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強迫東南亞人信奉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15世紀才開始普遍在東南亞的海島地區(今天的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文萊、新加坡等地)傳播,但傳播的速度卻是驚人的,到16世紀初這一地區的伊斯蘭化便基本完成了,整個過程不到100年。今天,東南亞海島地區是伊斯蘭世界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它約有1.8億穆斯林人口,占全世界穆斯林近五分之一。印度尼西亞是現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伊斯蘭國家,其國民90%都是穆斯林;伊斯蘭教是馬來西亞的國教,穆斯林也占全國人口半數以上。另外在菲律賓、新加坡、文萊也有著占人口相當大比例的穆斯林。
　　
　　中國的穆斯林航海家鄭和在1405-1430年間,曾率領一支龐大的艦隊七次遠航,抵達東南亞、南亞、西亞和東非的許多地方。早在伊斯蘭教興起之前,阿拉伯人就已在從紅海到中國的海路上建立了一些居留地【Ｄ·Ｃ·Ｅ·霍爾.東南亞史[Ｍ].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Ｐ257)。公元8世紀後,更是有大量的穆斯林從海路到中國來經商傳教。按理說,伊斯蘭教應先在沿途各地廣泛傳播,然後才到達中國。但事實上,伊斯蘭教在東南亞的大規模迅速傳播卻是在15世紀以後,也就是說,是在鄭和七下西洋之後才開始的。伊斯蘭教在東南亞傳播最普遍和最迅速的地區正是鄭和航行中活動最頻繁的滿剌加、蘇門答臘、爪哇等地區(即今天的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而在鄭和艦隊的活動難以抵達的東南亞半島內陸地區(今天的緬、泰、老、柬、越),伊斯蘭教基本就沒有傳入。同樣是阿拉伯人活動範圍內、而且比東南亞各國距阿拉伯半島更近的錫蘭、印度南部等地,伊斯蘭教的傳播反而卻遠沒有在東南亞海島地區普遍.
　　
　　鄭和七下西洋帶上了越來越濃厚的伊斯蘭色彩,如第三次航行歸來後到故鄉雲南昆陽上墳,參加伊斯蘭齋月活動,從第四次航行起帶上了馬歡、哈三等穆斯林隨員,第五次出訪前到泉州拜謁伊斯蘭先賢墓,後來又幫助重修南京、西安等地的清真寺。鄭和與隨他航行的馬歡、郭崇禮、哈三、蒲和日等人都是穆斯林,據說他們每到一地都要舉行伊斯蘭教儀式並宣傳教義【孔遠誌.鄭和與印尼、馬來西亞[Ａ].鄭和論叢第一集[Ｃ].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3.(Ｐ111)】。鄭和第七次遠航時,派出馬歡等7人從古裏前往伊斯蘭聖地麥加(天方國)和麥地那,摹繪了麥加大清真寺圖,後與麥加、麥地那派出的使者一起返回中國。
　　
　　鄭和的祖父和父親都是到過麥加朝覲的
