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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治國與血緣治國(ZT)

(2009-08-08 15:59:16) 下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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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治國與血緣治國


    一部人類社會發展史,實際上可以看作是一部能力治國與血緣治國相互鬥爭的曆史。
    在人類社會的初期,是服從達爾文的“強者生存,弱者滅亡”的進化論原則的,實行的是“能力治國”。因為,能力本身就是對某人達到某個目的或完成某項任務的速度和效率的度量。因此,當時是越強壯、越有能力的人,越容易在惡劣的自然環境中生存,並在他人之中取得支配地位。
    但是,在人類社會初期,自然條件也是比較惡劣的。因此,當時的人類更需要的是團結起來,以集體的力量來對付惡劣的自然環境。而在當時,加強血緣關係是加強人類團結的最簡單有效的方法--因為,血緣關係本身就是反映人類繁衍網絡的網絡關係,最初的人類群體本身就是由那些有一定血緣關係的一群人組成的,加強血緣關係自然有利於加強人類的團結。因此,人類初期也是血緣關係逐漸加強的時期。
    從人類誕生的二、三百萬年前算起,一直到五萬年前母係氏族社會的開始形成。這段漫長的時期,都可以看作是能力治國的時代。當時的人類群體雖然也是由那些有一定血緣關係的人組成的,但是當時的血緣關係隻具有“自然屬性”--即父母生育子女的“生育關係”,而不具有“社會屬性”--即社會通過各種政治、經濟、法律、思想等措施等,確立的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各種權力和義務。比如,父母撫養子女的義務、子女養活父母的義務,以及父母將其社會地位和財產轉交給其子女的轉讓權、子女繼承父母的社會地位和財產的繼承權等等。因此,當時的血緣關係是比較淡薄的,沒有婚姻製度,子女常常一輩子就不知道其父親,隻在童年由其母親撫養。當子女成人之後,母親就會拋棄他們的子女,讓他們憑借自己的能力自由成長。當然,由於當時要經常與動物搏鬥、與其他人群發生戰爭,因此當時最需要的是強壯的體力,而不是智力。因此,當時的能力也主要是指強壯的體力,盡管智力是人類整體進化的決定性因素。
    從五萬年前到大約一萬五千年前這段時間,是母係氏族社會階段。在母係氏族社會階段,血緣關係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強。當時的人類群體是氏族。一個氏族實際上就是由具有共同血緣關係的一群人組成的一個群體。在這個氏族之中,常常有一個威望最高的女性統治者。這個氏族的其他成員常常和這個女性統治者有著緊密的血緣關係。但是,這時的子女仍然隻由母親單方麵養育,母親仍然隻將其子女養育到成年。並且這時的子女仍不具有養活父母的義務,也不具有繼承父母的社會地位和財產的權力。另外,這時雖然有一個共同的統治者,但是這個統治者並不象後來的專製君主那樣擁有很大的權力,許多問題都必須由氏族的全體成員討論通過後才能實行。在當時個人的能力仍然起著很重要的作用。因此,當時的社會可以說是能力治國和血緣治國混合並存的時期。是能力治國還未完全衰落,血緣治國還未完全取得統治地位的時期。
    從大約一萬五千年前到大約五、六千年前這一期間,是父係氏族社會階段。“血緣治國”的時代也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在父係氏族社會裏,氏族的首領由女性改為男性,並且進一步加強了血緣關係。在父係氏族社會裏,子女不再隻由母親單方麵養育,而是改為由父母共同養育。在其子女成人之後,父母不再是拋棄其子女,而是繼續和其子女保持著血緣關係。並且逐漸確立了子女養活父母的義務,及子女繼承父母的社會地位和財產的權力等等。因此,在父係氏族社會裏,血緣關係不再隻是一種“自然關係”,而是被發展成了一種“社會關係”。所謂的“血緣治國”,其實不是指別的,就是指國家或社會通過各種政治、經濟、法律、思想等措施等,以加強血緣關係的方式加強對國家的統治。
