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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個階級弟兄和他們的“階級敵人”zt

(2008-02-21 19:20:41) 下一個
61個階級弟兄和他們的“階級敵人”zt
本刊記者 杜興

語文課本上的《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曾經感染、激勵數代中國人。但是他們中大多數人並不知曉1960年發生在山西省平陸縣的中毒事件的內幕、傳播過程以及當事人的命運。

  1960年2月3日深夜,一箱來自北京新特藥商店的二硫基丙醇,被及時空投到山西省平陸縣,當地六十一個中毒民工因此脫離了生命危險。《中國青年報》記者據此采寫的新聞特寫《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入選多個版本的語文教材,成為近半個世紀幾代中國人的集體記憶。然而,在這“千裏急救”的背後,還隱藏著一些鮮為人知的故事。

飯鍋裏的砒霜

  “2月2日,在山西省平陸縣一座新落成的紅色大樓裏,燈火輝煌。中共平陸縣委擴大會議,照常進行著。與會者心神振奮,討論的是1960年躍進規劃。
  七點鍾時,縣人民委員會燕局長匆匆奔進會議室,找到縣人民醫院王院長說:
  一小時前,風南公路張溝段有六十一名民工,發生食物中毒,請立刻組織醫務人員搶救!……”
   在《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中,這次“千裏救急”的起點正是從這次被打斷的縣委擴大會議開始的。這段描寫透露出中毒事件的兩個背景:一個是大躍進,一個是修路。
  1957年,不顧黃萬裏等專家的反對,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開工。黃河兩岸,近30萬居民告別故土。為了方便移民的生產生活,1959年10月,西起芮城風陵渡、東至平陸縣南溝的風南公路開建,三百多個農民被臨時抽調,組成張店公路營,負責修築風南公路張溝段。在大躍進的口號聲中,該營和其它工程隊一樣,在1960年的春節沒有休息,要“打個開門紅的大勝仗”。
  就在此時,發生了中毒事件。但在《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這篇特寫中,並沒有提及民工們為什麽會突然中毒。
  據時任張店公路營三連三排排長的李中年回憶,1960年2月2日(農曆正月初六)下午6時左右,同往常一樣,收工後,他和幾個幹部先去檢驗當天挖掘的土方。回到三連駐地時,其他人大都吃完飯了,鍋裏的高粱麵湯所剩無幾,李中年順著鍋底盛了一碗。“喝著喝著,咦,碗裏有一小塊石頭,小手指頭大,紅色的。” 李中年感覺很奇怪,但也沒有太在意。喝完麵湯,他又走進灶房,看見灶台上也放著一塊紅石頭,隻是塊頭更大一點。炊事員說,是從鍋裏撈起來的。
  而就在此時,先吃完飯的民工,一個個捂著肚子,紛紛嚷嚷胃裏難受,有人開始嘔吐。突然,李中年的頭開始發暈,一股麵湯從嘴裏湧出來。“大夥不要吐了,現在糧食這麽緊,吐了大夥要受饑啊,挺一挺,難受就過去了。”50多歲的民工劉振江勸道。
  是不是吃的東西不幹淨呢?混亂中,有民工拿起秤砣,把灶台上的紅石頭砸開,舔了一下,跑出來喊:“紅信!咱們連中毒了!”紅信又叫砒霜,是一種由砷礦燒煉而成的毒藥。

