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關於《也談詩》’（原來也貼在書壇上）

古人雲‘言之不足則歌之’，竊以為未必如此，應該是在采集漁獵中，為了減輕勞作之累，先有號子之類的‘歌’。隨著人類感情和語言的豐富，才出現言之不足的歌謠。文字出現以後，一些流傳傳廣，曆史久的口頭作品被記錄下來，如‘擊壤歌’（據說這是堯時的民歌）表現了樂天知命的心理，還有表現憤怒不滿的‘時日遏喪，與汝偕亡’和表現忠貞愛情的‘上邪’之類的上古詩歌。現在已經無法唱了，隻留下歌詞成為最早的詩，當然這些詩意經過後人的修飾。先秦時代大致有三種場合會有歌唱的需要：老百姓抒發感情的民歌、會盟宴樂中助興的曲調、祭祀祖先時奉獻的樂章。這些歌詞經過孔夫子的收集整理就成了包括風、雅、頌的詩經三百篇的內容。

詩應該可以唱，所以漢代有‘樂府’的設置專門管理有關事務，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出現詩和歌的分家。南朝沈約辨四聲，無意中為詩歌進一步分化提供了理論基礎。在下認為魏晉六朝的樂府詩主要還是用來演唱的。長篇的‘孔雀東南飛’、‘陌上桑’、‘木蘭辭’好比是後來的說唱文學。短篇的則是歌謠，有些歌題就相當於後世的詞牌、曲牌，比如那個淒美愛情故事產生的‘華山畿’。即便到了唐代，主要是盛唐以前許多事還是可算作是歌詞，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李白的清平調。李白是作樂府的高手，他的許多詩確實令人言之不足則歌之，比如‘將進酒’、‘俠客行’等等。中唐以後，近體詩的格律嚴謹了，詩和歌的界線越來越明顯。即便如此，詩還是從民歌中吸取新的養料，劉禹錫的‘竹枝詞’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詩中襯字竹枝和女兒就是伴唱者的唱詞。

清代以前人們一直認為李白的‘憶秦娥’和‘菩薩蠻’是詞的百代之祖，直到敦煌曲子詞的發現，才糾正了人們的看法。同詩和歌一樣，詞和曲也是先有民間的曲調，敦煌曲子詞文字都比較樸實，沒有刻意雕琢，然後再有文人優美的詞作。李白來自碎葉，對‘菩薩蠻’這個曲調是熟悉的，填詞就和作樂府詩一樣。詞牌名特別五代以前的小令都比較通俗，高雅一些的大概是因為名人名作的關係，比如那個‘憶秦娥’，可能是由於李白及其做的詞太有名了的緣故。五代以前的詞人很少又是音樂家，宋代以後情況就不同了，柳永、周邦彥、薑夔等人不僅是著名詞人，也是著名的音樂家，創作了大量的慢詞。當時叫自度曲，就是既作歌詞又作曲譜，如薑夔的白石道人自度曲十七首，這和今人隻作詞的所謂自度曲不同。詞更應該是用來演唱的，所以前人有紅牙檀板和鐵板銅琵的說法。詞譜應該是詞牌的曲譜，曲譜佚失後詞譜變成了格律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