“哈隻”,是當地有地位有身份的穆斯林。鄭和是元末雲南穆斯林望族之後,甚至認為他是賽典赤的六世孫,並說其祖父和父親都被封為滇陽侯【鄭一鈞.論鄭和下西洋[Ｍ].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Ｐ24-25)】 。鄭和的父親1382年在明軍征服雲南時死去,當時隻有39歲, 鄭和年僅11歲便被擄入宮中,淪為太監。有這樣家庭背景和身世的鄭和,盡管後來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但在伊斯蘭教問題上仍然會有許多忌諱。在第一次下西洋前為其父立的《故馬公墓誌銘》中,鄭和隻稱其父和祖父為“馬哈隻”,而隱去了他們的真實姓名。在第三次遠航後,鄭和奉命回故鄉上墳,本來此事應該立碑紀念,但他也隻在碑陰右上角作了簡單的記錄。
　　
　　鄭和不是最早將伊斯蘭教帶入東南亞的人,但他極大地推動了伊斯蘭教在東南亞海島地區的發展和傳播。 鄭和七下西洋，為什麽強迫東南亞人信奉伊斯蘭教？為什麽不讓其信奉中國的儒教？鄭和不擇手段的在東南亞轉播伊斯蘭教，誰給了太監鄭和的權力？當然是明朝的皇帝，因為明朝皇帝是回族穆斯林。
　　
　　
　　一。新華網消息
　　
　　鄭和：伊斯蘭文化的傳播者
　　
　　新華網銀川７月５日電 “鄭和下西洋與文明對話國際研討會”上，與會的中外學者盛讚鄭和在傳播人類文明與促進文明對話上做出的重大貢獻，尤其是鄭和在傳播伊斯蘭文化方麵扮演的曆史性角色。 伊斯蘭教自唐宋傳入中國後便迅速發展形成中國伊斯蘭文化。鄭和下西洋的年代，儒家文化在中國占統治地位。
　　
　　雲南民族學院教授王子華認為，鄭和的獨特之處在於他既“才負經緯，文通孔孟”，又堅守著伊斯蘭文化陣地。他在奉使西洋３０年間，將儒家和伊斯蘭兩種文化集於一身，並在實踐中進行有機的調和。他每次出使西洋都有伊斯蘭活動，均得到朝廷的認可，這大大提高了伊斯蘭文化的知名度，促進國人對伊斯蘭文化的了解和漢文化對於伊斯蘭文化的認同。 隨行者馬歡著的《灜涯勝覽》、費信著的《星槎勝覽》、鞏珍著的《西洋番國誌》為國人正確認識伊斯蘭世界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材料；馬歡等７人受鄭和派遣到麥加朝覲，在完成朝覲功課的同時摹繪了《克爾白圖》，帶回國上奏朝廷，對中國伊斯蘭文化影響重大而深遠。
　　
　　雲南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肖憲博士認為，鄭和下西洋極大地推動了伊斯蘭教在東南亞海島地區的發展和傳播。 鄭和第一
次航行時在蘇門答臘南部的舊港（巨港）建立了華人穆斯林社區，鄭和在爪哇鼓勵當地華人穆斯林與當地人通婚等，都促進了伊斯蘭教在當地的傳播並為其在東南亞地區更大範圍的傳播打下了基礎。此外，鄭和在馬六甲的外交活動，還促成了馬六甲第一位君主拜裏迷蘇剌在１４１１年親率使團訪問中國之後改信伊斯蘭教。而強大的馬六甲穆斯林王國興起後，加速了伊斯蘭教在整個東南亞的傳播。 “在１４－１５世紀之交，中國和東南亞的伊斯蘭文化，就如同兩處位置高低不同的水一樣，其中存在著很大的‘落差’。隻要有一條能聯通兩邊的渠道，高處的水就會流向低處。這條連接１５世紀中國伊斯蘭文化與東南亞的通道，就是七下西洋的鄭和。”
　　
　　
　　二。伊斯蘭教在中國元明兩朝達到鼎盛時期
　　
　　伊斯蘭教始傳後不久就通過著名的陸上以及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了中國。據記載,唐代在中國居住的大食、波斯人很多,有的是商人,有的是來華不歸的使臣、士兵、學者。伊斯蘭教也隨他們來到了中國。宋代海上貿易更加發達,到中國來的西亞穆斯林更多,伊斯蘭教得到了進一步的傳播,還出現一些規模壯觀的清真寺,如廣州的懷聖寺、泉州的清淨寺等。到了元朝時,中國與西亞均囊括在蒙古人的大帝國中,陸上交通暢通無阻,大批中亞、西亞的各族穆斯林遷入中國,被統稱為“回回”。另外,在元朝,回回屬於色目人,其地位僅次於蒙古人,而高於漢人和南人,這也吸引了不少中國人改宗伊斯蘭教。因此,中國伊斯蘭教在元朝進入了大發展時期。當時,中國信仰伊斯蘭教的人數之多,以致於《明史·西域傳》稱“元時,回回遍天下”。
