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文章出處：南方周末 2007-09-13 12:42
劃階級成分是對所有農民個人生活和思想的一次介入，它破天荒地在農民的頭腦中，將人與人的關係分出“敵、我”界限的陣營，改變了每一個農民看待社會與個人的方法。這一點不僅讓農民從心理上與地主分了家，更是喚起了農民潛藏心底的權力欲望。一個人的出身和過去貧窮的程度，成為他得到各種社會資源和政治地位的底牌。
土改看起來改革的是土地，實質上它改變了人心。
人心變了，人與土地、財產、權力的關係才會變。細究起來，土改的頭等大事倒不是“土地還家”，因為“還家”的土地沒過幾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劃階級成分”，這劃定的“階級成分”不僅改變了很多人的下半輩子，甚至影響了幾代人的命運。劃階級成分簡單地說來，就是依據土地占有、是否勞動、有無剝削這三大標準，將生活在農村中的人，劃分為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等不同的階級。這既是土改中變更地權的理由，更成為確立新政權在鄉村中合法性的基礎。
雖然有了土地、勞動、剝削這三個標準，但由於執行者頒布相關規定的滯後，各地出台的辦法也大多含義抽象、模糊，使劃分階級的標準在不同地區之間，出現了很大差異。有時完全靠土改幹部隨機掌握，落實到各村莊，情況就更加混亂。華東局五蓮縣委就總結過：“因為劃時缺乏標準，及為過左情緒所籠罩，所以毛病很多，標準不一。如在經濟上的標準，有單按地畝多少、單按自地佃地、單按生活好差，有過輕微剝削的即是地富，有過貪汙盜竊行為的即是惡霸，因經營副業生活優裕的亦作為地富看待，在窮莊裏是普遍的矮子裏拔將軍，‘找不到閻王就找鬼’，許多中農被升為地富。在政治上，政治態度好壞亦作為定成分的標準，如做過壞事的，在頑方、偽方幹過事當過兵的，有特務嫌疑的，有惡霸行為的，和幹部關係壞的，階級成分就上升；關係好的及幹部積極分子本身，階級成分就下降；有的則挾私報複，有的查三代。”
晉綏區的興縣木欄杆村很有代表性。這個村五十多戶，村裏有一千多畝地是屬於另一個村子牛姓地主的。村中土地略多的幾戶，連富農都算不上，其餘四十多戶則靠租地耕種。當時晉綏分局的領導聽到這樣的情況，就啟發工作隊：全村沒有一戶地主，這能說得通嗎？劃成分不能光看他們的土地占有情況，還要看他們的政治表現，看他們鋪的攤子大小，還要看他們祖輩上幹過什麽事情，看他們的父親、祖父是否曾經有過剝削行為。有了這個指示，工作隊劃成分就用了查三代的辦法，無論現在怎樣，隻要其祖父、父親有過剝削行為，就將其劃為破產地主或破產富農。工作隊還創造了一種劃成分的新方法，到野外去看農民的祖墳。隻要發現墳墓有圍牆、有石碑，就將其後代劃為地主或富農。理由是，貧雇農的墳是立不起圍牆、豎不了碑的。就這樣，工作隊硬是讓該村的地主富農占到了全村總戶數的30％。村裏挖浮財時，從張拖喜家挖出了200塊大洋。這是張拖喜兄弟的血汗錢，為了積攢這點家底，兩兄弟常年辛苦勞作，寒冬臘月還磨豆腐賣，根本談不上剝削所得。但因他們在挖浮財時出口傷人，得罪了幾位“積極分子”。工作隊便認為，既然村裏搞出了八九戶地主，就一定有惡霸，於是張氏兄弟被定為“惡霸地主”。分局領導得知，表揚了工作隊，要他們擴大戰果。鬥爭會上，村裏農民了解兩兄弟為人，反而求情的居多。最後，隻好由一個工作隊幹部站起來宣布：“張拖喜、張拖長罪惡累累，他們欺壓群眾，打罵老百姓，不殺不能平民憤！搞土改就是要打封建、鬥地主，對惡霸分子不能心慈手軟。”於是，張氏兄弟當場被兩個“積極分子”執行了槍決。
