缽盂泉
冬苗，原名,董淼, 江蘇省蘇州市人。今年已72歲，出國前,乃江蘇省蘇昆劇團（蘇州）、江蘇省錫劇團（南京）高級編劇。 1993年4月定居加拿大蒙特利爾，任《華僑新報》編輯主任。為《魁北克華人作家協會》創會主席。出版戲劇、小說多部。
執行槍決
冬苗
我們河清小學門前，有堵黑色照壁，常常張貼法院告示：“------驗明正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 罪犯的姓名打一鮮豔的紅勾，表示在閻王爺的“生死簿”上注銷了，從此，活人變成了死人，永遠不會再在地球上出現。
同學們逃了課，興衝衝趕去看“殺人”，我不敢，膽子忒小。即使與家人到虎丘山遊玩，也要遠遠繞過作為刑場的“一號橋”。
我真正與“執行槍決”近距離接觸，是在參軍之後。親眼看到被“執行槍決”的第一個人，即是我們的連長。
我在1950年10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部隊，分配在中央軍委“海軍聯合學校”學習艦艇技術。學校總部在南京挹江門口，就是魯迅當年就讀的“江南水師學堂”舊址，靠近長江邊。
這時，全軍開展“向文化進軍”的運動，我被抽調出來，編入“文教(文化教員)連”。連長是個紫色臉膛的關西漢，叫蒯更山，粗短身材，滿嘴暗紅色的絡緦胡子，毛毛拉拉，駝絨似的長得特厚實。喊口令愛拔高音，如同打雷，震得我們頭皮發麻。
校領導為了體現對“文教連”的重視，我們竟進駐了“美國大使館”。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先生一去不回，那洋樓顯得十分安寧、空曠，牆上掛有大幅油畫，一個個豐腴美豔的西洋女子，仿佛要從畫上姍姍走來。
屋外綠樹成蔭，回廊曲折，花木扶疏，芳香撲鼻，噴泉，水池，還有裸體女人的白玉雕塑，一個又一個，或站或臥，或嗔或喜，逼真之極，冷不防會嚇人一大跳。
蒯連長下達的第一道命令是，把樓上樓下的盥洗室全部用寬木條釘死，不得使用。他親自動手，在花園牆腳根挖一溜茅坑，來解決我們的排泄問題。他完全是為了愛護這個美麗的庭院，不多天，卻變得臭氣熏天，群“蠅”亂飛了。
我們化三個多月時間，突擊學習“祁建華識字法”“常青寫作法”，還有【辯證唯物論】【社會發展史】等政治課程。為了開展學習競賽，大辦黑板報，蒯連長又把回廊的幾麵白粉牆，全都刷黑了，變成汙七八糟一大片。
我是【人民前線】的通訊員，經常要開夜車寫報道，怕影響別人休息，蒯連長讓我住在連部的單間，與他床對床。
－次,有個“鳳陽婆”來收衣服去漿洗，我把被子也交給了她。可是，晚上送回來，卻發覺掉了包，縫被子裏的新棉花變成了爛棉絮。我年輕氣盛，與“鳳陽婆”爭吵起來，鬧得不可開交。蒯連長急忙趕到，厲聲喝住了我，向那“鳳陽婆”一再賠禮道歉。事後，找我談心說，他也知道，軍需處統一發下的棉被，裏麵絕不可能裝爛棉絮，肯定被那安徽老太掉換了。但，我們革命隊伍有個規矩：當兵的與老百姓爭吵，任你有一千條、一萬條理由，總是當兵的不對，當兵的首先要認錯，要檢討自己。因為軍民關係大於天，群眾影響壓倒一切。
當夜，他把自己的新棉被跟我的爛絮被換了，一再囑咐我，事情到此為止，隻有你我兩人知曉，對誰也不準說。這個冬天，蒯連長就裹了這床己經發臭的破棉絮度過的。他很固執，不肯換回來，也不願與我合蓋一條棉被。
想不到，蒯連長與我們分別後，不足半年，便被判處死刑，“押赴刑場， 執行搶決”。 他犯的罪即是破壞“軍民關係”，造成了極其惡劣、難以挽還的“群眾影響”。
那天，黎明時份，起床號還沒吹響，突然警鈴大作，憤怒的老百姓蜂湧而來，團團包圍了軍校。嘈雜的人群像海潮一樣湧進大門，都在高聲大叫：大家看哇，我們抓到了解放軍“強奸犯”！
這強奸犯，即是五花大綁、被騰空架著的蒯更山。他軍衣撕爛，露出條條楞楞的肌肉和肋骨，鮮血遍體，已被打得奄奄一息。
南京的夏天號稱“火爐”，酷熱異常，居民習慣於卸下大門，露宿屋外。尤其青年婦女僅穿短褲小褂，玉體橫陳，極不雅觀。蒯連長大概是途經窄巷，迂回在赤身露體的人群裏，不知怎樣一時性起，爬到一名少婦的門板上，強奸未遂，被當場擒拿。