　　元末明初,伊斯蘭教在中國社會的發展達到了鼎盛時期,形成了一個以漢語為其語言的民族共同體———回族,比較集中地聚居在甘肅、陝西、寧夏、雲南等地,江南沿海以及從杭州到北京的運河兩岸也有許多穆斯林聚居區。當時,穆斯林在中國人口中占有相當大的比例。協助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打天下的開國功臣中,常遇春、胡大海、藍玉、馮勝、沐英、丁德興等一批重要將領都是穆斯林,由此可見一斑。鄭和的家鄉、地處西南一隅的雲南,元代因來自西域的賽典赤·贍思丁主政多年,伊斯蘭教也得到了普遍的發展,成為中國穆斯林較多、伊斯蘭宗教文化較發達的一個省份。
　　元明時期中國穆斯林嚴格地遵守著伊斯蘭教的基本信仰和宗教生活,建立了有自己特點的宗教禮儀、習俗製度,建立了伊斯蘭教的經堂
教育製度,開展了傳抄和背誦《古蘭經》、用漢文碑刻記載伊斯蘭教義等宗教學術活動,還在各地建立了許多規模宏偉、富有中國建築特色的清真寺。這一切都說明,明初伊斯蘭教在中國已發展得比較完善,已完全具備了向外發展和傳播的條件。
　　
　　
　　三。元明兩朝時期，東南亞卻是佛教主導而伊斯蘭教信仰者人數很少
　　
　　東南亞海島地區長期流行的是印度教和大乘佛教。雖然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通往中國的海路沿途早就建立了一些立足點,但至少到13世紀末,伊斯蘭教在絕大部分地區仍沒有多少影響。英國東南亞史學者霍爾認為,除蘇門答臘北端外,東南亞其他地方都是在15世紀以後才傳入伊斯蘭教的。馬可·波羅父子13世紀末從中國返回歐洲,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圖泰14世紀中期往返中國的途中都曾經過蘇門答臘等地。據他們記載,當地人多為偶像崇拜者,伊斯蘭教剛剛才開始傳播,信奉者很少【Ｄ·Ｃ·Ｅ·霍爾.東南亞史[Ｍ].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Ｐ258)。
　　隨鄭和遠航的馬歡在其著作《瀛涯勝覽》中也記載了當時爪哇等地除外來移民外,當地土著人仍“崇信鬼教”。這裏說的“鬼教”很可能是當地的原始宗教。鄭和的另一重要隨員費信在談到彭國(今馬來西亞的彭州)時也寫道,“風俗尚怪,刻香木為人,殺人血祭禱,求福禳災”【費信.星槎勝覽·彭亨國[Ｍ].馮承鈞校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8.】。沿海交通要途的情況尚且如此,在其他遙遠偏僻的地方,伊斯蘭教的傳播更罕見。
　　
　　
　　四。鄭和在海外的伊斯蘭教傳播曆史記錄
　　
