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啊人性

從來未到過文化走廊，這個帖子不知道是否符合論壇的宗旨，如果班主認為可以，今後會多來逛逛。
先來轉貼一段鄭州東方今報記者采訪的新聞：
　　一名10歲左右的女孩兒玩耍時掉入2.8米的深水中……河岸邊有二三十名路人圍觀，隻有兩名男子毫不猶豫地跳入水中，女孩兒最終得救了。這兩名救人者事後悄然離去。一個星期後，有人證實，見義勇為的這兩個人其實是小偷，這到底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這又是兩個怎樣的小偷呢？
6月27日，記者接到了一個陌生人打來的電話：“我知道一個事兒，不知道該不該和你說，咋和你說。有個小女孩兒掉到水裏，當時圍觀的好多人都沒人下水救人，最後兩名小偷下去把女孩兒救了上來。這事兒你信嗎？”電話那端，陌生人的話裏充滿了猶豫。記者有很多的疑問：“你怎麽知道他是小偷？”陌生人說：“他們經常在金水河附近活動，在那裏做生意的都知道他們是幹啥的。我也不知道該不該說這個事情，在大家眼中，這些小偷已被定性，好像隻幹壞事兒，不幹好事兒，這次卻恰恰相反。知道內情的人都很感動，附近好多人都在議論這個事情。”
　　記者也猶豫了，對這樣一個新聞，立場和角度該怎麽把握？這倆小偷如何同時充當了“壞人”和“英雄”的角色？關鍵時刻，為什麽好多人站在河邊圍觀，隻有他們毫不猶豫地衝向了女孩兒？記者最終決定調查這個事情，還原它的真實麵目。
　　采訪的過程並不容易，救人的兩個人躲開了眾人的視線。6月27日，記者來到中原區金水河路段，在他們經常出現的地方尋找。據附近的群眾描述，兩人一個叫周林生(化名)，一個叫趙慶(化名)，他們經常結伴出現，其中趙慶喜歡穿一件紅色T恤，個子瘦高。記者從下午3點多找到晚上近10點，每天在這裏溜達好多圈的他們，突然猶如從人間蒸發了，怎麽也找不到。幾經周折7月1日周林生和趙慶終於願意接受記者的采訪了，在他們和目擊者的敘述下，當天救人的現場得到了還原。
　　周林生和趙慶至今也回憶不起救人的確切日期，“反正有10多天了，那天特別熱”。那天下午1點多，兩人來到鄭州市嵩山路與隴海路路段之間的金水河畔，還有其他幾個哥們兒，一起坐在河邊柳樹下乘涼。周林生一邊咒罵著炎熱的天氣，一邊盡量往樹蔭下挪著身子。周林生前方河底處，是一個橡膠壩，橡膠壩寬1米多，用於存儲和排放河水。雖然有管理人員不斷過來吆喝：“別在這裏玩水啊！”可還是有許多孩子脫光了鞋子跳到橡膠壩上，看著河水緩緩流過自己的小腳丫。
　　突然，河邊有人吆喝起來：“救命啊，救命……”周林生起身一看，橡膠壩南邊的深水裏，有個女孩兒頭朝下紮著猛子，“撲通、撲通”的，旁邊她兩個同學好像還在和她說話。過了幾秒，女孩兒身體忽然翻到水麵上，她撲騰了幾下身體又開始下沉。
　　周圍乘涼的人也發現情況不妙，一會兒會聚了20多人，可是所有的人隻是站在岸上大聲嚷嚷著“救人、救人”，卻沒有一個人跳下去。周林生看看膝蓋，一年前車禍留下的傷疤還在。自從腿裏打進鋼板後，他的腿就有點活動不便。這時，一看情況危急，周林生猛地推了趙慶一把，“快去救人”。趙慶忽地站起來，一把扯掉上衣，從草坪上跳下1米多高的河堤，邁著大步衝向橡膠壩。他伸手去拽女孩兒，距離遠沒抓住。他猛地向前撲了一下，在抓住女孩兒一條腿的同時，他也一個趔趄掉進水裏。被水猛地激了一下，趙慶清醒了：“我不會遊泳，我咋跳下來了？不會把我的命也搭上吧？”
　　這時，岸上的周林生也急了：“趙慶是有名的‘旱鴨子’，每次我們一起去遊泳時，他從不下水，我們逼著他下，他就抱著遊泳圈縮在岸邊的淺水裏。”因為經常在附近出沒，周林生知道橡膠壩旁的水深約2.8米。他害怕趙慶出事兒，三步並作兩步下了岸邊台階，然後一個箭步跳上橡膠壩。趙慶在水中嗆了幾口水，他拽著女孩兒的腿向岸邊爬去。撲騰了幾下，趙慶始終無法靠岸。周林生忙和旁邊一個五六十歲的男子，手拉手站在橡膠壩上抓住趙慶，趙慶又抓著女孩兒，一串兒人就這樣都上了岸。
