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華的兄弟

李蘭從始至終是依附在男性身上的女人，她有過兩次婚姻和一個兒子，她的榮辱緊緊地維係在這三個男人身上。第一個丈夫帶給她恥辱，她很長時間在村裏抬不起頭來，她的兒子因為偷看女人屁股而成名，被稱為 “小流氓”“小王八蛋”。 她一生中唯一的輝煌與快樂的時間是和宋凡平結婚以後的時間，宋幾乎是一個完美的男性英雄，愛妻子，照顧孩子，充滿正義。 在餘華的寫作生涯中，宋是唯一一個被正麵包裝的男人，和以往的邊緣人不同。無論是現實一種中的山峰兄弟，還是活著中的福貴，萬喜，他們要麽沉默寡言，不善於表達自己的感情，要麽有著先天的政治，生理缺陷。 宋凡平不一樣，他有能力，也敢於表達。在籃球場上，這一幕被認為是超出現實的捏造，我卻認為不乏可取之處。作者讓男女主角閃亮登場，這種濃重的幸福與歡樂，與後文的沉重的死亡相互呼應，其實，更說明政治的暴力和殘酷。 一個無所畏人言的英雄，他的優秀隻表現在體育場上，不是權力鬥爭的愛好者。他有愛他的女人，他不在乎別人的嘲笑。生逢亂世，這樣的男性是家庭最好的保障。可是，他還是死了，他的死亡充滿了暴力的“浪漫”，他堅持要買票去上海，不惜為此逃出監獄，在汽車站被人亂棍打死。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分鍾仍然充滿了對愛人的憐惜和期待。

我介紹這麽多男主角的情況，其實是為了說明，正是由於作者在這個男性身上投入了過多的雄性英雄主義色彩，他的 “愛人”也因此顯得極為弱小和無力。女性的勇氣和智慧完全淹沒在對男性的絕對服從和敬仰之下。在等待宋凡平來接她的時候，她先是在醫院的門口等，又在汽車站睡了一晚上，整個旅程傷心，無奈。作者化了大量筆墨描寫一個女人在失去了男性指引的方向以後，被動接受命運的過程。在宋凡平死了以後，李蘭不洗頭長達七年，七年之後的一次洗頭，讓她的頭發徹底變白，完全成為一個老婦人。其實，在艱難困苦的時期，中國女性一向有著比男性更持久地智慧與堅韌。在同樣表現單身女性帶著兒子在文革中的經曆的作品 “藍風箏”中，鐵頭的媽媽，為了給兒子一個良好的學習和生活環境，盡最大努力完成工作，挑選鐵頭的繼父。甚至在活著中，福貴離家多年，家珍也是盡全力撫養他們的一雙兒女。 很奇怪的是，李蘭和宋凡平的愛，好像宋一直是付出者，李是接納者。宋把李從第一個丈夫的陰影下解放出來，讓她成為穿上水晶鞋的公主。李的唯一任務就是扮演好服從者的角色。她跟著宋在劉鎮上展示自己的幸福，被宋送到上海去治病，等待宋來接她。我甚至沒有看到她對自己和自己愛人的孩子的關心和照顧。在這個“浪漫愛情故事”裏麵，我隻看到了合格的男主角，和幾乎是個 “殘疾”人的女主角。

正像我在序言中介紹的一樣，共產主義對男性知識分子的壓抑某種程度上是對男性主體性的壓抑。餘華的小說反複出現男性的主角和中心地位是以壓抑女性為代價換得的。兄弟的上半部分，男主人公的格外有力是以女主人公的格外無力為基礎的。更有意思的是共產黨作為另一股力量決定著每個人的命運。

 

人造處女膜和處美人大賽

在女性越來越能主動地掌握自己的命運的時代。一個江湖騙子周遊到劉鎮來推銷人造處女膜。餘華花了大量筆墨來描寫人造處女膜的銷售和處美人大賽的情況。 我們來對比一下男人和女人對處女的不同含義來了解餘華寫作中的深層意義。

首先，這是人造處女膜，不是自然處女膜。餘華還充滿寓言的命名為 “聖女貞德”和 “孟薑女”牌。 傳統意義上的處女膜是女性純潔的象征，但是這種純潔更多的是來自於男性的要求，和夫家的標準。換句話說，得到一個處女新娘，是男性家庭得到一個“高檔產品”的標誌。有人說，處女膜是男人的臉皮。事實上，這就是中國古代貞操觀所養肥的男權思想的反映。在古代社會，女人無論是婚前還是婚後，“失貞”都是可恥的，一個女人如果婚前處女膜破裂，即使她長得如花似玉，也沒有男人敢娶她做老婆。如果這個女人生活在一個對貞操約束更苛刻的地方，她甚至有可能被裝進麻袋，同石頭一起沉入山澗或深水潭。  女人的價值在某種程度上是由處女膜來決定的。我在前文中提到的 《鶯鶯傳》，女主人公之所以被拋棄，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她已經不是處女，不符合傳統文人對處女新娘的要求。中共執政以後，女性的經濟社會地位有了顯著的提高，但是在性的純潔度的要求上，並未發生本質改變，或者說，西方女權主義者推崇的性解放，性自由的論調，沒有在中國得到廣泛的推廣。真正改變中國女性性觀念的，應該是九十年代以來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物化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粉碎了傳統的倫理道德。人們可以用鮮血來換取必要的生活物資的同時，女人們也發現了處女膜對於男人的交換價值。

對於男性而言的處女膜，周遊在反複推銷自己的人造處女膜時說，“比起醫院手術的價格，聖女貞德牌可以上男性朋友在一個女人身上獲得十次處女開苞的幸福，孟薑女牌更是可以獲得三十次開苞的幸福！” (P 329) 性行為被簡化成為經濟帳，而且，我們發現，人造處女膜可以提升每次性生活的經濟價值。

對於女性而言的處女膜，這裏我們要結合美處女大賽來談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