　　伊斯蘭教的傳播並不像有的西方人所認為的那樣,是“穆罕默德一手拿著劍,一手持著《古蘭經》”,靠軍事征服完成的。在有的地方它確實是伴隨著軍事征服而傳播的,但在大多數地區,它的傳播是以非暴力的傳教方式完成的。伊斯蘭教的主要傳播者也並不一定都是阿拉伯人。例如,伊斯蘭教向西發展先是從阿拉伯人到埃及人,再由埃及人到柏柏爾人,柏柏爾人成為穆斯林後,再把伊斯蘭教帶到北非和西班牙的其他民族中去。向東也是先由阿拉伯人傳到西亞的波斯人中,再由波斯人傳到中亞的突厥人、蒙古人等民族中,這些民族又把伊斯蘭教向東帶到中國,向南帶到印度等地【金宜久.伊斯蘭教史[Ｍ].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在東南亞傳播伊斯蘭教的是中國人【
許友年.鄭和在爪哇等地傳播伊斯蘭教初探[Ｊ].思想戰線,1983,(6).】。伊斯蘭教史研究的權威著作《劍橋伊斯蘭史》中,“18世紀前東南亞的伊斯蘭教”一章的作者雖然傾向於認為東南亞的伊斯蘭教是從印度和阿拉伯半島傳入的,但他也承認,關於早期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接受伊斯蘭教的傳說和資料是“很不可靠的”,認為伊斯蘭教在東南亞迅速傳播的原因值得進一步研究【Ｐ·Ｍ·霍爾特,等.劍橋伊斯蘭史(Ｐ.Ｍ.Ｈｏｌｔ,ｅｄ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ｓｌａｍ):第二卷[Ｍ].劍橋大學出版社,1978.】(Ｐ123)。 一些印尼學者近年來提出了爪哇等地的伊斯蘭教是鄭和傳入的,而他們的主要依據卻都是在爪哇三寶壟的鄭和廟中發現的中文資料。據說一位荷蘭殖民官員1925年在三寶壟鄭和廟中發現了大量中文文件,這些資料披露了關於印尼華人穆斯林社區建立和發展的許多情況【許友年.鄭和在爪哇等地傳播伊斯蘭教初探[Ｊ].思想戰線,1983,(6)】。
　　
　　 鄭和第一次航行的重要活動之一就是在舊港鏟除海盜陳祖義,提拔施進卿為舊港宣慰使,同時以招撫的手段,在舊港建立了與中國有密切聯係的華人穆斯林社區。印尼學者巴林桐安寫道:“1405年鄭和訪問爪哇以後,1407年在舊港便產生了華人社區。”【許友年.鄭和在爪哇等地傳播伊斯蘭教初探[Ｊ].思想戰線,1983,(6)】
　　
　　新加坡學者陳育崧說:“這些早期中國殖民地的居民是中國的穆斯林移民。在鄭和的大力扶持下,形成了一個勢力範圍,宗教與貿易交織在一起進行……這個時期的中國移民,在上述冒險事業中都是先驅者,他們既是穆斯林,同時又在重要的貿易中心,如舊港、革爾昔等地積極建立各種伊斯蘭社區,然後以此為基地開始了對當地居民進行改宗伊斯蘭教的工作。”【許友年.鄭和在爪哇等地傳播伊斯蘭教初探[Ｊ].思想戰線,1983,(6)】。
　　
　　
　　鄭和曾任命彭德文的孫子彭瑞和後來成了在爪哇傳播伊斯蘭教的“九賢”之一,被尊稱為“蘇南岸倍爾”(蘇南即賢人)。鄭和訪問爪哇之後,爪哇逐漸從佛教占統治地位過渡到了伊斯蘭教占統治地位。16世紀初信奉伊斯蘭教的淡目王國(Ｄｅｍａｋ)消滅了佛教王國滿者伯夷(Ｍａｉａ ｐａｈｉｔ),標誌著爪哇伊斯蘭化的最終完成。19世紀初英國傳教士馬禮遜(Ｒｏｂｅｒｔ Ｍｏｒｒｉｓｏｎ)在《外國史
略》中寫道:“眾島之中,牙瓦最貴,古名小爪哇……明永樂三年,有回回教師(指鄭和)領大軍強服其土民,使棄偶像,而拜回回教主。”【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11帖·外國史略·六[Ｚ].孔遠誌.鄭和與印尼、馬來西亞[Ａ]. 】 。《劍橋伊斯蘭史》說:“中國穆斯林給東爪哇的伊斯蘭教留下了他們的印記……至今他們的後裔在外表上仍有別於當地的穆斯林。”【Ｐ·Ｍ·霍爾特,等.劍橋伊斯蘭史(Ｐ.Ｍ.Ｈｏｌｔ,ｅｄ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ｓｌａｍ):第二卷[Ｍ].劍橋大學出版社,1978.(Ｐ130)】
