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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李劼-張藝謀的電影美學起義。李劼有幾篇文化視角議政的好文

(2007-12-16 13:06:22) 下一個
張藝謀的電影美學起義

李劼



1•影業草莽異軍突起

張藝謀登上電影行業的曆史舞台,是一個劉邦式的故事,一個朱元璋式的傳奇。當年拍完其成名作《紅高粱》到上海影評界聽取反響的時候,此君剃著光頭,披著軍大衣,頗有點李自成進城的派頭。而事實上,無論從電影美學還是從文化觀念上,張藝謀其時都在《紅高粱》裏恰到好處地完成了一場響當當的起義。《牧馬人》和《天雲山傳奇》一類的悲悲切切,痛哭流涕,因為《紅高粱》的問世而迅速消聲匿跡,成為如煙的往事。朝酒壇裏撒尿,然後硬說是好酒,聲嘶力竭地吼叫“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就著高粱地作愛那樣的豪放,飛快地上升為一種奇怪的時尚。仿佛如此一陣吼叫,中國人突然變得不再壓抑了,頗有揚眉吐氣的大快人心。仿佛有個山頭被占領,又像是哪個堡壘被攻破,《紅高粱》如同一麵迎麵飄揚的旗幟,在中國電影界嘩嘩作響。直到事過境遷,人們才發現,《紅高粱》那種令人鼓舞的畫麵,原來出自日本名導今村昌平的《鬼婆》。即使如此,也不能算是一場誤會。就算是誤會,中國觀眾也實在是太需要那樣的誤會了。總而言之,來自西北黃土高原的張藝謀,成了中國觀眾繼謝晉之後的又一個征服者。無巧不成書,就在這之前,上海的電影評論界剛好有人宣布:謝晉時代應該結束。接踵而止的張藝謀時代,於是就轟隆轟隆地開始了。

2•偷窺欲望大快朵頤


倘若把王家衛電影比作是製作精美的西餐,那麽張藝謀作品端給觀眾的,乃是地道的中餐。從《紅高粱》的成功上,張藝謀深深感受到中國觀眾的性壓抑有多麽嚴重。於是,本能和欲望,成了張藝謀電影接下去的關注焦點。《菊豆》一片從農民的性欲入手,《大紅燈籠高高掛》則從地主如何享受女人著眼。張藝謀力圖從農民的精液裏找出原始的本能,一如日本導演大島渚的《感官王國》從妓女故事裏發現性的秘密。比起《感官王國》背後極其冷峻的審視,張藝謀的燈籠掛得太高,不小心露出了偷窺的竊喜。

無論是今村昌平的《鬼婆》,《楢山節考》,還是大島渚的《感官王國》,對日本民族某些劣根性的批判,全都鞭辟入裏,並且痛切不已。相比之下,張藝謀卻十分陶醉於中國男人在床笫間的尋歡作樂。從《菊豆》裏裝模作樣的壓抑,到《大紅燈籠高高掛》中精心描述的享受,張藝謀體驗到了西門慶式的快樂。那是一種細細的品味,一種充滿竊喜和心跳的偷窺,偷窺中國男人如何在成群的妻妾身上大快朵頤。被張藝謀的大紅燈籠最終高高掛起的,其實是一股複辟男權的熱情。

《紅高梁》乃是勃起的紅,紅得還算硬朗。高高掛起的大紅燈籠則是西門慶式的紅,紅得俗氣,紅得粗鄙。這兩種紅色,由於全都源自性欲,所以毫無詩意可言。尤其比之於根據渡邊淳一小說改編的影片《失樂園》,張藝謀的情欲電影庶幾讓中國男人無地自容。

從表麵上看,張藝謀似乎頗有日本武士式的堅韌。但在骨子裏,張藝謀沒有那種從本能一下子飛升到純粹精神的富士山脾性。張藝謀能夠吃苦,但吃苦過後,必須跟隨著享樂。張藝謀絕對不會在影片裏高舉起愛的毒酒,一飲而盡。欲望的滿足,是張藝謀情欲電影的終極邊界。

