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西南太平洋盟軍統帥部中國聯絡參謀王之將軍在澳遭受監視

戰時西南太平洋盟軍統帥部中國聯絡參謀王之將軍在澳遭受監視

太平洋戰爭期間，王之少將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派駐西南太平洋戰區盟軍統帥部的聯絡參謀，主要駐節澳大利亞，並在1945年日本投降後，成為中國代表團參與日本受降儀式的成員之一，並在1945年9月2日陪同及見證了徐永昌將軍代表中國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然而，在其駐節澳大利亞期間，他卻受到澳大利亞軍方情報部門的監視。

王之是湖南長沙人，生於1906年，是清華學校學生。1926年赴美學軍事，先就讀於威斯康星大學(University of Wisconsin)讀政治，再插班進入諾維奇大學(Norwich University)的騎兵科接受預備軍官教育，1928年獲文學士學位，隨後得以進入西點軍校(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就讀。1932年從西點軍校畢業後，回國後在稅警總團和湖南省軍政部門分別擔任過營長、參謀及學生集訓總隊的大隊長等職，1936年敘任騎兵中校。1937年全麵抗戰爆發後，王之投入抗戰之中，幾經升遷，於1940年被委任為重新成立的稅警總團學兵團上校團長。1941年，王之被派往菲律賓，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駐東南亞地區的軍事觀察員，對駐菲美軍部隊的情況進行調研，發回報告，供最高指揮機構參考。當時因對外需要，王之的軍事觀察員職位就隻能用其敘任的中校軍銜。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王之跟隨美軍總部一起行動。到1942年3月，隨著美軍在巴丹半島的戰敗，他便跟著麥克阿瑟將軍從菲律賓撤退，來到澳大利亞。也在這個時候，原本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派往南洋群島擔任荷印軍事代表的王致光海軍上校，在行經印度的半途中還未上任，就因戰爭爆發後印度尼西亞群島陷落及澳大利亞的地位顯得極為重要，而接到命令，改任駐澳軍事代表，間關前往澳大利亞，設武官署於墨爾本[1]；而王之則改任駐澳軍事聯絡員，主要駐節地點是昆士蘭首府布裏斯本。剛開始時，明確規定王之受王致光領導。[2]但到1943年，鑒於二人職責重疊，不利工作，王致光改任中國駐澳公使館武官，王之除了上述軍事聯絡員職責外，還擔任西南太平洋戰區盟軍統帥部中國聯絡參謀，軍銜也恢複為上校，主要駐節地點在悉尼。到1944年2月，王之晉升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少將侍從參謀，進入將星行列。[3]

鑒於西南太平洋戰區統帥麥克阿瑟的總部設在布裏斯本，王之在澳期間的大量時間也是在布裏斯本及昆士蘭等地，花在與當地美軍及澳軍及其它盟國如荷印軍及新西蘭軍隊等聯絡的時間較多，社交活動頻仍。然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澳軍情報機構卻對王之采取了秘密監視行動。原因有二：一是王之在美國受教育六年，對美國極為認可，而對澳軍的將領則不似向對待美國將領那樣，主要是他認為澳洲基本上比較左，其製度和做法類似蘇俄，這是他不喜歡的；此外，王之很看重自己的軍銜，總認為澳軍對其職級不太尊重，心中不太爽，有所表露，而澳洲人對於這些職級並沒有那麽看重，也對王之的態度和行為不爽。二是當時西南太平洋戰場上繳獲的幾份日軍電報文件顯示，他們對盟軍的一些情報是從重慶那裏得知的，這可能顯示出是由澳洲的代理人通過重慶而轉達到他們那裏。而當時中國在澳洲的代理人，顯然指的就是駐澳中國軍事聯絡員及西南太平洋戰區統帥部聯絡參謀的王之少將。而其頻繁的社交及其活動，事實上也是上述情報的主要來源。對此，澳軍覺得王之值得懷疑。於是，澳軍情報部門在昆士蘭設立分部，由一位少校和中尉具體負責，監視王之的活動。

在當時的情況下，中國聯絡員及外交人員對外傳遞信息和文件等，隻有兩個途徑：一是外交郵袋，通過航班或者定期客運輪船傳送；二是通過電報發送，但當時的情況是，電報的發送也要通過澳洲所屬的機構中轉，方才可以送達，換言之，澳方可以追蹤所有的這些發送電報記錄。由是，澳軍方情報部門對1943-1944年間王之發送的電報予以檢索，沒有發現任何可疑之處。他們最終的分析是，很可能是在西南太平洋戰場上的日軍情報部門劫獲了這些電報信息並予以破解，這在戰時是常見的事情，畢竟敵對的雙方都在想方設法運用各種智慧破解對方的電報秘碼，為自己一方的相關決策提供情報依據。

雖然澳方對王之將軍向中國軍事當局提供的上述情報可能因種種原因被日方偵破的調查沒有發現任何可疑之處，但對其監視則一直延續到1945年中王之去到菲律賓麥克阿瑟將軍的總部。1945年初，美軍發起巴丹半島戰役，在當地遊擊隊的配合下，當年2月下旬就占領了巴丹半島。而在當地的遊擊隊裏，就有中國軍方安插的情報人員。美軍解放巴丹半島後，該情報人員即向美軍表明了身份，但美軍需要核查，拖延很久，王之將軍在5月份從澳大利亞去到那裏，與麥克阿瑟將軍總部溝通，解決這一問題，因為該情報人員在菲律賓當地的活動，事實上也跟他當時在這裏充任軍事觀察員時期的安排有關。最終，該情報人員由美軍安排，返回中國報到。而在此之前，澳方情報部門關注的一事則是王之夫人攜帶子女自1944年下半年開始間道印度直到1945年初方才來到澳洲與丈夫團聚之事，在此期間，澳方監測了王之給中國駐印度領事館有關安排其妻小赴澳的相關電報。[4]可見，王之將軍在澳期間還是很受澳方關注的。

事實上，自家眷來到澳洲悉尼後不久，王之就奔赴菲律賓，與麥克阿瑟將軍總部在一起，就當前戰場情勢以及中國戰場的對日反攻等，提供情報及意見。當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後，他就在馬尼拉等待以軍令部部長徐永昌上將為團長的中國代表團。隨後，他們一起乘坐美艦，前往日本，參加1945年9月2日在東京灣美國軍艦密蘇裏號上的受降典禮。

1943年10月16日《澳大利亞人報》上的王之上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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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史館：《軍令部派王致光為駐澳軍事代表案》，典藏號：020-011503-0002。

[2] 國史館：《駐美軍事代表團及駐澳軍事聯絡員》，典藏號：020-050204-0037。

[3] 國史館：《駐外武官與軍令部聯絡》，典藏號：020-049906-0013。

[4] Colonel (later General) WANG [Chinese Military Liaison Officer], [Current Information regarding Chinese matters reference to White Australia], NAA: BP242/1, Q305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