  當晚9時左右,縣醫院的醫護人員趕到現場。診斷結果顯示,的確是砷中毒。然而,沒有一個醫生有治療砷中毒的經驗。
  《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這樣描寫當地醫生搶救中毒者的場景:
  “他們使用了各種辦法:給患者喝下了綠豆甘草水解毒,無效!給患者又注射了嗎啡,仍然無效!……無效!無效!
  緊張,無比的緊張!空氣窒人,醫生、護士揮汗如雨。縣人民醫院負責醫生解克勤等同誌,經過緊張詳細的會診後,斷定:“非用特效藥‘二巰基丙醇\'不可!必須在四日黎明前給病人注射這種藥,否則無救!趕快派人去找!”
正是在本地醫生救治無效,不得不去尋找特效藥的情況下,才引發了平陸縣委書記向北京求救的行動:
“郝書記斬釘截鐵地說:‘為了六十一位同誌的生命,現在我們隻好麻煩中央,向首都求援。向中央衛生部掛特急電話!向特藥商店掛特急電話!’
  於是,這場緊張的搶救戰,在二千裏外的首都,接續著開始了……”
  而《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就此將描寫的重點轉向了北京方麵如何找藥,送藥。實際上,就在各方力量“千裏救急”之時,在平陸,一場針對投毒的偵破工作也同時展開。
  通過平陸縣檔案館所存的相關材料,可以複原出這次案件的偵破過程:
  2月2日晚上,在醫生搶救民工的同時,平陸縣公安局局長燕英傑帶領十多個公安人員趕到現場。據炊事員反映,當天下午做飯時,民工張德才以舀熱水洗臉為由,端著盆子接近過灶房。經過走訪調查發現,張德才確實表現反常。以往每次盛飯,他都搶著從鍋底撈稠的,可那天隻在鍋沿盛了一碗稀湯,並推說自己有口瘡,讓給別人吃。飯後,張德才雖然也趴在地上嘔吐,卻沒有吐出任何東西。
  燕英傑親任主審,就地突審嫌疑人張德才。張德才很快交待了作案經過:當天下午3點多,他借口進夥房打開水,將兩塊紅信偷偷丟進飯鍋。二十分鍾後,他被拘留。偵破非常迅速。平陸縣委呈交上級的報告裏稱,從開始勘察到最終破案,僅用了8個小時。
  在檔案材料中,張德才被一致定性為“暗藏在革命隊伍裏的反革命分子”,他的“罪惡曆史”包括:曾供職於日偽保安隊,閻錫山愛鄉團、反共複仇隊和保警隊情報組,淹死過農會主席,1953年強奸婦女未遂,被判刑6個月。
  檔案裏至今還保留有許多張德才的照片,這都是他被捕後拍攝的。在照片中,張德才盡管個頭很高,但體型消瘦。