3•在欲望和權力之間尋求平衡

張藝謀到《活著》為止的電影作品,幾乎全都是借助於八十年代的所謂先鋒文學。張藝謀曾經如同帝王網羅天下英才一般地臨幸當紅的先鋒作家。但《活著》一片的被禁,使張藝謀猛然意識到,不能繼續跟著先鋒文學亂走一氣了。

今村昌平和大島渚都是一旦起步就絕不回頭的藝術家,張藝謀卻知道如何揭竿而起,如何嘎然而止,再如何驀然回首。尤其是當他發現那些先鋒作家全都一麵先鋒一麵踩著紅地毯時,越發變得靈瓏剔透起來。欲望一旦碰到了權力的銅牆鐵壁,浪子回頭金不換的老話,就會在空中當當地回響。

於是,張藝謀開始《有話好好說》。其實,早在《秋菊打官司》裏,張藝謀已經在尋求欲望和權力之間的平衡。既然要活著,就得好好說話,不能老是渲泄個沒完。張藝謀生怕去打官司的秋菊,吃相太過生猛,還特意讓她隆起懷孕的大肚子,增添在權力麵前的可憐和忠厚。

張藝謀這一時期的電影,假如再算上《我的父親母親》和《幸福時光》,應該說是相當甜美的,盡可能地展示諸如淳樸之類的農民相。這個時期的張藝謀,有如春晚節目裏的趙本山,樸實得就像一顆圓乎乎的土豆。

這樣的樸實,合乎邏輯。觀眾那裏已經得足了分數,接下去當然應該有個欽定的位置。用張藝謀的電影語言,叫做討個說法。高粱地裏搞過了,秀才娘子的寧式床也睡過了,最後哪能不在龍庭上坐一坐?這原本就是中國式造反的必然歸宿。張藝謀的電影美學起義,當然也不能例外。

作為一個電影藝術家,張藝謀的特點在於頑強。而他的頑強又在於,除了成功,什麽都不要。

4•《英雄》,登基時刻的權力崇拜

張藝謀的《幸福時光》,其實是在《英雄》一片中抵達的。在欲望和權力之間,幾度徘徊之後,張藝謀毅然決然地向朝廷交出了自己的忠誠。此刻,對權力的熱烈崇拜,替代了當初籍張揚欲望而赫然登場的朝氣蓬勃。在高粱地裏胡鬧一氣的傻小子,突然搖身一變,成了君臨天下的秦始皇。這是一種有關成功的特殊表達,表達得十分老式,仿佛是對朱元璋當年坐上龍庭的某種抄襲。同樣誇張的色彩,在《紅高粱》裏是一片片高粱的激情搖曳,到了《英雄》則成了血染的帝王風采。在向秦始皇傾吐出一片熱烈頌讚的同時,張藝謀宣告了在中國電影界的正式登基。天下者,藝謀的天下。藝謀不牛,誰牛?藝謀不秦始皇,誰秦始皇?

然而,再牛氣也畢竟不是真的朱元璋,更不是真的秦始皇。拍完《英雄》,心滿意足的張藝謀打著飽嗝,在《十麵埋伏》中扮演起了捕快。仿佛怕人不明白他的這種變化似的,緊接著又在《千裏走單騎》裏做了把關雲長。不知下一部電影會不會抬出黃天霸。朱元璋變成了招安後的宋公明。打田虎,征方臘,忙得不亦樂乎。

如此一番從起義造反、到招安做捕快做保鏢的電影美學曆程,在世界電影史上可謂獨一無二。這是中國式的藝術生涯。在當今中國電影界裏,遠不啻張氏一人,以此獲得成功。張藝謀隻是最為典型的一個罷了。張藝謀的成功,讓謝晉黯然失色。謝晉不過是在文革期間,依然能夠以《春苗》一類影片保持紅光滿麵。張藝謀卻以自己的藝術生涯,生動而完整地詮釋了一個影業草莽的中國故事。這是在黃土地上種出來的藝術莊稼,在欲望和權力之間,頑強地展示自己的生命力。將來張藝謀退場之後,這樣的莊稼也許會絕跡,成為曆史。中國電影藝術到了那時,可能會有真正的起步。

2006年3月30日寫於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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