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覺遠
僧覺遠。。。
Sage, Thun wir nicht recht? Wir mussen den Pobel betrugen,
Schi nur, wie ungeschickt, sich nur wie wild er sich zeigt!
Ungeschick und wild sind alle rohen Betrogenen;
Seid nur redlich und fuhrt ihn zum Menschlichen an.
（我們做的對麽？一定要愚弄憤青；
多麽無能！多麽狂熱！這就是憤青。
亞當的子孫們受愚弄時無能而狂熱，
真誠對他們，他們才成為人。）
歌德
當今的世界大戰以壓倒一切之勢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而我認為戰爭本應讓嚴肅思考的人們把注意力轉向文明這個大問題。所有的文明起始於對大自然的征服，也即征服並控製大自然恐怖的物理力使其無害於人。今日歐洲現代文明成功征服了大自然，不可否認，迄今為止比其他任何文明都要成功。然而世界上有一種力量要比大自然恐怖的物理力更恐怖，這就是人心的激情。大自然的物理力對人類的傷害，遠遜於人類激情的傷害。因此除非這種恐怖的力量，——人的激情——被正確調節控製，很顯然，非但文明不能存在，人類也不能生存。
在久遠荒蠻的社會時期，人類用物理力征服克製人的激情。原始人的遊牧部落被純粹的物理力所克製。文明進步以後，人類發現一種力量比物理力能更有力更有效的征服控製人的激情，這就是道德力。過去有效征服控製人的激情的道德力是基督教。但現在這場軍備空前的大戰，似乎說明基督教已經不再是有效的道德力。沒有有效的道德力控製和抑製人的激情，歐洲人不得不再次用物理力維持全民秩序。正如卡萊爾所說：“歐洲是無政府狀態加上治安警察”。用物理力維持全民秩序導致了軍國主義。事實上今日歐洲需要軍國主義，因為它缺少一種有效的道德力量。但軍國主義導致戰爭，而戰爭意味著破壞和浪費。於是歐洲人進退兩難。如果人們廢除軍國主義，無政府狀態會毀滅他們的文明，如果繼續軍國主義，戰爭的浪費和破壞會讓文明崩潰。英國人說他們決心製止普魯士軍國主義，Kitchner爵士認為他能夠用三百萬訓練有素裝備整齊的英國人撲滅普魯士軍國主義。但我認為即便普魯士軍國主義被撲滅，另外一個軍國主義——不列顛軍國主義，會出現，這需要再次撲滅。看起似乎沒有辦法逃脫這個邪惡的循環。
確實無法逃脫麽？不，我認為有。美國的艾默生很久以前說：“很容易看見粗俗的槍杆子崇拜的崩潰，——雖然偉人們都是槍杆子崇拜者；無疑，上帝作證，這種槍需要另外一種槍，愛和公正的律法就可以達成純淨的革命。”如果歐洲人想要製止軍國主義，隻有一個辦法，即用艾默生所說的不需要別的槍的槍，愛和公正的律法，——也就是道德力。有了有效的道德力，軍國主義就沒有必要並會自動消失。然而，基督教已經是無效的道德力，問題變成歐洲人到哪裏去尋找一種新的有效的道德力讓軍國主義沒必要存在？
我相信歐洲人會在中國，——中國文明中找到這種新的道德力。中國文明能夠讓軍國主義沒必要存在的道德力就是好公民的信仰。人們會說：“中國也有戰爭”。沒錯中國有戰爭；但自從2500年前的孔子時代以來，我們中國人一直沒有今日歐洲的軍國主義。在中國戰爭是意外，而在歐洲戰爭是必然。我們中國人可能有戰爭，但我們不總是指望戰爭。實際上歐洲局勢讓人不能容忍的是，我認為，不是戰爭，而是以下事實，每個人都時常恐懼一旦他的鄰居足夠強大就會掠奪和謀殺他，因此要武裝自己或者雇傭武裝警察保護自己。歐洲人的重負不是戰爭的意外，而是武裝自己的慣常需要，用物理力保護自己的絕對需要。
在中國因為我們中國人有好公民的信仰，人們不會覺得有必要用物理力來保護自己；甚至很少有招用警察和國家的物理力來保護他的需要，中國人被他的鄰居的正義感所保護；被他的同伴樂於遵守道德約束感所保護。事實上，中國人沒有用物理力保護自己的必要，因為他確認正義和公正被所有人認可為一種高於物理力的力量，道德約束被所有人所遵守。如果能讓整個人類都讚同正義和公正是一種高於物理力的力量並且道德約束是必須遵守的，那麽物理力的使用就沒有必要了；世界上就不會有軍國主義。當然每個國家都有一些人，比如罪犯，世界上也會有一些野蠻人不願或者不能認識到正義和公正是高於物理力的力量以及道德約束是必須遵守的。所以為了製止罪犯和野蠻人，在每個國家，在全世界，某些物理力或者警力和軍國主義總是必要的。
人們會問我如何讓人類認識到正義和公正是高於物理力的力量。我的答案是首先要做的是讓人類信服正義和公正的有效性，信服正義和公正是一種力量；事實上，讓他們信服善的力量。好了，——為了做到這一點，中國的好公民信仰在孩子剛能理解文字含義的時候就教育他們：人性本善。