投毒者

  張德才,平陸縣張店公社前灘村村民,1929年出生。按照檔案中記載的經曆推算,張德才應該在16歲之前就參加了“日偽保安隊”,在20歲之前就參加了“閻錫山愛鄉團”、“反共複仇隊”、“保警隊情報組”等組織,並且一貫對社會主義社會充滿仇恨。而這也正是他要破壞大躍進,對“階級弟兄們”下毒手的思想根源。
  但與張德才同村的小時候玩伴劉克武卻否認這樣“貼標簽”的說法。他說,張德才不到10歲就沒了雙親,缺乏家庭教育,有點調皮。“是參加過警備隊什麽的,但當時他就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孩,什麽都不懂,人家讓他送個信跑個腿啊,叫他幹啥他就幹啥。其他孩子吧,家裏有老人管著,不敢跟警備隊混,他家裏沒人管啊。”
  同村人張明亮也回憶說,“說他為日偽服務,多麽多麽壞,我說不清。他當時年齡很小啊。日本投降以後,我們這裏拉鋸。這邊是國民黨二戰區,那邊是八路軍遊擊隊。國民黨來了,需要找人維持,共產黨來了,也需要找人維持。”
  既然並不是一貫懷有“階級仇恨”,那麽張德才為什麽要投毒呢?
  在平陸縣紀委工作的李敬齋曾長期關注過此次中毒事件,並寫有紀實文學《穿越時空的真情》。據他介紹,張德才在1949年後的經曆比較波折。1958年他被太原鋼鐵廠招聘為工人。可惜好景不長,在隨後的肅反運動中,他因“曆史問題”被清退,押回原籍管製改造,1959年10月來到風南公路工地。剛到工地的張德才,工作勤懇,深受大家喜歡和尊敬,很快被營裏安排為三排排長,可是,一場風雨終結了他短暫的輝煌。
當年12月的一個雨雪天,北風肆虐,民工們又冷又餓,但連長堅持“突擊”。吃過午飯後,張德才倒下就睡,沒聽見下午開工的哨子,一直睡到天黑。這一次酣睡成了張德才命運的轉折點。
  當天晚上,他被揪到公路營的辯論會,站在會場中間,所有的幹部輪番上陣批判。有人說他幹活偷懶,有人說他吃的饅頭總是比別人多。此時,副連長仝仁明站了出來,揭發他曾扣壓過某個民工兩塊錢。
  張德才的排長職務被當場免掉。隨後,張德才捂著肚子,聲稱自己生病,沒打招呼就回到了前灘村。1960年1月19日,村幹部通知,如果不馬上回到工地,食堂將停供夥食。次日,張德才忐忑不安地回到張溝,晚飯後,他被指定站在空地中央,又一場批判會開始了。
  批判會上,張德才的所作所為,已經不是簡簡單單怠工偷懶,多拿多占,而是“對社會主義製度不滿,企圖破壞,蓄謀已久,參加修路一貫消極怠工。利用春節時間,說什麽:過年在外吃不習慣,吃白麵少,肉少,煽動民工要求放假,製造混亂,瓦解軍心,企圖破壞公路的修築。”
  民工趙鐵成至今還記得,這一次的辯論會持續了很長時間,“從晚飯後開始,一直辯論到雞叫”。而後來平陸縣交給上級的調查材料中則稱,當時“有高度覺悟的群眾,絕不受騙,對他的言行進行了嚴厲地批判。”
  中毒事件發生之後,各地湧現了無數宣傳畫。其中一幅漫畫反映的正是辯論會的場景:民工們圍坐,一個領導模樣的人站在桌子前,嚴肅地舉起右手,坐在場地中央的張德才縮著脖子,臉色發綠。遠處的山峰上,太陽射出耀眼的光芒。
  我們已經無法知曉,辯論結束後張德才的心理。而據檔案材料記載,張德才事後交代,正是這次辯論使他產生了報複的想法,報複對象是批他最凶的三連副連長仝仁明。
  張德才承認,他設想過三種報複方法。其一,是悄悄把毒藥丟進仝的碗裏,效果雖好卻很難實施;其二,把毒藥拌到玉米麵裏蒸成饃,但“副連長從來瞧不起自己”,不會吃他的東西;其三是用利器暗算,可“一下子解決不了,就會暴露自己”。
  李敬齋說,十多年前,他認真查閱過當地公安局保存的投毒案卷宗,在張德才的供詞裏,錄下這樣一個細節:張德才產生報複想法後,也猶豫過,但有一天上午,他突然想起了女兒。他決定為女兒買一雙小花鞋,可口袋裏沒有錢。他隻好向民工們借錢,但此時的他,已經是被批臭了的人,沒有一個人肯借給他。“這一切,都是該死的仝仁明造成的,我一定要碎了你!”後來他決定,“幹脆把紅信放進大鍋裏”。
  劉克武還提供了另外一個說法。劉克武的父親劉振江,當年與張德才同在三連,住在一個窯裏。“事情過去之後,聽我父親說,張德才其實也沒想要毒死這麽多人。春節嘛,他想偷懶,不想幹活,其實大家都不想幹活。他就想著丟一點紅信,致使全連的人都拉肚子,這樣就不用上工了。”一個佐證是,中毒當天張德才還拿著碗說,“振江哥,把我的也喝了。”劉克武相信,如果張德才知道紅信會把人毒死,他絕對不會勸平素跟自己關係很好的鄰居多喝。
  張德才的紅信來自一個叫回申娃的人。“有一次,張德才發現雪地上有狐狸的腳印,他跟民工回申娃和議,毒死個把狐狸弄張皮子,回申娃回家拿了半斤紅信交給他。”劉克武說。紅信有殺蟲效果的,被當地農民用來拌種子,並不難找到。 事發後,回申娃被張德才供出,也被公安機關逮捕。有關檔案這樣給回申娃定性:地主成份,土改中被批鬥,家產被分,從此對黨和新社會產生不滿與抵觸,時時圖謀對黨和人民進行報複。
  但在劉克武的印象中,這個回申娃憨厚老實,是地主家的養子,耳朵有點背,他被判刑是因為“倒黴”。