此事確實嚴重，但是，尚不致於構成死罪。偏在此時，南京市正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一位民主人士提出，都說南京是國民黨老巢，蔣匪幫十惡不赦，可是，他們還不敢在大庭廣眾幹出這樣不要臉的事呢！南京軍區司令更是氣憤，拍案而起，“解放軍”與“強奸犯”連在一起，如何得了！ 殺，殺無赦，斬立決！
全軍參加公審大會，誰也不得缺席。我親眼目賭了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與我同住三個多月的壯年漢子，槍聲一響，變成了醜陋的屍體。
這個夏天，我們海校還處決了一個人。 此人我不太熟悉，大家叫他“二巴”。 職務不高，資格很老，是井崗山時期的老紅軍。原來養戰馬，沒有了戰馬，便燒鍋爐。他的罪名是，在鍋爐房打一小孔，偷窺女浴室。 罪不當死，軍法處長隻是想到自己的妻子、女兒精赤條條，一絲不掛，也被二巴看了個飽，心裏不舒服，便把他的名字用紅筆勾了。但，聽說行刑隊用了“開花彈”，炸得二巴血肉橫飛， 軍法處長又大發雷霆，摔了茶壺，說，對待一個老革命，哪能如此殘忍！
“開花彈”便是普通子彈，彈尖在鞋底上使勁磨磨，打在身上，便不是一個洞，而是一朵“花”。
人生在世，閱曆漸多。雖則“死人的事經常發生”，但，看人槍決，和自身被“執行槍決”，完全不同，體驗大不一樣。
吾生有幸，在文化大革命中，體驗了一次“押赴刑場， 執行槍決”的切身感受， 而且體驗得很充分，整整四個多小時，堪稱“前無古人”。
那是在蘇州遠郊的玄墓山，遲浩田是該師部的副政委，負責整個蘇州市的“支左”工作。文革後期，他即進駐【解放軍報】社當主任，一路飆升，官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他是注定要成為曆史人物的。那是後話。
我被打成反革命，在那裏辦“學習班”，接受批鬥。遲副政委找我談話，慷慨激昂，最後以“死不悔改，死不作惜，死有餘辜”三個“死”字作了結論，我便預感到前景不妙，小命難保。蘇州兩派武鬥，剛剛死了好幾百人，肅殺之氣，籠罩在古城上空。玄墓山更成為重案要犯的集中營，名符其實的人間地獄，嚴刑拷打，審訊逼供，斥罵聲、棒喝聲、嚎叫聲、哭泣聲，夜以繼日，不絕於耳。
天沒大亮，我被造反派叫醒，四名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戰士鐵扳著臉，站在我麵前。
“要押我到哪裏去？”我惴惴地問。
“我們執行遲副政委的命令，送到你該去的地方！”一名熊腰虎背的高個戰士，輕蔑地瞟我一眼，拍拍手中的公文袋。
“哼，死到臨頭，還不知曉！”造反派在我身後悄悄地說。
我走在前麵，荷槍實彈的戰土押解在後，出了營區，命令我走上狹窄的羊腸小道。我聽見了子彈上膛清晰的聲響，感到陣陣涼氣直透骨髓，時時刻刻分分秒秒等待著扣動扳機，把我擊斃。
頭腦很清醒、很幹淨，己超越了恐懼。 漸漸地，太陽出來了，這是我一生最後的日出，分外的明亮，曬在身上暖洋洋的，使我雙眸噙滿淚水。穿越一方方農田、一座座草坡，繞行於河塘與野林之中，看見野兔奔突，田鼠逃竄，小鳥覓食，翠綠的蚱蜢竟蹦跳到我身上。生活是如此的美好，我真想多看看這個世界，多呼吸一口新鮮空氣。
走了四個多小時，未覺漫長，也不勞累。進了蘇州城，把我關進一座戒備森嚴的水泥小屋裏。下午二時，在市中心的察院場，全市召開對我的批鬥大會。柳林、李執中等市委當權派，浩浩蕩蕩數十人作為陪鬥。這是我這一生享受的最高待遇。
批鬥結束，我未被執行槍決。據說，遲副政委這麽安排，隻為煞煞我的囂張氣焰。
好多年後，讀到張賢亮的長篇小說【習慣死亡】，講到一名十歲女孩蘭蘭，因錯喊口號，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槍聲一響，蘭蘭嚇得大哭起來，家人奔去把她抱入懷中說，別怕，別怕，叔叔跟你鬧著玩呢！
喔，我方始明白，原來當年的遲副政委也與小百姓鬧著玩昵！
就是妳『春苗』那年代。
那個年代的荒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