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持盈保泰'，為清朝百餘年盛世畫上句號

乾隆皇帝"持盈保泰"，為清朝百餘年盛世畫上句號
 
　　

持續百餘年（1681－1796）的康乾盛世，曾以國力強盛、氣象宏偉震撼一時，其時國家統一，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時人所謂"德業於今臻盛大，直超三五辟鴻蒙"，"舞遍兩行紅結隊，兒童齊唱太平年"，即是對當時繁榮景象的生動描述，而在朝官僚和皇帝更對大清帝國的未來充滿了自豪和自信，堅信"海甸鞏於金甌，邦家奠於磐石"。　自18世紀80年代以後，民眾反抗就不斷爆發，嘉慶初年的白蓮教起義，為清朝的盛世畫上了句號。

持盈保泰：一個不思進取的治國方略
　　

每一個時代，統治者都要根據形勢的需要，製定自己的施政方針。乾隆二十年前後，隨著統一新疆戰爭的順利進行，乾隆帝感到清朝進入了"全盛"、"盛滿"時期，從此將"持盈保泰"作為自己基本的治國方略。乾隆帝談論"持盈保泰"並非始於中葉，但作為一個基本的為政方針，它是在統一新疆戰爭過程中逐漸確立的。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時，阿睦爾撒納已經覆滅，乾隆帝在詩中寫道："重熙累洽誠斯日，保泰持盈亦此時"，"遺孽廓清永砥屬，持盈益勵敬皇皇"。及西師徹底告捷，"持盈保泰"更是屢屢見諸詩文，如"赤縣東西一蔚侯，黃圖南北共車書。家饒室備均希彼，保泰求安敢懈予"。"於今凜持盈念，絕域寧誇拓土材？耆定新疆籌善後，共勤耕牧辟蓬萊"。乾隆二十四年，在關於統一新疆的上諭中更明確宣布：此後，"惟益勵持盈保泰之心，夙夜倍切，永兢此意，願與中外臣民共之"（《乾隆朝上諭檔》乾隆二十四年十月）。
　　

"持盈保泰"，作為中國傳統社會思潮的一部分，主要指當事者處盈泰之時，更滋敬慎之心，以保持事物的圓滿狀態。《詩》"高岸為穀，深穀為陵"，講的就是"處泰慮否"。《論語》所謂"君子泰而不驕"，《抱樸子》所謂"每居卑而推功，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均要求人們以謙慎之心處盈泰之時。就防止個人因盈泰而驕奢，"持盈保泰"當然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它實際上是一種保守觀念的產物。

"持盈保泰"，說穿了，就是要維持現狀。而在曆史上，通過墨守成規是不可能長期維持繁榮狀態的，隻有不斷向社會注入新的活力，向社會成員提出理性而富有刺激性的新的奮鬥目標，才能促進繁榮的深入發展。社會演變是不可能停止的，停止的隻可能是人們的進取與奮鬥。

18世紀，乾隆皇帝"持盈保泰"的結果，就是集中精力"護守成憲"，對眼前的問題作小修小補。我們看到，乾隆中葉以後，清朝統治者逐漸喪失了過去長期保持的那種積極進取、奮發有為的精神，點綴盛世、裝點繁華成為皇帝和官僚的重要工作，成為危害清朝統治前途的巨大政治問題。

當時對清朝微妙的社會形勢保持著清醒頭腦的著名理學家蔡新對此憂心忡忡，在給皇帝的經筵講義中，他將"堂陛之玩"作為盛衰之變最重要的征兆，他說：天下之亂也，不於其亂而生於極治之時。何也？開創之始，國勢方興，人心未固。君若臣早夜孜孜，無非為天下謀治安，為子孫措磐石。其精神之所周貫，天人實係賴之。履泰以後，上恬下熙，漸忘其舊。君以聲色逸遊為無害民生，臣以持祿養交為安享暇豫。進諫者，謂之沽直；遠慮者，謂之狂愚。其上下之精神謀畫，莫不狃目前之安而圖一己之利。夫圖一己之利者，未有不貽天下之害者也；狃目前之安者，未有不來日後之悔者也。則堂陛之玩?，其一也（《清經世文編》卷十，蔡新《九三無平不陂，無往不複，艱貞無咎，勿恤其孚，於食有福》）。隨精神萎靡、持盈保泰而來的是嚴重的政治腐敗。

　　