新聞熱潮

  中毒事件在平陸縣引發了軒然大波。時任平陸縣縣長,今年82歲的郭逢恒對當時的緊張氣氛記憶猶新,“有人投毒,你那個地方到底有什麽問題?領導要追問啊!”正因為如此,縣委立即打招呼:嚴格保密。
  實際上,就在中毒事件發生的第二天,已經有記者趕到了出事地點。這就是《平陸小報》頭版編輯常建華。當天,他正在另外一個公社采訪,突然接到報社領導的電話:張溝工地發生了集體食物中毒,快去看看。第二天一早,常建華就趕到現場。
  “寫了大概一千多字的稿子,下午就帶回報社了。”常建華回憶,報社領導立即向縣委請示,但得到答複卻是:目前不宜宣傳報道。
  但事情卻在2月6日發生了逆轉。當天晚上,常建華俯在收音機前收聽和記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這是當時各地媒體獲取中央消息的最佳途徑。突然,音箱傳出一則消息:首都軍民搶救六十一個中毒民工。他猛地站起來,扭大音量,大聲喊道:“快來聽!中央台報道中毒事件了!”編輯部裏正在工作的幾個人全都圍了過來。
  “我們一下子醒了。”常建華說,當時大家七嘴八舌:“還是大報有水平,選擇救人的角度,真巧妙!”“這不就壞事變成好事了嘛!”“我們也上報!”
  2月8日,《平陸小報》一版頭條刊發了題為“毛主席派飛機送來救命藥”的“好消息”。一版下角,配發了《敵人的任何破壞擋不住我們前進的道路》的評論。
  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的消息,來源於《北京晚報》2月6日刊發的“千裏救急”,作者是北京衛生係統的一個通訊員。沒想到的是,這篇一千多字的通訊員來稿,引發了一場全國範圍內曠日持久的新聞熱潮。《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山西日報》等報紙也迅速轉載或刊發了這一消息,“崇高的階級友愛精神”和 “偉大的共產主義風格”,成為這場新聞熱潮的主調。
  2月28日,中國青年報刊發了長篇特寫《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及長篇社論《又一曲共產主義的凱歌》。次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轉載,並配發了社論和編者按語。各省、地、縣各類報刊及各個電台、廣播站的廣播緊跟其後。這篇特寫引起了巨大轟動。
  一個名叫張勝學的讀者,給《中國青年報社》寫信,“深夜十二點了,我們仍圍著文書的辦公桌,聽他讀《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弟兄》……”長春師專速成中文一班的全體學生圍坐在火爐旁,一邊討論,一邊由一名同學代筆寫到:“《中國青年報》的長篇特寫把我們的心都揉碎了……當讀到六十一個階級弟兄因缺乏特效藥生民垂危時,我們的心都要急出血,恨不得馬上變成巨鳥,展翅飛到平陸……當降落傘帶著藥物順利落到地麵時,我們的一顆心‘騰’地放下。這時,大家不知為什麽一個個變得‘傻嗬嗬’的樣子,表情那麽的認真和嚴肅。不知誰喊了聲‘社會主義好!’大家都跟著叫起來。”
  全國各地報刊,紛紛派出骨幹記者,奔向平陸這個地處偏僻的山區小縣。
  “為了滿足采訪要求,縣委決定,分成兩個班子,一個抓生產,另一個主要是搞接待。”郭逢恒回憶,一下子湧來這麽多人,平陸“有點吃不消”。新縣城剛剛建好,縣招待所隻有幾間接待室,十幾個床位。麵對大批記者、演員和上級領導接踵而至,縣委隻好緊急動員,加緊收拾新建的政府大樓,當作臨時招待所。
  “我去三門峽,跟他們的市委秘書聯係”,時任縣委秘書的張明亮邊比劃,邊笑著說,“那天搞了一輛車,把三門峽市百貨大樓裏所有的毛毯和被子全拉過來了。”縣委還專門找了一個烹調技術高的炊事員,增設小灶,張明亮按單點名,不能按時回來地等著,隨回隨熱,保證吃好。
  當時,身為縣長的郭逢恒,一年隻能簽批一萬元資金,可中毒事件發生後,短短兩個多月,流水式的接待,耗資巨大。“糧食當時很緊張,但沒辦法,擠一些出來,肉啊蛋啊,還多少要找一點。”郭逢恒不得不冒著挨上級處分的危險,批了近三萬元招待費。
  新聞熱潮一直持續到四月上旬。僅僅根據平陸縣檔案館的資料統計,這時期發表在各級各類報刊上的通訊、報道、評論和讀者來信,達六百多篇。與此同時,大量慰問信寄到平陸,僅長春師專,就寫了248封。
  這些慰問信至今還保存在平陸縣檔案館。翻開這些慰問信,時代氣息撲麵而來,抬頭大多直接寫著“敬愛的毛主席”。的接下來是摘抄幾段《人民日報》的社論,然後是表達自己要“努力工作”、“勤奮學習”的決心。

