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穀雄風
有所思，有所感，從曆史的時空中來，再回到曆史的時空中去。
一個廣東開平來澳的淘金高手和經商奇才
1850年代初澳大利亞維多利亞(Victoria)金礦的發現，帶動了首批中國人(主要來自廣東省)大規模地前來新金山尋找機會。在這場長達十幾年的淘金熱中，一些人在維多利亞省和新南威爾士省(New South Wales)確實有所收獲，實現了夢想。到了1872年，探險家在昆士蘭省(Queensland)北部的Palmer River(白馬河)地區發現金礦。次年開始，消息傳出後，立即形成了一輪新的淘金熱潮。從昆士蘭東南部及更南麵的維多利亞和新南威爾士兩省的人群(包括原有的華工)蜂擁而上，許多海外的淘金工也加入到這一輪可以發家致富的浪潮之中。正是大批淘金者的到來，才帶動了昆士蘭北部地區的開發。從湯士威爐埠(Townsville)往北所見到的那些著名城鎮，比如堅時(Cairns，現譯為凱恩斯)、塔利(Tully)、穀當(Cooktown，現譯為庫克頓)、熱帶高原台地上的丫打頓(Atherton，現譯為亞瑟頓)等等，都是在此輪淘金熱興起之後才被開發並建設起來。這些新來的淘金工，有很大一部分是新近聞訊而抱著發家致富的想法從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及四邑之各縣絡繹不絕奔湧而來者。據統計，僅在1875年到1879年間，在昆士蘭北部登陸奔赴白馬河及周邊礦區淘金采礦的華人人數就達22000人。穀當埠也是在1873年才被確定作為前往白馬河金礦區的貨物集散地，並在次年作為港口開埠；而堅時建埠則更晚些，鑒於白馬河金礦區很快便向南延伸到幾百公裏遠的熱帶高原台地區域，為獲得一個更為便捷的貨物運輸港口，1876年才得以正式確定建埠和開發。然而，金礦開采的熱潮實際上也就是持續了幾年時間，很快便消沉下來。那些未有收獲的淘金人便分散到白馬河往南的周邊地區，參與到這些地區的種植業和畜牧業的開發和建設之中。
在1870年代中期來到昆士蘭北部淘金的廣東人中，開平縣水口鎮後溪村生於1855年的譚瑞(Tam Sie)，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在年方二十歲時，得知了白馬河發現大型金礦的消息，十分興奮。二十年前，他所在的四邑地區大批人員因受澳大利亞新金山的淘金熱吸引而奔赴那裏，以期實現發家致富的夢想。雖然真正掙到錢榮歸故裏的人並不多，但新寧縣的雷亞妹(雷亞梅，Louis Ah Mouy)和劉光明(Lowe Kong Meng)等在美利濱那裏致富的消息，還是對當地出洋打工實現夢想的後來者有很大的感召力。現在，澳大利亞的北部地區又有了發財機會，在首輪澳大利亞的淘金熱時才出生的譚瑞沒能趕上時機，現在自然就不能錯過這個良機，需要去那裏碰運氣。於是，他成為了大批來自四邑及珠江三角洲地區赴澳發展之淘金工中的一員，於1875年搭乘從香港啟程的輪船，抵達剛剛建埠不久但已顯得繁榮昌盛的穀當埠。
像當時抵埠的所有中國淘金工一樣，譚瑞的目標是白馬河礦區。因此，他很快便跟隨大流去到礦區淘金。但是，他隻是在那裏待了約六個月時間，就返回了穀當。他的淘金之旅是否有所收獲，沒有記載，其自傳中也未說明。從他能夠從容地呆在這個新興港口並能有所作為來判斷，顯然他是有一些收獲，但可能是不多。從其個人角度來看，尤其是對比他此後財富增長的機遇和效率，即便他在淘金中有一點兒收獲，顯然不能算得上是成功，也就不願意提及而已。
譚瑞回到穀當埠時，已經是1876年了。幾天後，他與同鄉鄺興相遇，兩人商討決定前往新幾內亞(New Guinea)做海參貿易。通過很快便建造了一艘載重25頓的中國帆船，召集夠人手後便出發前往目的地。八個月後，他們滿載而歸，捕獲有6噸重的海參，價值500鎊，這算得上一筆不小的收入。換言之，此行非常成功。
嚐到了賺錢的甜頭，譚瑞和鄺興決定再度出海前往新幾內亞，欲故技重施，再創輝煌。就在一切準備停當之後，譚瑞突患發燒重病，無法隨行。但他也因禍得福，躲過一劫。在新幾內亞海岸一處物物交換地點，鄺興所帶領的這一船人因茲擾土著女人而被當地土著所殺，船被焚毀，隻有船長一人幸免於難，為當地傳教士所救。事實上，就譚瑞當時了解到的情況來看，這一年在海島遇難的各國水手和船民有100多人。從當時澳大利亞報紙經常報導的各國船員及乘客被土著所殺的事情來看，這樣的出海冒險，能夠安全歸來就是運氣。經過此事，譚瑞意識到做這一貿易雖然獲利可觀，但太過危險，也無法控製船員的行為而導致的危害，遂退出此行，另做打算。
