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雄 : 我從文革中得到什麽？

此文是應《東方》雜誌之約，為紀念文革三十周年所寫的一篇個人回顧。放 在這裏，可以作為我早年的一份思想簡曆。
我父死於文革（文革後的術語稱為“迫害致死”），那年我十五歲。後來人 們所曆數的文革之苦，大部分我都親身嚐受，因此我從文革得到了什麽，肯定不 是當年的造反派、軍宣隊者可能仍在懷念的既得利益。我之所以寫這個題目，一 是覺得不差在已有的眾多控訴之上，再加一份我個人的抱怨；還有一點，是因為 我的確有這樣的感覺─我從文革所得，抵得過我在文革所失。

我常常想，如果沒有文革，我現在會是一個什麽樣的人。我無法斷言和具體 描繪，不過肯定跟現在很不同。文革前我上小學，曾在大街上尾隨著求一老婦讓 我幫她提包袱，因為老師教導我們要象雷鋒那樣扶老攜幼。當時我不理解老太太 為何把包袱換到遠離我的那隻手上，而且對我想做“好人好事”的願望百倍警惕 。文革前我曾激動萬分地為中國爆炸了原子彈歡呼雀躍，因為原子彈可以成百萬 地殺死“美帝”和“蘇修”.那時我還秉承老師的意誌在班裏開展“思想整風”（ 我是班幹部），因為有女同學議論哪個男生長得好看。我們那時在解放軍士兵的 親自指導下每天苦練“殺敵本領”，卻曾被幾個“小野孩”（當時對幹部子女寄 宿學校大牆外的孩子統做此稱）打得上百人不敢還手總之，那時我是父母的 好寶貝，老師的好學生，毛主席的好孩子，還是“共產主義事業接班人”.“文化 大革命”開始時我十三。麵對現在十三歲的孩子，我無法想象那時的我怎麽會去 走南闖北“大串聯”，僅剩自己一人時還繼續在全國轉了一個多月。記得第一次 “大辯論”我敗下了陣，原因是一個內蒙紅衛兵宣稱要撕下我的“資產階級遮羞 布”，我不懂“遮羞布”為何物而無言以對。第一次撒傳單是在上海街頭，當我 把晝夜刻製出來的傳單按照預想多次的姿勢拋向空中，卻因為傳單揣得卷了角如 一塊磚頭落地，人群中竄出另一紅衛兵一把搶去撒了個滿天開花─他那瀟灑雄 姿至今猶在我眼前。不久，我已能在叮當作響的有軌電車上把大團傳單乘風撒向 街頭人群，感覺自己象十月革命的布爾什維克；有時還會在“大世界”樓頂一張 一張向下扔，逗下麵的人們爭搶取樂。

文革使我領著弟弟獨立生活，在父母皆被關押的歲月，學會以偷填充饑腹， 有時連一塊取暖的煤都得靠偷才能得到。我們學會了用自製鐵鉤“釣”垃圾箱旁 出沒的野狗，吃掉它們本來就很瘦的身體，再讓它們身上的跳蚤吃我們。我跟很 多被稱為“流氓”的人打交道，也從自己被冠上這樣的稱號而改變過去對“流氓 ”的看法。我那時莫名其妙地喜歡一本黃山風景畫冊，並且策劃過一次最終未成 行的黃山之遊─計劃在進山時砍倒“迎客鬆”，出山時砍倒“送客鬆”，再把 那張最美的“石猴觀海”照片中的石猴掀到山底下去。我還養了一條蛇，經常把 它係在脖子上當領帶。有時用黃磷在臉上抹出會在黑暗中發光的條紋斑點，夜晚 出門遊蕩。

但是那時我寫詩，我讀完了父母所有沒被造反派抄走的藏書。在寂靜深夜用 自製的天文望遠鏡凝望星空，從月球環型山或土星光環中產生跨越時空的遐想。 我畫油畫，拉小提琴，不經任何訓練，直接“創作”，隻是想畫出心裏那在宇宙 深處璀璨閃耀的天堂，聽到內心那讓我坐立不安的飄渺在天際的音籟，表達那讓 人如醉如癡的詩意。我不否認那是一個文化絕對荒蕪的年代，可那時對美的敏感 、渴望和吸收也是前所未有。似乎所有審美神經都血淋淋地剝離出來，任何一點 輕微的觸動都能引起顫栗。當我們全家被弄到一個沒有電的村莊，為了能夠聽家 裏劫後餘生的幾張“老貝”（貝多芬）和“老柴”（柴科夫斯基）的唱片，我那 巧手的弟弟把半導體收音機改成電唱機的拾音器，而老式唱機每分鍾三十三又二 分之一的轉速，是靠我們用手指頭驅動！我和我弟輪班，一人轉一人聽，最後幾 乎練到準確的程度，竟能在轉動中產生是自己指揮莫斯科交響樂團的感覺！

那時盼望和蘇聯開戰，理由之一是可以到莫斯科去搶唱片─當年能聽到的 好唱片幾乎都來自蘇聯。我認識的同代人中，一多半都認為自己將來會是拿破侖 或列寧，至少也能當國家總理。為了勝任未來將要充當的角色，我們生吞活剝地 讀一切可能有用的書，通宵達旦地討論世界革命、國際政治和未來戰爭。我那時 跟毛澤東的作息時間差不多，早上睡覺，傍晚起床，夜晚活動。夜晚適合偷東西 ，適合看星空，適合在曠野拉提琴，適合在北風呼嘯聲中圍著火爐講故事。那時 沒有歌星影星，少男少女們的話題是普希金、托爾斯泰、雨果、傑克倫敦 還有基督山伯爵和梅花黨。