　　
　　滿剌加的伊斯蘭化是與該國的第一位君主拜裏迷蘇剌(Ｐａｒａ ｍｅｓｊｗａｒａ)改宗伊斯蘭教聯係在一起的。據《明史》載,拜裏迷蘇剌建立滿剌加國後,受暹羅欺壓,求助於中國。明帝同意給予幫助,1405年封拜裏迷蘇剌為滿剌加國王,並賜予誥印、襲衣等。但暹羅仍沒有停止對滿剌加的欺淩。於是,1409年鄭和第三次航行時奉命來到暹羅和滿剌加,一方麵對暹羅提出警告,一方麵正式為拜裏迷蘇剌舉行命名封王儀式,賜銀印、冠帶袍服,“是後暹羅莫敢侵擾”【馬歡.瀛涯勝覽[Ｍ].馮承鈞校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為了表達對中國的感激之情,拜裏迷蘇剌1411年親自率領一個540多人的龐大使團隨鄭和船隊來中國,受到明成祖的熱情接待。正是在這次中國之行後,72歲的拜裏迷蘇剌改信了伊斯蘭教,成了一個穆斯林,並把自己的稱號也改為伊斯坎達爾·沙【霍爾.東南亞史[Ｍ].關於拜裏迷蘇剌改宗、改名的問題,還可參見王賡武.東南亞與華人[Ｍ].北京: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6。(Ｐ236-264)】。國王的改宗使滿剌加成了一個伊斯蘭教國家。
　　
　　《明史·婆羅傳》載:“永樂三年十月遣使(即鄭和)齎璽書、彩幣撫諭其王。……萬曆時,為王者閩人也。或言鄭和使婆羅,有閩人從之,因留居其地,其後竟據其國而王之。”【明史·外國傳:卷323[Ｚ].北京:中華書局,1974】. 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時訪問了加裏曼丹北部的另一個國家渤泥。後該國國王率150多人隨第二次航海的鄭和前來中國,後國王在中國病逝。與滿剌加一樣,渤泥的伊斯蘭化也是在15世紀後期完成的。
　　印尼學者斯拉默穆利亞納說:“鄭和先是在巨港,後來在三發(位於西加裏曼丹)建立穆斯林華人社區,接著又在爪哇沿海、馬來半島和菲律賓等地建立
類似的社區。他們遵照哈乃斐派的教義和義務用漢語傳播伊斯蘭教。” 著名的印尼伊斯蘭教學者哈姆加在1961年寫道:“印尼和馬來亞伊斯蘭教的發展,是與中國的一名穆斯林有著密切關係。這位穆斯林就是鄭和將軍。”【孔遠誌.鄭和與印尼、馬來西亞[Ａ].鄭和論叢第一集[Ｃ].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1993.(Ｐ113)】 西方學者也承認,在歐洲人來到之前的一個世紀,中國人通過海上航行無可爭辯地在東南亞起主導作用,而這一時期正是伊斯蘭教在這個地區的傳入和大發展時期,這並不是一種巧合【尼古拉斯·塔林.東南亞簡明史(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Ｔａｒｌｉｎｇ:ＡＣｏｎｃｉ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Ｍ].美國普裏澤公司,1966.(Ｐ32)】
　　
　　
　　五。明朝皇帝是回族穆斯林
　　
　　朱元璋的夫人姓馬，不曾纏足，這幾乎說明了一切，十個回民九個姓馬，回民女性皆不纏足，那時回民不大可能與外族通婚。 在民間文學《大明英烈傳》中宣揚他們的武功業績，形容他們為“剛烈之回民”。