    從大約五、六千年前到大約二、三千年前這段時間,是國家產生初期的“國家”時代。這一時期是血緣治國的頂峰時期。在這一時期,血緣關係通過各種政治、經濟、法律、思想等措施等,建立起了非常完善、非常嚴密的體係。這一時期,整個國家的社會成員的社會地位的高低,都是按照血緣的貴賤來區分的。在這一時期,對血緣治國來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國家通過各種政治、經濟、法律、思想等措施等,確立了子女繼承父母的財產的“財產繼承權”和子女繼承父母的社會地位的“社會地位繼承權”。
    所謂的私有製,實際上也是在這一時期產生的。馬克思認為私有製是“剩餘價值”的產物,這一觀點是有一定問題的。私有製實際上是血緣治國的產物。因為,所謂的私有製不應該是一個“個人性質”的問題,即財產或社會地位歸哪一個人所有。而是一個“家族性質”的問題,即財產或社會地位歸哪一個家族所有。因為,“個人性質”的私有製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在某人死後,其所有權也就結束了。但是,“家族性質”的私有製卻不同,當某人死後其財產或社會地位還可以轉交給其子女,由其子女繼承,從而使其財產或社會地位得以保存。但是,家族性質的私有製是以子女繼承父母的財產的“財產繼承權”,或子女繼承父母的社會地位的“社會地位的繼承權”,這兩大繼承權為其支柱的。而“財產繼承權”或“社會地位的繼承權”又是血緣關係發展的產物。因此,血緣關係才是私有製產生的根本原因。當然,不可否認,如果沒有足夠的“剩餘價值”,財產也很難集中到少數人手裏。但這隻能說,“剩餘價值”是私有製得以產生的條件,而不是原因。
    另外,人們通常所說的私有製,隻是指“經濟私有製”,即建立在“財產繼承權”基礎上的財產的私有製。而忽視了另外一種私有製--“政治私有製”,即建立在“社會地位的繼承權”基礎上的社會地位的私有製。在三、四千年前,世界上普遍存在著這種“政治私有製”。特別是以中國的西周社會最為典型。當時的子女不僅僅具有直接繼承其父母的財產的權力,還具有直接繼承其父母的社會地位(官職和權力)的權力。但是後來,這種“政治私有製”普遍衰落了,所保留下來的隻有“經濟私有製”。我們現今的社會就處在這種“政治私有製”已經消滅,但還存在著“經濟私有製”的“經濟私有製時代”。
    “政治私有製”為什麽會衰落呢?其原因是因為血緣關係是存在著很大的局限性的。血緣關係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初期,雖然對於加強人類的團結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但是隨著人類的各種社會製度、政治製度、經濟製度、法律製度等的建立和完善,血緣關係在這方麵的作用越來越小,逐漸讓位於這些製度的作用。它的缺點卻隨著血緣治國的增強和嚴密化而日益暴露出來。
    血緣治國的增強和實施,使得有才能的、創立了極大基業的人,在其生後自然的將他們的基業轉交給他們的子女,而不是轉交給和他們同樣有才能的人手裏。然而問題在於,人的能力並不具有遺傳性,它是變異的產物。並不是越有能力的人,其子女也越有能力。因此,當一些能力低下、隻知貪圖享樂的人繼承了他們的有能力的、創立了極大基業的父母的基業之後,由於他們沒有能力管理好其父母的基業,因此他們的父母辛辛苦苦創立的基業不可避免的會敗落在他們的不孝子孫手裏。
    與之相反,那些出生寒微、但卻頗有能力的人,他們則能夠在社會環境有利於其發揮才能的條件下,通過自己的艱苦努力逐漸創立起自己的基業。然而,由於他們生活在血緣治國的社會裏,通常也會遵循血緣治國的原則,將其基業轉交給其子女。這樣,他們的家族也逃脫不了敗落的命運。這實際上是家族和(血緣治國的)國家興亡的根本規律。當然,如果社會環境不利於他們發揮才能,他們則隻能終生苦其生不逢時、人生不得誌而痛苦的死去。
