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園關宴和雁塔題名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唐代詩人孟郊七絕《登科後》中這兩句詩，寫的是中進士後的歡愉心情。但這不是說新科進士們騎著馬，在長安城裏跑一天看花，其中故事容我慢慢說來。
        唐代的長安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繁華的城市，城市布局非常規整，有東、西兩市，每市由三十多個坊組成。兩市之間北麵是皇城，南麵是達官貴人的居住區。西市是當時工商業的集中區，唐代的絲綢之路起始於西市，商賈雲集，許多來自中亞、波斯的胡商匯聚於長安從事商業貿易，當時的“西市”有衣肆、藥行、酒肆等，素有“金市”之稱。東市是遊樂區，著名的紅燈區：平康坊就在東市西麵靠近皇城的東南角。而遊興之地集中在東城牆附近的南部，從春明門到曲江池，沿途酒家密集。
        曲江池位於長安城的東南角，是唐代最負盛名的風景遊冶區，秦漢時期此地就有離宮林苑，隋唐時又疏水修葺，擴修新建了杏園、紫雲樓、彩霞亭等，益發顯得景色旖旎，風致佳絕。著名的長安八景中，“曲江流飲”即為其一，唐人有言：“都城賞勝之處，惟有曲江”。曲江遊宴，是唐代長安人經常性的一種活動，規模最大的便是皇家在節假日或盛會時，每至上巳、中和、重陽等節日，這裏便萬眾雲集，“車馬爭先盡此來”。自唐德宗將二月一日設為中和節後，中和、上巳、重陽三節進行曲江賜宴成為定製，其中以三月初三的上巳節規模最大。唐明皇時，曲江的遊宴最為繁盛。其時，皇親國戚、文武百官都可帶妻妾家眷前來赴宴。為表示與民同樂，皇帝還允許士子百姓、僧道人等，一並前來遊賞飲樂。
        曲江遊宴中的規模最大的盛會是從唐中宗神龍年間就興起的曲江關宴，這是專門為新科及第的進士們在曲江池舉行的遊宴。隋、唐時，“進士科”、“明經科”都算是考試科別，進士科是常科，考取又最難，一般每次隻取二、三十人，僅是明經科的十分之一，因此最為尊貴，地位亦成為各科之首。在唐朝，進士及第後，要到吏部進行關試，才能得到官職，而布宴時間是在每年的“關試”之後，布宴地點就在杏園，故稱“杏園關宴”，亦稱為“曲江會”。這是因為此時正值上巳節，氣候宜人，春光明媚，杏花盛開，又是三年才舉行一次， 格外難逢。
        能夠參加曲江關宴，是文人學子們一生中極為風光快意的事情。關宴之時，皇帝常攜嬪妃登紫雲樓而觀，公卿百官們“各攜妾妓以往”。意興遄飛的進士們先是遊園賞景，然後入宴。杏園位置據《三字經》作者，南宋的王應麟所撰《玉海》卷171“唐杏園”條：“曲江池西即杏園”。杏園因園內遍植杏樹得名，關試在二月末進行，此時滿園杏花盛開非常漂亮，這大概是關宴選在此處的原因。宴前，進士們推選兩名相貌俊雄之士，稱為“探花使”，乘快馬遍覽長安名園，采回各色名花，供大家品評賞玩，這才是本文開頭孟郊兩句詩所描寫的情況。後世進士一甲第三名叫做探花，就出自此舉。是日，皇帝親臨紫雲樓，並在宴中常賞賜些禦廚食品，以示恩寵優渥。宴後，進士們乘畫舫彩船，泛舟遊樂。遊宴期間，這些驕子們紛紛一展才華，吟詩賦章。最後，全體信步至旁邊的慈恩寺，在大雁塔題壁留名，以示垂世，這就是“雁塔題名”。
        曲江宴前數日，各種行市已羅列於曲江池頭，吃的、喝的、演的、唱的，應有盡有。皇帝慶典詔令一頒發，全城一片歡騰。曲江池岸，管弦交作，輕歌曼舞，響徹雲霄。人們成群結隊，扶老攜幼，前來觀看，意興所至，舉杯暢飲。一些公卿顯達之家，則攜帶待字閨中的女兒，乘此機會選婿。因而，那些容貌秀美的未婚進士，一不小心，就可能成為某家的東床佳婿，真是“雁塔題名”與“洞房花燭”雙喜聯袂而至，不過有唐一代似乎沒有發生過這種事情。這是因為唐代進士每科名額少，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古人結婚早，未婚進士少之又少。五代南漢宰相王定保所撰筆記小說《唐摭言》中記載白居易曾有“慈恩塔下題名處, 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詩句，白居易二十九歲中進士，已經是他那一科進士中年紀最輕的了。唐代民風淳樸，從上到下，似乎還沒有人想到停妻再娶的辦法（除了武則天那時的皇室外）。隻有一次很接近於“雁塔題名”與“洞房花燭”雙喜聯袂而至的狀態，而且還是狀元郎，並留下詩壇佳話，容日後再細細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