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巍：黨可以指揮槍嗎？（網絡版）ZT

石巍：黨可以指揮槍嗎？（網絡版）

“黨指揮槍”的口號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含義

紅軍初創時魚龍混雜。以毛澤東發動秋收起義建立的“工農革命軍”為例，其主要成分是遊走於各種地方武裝之間的兵痞、食不果腹的饑民（所謂打起招軍旗，不愁吃糧人）、遊手好閑的“二流子”、民團、土匪以及城市暴動失敗逃散的共產黨人。這班烏合之眾群龍無首，雖然隻有幾百人，卻是個個桀驁不馴，很難駕馭。毛澤東的對策是“支部建在連上”， 於是有了三灣改編。其時群雄蜂起，有袁文才王佐一幹人馬組成“馬刀隊”，嘯聚山林，打家劫舍，盤踞井岡，占山為王。毛澤東帥眾進山，何以稱雄？他提出的口號是“黨指揮槍”。此計果然了得，不僅將袁王所部納入麾下，編為工農革命軍第1師第2團，袁更將井岡美女賀子珍獻於帳下，做了毛的壓寨夫人，另獻一千大洋。“黨指揮槍”原是向土匪爭兵權。

“七七事變”以後全麵抗戰局麵形成，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抗日統一戰線成局，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南方八省遊擊隊改編為新四軍，共產黨宣布所有武裝力量接受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指揮。共產黨內一班不夠老辣奸詐的人物，如王明之輩，不知是計，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毛澤東生怕軍權旁落，遂提出“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重提“黨指揮槍”。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在延安召開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說：“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但要爭黨的兵權和人民的兵權”。向誰爭？不言自明。抗戰時期“黨指揮槍”是向國民黨爭兵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軍隊應當屬於國家，還是繼續屬於共產黨，成了曠日持久的爭論焦點。早在1941年10月10日，毛澤東的同鄉，也是他在北大聽過其課的講師梁漱溟先生提出政綱，主張“軍隊屬於國家，軍人忠於國家，反對軍隊中黨團組織，並反對以武力從事黨爭。”當時共產黨處於劣勢，遂大力推崇梁氏言論，不過想借此削弱蔣介石軍權，並非真心主張軍隊國家化。出於同樣目的，1945年國共和談中共產黨力主實現“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在民盟等第三勢力配合下，終於把“軍隊國家化”寫進了雙十協定，周恩來簽字。豈料4年後共產黨上台，立刻翻臉不認賬，不再承認軍隊國家化，反而把“軍隊國家化”的言論列為反黨亂軍的滔天大罪。與此同時，高分貝強調“黨指揮槍”，“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此時，“黨指揮槍”是露骨地向國家爭兵權。

1949年“共同綱領”規定，軍隊“是屬於人民的武力”“ 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統率”，1954年憲法更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但實際上軍隊依然是“共軍”，國家沒有一天行使過對軍隊的指揮權。1950年出兵朝鮮，就是中共政治局開會，毛澤東力排眾議，拍板決定的。那個“統帥”全國武裝力量的“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連個會都沒開。1962年對印度用兵，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大量毛澤東的講話、指示、命令。依憲“統帥全國武裝力量”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幹什麽去了，我們不知道。到了文革，連遮羞布也不要了。在1975年通過的憲法裏竟公然規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其後的怪事就更怪了。1979年揮師入越的，不是國家主席，也不是共黨主席，竟然是一個副總理兼參謀總長。到了1989年調派數十萬大軍進京勤王，屠殺千百平民百姓的，既不是國家元首，也不是政府首腦，這回連個副總理都不是。他隻是個“軍委主席”。他在國家主席麵前，儼然如溥儀身邊的“皇帝禦用掛”，“黨和國家”都要聽憑這位不穿馬褲的吉岡安直擺布。

在中國，黨就是槍，槍就是黨

有論者指，共產黨高喊“黨指揮槍”，卻從來沒有一天不是“槍指揮黨”。這固然是事實，但結論不準確。在中國，黨就是槍，槍就是黨。從共產黨有了自己的槍，從來就不存在非黨的槍指揮過黨，也從來沒有過不是槍的黨存在。它們之間從來就沒有誰指揮誰的問題。固然“黨指揮槍”的口號多次被用來做內鬥的借口，但這並不能改變中共獨攬軍權的事實。以“建國”後發生的兩次嚴重的“槍指揮黨”事件，所謂彭德懷“軍事俱樂部”事件和林彪“五七一工程”事件來看，惡鬥的雙方有哪一個人主張過應當由國家指揮軍隊嗎？他們爭鬥的不過是在共產黨裏邊由誰指揮軍隊而已。壞蛋拿槍還是混蛋拿槍，對人民都不是福。