今日歐洲文明的基礎不穩，在我看來，在於關於人性的錯誤觀念。它的觀念是人性本惡，因為這個錯誤觀念，歐洲整個社會結構通常構架於暴力之上。歐洲人維護公眾秩序的兩件事物是信仰和法律。換言之，歐洲民眾是通過對上帝的畏懼和對法律的畏懼來維持秩序的。畏懼意味著暴力的使用。因此為了保持對上帝的畏懼，歐洲人一開始不得不供養大量昂貴的閑人即牧師。別的不談，這非常昂貴，最終成為人民不可承受的負擔。實際上改革時的三十年戰爭中，歐洲人試圖廢除牧師。廢除了依靠對上帝的畏懼來維持民眾秩序的牧師後，歐洲人試圖依靠對法律的畏懼來維持公眾秩序。但為了保持對法律的畏懼，歐洲人不得不供養另外一類更昂貴的閑人即警察和軍人。現在歐洲人發現供養警察和軍人來維持公眾秩序，比供養牧師還要貴得駭人。事實上，正如改革後的三十年戰爭中歐洲人想要廢除牧師，在當前的戰爭中歐洲人實際上是想要廢除軍人。可是歐洲人廢除警察和軍人以後的替代物，要麽是召回牧師來保持對上帝的畏懼，要麽是找到別的東西，類似對上帝的畏懼和對法律的畏懼，來幫助他們維持公眾秩序。直接了當地說，我認為，這無疑是戰後歐洲人麵對的文明的大問題。
有過和牧師打交道的經驗，我認為歐洲人不會召回牧師。俾斯麥說：“我們不會退回卡諾薩.”另外，即便牧師被召回，他們也不起作用，因為對上帝的畏懼已經離開了歐洲人。因此如果歐洲人想要廢除警察和軍人，他們唯一可選擇的辦法，是找到別的東西，類似對上帝的畏懼和對法律的畏懼，能夠幫助他們維持公眾秩序。我相信這種東西，如我所言，歐洲人將在中國文明中找到。這就是我所謂的好公民的信仰。中國的好公民信仰能不靠牧師不靠警察和軍人就維持一國民眾的秩序。事實上通過好公民的信仰，中國民眾，即便人口沒有整個歐洲大陸的所有人口多也相差無幾，居然確實不靠牧師不靠警察和軍人就保持了和平和秩序。在中國，到過這個國家的人都知道，牧師和警察或者軍人在幫助維持公眾秩序上扮演了一個很微末很次要的角色。隻有中國最無知的階層需要牧師，隻有最壞的罪犯階層需要警察和軍人來位置秩序。因此我說如果歐洲人真要想廢除讓他們煩惱和流血的，牧師的信仰和軍人的軍國主義，他們應該來中國學習我所謂的好公民的信仰。
簡言之，我想要歐洲和美國人民，在目前文明麵臨崩潰的危險時，注意到在中國有一種無價的至今有效的文明財富。這種文明財富不是這個國家的貿易，鐵路，礦產，金銀鐵煤。今日世界的這種文明財富，我要說，是中國人，——純粹的真正的具有好公民信仰的中國人。真正的中國人，我認為，是文明的無價財富，因為他幾乎不需要世界的幹預就可以遵守秩序。我甚至想在這裏警告歐洲和美國人在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中，不要破壞這種無價的文明財富，不要改變和損壞真正的中國人。如果歐洲和美國人成功破壞了真正的中國人，中國式的人性；成功改造真正的中國人為歐洲或美國人，也就是說，需要牧師或者軍人來維持其秩序的人，就必然導致世界的信仰或者軍國主義的重負，——後者此時已經成為文明和人性的威脅。相反，如果有辦法改變歐洲或者美國式人性，改造歐洲或美國人成為真正的中國人，從而不再需要牧師或者軍人來維持其秩序，——請想象一下整個世界會卸掉多少負擔。
通俗的總結起源於這場戰爭的文明的重大問題。歐洲人，我認為，開始想通過牧師來維持公眾秩序。不久，牧師費用高昂麻煩不斷。於是歐洲人，在三十年戰爭後，趕走牧師召來警察和軍人來維持公眾秩序。但現在他們發現警察和軍人比牧師更昂貴更麻煩。歐洲人現在該怎麽辦？趕走軍人召回牧師？不，我不認為歐洲人會召回牧師。另外牧師也不會有用。可歐洲人又該怎麽辦？我看了劍橋的Lowes Dickinson教授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題為《戰爭與出路》，說“召來憤青”。我恐怕憤青一旦被召來替代牧師和軍人，會帶來比牧師和軍人更多的麻煩。歐洲的牧師和軍人已經導致了戰爭，而憤青會帶來革命和無政府狀態，歐洲的局勢會更加惡化。我對歐洲人的建議是：不要召回牧師，最好也不要召來憤青，——而是召來中國人；召來具有好公民信仰，具有2500年沒有牧師沒有軍人的和平生活經驗的中國人。
事實上我確信歐洲人能找到解決戰後歐洲文明大問題的方法，——就在中國。我重申，就在中國有一種無價的至今有效的文明財富，這種文明財富就是真正的中國人。真正的中國人是文明的財富，因為他知道歐洲人在世界大戰後需要的新文明的秘密，這新文明的秘密就是我所謂的好公民信仰。好公民信仰的要旨就是相信人性本善；信任善的力量；信任美國的艾默生所謂的愛和正義的律法的力量。什麽是愛的律法？好公民的信仰教導說愛的律法就是愛你的父母。什麽是正義的律法？好公民的信仰教導說正義的律法就是真實，守信，忠誠；每個國家的女人必須無私，忠誠於自己的丈夫，每個國家的男人必須無私，絕對忠誠於他的君主，他的國王或皇帝。事實上，我最後要說，好公民信仰的最高職責就是忠誠的義務，不但在行為上，而且在思想上忠誠，正如但尼生表達的：
把國王當道德心來敬畏，
把道德心當國王來敬畏，
打倒異教徒，支持救世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