　　
　　《明史》載：“至正四年(1344年)旱蝗，大饑疫，太祖時年十七，父母兄相繼歿，貧不克葬，裏人劉繼祖與之地，乃克葬，即鳳陽陵也。” 《明史》沒有說明是如何克葬的。海外著名史學家黎東方博士所著的細說中國曆史係列中《細說明朝》記載：“他是貧農家庭的安分守己的子弟，在他十七歲的一年，元順帝至正四年(1344年)旱災，蝗蟲與瘟疫先後降臨到他的家鄉，濠州鍾離縣(安徽鳳陽)，父親朱世珍，母親陳氏，大哥朱興隆，在幾天內相繼去世，家裏的現款極少，買不起三口棺材，更買不起墳地，幸虧有鄰居劉家心好，準他和二哥朱興盛把父母和大哥三人的屍首用白布裹起，埋在劉家墳地的一個角落。” 按漢族的傳統習慣，富戶人家所用棺材一般以杉木製成；中等家庭則使用普通木材製成；貧戶人家庭則使用薄皮棺材；赤貧者則使用蘆葦包卷，抬往曠野埋葬。朱氏一家如是漢族，為何一反漢族的傳統習慣而改用白布呢?況且白布的價格比薄板、蘆葦昂貴，朱氏一家屬赤貧，為何舍棄廉價之物不買而去買昂貴的白布呢? 伊斯蘭教規定穆斯林亡者須穿“克凡”(白布殮衣)後土葬。由此可以推斷朱家並非窮得買不起最簡單的棺材才用白布，而是按伊斯蘭教的規定處理喪事。
　　
　　
　　《明史》卷一載：“太祖孤無所依，乃入皇覺寺為
僧。”黎東方的《細說明朝》記載：“就這樣，從陰曆四月挨到九月，九月裏他進了皇覺寺，受戒當和尚。” 但是，皇覺寺不是通常意義上的佛道教的寺廟，而是一座清真寺，朱元璋出家為“僧”實際上是在清真寺裏做“海裏凡”(經堂學生，西北地區稱“滿拉”)，皇覺寺這一名稱則是朱元璋登基稱帝後所賜的名稱，意為皇帝在此寺中覺醒。皇覺寺位於鳳陽城西門外，是一座坐西向東的寺院。根據中國傳統，凡儒、佛、道教的寺廟、觀均坐北向南，而中國的清真寺一律坐西朝東，因為中國穆斯林做禮拜時，須朝向位於中國西方的麥加天房，皇覺寺正好坐西朝東，且其建築形式與我國清真寺建築形式雷同。
　　
　　
　　朱元璋登基後敕建清真寺於南京、西安及滇、閩、粵等地區。南京清真寺賜名“淨覺寺”落成後頻臨幸，並禦製至聖《百字讚》賜清真寺，《百字讚》讚頌了真主和穆聖，並褒揚了伊斯蘭，如果對伊斯蘭沒有感情和深刻的認識，寫不出如此傑作。《百字讚》收錄於清代劉智著作《天方至聖實錄》內，其全文如下：“乾坤初始，天籍注名，傳教大聖，降生西域，受授天經，三十部冊，普化眾生，億兆君師，萬聖領袖，協助天運，保庇國民，五時祈佑，默祝太平，存心真主，加誌窮民，拯救患難，洞徹幽冥，超拔靈魂，脫離罪業，仁覆天下，道冠古今，降邪歸一，教名清真，穆罕默德。至貴聖人。”另外還依據明武宗朱厚照（1506—1521在位）對各宗教的評論和《禦製尊真主事詩》。武宗評論各宗教日：“儒者之學雖可以開物成物，而不足以窮神知化。佛老之學，似類窮神知化而不能複命歸真。蓋諸教之道各執一偏，唯清真認主之教，深源於正理，此所以乘萬世與天壤久也。”《尊真主事詩》日：“一教玄玄諸教迷，其中奧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卻尊誰？”
　　
　　明朝還有刻有伊斯蘭教教義經文的宮廷禦用瓷器散落於民間， 在CCTV的鑒寶節目裏出現過， 這件珍品得到國家文物專家的鑒定認可。
　　
　　
　　19世紀，在土耳其發現了旅行家賽義德阿裏.阿克巴爾哈塔伊於1516年(即回曆922年，明武宗正德十一年) ，用波斯文寫的《中國紀行》一書。 全書共2l章，用較多的篇幅介紹了明代中國伊斯蘭教的情況， 特別記述了明代王室與伊斯蘭教的關係。中國張至善、張鐵偉、嶽家明三人以英、德譯本和新波斯文本為依據， 編譯成漢文本，並附有國際上對該書研究之論文13篇,照片和圖表