“黨指揮槍”的口號禍害無窮

首先，它把軍隊變成了對外逞能的工具。共產黨執政後本應與民休息，療治戰傷，養精蓄銳，收回外國軍隊占領的旅順大連和中東鐵路，待機光複外國強占的我大片領土。毛澤東卻逞一時之能，貿然發動“抗美援朝”。是次戰爭投入兵力190萬，傷亡95萬餘眾，其中13萬5千餘中華兒女棄屍異國他鄉。為了什麽？說來可笑，隻為挽救一個金日成小朝廷。共產黨當政半個多世紀，除了和美國、蘇聯、印度、越南發生較大規模戰爭以外，和朝鮮、蒙古、緬甸也都發生邊界軍事摩擦。可以說，除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沒有一個鄰國沒和中國交過手。如今，中共又日夜兼程，加緊準備對台開戰，以剿滅台灣的民主。所有這些戰爭，都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之戰，是政治之戰，甚至是黨魁個人逞性妄為之戰，而不是國家利益之戰。

其次，它把軍隊變成了對內專政的工具。共產黨死咬著“黨指揮槍”不放，是因為它執政沒有取得人民的授權，缺乏起碼的合法性，必須依靠武力維持其獨裁專製。它統治國家的權力不是源自於法律，而是源自於武力。軍隊是這個黨可以胡作非為的最後力量來源。釣魚島遭外國染指，不見我國軍隊有任何作為，它卻在國內大顯身手，對平民百姓肆意殺戮。1959年在西藏，1962年在新疆伊犁和塔城，直至1989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無辜民眾的鮮血浸紅了八一軍旗，使它成為罪惡和恥辱的永遠標記。1961年建立的武警部隊，更使軍隊鎮壓人民的功能專業化。至此，軍隊完全墮落成為共黨看家護院的家丁，國家恐怖主義的刀斧手。

再次，它把軍隊變成了黨內惡鬥的工具。共黨頭子之間爭權奪利，每每閃著刀光劍影。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和1976年的所謂“粉碎四人幫”就是明顯例證。在中國誰掌握了軍隊，誰就是老大。鄧小平“複出”要的第一個職務就是參謀總長，1980年後他保留的最後一個職務是軍委主席。國家主席他不要，黨的主席他不當，他隻要軍委主席一職。就憑手中的這把槍，他可以欽點生前身後的4個總書記，3個國家主席，罷黜2個總書記，他可以號令全國，穩做太上皇。他的繼任者江澤民有樣學樣，任期屆滿仍長期把持軍權不放。他們黨內黨外沒有任何職務，僅以共產黨員身份統領三軍，也給了他們口口聲聲強調的“黨指揮槍”一個絕妙的諷刺。

由於共黨把軍隊當成自己的禦林軍，視為禁臠，使軍隊完全喪失了崇高的目標和軍人的榮譽感，加之軍隊長期遊離於任何有效監督之外，它已問題叢生。各級軍官爭權奪位，政委和司令員“尿不到一個壺裏”；貪汙腐化盛行，金錢美女成了軍中鴉片；高級將領擁兵自重，抗命不尊，甚至要挾“中央”；下級軍官和普通士兵牢騷滿腹，不滿情緒在全軍彌漫；懶、散、亂、軟、沉，日甚一日；謊報軍情，欺上瞞下，更是司空見慣；“漏訓”“少訓”“跑訓”等花樣百出，抗議暴動事件時有所聞。在現今世界強軍如林的形勢下，共軍的戰力差距卻越來越大。雖然也裝備了導彈潛艇核武，並砸重金擴展信息化，都不過是病老虎展露自己的牙齒。

軍隊不能保證共產政權千秋萬代不變色

共軍的現代化是一把雙刃劍。它妄圖提升戰力的同時，也從根本上動搖黨指揮槍的地位。“老八路”已被年齡淘汰出局，有文化的現代人陸續走進軍營，一批具有軍事專業素質的軍官團正在形成，他們不可避免地把現代的國家觀念和軍事思想也帶進軍中，普遍不安於做共黨的禁軍教頭。各種信息工具在軍中普及，據說每個連隊都有電腦。現代化的理念和民主國家建軍治軍思想在軍中傳播。軍中的有識之士公開挑戰“黨指揮槍”的口號。八十年代就有《從階級軍隊向共和國軍隊的跨越——試論我軍領導體製的改革》一文在軍中和社會上流傳。近年三總部一批中下級軍官更散發《軍方改革派意見書》，提出“更新現代化的概念”的主張。甚至像李德生、楊白冰、廖漢生、蕭克這樣的老軍頭也聯名上書胡錦濤，提出廢除地方黨委書記兼任軍隊第一政委的製度。去年更有高級將領劉亞洲等人發出公開信，呼籲軍隊國家化。軍內的反叛與社會上的抗爭出現互相結合的趨勢，軍人組織、參與或支援地方上的民眾遊行、示威、靜坐、請願、上訪等活動，使高層防不勝防。黨，首次遇到指揮槍的真正危機。