勞動、剝削標準在具體評判起來確有一定難度，這使得各地在劃階級時，出現了千奇百怪的情況。蘇南鬆江區的楊川根，單身漢，有自耕田6畝，出租田12畝，本人60多歲了，不能參加勞動，便因無勞動而被劃為地主。揚中縣八轎區將一個隻有1.7畝田而沒勞動力的老太婆評為地主。無錫縣查橋鄉蒲錫慶全家4人，僅有7畝田，因全部雇人耕種，被劃為地主。很多地方還把生活作風、人際關係的好壞當作劃階級的主要標準。蘇南武進縣萬塔鄉就是這樣，四村楊仲方一貫好嫖，五村黃耀太好罵人，六村王扶進不肯借東西給人家，七村戴祥林當過偽代表，八村蔣和尚好賭錢，這些人都被劃成了地主。
劃階級成分是對所有農民個人生活和思想的一次介入，它破天荒地在農民的頭腦中，將人與人的關係分出“敵、我”界限的陣營，改變了每一個農民看待社會與個人的方法。這一點不僅讓農民從心理上與地主分了家，更是喚起了農民潛藏心底的權力欲望。一個人的出身和過去貧窮的程度，成為他得到各種社會資源和政治地位的底牌。
太行區涉縣更樂村，就按照一些貧雇農的意見，搞了一個“八靠八不靠”的標準，劃成分時可按土地、房屋、牲口、農具、內貨、擺飾、根底、剝削等八個條件進行靈活衡量。貧雇農看見誰家的油水大，隨便找一個理由，便能給他戴上地主富農的帽子。一戶僅有兩畝薄地的石匠，因其祖父的兄弟是前清的探花，被劃為了地主。這個村還對地主富農采取肉體消滅政策，人民法庭共判決了12人的死刑，其中4人的實際成分隻相當中農，而群眾認為真正該死的隻有2人。殺人的辦法沒有一個是用槍斃的，多采取通刺刀、開膛破肚、“砸核桃”等殘酷辦法。
許多地方還出現了模仿古代官員開堂審案的鬧劇。據山東莒南大店區一位莊姓民兵回憶：“地主家有很多官司服，農救會長穿上官服坐堂，嚴重的時候驚堂木一敲，‘給我把耳朵割了！’說用刺刀戳就戳死了，死好幾百口子，在北河裏死了不少，嚇都嚇傻了……為了讓地主家婦女說出浮財，把他們往鏊子上烙，刺手指。”莒南劉家嶺村的農救會長回憶過鄰村的事：“侍家宅子村有一家弟兄6個，都當石匠，三年蓋了三層炮樓，全家40畝地，在全村地最多，瘸子裏拔將軍，選出來了，弟兄6個大人被砸死，小孩被一劈兩半。當時提的是有仇報仇，有冤的報冤。”
劃階級成分可以說徹底變更了農村的社會關係和社會結構。舊的鄉村秩序是以宗族、學識、財產、聲望為根基的，這一切都被“階級”這個新概念顛覆了。那些過去主導了鄉村社會的地主和富農們，在土改中是被批鬥、控訴的對象，其後很長的一段時間成為被管製、鎮壓的對象。它不僅摧毀了原來鄉村精英的社會與經濟基礎，使他們“權威失落、土地被分、聲望掃地”，更通過授予不同階級以差別各異的政治權力，達到了社會動員與社會控製的目的。劃階級成分，其實是重組國家權力的第一步，目的就是通過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來顯示新政權和以前窮人的力量。
湖南醴陵縣在劃分階級時，就提出要盡量發動農民“扯破臉皮”與地主階級展開“麵對麵無情的”鬥爭，要求“將地主的屋場變成戰場，男鬥男，女鬥女，男鬥農具，女鬥衣，兒童鬥兒童”。山東濱海地委提出：“地主一切都是非法不合理的……實行‘掃地出門’”，“一切照百分之九十農民的意見要求行事，對地主有生殺予奪之權，任何人不能幹涉”。蘇南一些地方劃階級，明確規定了“上台要跪，承認要爬，不服就打”的辦法。莒南澇坡區農民喊出的口號則是：“封建惡霸不是人，是喝血鬼、殺人犯！”“地主財產不合法！貧窮就是理，窮人是大爺！壓迫地主，擁護窮人！”