7幅,1988年,由三聯書店出版。
　　波斯旅行家賽義德·阿裏·阿克巴爾·哈塔伊於1500遊曆中國，於1516年在當時奧斯曼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用波斯語寫成《中國紀行》一書，作為禮物奉獻給土耳其素丹賽利姆一世。該書全麵介紹了當時中國社會各方麵的狀況。作者出於穆斯林的宗教感情，以較多的篇幅著重介紹了明朝王室與伊斯蘭教的關係，說：“宮廷內有皇帝專用的清真寺，有宣禮員，主麻日（星期五）皇帝到城外的清真寺做聚禮，以及穆斯林文臣武將對明朝開國的貢獻、皇帝對他們的重用等。說：“從皇帝的某些行為看，他已信奉伊斯蘭教了，然而由於害怕喪失權力，他不能對此公開宣布。這是因為他的國家風俗和法規所規定的……。”阿裏·阿克巴爾的描述是他親眼所見，與中國民間的傳說相吻合。
　　
　　台灣馬明道參照該書及明正史、野史、史學家的評述、回民口碑傳說， 對明朝王室的族屬和宗教信仰進行了詳盡的研究考證， 於1973年寫出《明朝皇家信仰考初稿》一書。 確認朱元璋、馬皇後及其家族和親戚均為回回。 明太祖洪武帝姓朱，名元璋，字國瑞，原名興宗，生於安徽鳳陽縣，古稱濠州，其周圍各縣，如定遠、壽縣、懷遠、臨淮等為曆史上回回聚居區。父名朱世珍，母陳氏，生兄弟四人，元璋排行第四，長兄興隆，次兄興盛，三兄興祖，全家務農，地僅數畝，頗貧寒。鳳陽城為一南北長、東西窄的長方形小城，西門直對東門，兩門之間為一長街，將風陽城分為南北兩部分，稱南城與北城，北城居民幾乎全部都是漢民；而南城居民全部為回民，其中絕大多數姓朱，有清真寺一所，位於南城中央偏西。朱元璋生於南城朱姓群內，按常理推，朱元璋應為回回。1935年，馬明道先生隨其兄馬宏道先生(1899一1968)到鳳陽考察訪問，當時所見所聞和當地回民父老所說與上述情況相符。
　　
　　周有光 ，我國德高望重的著名語言學家 ，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研究員、語言文字應用委員會研究員，他的話可是有份量的 ，以他的年齡和身份沒必要嘩眾取崇的。他說： 遼、金、元、明、清這五代的1000年，都是外族打進中原來加以統治的。 其中遼、金、元、清是外族，大家都是同意的， 明朝是不是外族呢？ 現在新的考證說明太祖朱元璋不是漢族而是回族，這已經證明了。
　　
　　陳梧桐，著名明史專家，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兼任中國明史學會理事、朱立璋研究會顧問。 他對周有光
上麵的話反駁， 但他的反駁軟弱無力，基本都是推測或者主觀上的。 這從反麵證實了周有光的觀點。
　　
　　白壽彝先生, 1932年畢業於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先後執教於雲南大學、中央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致力於中國民族史、中國史學史及中國通史的研究。主要著作有《學步集》、《回族人物誌》、《中國史學史教本》、《中國通史》等，視野恢宏，器識卓越，是著名的曆史學家。在1946年出版的《中國伊斯蘭史綱要》一書中，有條腳注提到過“父老相傳，明太祖原是回回；建文帝的出走，係赴天方朝覲。又頗有人相信，武宗也信教（指伊斯蘭教）”（《民族宗教論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2頁）。