腐敗嚴重：
　　

乾隆中葉以後，清朝政治的最大問題是：官僚隊伍出現了嚴重的一發不可收拾的腐敗局麵。這種腐敗具有以下顯著特點：一是普遍公行，呈集團腐敗趨勢。"大抵為官長者廉恥都喪，貨利是趨，知縣厚饋知府，知府善事權要，上下相蒙，曲加庇護，故恣行不法之事"（《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第11冊第4810頁）。比較典型的如乾隆中葉的甘肅省，大小官員串通一氣，捏報災情，貪汙賑災款項，結果僅被處死的貪官就多達22人。乾隆後期福建吏治敗壞，"上下通同分肥飽囊"，以致倉庫"無處不缺"，其情形較甘肅更有過之而無不及。二是貪汙數額巨大。乾隆前期，官僚貪汙數額較小，多者不過數萬兩，極少有上十萬兩者。中後期不同，官僚貪汙動輒上萬，甚至多至數十萬。像閩浙總督伍拉納，貪汙事發，僅抄家發現銀子就多達40餘萬兩，同案所涉福建巡撫浦霖家中僅現銀就多達28萬餘兩。乾隆帝怒道："二人貪黷營私，殊出情理之外"。但是他沒有注意到，他身邊的大學士和?，貪汙數量更大，多至2千萬兩。三是高級官僚犯案增加。一般地說，高級官僚作為朝廷意誌的體現者，精心選拔於千萬人中，皇帝對他們信任倚重，俾以事權，所作所為應該對得起自己的政治良心，保持起碼的清廉品行，而實際情況遠非如此。乾隆中葉以前，高級官僚貪汙營私者尚少，到中期以後，形勢為之一變，"各省督撫中廉潔自愛者，不過十之二三"（《乾隆起居注》乾隆六十年八月）。甚至連官至"宰輔"的大學士，也肆意營私。像大學士於敏中，不但"潛受苞苴"，而且令地方官為自己修造花園，開了乾隆朝"首輔"勒索地方官的先例。嘉慶帝驚呼："似此貪酷營私，實從來罕見罕聞"（《嘉慶起居注》嘉慶四年正月）。　腐敗嚴重的直接後果主要有兩個：一是社會矛盾激化，"官逼民反"。腐敗的最終受害者是普通百姓，而一旦百姓不能安居樂業，社會動蕩就會來臨。所謂"民生不遂，由於吏治不清，長吏賢，則百姓自安"講的就是這個意思（《聖祖仁皇帝起居注殘稿》）。二是政府統治能力下降。腐敗，必然破壞行政機製的正常運轉，降低朝廷的治事能力（像在鎮壓白蓮教起義中，清朝帶兵大員"在軍營中酒肉聲歌，相為娛樂"，出師三載，耗資七千餘萬，"皆由各路領兵大員任意濫用所致"《清仁宗實錄》卷三十九），這在客觀上又為民眾反抗創造了有利的政治條件。

　　　

安全與發展：一個艱難的戰略抉擇

清朝曆史有一個十分顯著的特征，那就是西方殖民勢力正在東來，中國傳統的以"貢"、"賞"為特征的外交體製逐漸麵臨著日益嚴峻的挑戰。康乾時期中國所處國際環境的基本情況是：以產業革命、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為標誌的社會變革，將西方社會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隨著社會進步和技術革新，西方國家綜合國力大為增強，歐洲列強按自己的意誌重新改造世界，正在變成現實。

從知識結構上講，康乾時期的中國皇帝和官僚們絕非平庸之輩，他們大多學問淵博，貫通古今。盡管他們對歐洲新的文化革新和政治變革知之不多，但對下麵兩點是非常清楚的：

一是中國在科學技術和軍事力量上已經落後於西方。有鑒於此，康熙帝以濃厚的興趣向傳教士學習天文、數學、醫學等方麵的知識，乾隆帝及其皇子也對外國的科學發明保持著相當的興趣，並主動了解英國造船業方麵的情況，對西洋的軍艦尤其印象深刻，"喜歡詢問外國事物，對外國科學發明俱感興趣"（《英使謁見乾隆紀實》第384、406頁，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而清廷"欽天監用西洋人，累進為監正、監副，相繼不絕"（《清史稿》卷二百七十二，南懷仁傳），也反映出清廷對西方科技水平先進地位的承認；

二是西方殖民勢力的進逼。清廷用於戰爭的"製勝要器"如大炮等，其製造技術傳自西方，而西洋船舶之堅，火器之猛，都不能不使統治者在處理中外關係時惟慎惟謹，動以安危為慮。更重要的是，康乾時期的中國確實麵臨著西方侵略的嚴重威脅。沙俄對中國領土的蠶食，對分裂勢力的支持，促使清朝統治者不得不采取措施加強對陸疆的防禦，而西方列強在遠東地區肆無忌憚的擴張，在中國沿海地區的非法活動，也使清廷深感憂慮。

麵對來自海上的威脅，康熙帝強調"海防為要"，"凡事不可小視，往往因小失大"，預言："通海口子甚多，此時無礙，若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害矣"（《康熙起居注》第3冊，第2324－2325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即生動反映了清廷對西方侵略的擔心。

正是嚴峻的國際形勢迫使清朝統治者必須在安全與發展中尋找到一個平衡點：要發展，要改變中國在科學技術等方麵的落後，就必須和西方交往，就必須適當開放門戶，以便先進科學技術知識的引進。而要擴大交往，就得冒招致西方更大侵略的風險，就得冒國內反清勢力、分裂勢力和西方侵略勢力勾結串通的風險，如何處理二者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就成為擺在盛世時期清朝統治者麵前的一個重大課題。

從雍正起，清廷開始厲禁天主教傳播，"耶穌會士，由利瑪竇迄於當時，一切傳教之設，一一銷毀，不遺餘跡"（北京主教樊國梁準：《燕京開教錄·中篇》）。乾隆時又實行嚴格的限關政策。當時，清廷鑒於西洋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利之所在，瑕釁易滋"，更定章程，將洋船限製在廣州（王先謙《乾隆朝東華錄》卷四十六）。

在此後數十年中，大清帝國憑借其統一的雄姿，繁榮的國內形勢，遼闊的領土，眾多的人口，發達的文化，以及她在東亞地區源遠流長的國際影響，在短期內保持住了作為東方大國的地位，但中國和西方在社會發展水平上的差距則越拉越大，近代落後挨打的命運實際上已經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