    因此,血緣治國是有一個頂點的,當它達到頂點之後就不可避免的會走向衰落。畢竟,人類總體上還是必須遵循達爾文的進化規律--“強者生存,弱者滅亡”的。因此,隻有那些在血緣治國不適應人類社會發展的需要之時能夠迅速轉變的國家(家族也是這樣)才能更容易的崛起,並對那些沒有能迅速轉變過來的國家構成壓力迫使其也轉變過來。這樣,能力治國又會逐漸取代血緣治國。
    血緣治國的頂點在不同的國家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從整個人類發展的主體特征來看,大約就是在公元二、三千年前這段時間。也就是中國的西周時期、西方梭倫改革前的雅典時期,以及印度的佛陀誕生前的那一段時間。那時,子女不僅可以直接繼承其父母的財產,還可以理所當然的繼承其父母的社會地位。當時的社會製度如果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如果你父親是某省的省長,而你又是其長子的話,那麽你就是理所當然的下一任省長;如果你是其次子,那麽你的運氣就要差一些,隻能當這個省裏的縣的縣長。但是,在中國經曆了春秋戰國時期的大規模的社會動亂之後,這種社會地位的繼承權被廢除了,除了帝王,一般人都不能直接繼承其父母的社會地位了;在西方經曆了梭倫改革之後,這種直接繼承父母的社會地位的權力也被廢除了。盡管這時的父母還是可以通過各種間接措施,對其子女提供極大的間接幫助。社會地位的繼承權雖然被廢除了,但是財產的繼承權卻被普遍的保留了下來。
    如果人的能力具有遺傳性的話,那麽我們將會發現中國的西周社會是一種最好的社會製度。因為,中國的西周社會是血緣治國最完美的社會。如果人的能力具有遺傳性的話,那麽當時的社會就將是血緣治國和能力治國同一的社會。正是由於人的能力不具有遺傳性,血緣治國的增強和實施會阻礙有能力的人的成長及發揮其才能。所以當時的社會才會土崩瓦解,所以血緣治國在其達到頂峰之後又會逐漸走向衰落。
    從大約二、三千年前到現今的這段時間,就是血緣治國走向衰落,能力治國又逐漸興起的時期。這一時期的最大特點就是,對血緣治國來說具有更大意義的“政治私有製”被消滅了,而隻保留了“經濟私有製”。但是,由於“經濟私有製”的存在,以及父母還可以通過許多間接手段為其子女的成長提供極大的間接幫助。所以,我們現今的社會還遠遠不是純粹能力治國的時代。隻是與西周社會相比,取得了很大的進步。畢竟,在這一時期的社會裏,還是有很多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憑借自己的能力,取得很大的成就及很高的社會地位。而這些在西周時期是根本無法想象的。因此,我們現今的社會實際上類似於母係氏族社會,是能力治國與血緣治國混合並存的時期。但與母係氏族社會相比又是有所區別的。母係氏族社會是能力治國逐漸減弱、血緣治國逐漸增強的時期,而現在則相反,是血緣治國逐漸減弱、能力治國逐漸增強的時期。未來的社會必將是能力治國完全戰勝血緣治國,實行完全意義上的能力治國的時代。現今,“家庭”逐漸走向衰落實際上正是反映了這種發展趨勢。
    要想完全消滅血緣治國,實現完全意義上的能力治國。就必須消除血緣治國所保留下來的另一根重要支柱--財產的繼承權(社會地位的繼承權和財產的繼承權是血緣治國的兩根重要支柱),以及采取各種措施消除父母對其子女的各種間接幫助。由於社會地位的繼承權要比財產繼承權對社會的影響更大,因此,現今的任務比起二、三千年前來說要輕得多。
    消除了財產繼承權,也就完全消滅了私有製,這樣就必須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公有製。現今,社會主義國家的失敗,從某種角度來說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明白財產繼承權是私有製得以產生的根源。他們是在有財產繼承權的國家實行社會主義的。因此,他們實際上是在私有製的基礎上構建公有製或社會主義的。事實上,公有製或社會主義隻能在完全消滅了財產繼承權,或者說在完全能力治國的國家裏實行。並且,公有製或社會主義是和能力治國相統一的。正如,私有製是和血緣治國相統一的一樣。
