放薪金，已經獲大專院校取錄的學生可以選擇保留學位兩年或直至完成兵役。兩年役期屆滿以後，退役軍人會被編入戰備軍成為“戰備軍人”（Operationally-Ready National Serviceman, NSman），戰備軍人必須每年回營受訓一次（每次14天），並確保每年的體檢能夠合格，為期10年，直至年滿40歲。
盡管我們多次收到新加坡政府的信提醒我們有入籍資格，但是我們一直沒有入籍。雖然我們不是新加坡公民，但兒子是第二代永久居民，若留在新加坡，他就必須服兵役。我與老公都有著在十幾歲時遇上文革，在最適合學習的年齡段被迫中斷學業的慘痛經曆，我們絕不能讓兒子在18、19歲的大好年華裏去當兵。
介於這兩個原因，我們就準備讓兒子去美國或加拿大讀書，而我們夫婦回國。
正在這個時候，從一個遙遠的美麗的雪國傳來了令人興奮的消息。我的一位朋友，也是清華校友告訴我，加拿大現在開通了技術移民的通道，她已經辦成功了。這無疑是天大的好消息。經過詳細了解，加拿大技術移民采用打分製，其中包括教育程度、年齡、職業、適應能力等各項分數指標，滿72分便可獲得申請移民的資格。我們粗粗一算，我們的得分超過85分。我們立即向加拿大駐新加坡大使館提交了技術移民申請，那是在1996年的2月間。沒想到四個星期後就接到了加拿大大使館的麵試通知。
記得麵試我們的是一位個子很高的金發女郎。她極其優雅地問了我們一些簡單的問題。末了，她問我們是否在新加坡擁有房產，我們說有一間4S的組屋。那段時間新加坡房屋市場火熱，幾乎是一年漲一倍。我們93年用9.5萬買的房子到96時年已經漲到27萬（後來我們賣了27.5萬）了。那個優雅的女外交官得知我們組屋的估價後，幸喜地說：“You can buy a big house in Canada”(你在加拿大可以買一個大House)。此言不虛，我們98年在多倫多買房時，隻用了22萬就買了一個那時我們認為的big house。這是後話。麵試結束時，女外交官說了一句話：“Welcome to Canada!”（加拿大歡迎你們），這就是說，我們移民加拿大的申請已經接近成功了。兩個星期後，我們收到了加拿大大使館寄來的體檢通知。我們立即去體檢，最快速度提交體檢報告。之後，很快收到了加拿大使館寄來的Landing Paper（加拿大永久居民的證件），我們可以在一年內登陸加拿大。
這一切順利得超出了想象。在我們之後的技術移民申請就要長達八個月甚至好幾年，看來一切都要趕頭班車。
廣義上講，加拿大對每一個中國人來說都不陌生，我們都知道有一個加拿大醫生白求恩幫助過中國的抗日戰爭。但是對世界麵積第二大而且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陌生的西方國家，我們了解得太少了。我們從未踏足過那片土地，那麽大的地方，去哪裏呢？我的朋友說，她要去多倫多，因為她在多倫多有同學，而且多倫多是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好找工作。於是我們也決定去多倫多。多倫多是個什麽樣子呢？我一無所知。趕緊去買了一本介紹加拿大的書惡補。翻到介紹多倫多的那一章，有一副彩色照片躍然紙上。照片上一座電視塔高聳入雲，塔畔有一座蚌殼樣的建築相伴，不遠處是燈光閃爍的玻璃幕牆建築群。一輪碩大的明月掛在半空中。好熟悉的照片啊，在哪裏見過呢？想起來了，前屋主留下的大衣櫃有一扇櫃子門的背麵貼著一張大幅的風景照，照片上是一個西方的摩登城市，我不知道那個城市在哪裏。我趕緊打開大衣櫃，看看衣櫃門上的照片，再看看書上的照片，一摸一樣啊！這讓我想起了1984年我被公派去香港時，我住的酒店叫新加坡酒店。命運啊，你是多麽奇妙！原來在我擁有了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家的時候，你卻告知我，新加坡是酒店，是臨時居住的地方，真正的家在遠方，在多倫多。至今我已經在多倫多住了21年了，這是我此生住得最久的地方，越來越喜歡這個美麗、舒適的家了。這讓我不得不相信命運，冥冥之中命運之神早已做好了安排。
當我們把將要移民多倫多的消息告訴家人時，家裏的人都說我們瘋了。我們已經不年輕了，丟下幹得好好的高薪工作，在年過45歲的時候，到一個完全陌生的舉目無親的地方一切從頭開始令他們驚訝，他們為我們擔憂。但我們卻信心滿滿。其一，我們的專業是熱門專業，我曾輾轉找到我的一個學生的電子郵箱，他在渥太華工作，我發郵件問他，我去多倫多能否找到工作，他回信：“以你的能力，沒有任何問題。”這給我巨大的鼓舞；其二，我與老公都不怕吃苦，而且多年從事更新很快的IT工作使我們一隻保持著學習新知識的能力，還有一定的經濟基礎（這要感謝新加坡）。如果語言過不了關（事實上我們在新加坡工作用的都是英語，當然，如果英語表達不清，在新加坡也可以摻雜著華語，到加拿大就不行了），我們吃積蓄學英語。事後證明，我們這一步是走對了。
當回憶起自己生活過的地方時，《走出非洲》的作者以充滿感情的優美筆觸寫下了如下動人的詩篇：
“如果我會唱非洲的歌，我想唱那長頸鹿，以及灑在它背上的新月；唱那田中犁鏵，以及咖啡農淌汗的臉龐；那麽，非洲會唱我的歌嗎？草原上的空氣會因我具有的色彩而震顫嗎？孩子們會發明一個以我的名字命名的遊戲嗎？圓月會在我旅途的礫石上投下酷似我的影子嗎？還有，恩戈山上的蒼鷹會眺望、尋覓我的蹤影嗎？”
學著凱倫，我寫下如下文字：
如果我會唱星州（新加坡又稱星州）的歌，我想唱那聖淘沙的椰子樹，以及它在風中搖曳的風姿；唱那牛車水的榴蓮，以及空氣中飄蕩的又香又臭的氣味；我記住了新加坡的點點滴滴，新加坡會記住我嗎？小桂林的池水記得我臨水照花的倒影嗎？渺小如我者，如鴻泥雪爪，沒有在星州留下任何痕跡。我像一隻鴻雁，將飛往更遙遠的地方去繼續尋找我的詩與遠方。
不過地方實在小，坡縣人很狹隘!
那麽快移民成功，確實很幸運。我們花了三年。
我也是，在多倫多，或者加拿大其他地方，時間越長越喜歡這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