懲治“反革命分子”

  3月12日,平陸縣人民法院在縣禮堂公開審理投毒案。山西新聞電影製片廠現場錄影。禮堂舞台上高懸一條橫幅,上書“平陸縣人民法院公開審理反革命投毒案”17個大字。
  公訴詞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征:“張、回二犯確係一貫反動,仇視人民和社會主義事業,民憤極大,罪惡昭彰。為了保衛人民生命安全,保衛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飛躍發展,特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第九條第二款規定精神,建議法庭對反革命投毒犯張德才、回申娃處以極刑,以清民憤。”
  次日,合議庭辦公室收到工人、農民、學生、商業職工送來的300多封控訴書。控訴書中,人們對張、回二人設計了22種執行死刑的方式,有槍斃、殺頭、割丸、解剖、放天燈、油鍋炸、活剝皮、碎屍萬段、千刀萬剮、抓舌、挖眼、釘在城牆、掛十字路、亂棍打死、吃五髒六腑、鼻子紮鑽、兩肩吊罐等等。不少人甚至要求政府將張、回二犯交給自己處理。
  “我看這個材料的時候也想,大部分死刑方式,他們也都隻是聽過而已啊。”李敬齋說。這些殘酷的刑罰,很多出自曆史故事和民間傳奇,關鍵時刻,當地人們的記憶力和想象力著實讓人驚歎。或許,當時的他們認為,這些控訴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罪犯是想毒害我“階級弟兄”、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階級敵人”。
  僅有三封控訴書建議回申娃判處無期徒刑,但最終的判決結果是,兩個人都執行槍決。
  4月2日,平陸縣一萬多個群眾代表參加了行刑大會。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到現場拍攝。中毒民工,一個接一個衝向主席台,控訴張、回二人的罪行。
  群情激憤的受害者家屬也在怒吼聲中衝上台控訴,“你是一個本質不變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就是挖了你的心,也難解我的恨,要求政府槍斃反革命分子,為六十一個民工報仇。”
  槍聲剛落,《人民日報》、《山西日報》等報刊便先後在頭版重要位置刊發了“平陸事件的教訓”、“時刻保持高度的警惕”等長篇社論。《人民日報》的社論開門見山地說:“這個反革命暗害事件說明了什麽呢?……平陸民工受暗害的事件清楚地說明,肅清殘餘的反革命分子,以及詐騙、盜竊、流氓等反革命分子,仍然是一個長期的鬥爭。”而《中國青年報》的社論“提高警惕,肅清殘敵”則強調:“認為在肅反、反右鬥爭取得勝利後就沒有什麽階級鬥爭了,社會主義建設可以風平浪靜了,這種想法是幼稚的,也是有害的。”
  一時間,作為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的典型案例,“平陸事件”被眾多的文章引用,從理論界到黨政部門,從企業單位到人民公社,階級鬥爭的呼聲驟然高漲,各地紛紛召開座談會討論學習。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認為政治鬥爭是國內主要矛盾的理論家和官員的武器,以及階級鬥爭升溫的催化劑。“平陸事件”本身結束了,但引起的“階級鬥爭”熱潮剛剛開始。
  各級黨政部門籍此清除了很多“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在山西太原,從4月3日起,不到半個月,就從省直及太原市的所有機關,事業單位,各大廠礦剔除了一千多名“五類分子”和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平陸縣則從炊事員中清除“五類分子”64人,調整富餘中農44人,增添貧下中農373人,實現炊事員、管理員中沒有五類分子,貧下中農占管理員和炊事員總數的80%。
  “平陸事件”之後,全國各地到底清除了多少“五類分子”,很難統計。更難計算的是隱性的影響。據劉克武和張明亮回憶,張德才和回申娃二人被槍斃後不久,前灘村又發生一起牲口中毒事件。後來經過證實,是因為一個飼養員誤將六六粉當成水泥,抹牲口槽而致。但當時階級鬥爭情緒異常高漲,盡管這個人是貧農、老黨員,還是被槍斃了。而另外一個叫回運虎的飼養員,出身地主家庭,恐懼不安,聽說有人被槍斃,便跳井自殺了。