莒南曲流河村的聶其義當年是地主的義子，也被劃為地主。據他後來回憶：“聶其勳，就是我堂兄，五十多歲了，他也是那天晚上被砸死的。他因為收割莊稼時，不讓人家跟在腚上（後麵）拾，（其實）不是不讓拾，是收拾完了再讓拾。那不是一條大意見嗎？……‘俺餓得了不得，拾零莊稼不讓拾’。一點意見上去就是一棍子，時候大了（事情鬧大了）就打死了。”在總結那段曆史時，聶其義認為：“不管大小意見，群眾當家嘛，有一個說得砸死，就得砸死。公報私仇，這個成分厲害。貧雇農有正派的，也有不正派的，大多數是好人，可有幾個人在那裏胡亂說話，把他砸死，其他人也不能說不砸死，就得隨著。那時候不就是那個社會嗎？貧下中農有說話權利，地主富農有理也不能講。你要是一說話，把棍子來上，哪能有說話的權利？那個聶其師，聽說頭都被砍去了，五骨分屍……”
土改中劃階級的構想，應該說與當時一些村莊的現實是有距離的，階級差別並沒有存在於中國的每一個村莊。但是，這一場關於“窮－富”、“善—惡”的道德戲劇，確實在每一個農民的身上都上演了。它所培養的話語、儀式與精神習性，深深地保存在中國幾代人的記憶中，成為以後群眾運動的一個重要源頭。
真正的悖論是，土改劃階級本來依據的是土地引起的貧富差別與剝削，但在有這種差別時，並沒有劃分出階級，而在土地被沒收、剝削被消滅之後，才有了階級的劃分。地主失去了土地，才成為“地主”；貧農得到了土地，卻被稱為“貧農”。“階級成分”是在互換了各自的地位之後，被劃分出來的。這種森嚴的階級劃分，其實是一種權力與身份的虛擬，所以學者黃宗智將它稱為一種新型的“種姓”製度，是不無道理的。因為隻有“種姓”，才會聯係曆史和血統。華北饒陽縣的楊各莊，在劃階級成分時，因沒有活著的地主，工作隊便將小孤女宋朵預先劃為地主，雖然她隻有幾歲。村幹部決定，等她長大了，再正式將她定為地主。她沒有從父輩的土地上獲得過一點好處，卻要因那些土地而蒙受災難。這個小女孩的餘生，將被看作人民的敵人？
劃階級成分是對所有農民個人生活和思想的一次介入，它破天荒地在農民的頭腦中，將人與人的關係分出“敵、我”界限的陣營，改變了每一個農民看待社會與個人的方法。這一點不僅讓農民從心理上與地主分了家，更是喚起了農民潛藏心底的權力欲望。一個人的出身和過去貧窮的程度，成為他得到各種社會資源和政治地位的底牌。
土改看起來改革的是土地，實質上它改變了人心。
人心變了，人與土地、財產、權力的關係才會變。細究起來，土改的頭等大事倒不是“土地還家”，因為“還家”的土地沒過幾年就被“合作化”了。土改真正的大事是“劃階級成分”，這劃定的“階級成分”不僅改變了很多人的下半輩子，甚至影響了幾代人的命運。劃階級成分簡單地說來，就是依據土地占有、是否勞動、有無剝削這三大標準，將生活在農村中的人，劃分為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等不同的階級。這既是土改中變更地權的理由，更成為確立新政權在鄉村中合法性的基礎。
雖然有了土地、勞動、剝削這三個標準，但由於執行者頒布相關規定的滯後，各地出台的辦法也大多含義抽象、模糊，使劃分階級的標準在不同地區之間，出現了很大差異。有時完全靠土改幹部隨機掌握，落實到各村莊，情況就更加混亂。華東局五蓮縣委就總結過：“因為劃時缺乏標準，及為過左情緒所籠罩，所以毛病很多，標準不一。如在經濟上的標準，有單按地畝多少、單按自地佃地、單按生活好差，有過輕微剝削的即是地富，有過貪汙盜竊行為的即是惡霸，因經營副業生活優裕的亦作為地富看待，在窮莊裏是普遍的矮子裏拔將軍，‘找不到閻王就找鬼’，許多中農被升為地富。在政治上，政治態度好壞亦作為定成分的標準，如做過壞事的，在頑方、偽方幹過事當過兵的，有特務嫌疑的，有惡霸行為的，和幹部關係壞的，階級成分就上升；關係好的及幹部積極分子本身，階級成分就下降；有的則挾私報複，有的查三代。”
