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與曹雪芹的恩怨---駁:劉心武

雍正與曹雪芹的恩怨---駁:劉心武

雍正為什麽抄曹雪芹的家？ 個人認為，與政治無關，如果是因為曹家靠近“太子黨”，雍正早可以處理曹家，甚至滅曹家的族也說得過去。事實不是這樣，雍正隻是對“太子黨”的頭目打擊，下麵的人放過。我認為，根源還是曹家腐敗，被人投訴了，而雍正時代是整治腐敗最嚴厲最有成效的，曹家不過是其中之一，而且，雍正也沒有把太子黨的舊賬和曹家腐敗的新賬一起算，否則，曹家受到的處罰沒這麽輕鬆，就不會給曹寅之妻留下房產17間和三對家仆，也許我們就看不到紅樓夢了，實際上，雍正不過是口頭上流露出對曹家不喜歡而已。所以，從各個角度推測，雍正為什麽抄曹雪芹的家，並非政治原因，劉心武的政治說是錯誤的，站不住腳的。

曹雪芹的曾祖曹璽任江寧織造。曾祗母孫氏做過康熙帝玄燁的保姆。祖父曹寅做過玄燁的伴讀和禦前侍衛，後任江寧織造，兼任兩淮巡鹽監察禦使，極受玄燁寵信。玄燁六下江南，其中四次由曹寅負責接駕，並住在曹家。曹寅病故，其子曹□、曹俯先後繼任江寧織造。他們祖孫三代四人擔任此職達60年之久。曹雪芹自幼就是在這「秦淮風月」之地的「繁華」生活中長大的。

康熙去世後，雍正帝即位，幾次江寧織造貢入的織物不合格受到雍正訓斥，後來禦史匯報曹俯任由管家監工，自己不理政事，再加上虧空銀兩。最終因其解送織物上京，騷擾驛站，勒索錢物，被山東巡撫參奏，雍正批示「本來就不是個東西！」，下令抄家，枷號催交虧欠，所有家產奴仆都賞給新任江寧織造隋赫德，新織造將北京房產17間和三對家仆給了曹寅之妻度日，是崇文門外蒜市口曹雪芹故居。乾隆帝
即位後寬免其欠銀，但家族已經沒落。

關於《紅樓夢》的創作過程以及曹雪芹的中、晚年生活，由於文獻資料極少，很多問題無法確知。從曹雪芹的好友張宜泉、敦敏、敦誠等人的零星記載中，我們僅知道曹雪芹多才多藝、工詩善畫、嗜酒狷狂，對黑暗社會抱傲岸的態度。曹雪芹身胖，頭廣而色黑。他性格傲岸，憤世嫉俗，豪放不羈。嗜酒，才氣縱橫，善談吐。曹雪芹是一位詩人。他的詩，立意新奇，風格近於唐代詩人李賀。他的友人敦誠曾稱讚說：「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穀破籬樊。」又說「知君詩膽識如鐵，堪與刀穎交寒光。」

曹雪芹還是一位畫家，喜繪突兀奇峭的石頭。敦敏《題芹圃畫石》說：「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見此支離。醉餘奮掃如橡筆。寫出胸中塊磊時。」可見他畫石頭時寄托了胸中鬱積的不平之氣。曹雪芹的最大的貢獻當然是他的小說。《紅樓夢》內容豐富，思想深刻，藝術精湛，把中國古典小說創作推各最高峰，在文學發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曹雪芹創作《紅樓夢》是在極端困苦的條件下進行的，「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這部巨著耗盡了他畢生的心血，但全書尚未完稿，他就因愛子夭折悲傷過度而一病不起，「淚盡而逝」，終年還不到五十歲。