我那時住在東北長春，口袋裏有二元錢就敢上北京，從不買票。下鄉以後， 更是把全國火車都視為理所當然免費。我認識一群插隊到長白山的知青，他們沒 有用國家發的安家費蓋房子，而是買了獵槍、魚網、小船、冰車和雪盲眼鏡，養 了二十多條狗加上一百多隻鴿子。那個“集體戶”是當時我認為全世界最好玩的 地方。那裏的皚皚白雪和寂靜山林讓我永生難忘。

後來我一個人在東北丘陵地帶的一個小村莊生活了兩年。我成了生產隊的幹 部，學會了所有農活。我那時開始渴望“改造世界觀”，擺脫渺小的個人不幸， 與過去的頹廢徹底決裂。我體會到了宗教的境界。記得一次凝視毛澤東的畫像， 竟能在入定後流水般地滲入像中，與毛澤東溶在一起，化作聖體之內的一個分子 。那一刻大徹大悟的感覺使我內心充滿光明和感動。為了對“皈依”的堅定進行 證實，追肥時哪怕清楚地看見沒漚好的新鮮人糞，我也一定要堅定地抓在手中， 象抓住了革命，捏得人糞從指縫溢出─連貧下中農都不會那樣幹啊。

插隊四年的時光，我吃了不少貧下中農的飯，聽他們講祖祖輩輩的故事，和 他們的女兒眉來眼去，品嚐他們平凡生活中的甜酸苦辣。“中國”兩個字的概念 ，從此在我心中展現的首先是中國的農村和農民。沒有那一段時光，也許我現在 --甚至終生─也不能真正了解中國。

“文化大革命”的最後幾年我上了“工農兵大學”.那是中國教育史上倍受奚 落的一段，對我卻恰到好處，使我至今仍慶幸生逢其時遇上了“毛主席的教育革 命”.沒有作業，從不考試。我學的專業是汽車設計，但是我可以自豪地宣稱上了 一個“政治體育汽車係”.每天有三分之一時間泡在運動場。還有三分之一時間是 政治學習，那是躲不掉的，卻也不象現在想得那樣可怕。在表麵的千篇一律和陳 詞濫調之下，反叛者的靈魂一樣可以存在，百年不斷的“中國向何處去”的探索 同樣可以進行。我那時讀了許多“馬列主義”著作，不是裝樣子，是真正如饑似 渴。我用那些書批判現實，又從現實對那些書產生質疑。“工農兵大學”特有的 “開門辦學”使我的大學生活三分之一是在各地的工礦企業，旅行於大江南北， 從而能一直清晰地感受時代脈搏。我感謝那些時光。至今我最重要的思想，仍是 那時植下的根基。

與我的同齡人聚在一起，“文化大革命”總是在回憶中占有最多的位置。文 革之前和之後，往往幾句話就能帶過，紅衛兵年代和上山下鄉的歲月卻似乎總也 談不完。也許這不能說明什麽，每一代人都珍惜自己的青春，五十年代的青年不 也照樣讚美其“青春萬歲”，然而“文化大革命”畢竟隆起了一道分水嶺。“文 化大革命”的青春是無所依靠的，是從原本緊密結合為一體的社會逐步疏離的過 程，是在最不自由中獲得充分自由的過程，是在人格扭曲中得到延伸和舒展的過 程，是暗無天日中確確實實的“陽光燦爛的日子”.“文化大革命”使我認識了太 多的不義、背叛和邪惡，使我從此冷漠，從此不再會哭。“文化大革命”讓我目 睹太多的死亡，心也變得殘忍。“文化大革命”展現的起落沉浮和福禍相依讓人 從此寵辱不驚。

從“文化大革命”宣稱的要讓人“靈魂深處爆發革命”而言，“文化大革命 ”應該說實現了它的目標。既然沒有“文化大革命”，我會是另外一個完全不同 的人，也就清楚地說明了那“革命”對我的作用。然而靈魂的革命並非按照既定 程序，革命的結果也許會與初始的“設計”背道而馳。以“混沌”觀點來看，當 變量多到一定程度，係統就會在高度複雜性中產生不可預測的走向，從而脫離主 觀控製，使結果與既定目標偏離。幾年前轟動一時的美國電影《侏羅紀公園》正 是演了這樣一個故事─資本家的金錢與科學家的智慧結合，利用遺傳工程複製 出了絕種上千萬年的恐龍，並且在一座封閉的海島上建起名為“侏羅紀公園”的 恐龍觀光地。一切可能出現的問題都在考慮之中，管理的“科學”和嚴密無可挑 剔。然而恐龍最終還是在一連串“意外”事故中逃出了人的控製，並且對製造出 它們的人發動了殘酷攻擊。“科學”在那時則變得完全無能為力。

相對於“侏羅紀公園”，囊括了數億人的“文化大革命”無論從變量數目還 是還是從複雜性上都超出千萬倍，結果的不可預測和不可控就更成為必然。在看 那部《侏羅紀公園》時，我想到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我隻可能是那隻被扔 進柵欄裏喂恐龍的羊。“文化大革命”的始作俑者是一位有超凡想象力的詩人， 他想創造更為刺激、更有活力的奇觀─把羊變成恐龍！

他真地做到了這一點。他也自信能把創造的恐龍關在籠子裏。

記得七六年九月的那個下午，我和女友正躲在我們的小天地。當我聽見初秋 滾滾天雷中傳來遠處的哀樂，立刻想到就是他─那位始作俑者撒手人寰。那時 我眼前熠熠生輝，女友也顯得格外漂亮。我迫不及待地起身，腦海翻舞紛紜迷亂 的五彩。

第一個念頭就是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