波瀾過後

  1960年6月26日,風南公路全線貫通。鑼鼓歡騰,民工們的使命就要結束了。過去的4個月中,這些普通農民經曆了一生中最大的波折,先是突然中毒,隨後竟然被新聞媒體炒得火熱,按李敬齋的統計,四分之一的人上過各類報刊,百分之九十的人被攝入各種鏡頭,五分之一的人在各類集會做過報告。
  但隨著新聞熱潮的跌落,他們身上的光環也慢慢隱沒。在民工解散大會上,公社領導曾宣布過一個讓他們欣喜若狂的消息:縣裏準備給他們安置工作。可是,當年8月,中央做出了加強農村工作提高糧食生產的決定,平陸縣陸續下放了幾百名幹部到農村。安置工作的事情不了了之。他們依然按照原來的軌跡生活著。六十一個農民裏,隻有四個年輕人後來走出大山,其他人終生與土地相伴。
  在這批“階級弟兄”裏,有幾名本是地主、富農家屬成份,在中毒期間,他們短暫地享受到了“階級弟兄”的待遇。但“平陸事件”過後,他們依然沒有逃脫厄運。
  西牛村的趙鐵成,回村後參加了“突擊隊”,表現積極,但因為是地主成份,一直被冷遇。文革中,他和父親被造反派拉上大街,戴高帽,掛紙牌,遊村串巷。他的子女,也因為成份問題影響了升學和婚姻。地主子弟景五福,當年中毒發生的時候,就生怕自己被公安機關懷疑。文革開始後,他負責看管的柴油被偷,於是他被揪出來批鬥。在批鬥會的前夜,他把一雙鞋端端正正地擺在井邊,隨後跳下去了。
  與前兩者相比,貧農出身的李中年則要幸運的多,中毒事發後,他作為民工代表,被到處邀請接受慰問。回村後,當過10多年的生產隊長,之後一直在做護林員。已經80歲的他,至今還認為“平陸事件”是自己人生中最“熱鬧”的時刻,“經常與有全國各地的慰問群眾通話。”
  截至到2008年年初,如他一樣健在的“階級弟兄”,尚有十個左右。
  時任平陸縣長的郭逢恒如今回頭再去回想自己在“平陸事件”中的種種經曆,感慨說,“很多事兒像是鬧笑話,但當時就是那樣一個時代”。
  而48年後,劉克武在回憶到“平陸事件”時,會常常提到那個被槍斃的兒時夥伴回申娃,“他很老實的,人不壞,比我小幾歲,當年一塊割草放羊,如果不死的話……”。 H

(本文資料圖片均由杜興翻拍自平陸縣檔案館,李敬齋對本文采寫有重要貢獻。)

先鋒《國家曆史》2008年3月上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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