慌不擇路。麵對軍隊質變的局麵，共產黨拿不出有效的對策，仍舊玩弄軟硬兼施，恩威並重的老套路。他們連續下發數個文件，羅列一大堆“禁止”，以防軍隊“出格”。同時強化軍中各級政治機構，一方麵加大政治灌輸的力度，企圖窒息任何異己思想；一方麵把國安、國保等特務手段移植軍內，殘酷迫害一切懷疑、動搖和叛逆。與此同時，出高價購買軍心。近幾年中共連續給軍隊加薪，其幅度成倍超過全國平均工資增長。對高級軍官則濫發將軍肩章。江澤民在任13年8次封了79個上將。1997年10月24日那一天就封了152名將軍。以致將軍肩章貶值，連貼身保鏢都可以授上將軍銜，難怪部隊裏流傳“軍營裏的將軍，廚房裏的蟑螂”。胡錦濤不甘示弱，2004年以來他就授予兩批共12名上將軍銜。人們不禁要問，現在國家處於和平時期，軍官們沒有尺寸戰功，何來如此眾多的將軍？如果最高領導人都可以把軍銜做為拉幫結夥換取支持的籌碼，那還有什麽理由埋怨全國買官賣官成風？

中共這套辦法究竟有多大成效，很值得懷疑。在全球民主化潮流下，軍隊國家化是大勢所趨，任何阻擋都是枉費心機。從蘇聯東歐軍隊在國家民主化浪潮中的演變看，大致有3種模式。一是羅軍的起義倒戈模式。麵臨國家前途的選擇，他們毅然奮起，臨陣起義，逮捕惡行昭彰的共產法西斯頭子齊奧塞斯庫，交付人民審判，從而創造了世界共產史上首例共軍推翻共黨統治的壯舉。二是蘇軍政變瓦解模式。他們在國家轉型的關鍵時刻，站在保守勢力一邊，發動軍事政變，企圖挽救共產製度滅亡。其結果是軍隊自身的瓦解，以失敗告終。三是波軍妥協變革模式。麵對團結工會的崛起，波蘭實施了一年半的“戰時狀態”，軍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1970年，國防部長雅魯澤爾斯基奉命派部隊前往格但斯克造船廠，屠殺了44名罷工工人，200多人受傷。1989年6月4日，是關乎波蘭前途和命運的一天。這天議會大選，在開放的262席中，團結工會贏得261席。以雅魯澤爾斯基為首的波共（名為波蘭統一工人黨）一席未得，創造了世界曆史上執政黨競選慘敗的“零的記錄”，從而揭開了民主波蘭曆史的新篇章。同一天，在遙遠的東方，另一個共產黨正為保住專製政權，出動完全現代化的野戰部隊進入首都，以坦克機關槍回應了民主的呼喊。但這一天波軍沒有出動，他們待在軍營裏。事後雅魯澤爾斯基被選為新的共和國總統，團結工會的顧問馬佐維耶茨基出任總理，和平地結束了共產黨統治波蘭45年的曆史。這3種模式都證明了，武器不能消滅思想，軍隊不能阻止曆史。中共是槍杆子拜物教，近乎愚癡地迷信武力。但共軍不可能保證共產政權“千秋萬代永不變色”，他們最好的選擇是順應曆史潮流，拋棄共產黨，和人民一起做專製政權的掘墓人，而不是殉葬品。

台軍之路乃共軍的必由之路

不過談到共軍的出路，我還是強力推薦台灣軍隊走過的道路。這支軍隊原來也是一支黨軍，雖然名義上稱為國軍，人們都認為那個“國”是國民黨的“國”，而不是中華民國的“國”。內戰時期“總裁上諭”或“總裁訓示”成為軍隊的最高命令。國民黨才有總裁，中華民國沒有總裁。這說明它奉行的也是“黨指揮槍”。但是它順應了世界潮流，一步步地走向了國家化。先是蔣經國時代撤銷了軍中的政黨組織，並於1985年任命汪道淵任國防部長，開創了中國文人治軍的先河。李登輝時代台灣立法院通過“國防法”和“國防法修正案”，明確規定，軍隊“超出個人、地區及黨派關係，依法保持政治中立”，禁止軍中建立政黨組織和從事政治活動，也禁止軍人加入政黨和協助政黨活動。與此同時，縮減軍隊政治機構，國防部政治部被撤銷，改設政戰室，人數由1萬2千人減到7千餘人。其功能由內部控製轉為對敵政戰和向軍人進行忠於國家，忠於憲法，忠於元首的教育。到陳水扁時代，軍隊國家化得以全麵落實。2002年國防法、國防部組織法修正案和參謀本部組織條例正式實行，標誌台軍正式轉型為國防軍。民進黨執政後任命國民黨籍湯曜明為國防部長，證明台軍已經不再是政黨的工具。近幾年台灣政黨惡鬥、廝殺，達到你死我活的程度，但軍隊始終保持中立。這是軍隊國家化的結果，也是國家民主化的保證。台軍之路正是共軍的必由之路，“黨指揮槍”正在被中國人民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