　　趙慶拖著昏迷的女孩兒放在河岸邊。她的兩個同學一個嚇得哇哇大哭，另一個臉色蒼白。落水女孩兒看起來10歲左右，她吐了幾口水後慢慢清醒過來。過了幾分鍾，女孩兒搖晃著身體站起來，在同學的攙扶下臉色呆呆的，一搖一晃地走了。趙慶全身濕漉漉的，他拎拎褲子，水順著褲邊兒一股股地向下流。這時，一位大姐走過來遞給他一部手機：“你剛才從草坪上跳下去的時候，手機掉了。”趙慶接過手機一看，屏幕全摔碎了，上麵一片空白。他苦笑了一下，這手機1000多元錢剛買一個月。他又摸摸口袋，裏麵的錢全濕了。
趙慶全身淤泥，又黑又臭。他鬆鬆皮帶，準備脫了褲子曬曬。這時，剛才圍觀的20多人中，一名男子朝著他和周林生鼓掌，好幾個人跟著開始鼓掌。周林生和趙慶對視一眼，倆人拎起衣服就跑。周林生後來說：“我們當時就覺得特別丟人，飛一樣地逃跑了。”周林生說，他習慣了在生活中被別人視為壞人，當大家把掌聲和讚譽給他時，他本能地逃跑了。“要是熟悉的人知道了這件事情，肯定會說：‘就這些孬孩兒，還救人啊？裝的吧！’”。因為他倆的生活經曆很相似。搶劫、吸毒、偷盜，不知不覺中離正常的生活越來越遠。
　7月2日下午2時10分，記者的電話響起。說話的是周林生的朋友：“巧了，在同樣的地方，周林生又和他朋友救起一個女孩兒。”記者迅速趕到現場，見到被救的女孩兒小李。小李說，她從鞏義來鄭州打工，昨天中午，她買了點桃子，想在河邊找水洗洗吃，結果腳一滑，她在三四米寬的河壩上打了幾個滾後跌進了河中。北邊的橡膠壩正在蓄水，女孩蹬了幾下沒蹬到河底兒，在水沒到脖子的時候，她拚命地喊出了：“救命、救命。”周林生和朋友剛巧在岸邊，他們忙跳進水裏拖住女孩兒，女孩兒慌亂中上不了岸，周林生的朋友把腿墊在女孩兒身體下，兩人合力把女孩兒拖到岸上。
　　見到記者，周林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可不是為炒作才給你打電話，我是想著你為這件事跑了這麽多天，今天這麽湊巧，希望把這件事說說，或許對你寫稿子有幫助。”記者很詫異：“你出車禍後，腿裏打著鋼板敢下水嗎？”周林生撓撓頭：“如果第一次救人是偶然，在你采訪的前前後後和周圍人的評價中，說句心裏話，我是得到了鼓勵，我想以後遇到這樣的事，我會一直做下去。”
不知諸位看了這篇報道有何感想，在下卻想到了人性的複雜。人性的善惡是古往今來哲人們一直在探討的問題，所有的宗教無不涉及它，就是在儒家內部還有孟子的性善說和荀子的性惡說之爭。啟蒙讀物《三字經》說：“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在下理解這裏的‘習’是指社會環境的影響，主要是價值觀的灌輸和影響。整篇報道太長，略去了記者和報道中的兩個主人公的對話。他們直言不諱的說不是不能找到每月掙兩三千元的正當職業，而是認為那樣的血汗錢太辛苦，來得太慢，所以去偷。這是他們性惡的一麵。但是他們又認為人的生命很重要，救人是應該做的，手機壞了，損失千把塊錢算不了什麽，甚至盜亦有道，從不偷病人的錢，這是他們性善的一麵。周圍圍觀不救人的二十多位觀眾，恐怕全都是奉公守法的好人這是他們人性善的一麵，而對生命的漠視卻是他們性惡的一麵。
在下又想起雨果的名著《九三年》，最精彩的就是最後三章，特別是第三部的第六章‘勝利後的鬥爭’把人性的善惡描寫得淋漓盡致，真不愧是文豪的大手筆。八十歲的老頭德.朗特納克侯爵是一個狂熱的保皇黨，1973年法國大革命時期旺代叛亂的罪魁禍首，雙手沾滿了革命者的鮮血。共和派鎮壓叛亂的遠征軍追捕他三個月了，好不容易通過城堡的秘道逃了出來。離開城堡之前，不顧城堡裏還有三個萍水相逢的可憐孩子，撿來的孩子，素不相識、衣衫襤褸的乞兒，而且還是睡在搖籃裏的嬰兒，命令他的助手放火燒毀城堡。就在脫離包圍的瞬刻，他聽到了一個女人發現三個在大火中孩子的絕望呼救聲，接著又看到前來救孩子的遠征軍戰士們在堅固的城堡門前束手無策。毅然由秘道返回城堡，冒著被大火吞噬的危險和被遠征軍逮捕處死的後果，救出這三個與他毫無瓜葛、往日被他鄙視的平民的孤兒，完成了人性善的回歸。