　　
　　朱元璋的菜單。 “參加第10屆明史學術討論會的台灣“中研院”曆史語言研究所邱仲麟先生首次公開了他從明人筆記中發現的這張菜單。 “胡椒醋鮮蝦、燒鵝、燌羊頭蹄、鵝肉巴子、鹹鼓芥末羊肚盤、蒜醋白血湯、五味蒸雞、元汁羊骨頭、糊辣醋腰子、蒸鮮魚、五味蒸麵筋、羊肉水晶角兒、絲鵝粉湯、三鮮湯、綠豆棋子麵、椒末羊肉、香米飯、蒜酪、豆湯、泡茶”。這是洪武十七年（1384年）6月某天，明太祖朱元璋的午餐菜譜。
　　
　　洪祖朱元璋的血洗湖南，與明朝武宗皇帝的禁止養豬，記載的有：“九月，上次保定(河北省清苑縣)禁民間養豬，著為令。”《明書武宗本紀》； “上巡幸所至，禁民間畜豬，遠近屠殺殆盡，田家有產者，悉投諸水。”《明實錄武宗實錄》
　　
　　
　　明朝武宗皇帝的禁止養豬，記載的有：“九月，上次保定(河北省清苑縣)禁民間養豬，著為令。”《明書武宗本紀》； “上巡幸所至，禁民間畜豬，遠近屠殺殆盡，田家有產者，悉投諸水。”《明實錄武宗實錄》
　　
　　朱元璋血洗湖南，朱元璋從一個“和尚”當上了大明皇帝，當過丫頭的大腳婆馬氏，冊立了正宮娘娘，在南京登基之日，臣民歡慶，南京有條湖南街，裝了一台故事燈，一匹馬上，騎了一個大腳婆婆娘，後麵跟著一個人，捧著個大南瓜，被彩燈鑼鼓簇擁著在街上遊行。有人向朱元璋密報說：湖南街人諷刺當今皇帝，騎馬者，暗指姓馬也；太腳也者，諷刺馬氏皇後也；捧南瓜者，攻擊朱元璋的明朝江山是從他原來的主子小明王韓林兒那裏篡奪來的。原來史載元朝至正甘六年，朱元璋部將，廖永忠假以迎接之名，將韓林兒沉於瓜步（今江蘇省六合縣南瓜捍）江中，於是
主洪武當上了皇帝。 朱洪武聞之大怒：連呼“湖南街殺”。領旨的武官頓時荒了手腳，誤聽為“湖南皆殺”。等到有人報告時，已經殺到常寧州。皇帝猛然一怔，立即傳旨，快馬追止。追止人追到常寧廟前以上時才追到 ，這時天已經亮了，所以這個地方名叫趕火埔。由於這一音之誤，演出一場“血洗湖南”的殘案。
　　
　　若要把清朝修的《明史》三百三十二卷，從頭至尾，展閱一遍，要好幾年工夫。這麽大的《明史》, 卻找不到明朝皇帝和回族的關係，找不到百字讚, 找不到“洪武血洗”湖南一案，“扯江西，填湖南”的大移民史跡也不見蹤影。而地方族譜方誌，卻很多。《同誌常寧誌》：“常寧自洪武甘八年峒寇竊發，民無孓遺，蕩平之後，移民安插，調衡州衛中之軍丁守衛禦。永樂二年，詔軍丁墾田”。 又載：“明洪武甘八年，鄧良奉平峒寇有功，留填溪洞，世其籍”。 《厚雅田王氏譜》記：“湖以南，丁洪武殺運，掃境空虛矣!我肇祖隨蟻赴之眾，數標杆為記。劃一畝之丘，挫棘楚，芟蒿蓼，禳除厲魔，挺貔豹，奠定其家室，以繁育其子孫”。又說：“時湖南丁大亂之後，人煙稀少，朝廷調江西戶口於衡，至者，各插標以記，謂之‘安插戶’`````時安插戶，屯戶，軍民阡陌，雜錯不睦。” 《呂氏宗譜》記：“洪武血洗，惠公由安仁奉調鎮常。” 《依湖鄧氏族譜》記：“吾祖世籍豫章（即江西），丁封易代，遷來血洗，係千鈞一發，綿一脈於千秋”。 族譜，堪稱民間檔案，方誌也是一方之史，它們常補國史之不足。從中可見，由江西移民，應有其實


央視：明朝皇帝是伊斯蘭教徒

當時的皇宮裏麵竟然有刻伊斯蘭文的瓷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