雍正一生，以務實精神治天下。他剛一繼位，便針對腐敗衰頹之風進行了堅決地懲治與清肅。他直截了當地告訴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虛詐二字”，“最惡虛名”。一“憎”一“惡”，鮮明地表達了他對虛偽、欺詐等腐敗風氣的批判態度。
　　雍正每天都要批閱大量的奏折，少則一二十件，多則三四十件，為此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時他的批語甚至比奏折本身的文字還要多。今天，在留存下來的在清宮檔案中，就有數以萬計的雍正批過的奏折，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雍正對腐敗的痛恨和他務實的作風。
　　不知道從何時起，清代官場上流行著這樣一種陋習，各省文武百官剛剛到任時，幾乎都是極力地述說當地的吏治民生如何地糟，等過了幾個月，就一定奏報說，通過雷厲風行地整頓，情況已經如何地好轉，以此顯示自己的才幹和政績。對這類奏報，雍正毫不客氣地指出：“隻可信一半。”
　　有一次，川陝總督嶽鍾琪將幾個省區嚴重幹旱的情況如實上報，雍正誇獎他說：凡地方事情，都如此據實奏報，不加絲毫隱飾才合朕意。朕希望所有內外大臣，辦事隻講一個真字。
　　貪官汙吏壓榨百姓的慣用手法就是攤派克扣。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主管四川陝西軍政要務的總督嶽鍾琪，將兩省亂攤亂派的名目進行綜合，共有三十多項，他把這一情況如實上報朝廷。雍正誇讚嶽鍾琪毫不護短。他還指出，不但四川、陝西有亂攤亂派的現象，其他各省都一樣。為此，雍正選派一大批官員調往四川、陝西，讓嶽鍾琪堅決果斷地替換掉各府州縣的不法貪官。
　　奏折是君臣之間溝通情況，上傳下達的工具。清朝文武大員的奏折，都是派專人赴京，直接送到皇宮大門。雍正指出：有事，一個月上報幾次都無妨；沒事，哪怕幾年沒有折子也不會怪罪。他反複強調：“隻務實行，不在章奏。”
　　雲南布政使葛森沒事找事，頻繁上奏。雍正就批評他說：路途這樣遠，派專人送來這些沒有用的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如果想用密折奏報，來討好皇上、挾製上司、恐嚇下屬，那實在是耍小聰明了。
　　雍正多次告誡群臣說：說一丈不如行一尺。他所關注的是文武大員是否實實在在地幹事，而決不在於奏報是否多，說得是否動聽。因此，他對官員進京麵見皇帝也一直控製得很嚴。
　　雍正早就發現，有些地方官，隻看皇帝臉色辦事，事務大小都要請示皇帝。對這種事，他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人實際上是在推卸責任，為自己留條後路。
　　雍正後期，清政府連續六年在西北用兵，討伐叛亂的準噶爾部首領，當時的軍事統帥嶽鍾琪曾就何時進軍如何用兵等問題請示皇上，雍正嚴厲批評他說：朕在數千裏之外，怎知道當地具體情況，這都是你大將軍因時因地酌情辦理之事，朕怎麽可能神機妙算、給你下命令呢？
　　雍正認為，凡事不考慮本地實際情況，隻知道遵旨而行並不一定是好官。雲貴總督鄂爾泰對不完全適合本地情況的諭旨敢於變通執行，提出不同意見，雍正讚賞他是為國家做官。而雲南巡撫沈廷正一味迎合諭旨，雍正嚴厲斥責他：是為自己做官。
　　對於那些不做實事、光搞花架子，做表麵文章的阿諛奉承之徒，雍正簡直是嗤之以鼻。有一次，川陝總督查郎阿和陝西巡撫武格在受到批評後在折子上自責說“奴才愚昧”。雍正用紅筆在“愚昧”二字旁重重劃了一筆，訓斥道：若把你這個愚昧之人用為封疆大吏，那麽朕的愚昧又怎樣講？

引用:

劉心武：紅樓望月 曹雪芹父祖兩輩，與康熙朝時的太子胤□關係密切，這是雍正登位後厭惡曹家抄其家治其罪的根本原因，什麽“騷擾驛站”、“任上虧空”等都隻是表麵罪名。 按說胤□在雍正二年囚死後，曹家作為“太子黨”無論主觀上還是客觀上，就都“沒戲”了，乾隆既已登位，成為“新日”，哪裏還有什麽“舊月”，但曆史上的情勢卻是，“太子黨”不僅沒有覆滅，反更活躍起來，他們聚集在胤□兒子弘皙麾下，積蓄力量，頻繁計議，尋求時機，以求一逞。那時弘皙以理親王身份，居住在北郊規模宏大的鄭家莊王府，居然設立了自己的內務府七司，儼然有“影子政權”之架勢，弘皙在康熙活著時，已是一少年，而且甚得祖父喜愛，雍正的登位，他自然不服，到了乾隆登位，他更不忿，自以為康熙才是“正日”，自己父親胤□是“明月”，“明月”繼承“正日”才是正理，他以康熙嫡長孫自居，父親既歿，他便是“明月”了，視乾隆為“偽日”，要“正位”取代。弘皙這樣想倒也罷了，誰知乾隆初年，一些皇族親貴，包括幾位雍正優渥重用的王侯及其後代，竟也如是想，並且勾結起事，在乾隆二三年時已公然營造出了“雙懸日月照乾坤”這一緊張局麵，“三春去後”，到乾隆四年，他們想趁乾隆出獵時行刺政變，乾隆不動聲色，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粉碎了他們的陰謀，此即“弘皙逆案”，牽連到許多官員，曹家也就徹底毀滅在此一“逆案”中。曹家不能不受弘皙一黨之誘惑麽？一來他們內心也是一直傾向於“明月” 的，二來根據他們的“老根”，弘皙的新“太子黨”是絕不會在集結力量時，不找 到他們這個老“太子黨”來“捧月”的，“雙懸日月照乾坤”，對曹家來說──折射到小說裏就是賈家──既是對所麵臨的政治大形勢的比喻，也是在“日”“月”夾板中煎熬難耐的寫照。 明乎此，也就把握了曹雪芹寫作《紅樓夢》時的心理狀態，以及貫穿在全書中賈家 故事的福禍根源。從十七、十八回往後，《紅樓夢》故事的時序是非常清楚的，十八回後半到五十三回全寫的是乾隆元年的事，而且春夏秋冬都細描精繪，連這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交芒種節都準確地寫了進去；五十四回到六十九回寫的是乾隆二年的事；七十回到八十回寫的是乾隆三年的事。但第一回到十七回的時序卻比較模糊，還有前後矛盾之處，我以為這是作者有意回避雍正朝的曹家窘境，不將其按真事實移入書中賈家的故事裏，反倒把乾隆元年後曹家中興的局麵誇張逆延到那以前，去想像賈家彼時的生活情景。這樣變通的藝術構思是既必要又巧妙的。

 

商榷： 在封建王朝中，最高統治者對下屬的一切好惡無不包含濃厚的政治色彩，僅僅因為腐敗和暴富是搬不倒一個人脈粗壯的家族的！所以說皇帝的“務實精神”也是為了維護其統治，根本不可能因為整治吏治將其身邊紅人拋出去。所以一切所謂“朕平生最憎虛詐二字”，“最惡虛名”等均為借口。 這裏的例子很多，翻開中國曆史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