晉綏區的興縣木欄杆村很有代表性。這個村五十多戶，村裏有一千多畝地是屬於另一個村子牛姓地主的。村中土地略多的幾戶，連富農都算不上，其餘四十多戶則靠租地耕種。當時晉綏分局的領導聽到這樣的情況，就啟發工作隊：全村沒有一戶地主，這能說得通嗎？劃成分不能光看他們的土地占有情況，還要看他們的政治表現，看他們鋪的攤子大小，還要看他們祖輩上幹過什麽事情，看他們的父親、祖父是否曾經有過剝削行為。有了這個指示，工作隊劃成分就用了查三代的辦法，無論現在怎樣，隻要其祖父、父親有過剝削行為，就將其劃為破產地主或破產富農。工作隊還創造了一種劃成分的新方法，到野外去看農民的祖墳。隻要發現墳墓有圍牆、有石碑，就將其後代劃為地主或富農。理由是，貧雇農的墳是立不起圍牆、豎不了碑的。就這樣，工作隊硬是讓該村的地主富農占到了全村總戶數的30％。村裏挖浮財時，從張拖喜家挖出了200塊大洋。這是張拖喜兄弟的血汗錢，為了積攢這點家底，兩兄弟常年辛苦勞作，寒冬臘月還磨豆腐賣，根本談不上剝削所得。但因他們在挖浮財時出口傷人，得罪了幾位“積極分子”。工作隊便認為，既然村裏搞出了八九戶地主，就一定有惡霸，於是張氏兄弟被定為“惡霸地主”。分局領導得知，表揚了工作隊，要他們擴大戰果。鬥爭會上，村裏農民了解兩兄弟為人，反而求情的居多。最後，隻好由一個工作隊幹部站起來宣布：“張拖喜、張拖長罪惡累累，他們欺壓群眾，打罵老百姓，不殺不能平民憤！搞土改就是要打封建、鬥地主，對惡霸分子不能心慈手軟。”於是，張氏兄弟當場被兩個“積極分子”執行了槍決。
勞動、剝削標準在具體評判起來確有一定難度，這使得各地在劃階級時，出現了千奇百怪的情況。蘇南鬆江區的楊川根，單身漢，有自耕田6畝，出租田12畝，本人60多歲了，不能參加勞動，便因無勞動而被劃為地主。揚中縣八轎區將一個隻有1.7畝田而沒勞動力的老太婆評為地主。無錫縣查橋鄉蒲錫慶全家4人，僅有7畝田，因全部雇人耕種，被劃為地主。很多地方還把生活作風、人際關係的好壞當作劃階級的主要標準。蘇南武進縣萬塔鄉就是這樣，四村楊仲方一貫好嫖，五村黃耀太好罵人，六村王扶進不肯借東西給人家，七村戴祥林當過偽代表，八村蔣和尚好賭錢，這些人都被劃成了地主。
劃階級成分是對所有農民個人生活和思想的一次介入，它破天荒地在農民的頭腦中，將人與人的關係分出“敵、我”界限的陣營，改變了每一個農民看待社會與個人的方法。這一點不僅讓農民從心理上與地主分了家，更是喚起了農民潛藏心底的權力欲望。一個人的出身和過去貧窮的程度，成為他得到各種社會資源和政治地位的底牌。
太行區涉縣更樂村，就按照一些貧雇農的意見，搞了一個“八靠八不靠”的標準，劃成分時可按土地、房屋、牲口、農具、內貨、擺飾、根底、剝削等八個條件進行靈活衡量。貧雇農看見誰家的油水大，隨便找一個理由，便能給他戴上地主富農的帽子。一戶僅有兩畝薄地的石匠，因其祖父的兄弟是前清的探花，被劃為了地主。這個村還對地主富農采取肉體消滅政策，人民法庭共判決了12人的死刑，其中4人的實際成分隻相當中農，而群眾認為真正該死的隻有2人。殺人的辦法沒有一個是用槍斃的，多采取通刺刀、開膛破肚、“砸核桃”等殘酷辦法。
許多地方還出現了模仿古代官員開堂審案的鬧劇。據山東莒南大店區一位莊姓民兵回憶：“地主家有很多官司服，農救會長穿上官服坐堂，嚴重的時候驚堂木一敲，‘給我把耳朵割了！’說用刺刀戳就戳死了，死好幾百口子，在北河裏死了不少，嚇都嚇傻了……為了讓地主家婦女說出浮財，把他們往鏊子上烙，刺手指。”莒南劉家嶺村的農救會長回憶過鄰村的事：“侍家宅子村有一家弟兄6個，都當石匠，三年蓋了三層炮樓，全家40畝地，在全村地最多，瘸子裏拔將軍，選出來了，弟兄6個大人被砸死，小孩被一劈兩半。當時提的是有仇報仇，有冤的報冤。”