    當然,有人可能會說,消滅了血緣治國就消滅了人間最美好的感情--血緣親情,從而反對消除血緣治國。我要說的是,消滅血緣治國並不是指消滅血緣親情和自然性質的血緣關係,而隻是消滅社會性質的血緣關係,是讓血緣關係退回到自然狀態。
另外,我還想說的是,把父母與子女間的血緣親情看作是人間最真摯的感情是錯誤的。因為,人與人之間最真摯的感情應該是建立在年齡、文化知識、興趣和性格等諸多因素都相合的基礎上的感情。也就是指,朋友之間的友情。
    當然,有的人並不能理解我這裏所說的觀點。但我隻要提一個問題,大家回答了這個問題就會理解並讚同我的觀點。“你是最喜歡與你的朋友在一起玩,還是最喜歡與你的父母在一起玩?”我相信幾乎所有的人都會回答說,“最喜歡和朋友在一起玩。”因為,所謂“朋友”本身就是人們在長期的交往過程中所選擇的那些與自己的性格、興趣和愛好等都相合的人。而父母則在年齡、文化和思想等各個方麵都與自己相差太大。因此,朋友之間的友情才是人間最真摯的感情,才是最自然的一種感情,才是最符合人性需要的感情。
    當然,我也不否認,在人類的本性之中也確實存在著一種對小孩的關心、愛護心理,特別是對自己的子女的關心、愛護。但我們可以從動物及早期的人類身上看到,這種天性隻存在於父母對未成年的子女之中。當他們的子女成年之後,他們的父母總是會無情的將他們拋棄,讓他們憑借自己的能力,自己去生存。隻是由於人類初期的自然環境對他們太惡劣了,因此,他們更需要的是團結起來以集體的力量來對服惡劣的自然環境。而加強血緣關係,是當時的人類團結起來的最簡單、最有效的方法。因此,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血緣關係才得以逐漸加強。
    從上麵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血緣治國”經曆了一個“由弱到強,再由強到弱”的倒“U”字型的發展曆程;“能力治國”則相反,經曆了一個“由強到弱,再由弱到強”的正“U”字型的發展曆程。未來的社會必然是完全消滅了血緣治國,實行完全意義上的能力治國的時代。但是,正如血緣治國的時代,會建立一整套與血緣治國相配套的相關製度一樣,能力治國的時代也需要建立一整套與能力治國相配套的相關製度。與能力治國相配套的相關製度應該是哪樣的呢?我認為應該是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經濟製度,及以“三部協調製”為基礎的政治製度。至於這兩種製度的具體內容,我們在其它文章裏會詳細論述,因此在這裏就不多說了。
    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在什麽情況下,我們上麵所說的能力治國的時代才會到來呢?我認為,我們現今的社會必須再發生一場大變革,完全能力治國的時代才會到來。因為,隻有在社會發生大變革的時代才是最需要人才的時代,才是能力治國對血緣治國產生重大破壞的時代。因此,也是能力治國進一步戰勝血緣治國的時代。我們現今的社會是不是處於這樣一個大變革的時代呢?或者至少是處於其前期呢?我認為,是的,我們現今的時代就處在這個大變革的時代、至少是處於其前期。因為,現今的世界正處於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即將取得重大突破的時代。而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的重大突破,必然會象鐵器和牛耕技術的運用一樣對整個人類社會產生非常重大的影響。二、三千年前政治私有製的消滅,正是鐵器和牛耕技術的運用對其衝擊的結果。現今,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的運用必然會消滅血緣治國的另一根重要支柱--經濟私有製(因為生物技術和信息技術將最終使得人的自然生殖方式變得毫無意義,從而也將使社會地位和財產的父死子繼製變得毫無意義),從而使能力治國完全戰勝血緣治國,使整個人類社會進入一個真正的完全意義上的能力治國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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