接下來就是全書最華彩的一章，描寫堅定的共和派、遠征軍指揮官、侯爵哥哥的孫子戈萬關於人性思索的內心鬥爭。革命為了什麽？難道隻是為了報複？戈萬是共和派，他相信絕對性，而且身體力行，然而剛才出現了一種更高的絕對性。 在革命的絕對性之上，是人性的絕對性。人既然有種種惡習：狂暴、謬誤、盲目、頑固、傲慢、自私，那麽，戈萬剛才看見的就是奇跡。 人性的善對人的勝利。 人性的善戰勝了人性的惡。人們看見了三個可憐的孩子，他們幼小，不懂人事，無人照管，無父無母，孤立無援，正在牙牙學語和微笑，但他們受到種種妖魔的威脅：內戰、以牙還牙的報複、可怕的鎮壓邏輯、謀殺、屠殺、兄弟殘殺、狂怒、積恨；人們看見一場蓄謀殺人的可恥的大火流產、失敗了；人們看見殘酷的預謀被打亂、被挫敗了；人們看見古舊的封建暴虐，根深蒂固、毫不留情的傲慢，所謂的戰爭需要、國家利益等等無情老人的偏見都在初入人世者的藍眼睛前消失了，其實這很簡單，初入人世者沒有作過惡，因此他就是正義，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純潔；上天的巨大天使正是在幼童身上。
　　這個景象是有益的，既是忠告又是教訓。無情戰爭的狂熱戰士們突然看見在一切罪行、侵害、狂熱、謀殺麵前，在點燃火刑堆的複仇行動和舉著火把的死亡麵前，在大量的罪惡之上，出現了這個無所不能的威力--天真無邪。 天真無邪取得了勝利。 這次戰鬥的場所是良心。 朗特納克的良心。於是戈萬做出了私自放走朗特納克的行動，同時為了維護共和國法律的嚴肅性，把自己送上了斷頭台。但是朗特納克會不會從此向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呢？戈萬知道不會的，朗特納克隻會繼續叛亂，人民會繼續流血。人性啊，真是複雜。
由此在下回想起從小接受的教育：人性論是資產階級的玩意兒，是階級鬥爭學說的大敵；世上沒有抽象的人性，人性要服從階級性。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階級鬥爭就是你死我活，界線分明，戈萬的行為正可以解釋為是一個絕妙的反麵例子。看電影好人壞人分得清清楚楚，好人個個眉清目秀，相貌堂堂，壞蛋必定是獐頭鼠目，形象猥瑣，世界就這麽簡單。
家庭出身決定了一個人的前程，所以解放初查良鏞在外交部做外交部顧問梅如璈（東京審判的中國大法官）的秘書時，和喬冠華混熟了，喬冠華十分誠懇地告訴查良鏞，地主出身的他在外交部是出不了頭的。雖然都是號稱信奉馬克思主義，從蘇俄的列寧開始，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比較，最大的區別就是保留很濃厚的封建色彩，這大概是東方國家國情的緣故。所謂的階級出身和封建時代參加科舉要填三代履曆有什麽兩樣？也就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地理論版。這個出身論不知毀了多少人才，如果查良鏞不是聽了喬冠華德良言勸告，離開北京到香港，現在世界上就沒有金大俠，而隻有一個碌碌無為的小公務員（若沒有被打成右派還算幸運）。