劃階級成分可以說徹底變更了農村的社會關係和社會結構。舊的鄉村秩序是以宗族、學識、財產、聲望為根基的，這一切都被“階級”這個新概念顛覆了。那些過去主導了鄉村社會的地主和富農們，在土改中是被批鬥、控訴的對象，其後很長的一段時間成為被管製、鎮壓的對象。它不僅摧毀了原來鄉村精英的社會與經濟基礎，使他們“權威失落、土地被分、聲望掃地”，更通過授予不同階級以差別各異的政治權力，達到了社會動員與社會控製的目的。劃階級成分，其實是重組國家權力的第一步，目的就是通過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來顯示新政權和以前窮人的力量。
湖南醴陵縣在劃分階級時，就提出要盡量發動農民“扯破臉皮”與地主階級展開“麵對麵無情的”鬥爭，要求“將地主的屋場變成戰場，男鬥男，女鬥女，男鬥農具，女鬥衣，兒童鬥兒童”。山東濱海地委提出：“地主一切都是非法不合理的……實行‘掃地出門’”，“一切照百分之九十農民的意見要求行事，對地主有生殺予奪之權，任何人不能幹涉”。蘇南一些地方劃階級，明確規定了“上台要跪，承認要爬，不服就打”的辦法。莒南澇坡區農民喊出的口號則是：“封建惡霸不是人，是喝血鬼、殺人犯！”“地主財產不合法！貧窮就是理，窮人是大爺！壓迫地主，擁護窮人！”
莒南曲流河村的聶其義當年是地主的義子，也被劃為地主。據他後來回憶：“聶其勳，就是我堂兄，五十多歲了，他也是那天晚上被砸死的。他因為收割莊稼時，不讓人家跟在腚上（後麵）拾，（其實）不是不讓拾，是收拾完了再讓拾。那不是一條大意見嗎？……‘俺餓得了不得，拾零莊稼不讓拾’。一點意見上去就是一棍子，時候大了（事情鬧大了）就打死了。”在總結那段曆史時，聶其義認為：“不管大小意見，群眾當家嘛，有一個說得砸死，就得砸死。公報私仇，這個成分厲害。貧雇農有正派的，也有不正派的，大多數是好人，可有幾個人在那裏胡亂說話，把他砸死，其他人也不能說不砸死，就得隨著。那時候不就是那個社會嗎？貧下中農有說話權利，地主富農有理也不能講。你要是一說話，把棍子來上，哪能有說話的權利？那個聶其師，聽說頭都被砍去了，五骨分屍……”
土改中劃階級的構想，應該說與當時一些村莊的現實是有距離的，階級差別並沒有存在於中國的每一個村莊。但是，這一場關於“窮－富”、“善—惡”的道德戲劇，確實在每一個農民的身上都上演了。它所培養的話語、儀式與精神習性，深深地保存在中國幾代人的記憶中，成為以後群眾運動的一個重要源頭。
真正的悖論是，土改劃階級本來依據的是土地引起的貧富差別與剝削，但在有這種差別時，並沒有劃分出階級，而在土地被沒收、剝削被消滅之後，才有了階級的劃分。地主失去了土地，才成為“地主”；貧農得到了土地，卻被稱為“貧農”。“階級成分”是在互換了各自的地位之後，被劃分出來的。這種森嚴的階級劃分，其實是一種權力與身份的虛擬，所以學者黃宗智將它稱為一種新型的“種姓”製度，是不無道理的。因為隻有“種姓”，才會聯係曆史和血統。華北饒陽縣的楊各莊，在劃階級成分時，因沒有活著的地主，工作隊便將小孤女宋朵預先劃為地主，雖然她隻有幾歲。村幹部決定，等她長大了，再正式將她定為地主。她沒有從父輩的土地上獲得過一點好處，卻要因那些土地而蒙受災難。這個小女孩的餘生，將被看作人民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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