當然為了掩人耳目或出乎別的目的，有成分論還不唯成分論，留了一個重在表現的尾巴。結果更壞，由人性惡的一麵所致，演繹出許許多多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人間悲劇。在下曾親耳聽一位政工領導幹部介紹一位正麵典型。某人資本家出身，背叛了其出身的家庭，表現了很好的無產階級黨性。其父在公私合營後按當時的政策可以安排一個公司（商店？）副經理的職位，在兒子堅強黨性堅持下，最後當了一名清潔工，兒子還經常監督其勞動態度。後來在下聽說這個兒子雖然入了黨，始終是一個一般幹部，並沒有得到提拔和重用。
在下對階級分析方法一直存在疑問。從大的方麵來看，整個地主階級中黃世仁這樣的地主即使是經過藝術的典型化，現實中當然也還會是有的。但以在下若幹年前曾在各地向老一輩農民鄉親（包括許多貧下中農）了解，似乎多數的地主並不壞，甚至還有受到稱讚的，黃世仁式的人物隻是少數。
在下家鄉有一些例子。有一家人家，父親是清朝的道台，四個兒子，長子早亡，剩下三個兒子分家後盡管都是地主，表現各有不同。二兒子是個敗家子，抽鴉片抽光了家產，臨解放時靠經商的女婿接濟還能維持著體麵的生活，土改時評為破落地主。三兒子分家後土地不增不減，因為他會每年拿出租穀的一半，用於鄉村的教育之類的公益事業，幾個兒子有國民黨軍官，也有共產黨幹部（結果在國共雙方都得不到重用，此是後話），土改評做開明地主。小兒子從小就很吝嗇，隻知道斂財，對佃戶很刻薄，但也沒有什麽嚴重的罪行，土改時作為惡霸地主被槍斃了。這是一個真實的案例，也是一個典型的南方新解放區的案例。其實那個小兒子雖然做人不大地道，但也罪不至死，據說是因為土改中要槍斃一定比例的地主分子，那人和那一家倒黴被選中了。在下相信這一說法，因為鄰村有一個地主被捕以後，因為他一貫熱衷公益事業，全村人都出麵保他，結果還是被槍斃了。（這一家有兩個兒子，大兒子當時在英國留學。小兒子在家務農，被編入另冊吃盡苦頭，總算盼到改革開放。此時，哥哥已是著名學者和實業家，於是縣上給弟弟一個政協委員的頭銜，讓他到英國遊說哥哥回國投資，說明家鄉父老已為拯救父親竭盡全力。結果還是得不到哥哥的諒解，無功而返。）原因大概也就是這個比例問題，因為如果達不到比例，就是工作隊右傾，需要整頓。整頓的結果工作隊長，隊員輕則檢討重新達標，重則開除黨籍，開除公職以至追查刑事責任。
在下還有一個遠親的案例，這位遠親家住海邊一小集鎮，是鎮上一位士紳，有三個女兒。該地清朝是一個衛所的所在地，衛所的最高長官是一名把總。這位遠親把大女兒嫁給了把總的兒子，其他兩個女兒也嫁給了當地的地主人家，都算是門當戶對。二女婿和三女婿雖然沒有很大的出息，還能夠守住家業。大女婿是個紈絝子弟，把總在世時還受點約束，把總去世後他就花天酒地，沒幾年工夫就把家產敗盡，在解放前三年早已淪為赤貧人家。土改時兩家姻親都是地主，就他家是貧農。改革開放前他家比另外兩家風光多了，改革開放後另外兩家經濟情況迅速上升，而他家卻依然十分困難。
所以在下以為那個階級分析方法是靠不大住的，因之以階級性高於人性，人性善惡決定於階級性的理論恐怕是有些問題的。說這些老古話，70`s以後的人恐怕不會相信這些事曾經在中華大地發生過，就是在下這一代很多人也是印象模糊，時間會抹平一切坎坷。原因不僅在此，還有利害關係的影響。現在還為文化大革命叫好，說是很有必要的人即使還有，大概也是很少很少了，因為從那場運動中得益的人群早已被打下去。現在認為反右派鬥爭有必要的不管內心想法如何，至少在口頭上還大有人在，甚至寫入曆史問題的決議裏麵，因為得益者一派還要繼續掌權，不願意承認錯誤給自己臉上抹黑，影響威信。再往前願意檢討事件是非的人就更少了，一是當事人多半已經凋零，二是政治繼承人擔心由此影響政權的根基。說到底還是涉及人性的善和惡。
在下以為人性善的一麵帶有諸如寬容、同情、兼愛、誠信、勤勞等等許多具有普遍意義的內容，每個人都能從自己做起，最終把這些內容作為全人類價值觀的核心，世界就會變得更美好，社會就會變得更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