1877年，譚瑞從穀當搭乘輪船抵達堅時埠。了解行情後，他去到熱帶高原台地丫打頓埠附近的田納廬(Tinaroo)，延續此前赴澳時一直就有的采礦致富夢。然而，他在這裏不是掘金，是來采錫的。因當地發現錫礦，此時正處於開采熱潮當中，他從當地一位名叫賈森(Jackson)的西人手上拿到了一份采錫合同。從這件事來看，很顯然譚瑞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英語能力，懂得溝通，加上此前的賺錢積累，從而使他能夠有如此好的開局。他的礦坑雇傭了30名礦工，開采順利。當時，他須付給皇家政府的特許經營費是每噸4鎊，從礦區用騾馬馱運到堅時埠港口的運輸費則是每噸8鎊，然後再由此船運到雪梨(Sydney)的費用為每噸3鎊，合起來這些主要成本費用是每噸15鎊。當時在雪梨市場的錫價是每噸25鎊，其差價尚有10鎊。因此，扣除支付給礦工的工資，他至少還有每噸5鎊的利潤可賺。
可是他並沒有在這裏呆多久，而是很快又重返白馬河礦區，從伍德兄弟(Wood Brothers)手上接手了一份采礦合同，同樣手下也雇傭了一幫礦工為其工作。因其錫礦場位於拜爾斯壋(Byerstown)，距離白馬河礦區中心梅壋(Maytown)有25哩之遙，為支付礦工的工錢，他每周都要往返梅壋一次，因為隻有這裏才有銀行。也可能他的這一規律被人掌握，有一天在從梅壋返回的路上，他被三個中國礦工攔住，要搶劫他的錢。好在他機警，驅馬撂翻三名劫匪逃脫。但經此事後，他感到這樣下去即便賺錢不少，但對生命的威脅也較大，事實上，他也知道此時雪梨的錫價已經升到每噸75鎊，利潤豐厚，他還是決定轉行。因在此期間他認識了當地兩位最著名的白人開拓先驅、也是其後在熱帶高原台地經營商鋪的賈威廉(William Jack)和紐偉兒(John Newell)，便決定步其後塵，也去經營商鋪。
10個月後，譚瑞結束了合同，離開白馬河前往穀當。這一次，他淨賺了500鎊。就當時而言，這是一筆數額巨大的收益。
在與穀當埠的華人商鋪錦昌安號(Kum Chong On)談妥合作之後，譚瑞決定南下，前往昆士蘭北部重鎮湯士威爐(Townsville)西部內陸的礦鎮車打士滔(Charters Towers)開設商鋪。1878年9月7日，他帶著650鎊的貨物，其中包括價值165鎊的鴉片，踏上了經商之路。抵達湯士威爐後，當晚在客棧，他的鴉片被一位同住的林生所盜；但因譚瑞警覺，次日清晨便發現貨物失竊，立即尋找，很快在一間鐵匠鋪裏找到了這包鴉片，因其太過沉重，竊賊無法攜帶，便先藏於此。隨後他安全抵達車打士滔，當起了店主。九個月後，因生意不理想，他將生意以500鎊的價格賣給了三位華人。
此時，甘蔗種植在昆士蘭中北部熱絡起來。在昆士蘭中部濱海的墨溪埠(Mackay)，殖民者此時就在周邊廣辟土地種植甘蔗，該地的大小糖廠已達25間，有數千來自南太島國及中國的工人在此間工作。於是，譚瑞決定投身其間。
1879年，他去到墨溪埠所屬的後布什鎮(Homebush)，從當地白人殖民者手中獲得了幾份合同，雇傭有500名各色人種工人，清理土地，挖掘樹樁，種植甘蔗。此項工作，他前後做了九年，獲利甚豐。這也可能因他當時曾經作為翻譯，充當了當地官府及西人經營的糖廠和相關企業經管人員的中介，協助平息華人勞工與他們之間的衝突，並製定規則保證了來自不同方言群體華工遵守規矩及獲得相應的權益。由是，他受各色人等信任，包括當地糖廠經管人員和執法機構官員，有助於其獲取利益，取得成功。到1887年，他把手上的合同以5000鎊價格賣給了Sam Hang(三杭號，譯音)、Kum Chong(錦祥號，譯音)和Goodwill(美意號)三家公司，先收取一半現金，餘額在其後兩年付清。這一年的年底，他就攜帶15000鎊巨款，回國探親，可謂榮歸故裏。
除此之外，譚瑞還在昆士蘭北部地區擁有一大片蔗田和其它物業租賃，價值達4000鎊；在北部的道格拉斯港(Port Douglas)，他還借貸給一位華商1000鎊。也就是說，在其來澳打拚13年之後，除了攜帶回國的那筆巨款之外，他在昆士蘭還有5000鎊的財產及上述生意未曾付訖的2500鎊款項。
位於堅時埠南麵不到一百公裏處的Geraldton(者爐頓)是南北尊臣河(South Johnstone River & North Johnstone River)的交匯處，去海隻有五公裏，是昆士蘭最潮濕的地區，其內陸輻射的大片沃土良田，是現在昆士蘭甘蔗和香蕉種植的最主要產地。但這裏的開發比較晚，是在譚瑞去往墨溪埠的同年才開始有西人在此設點開墾，種植甘蔗。在其後的十年時間裏，這塊地方雖已有較大發展，然一切都還在草創階段。就在這個時候，譚瑞把目光放到了這裏。
結束一年的國內探親假之後，譚瑞於1888年底重返昆士蘭。因此前在道格拉斯港的商鋪有1000鎊的貸款，此時的商行因經營出現問題，他便直接去到那裏，將商號接管下來，然後看行情果斷地將其賣掉變現，也包括在此間的其它物業，統統予以處理。手中有了充足的資金，譚瑞進入北部的丹特裏(Daintree)雨林地區，在此租賃了50公頃土地，雇人種起了水稻。他的運氣極佳，半年收成60噸稻穀，去糠後淨米有45噸，這一季他就淨賺1000鎊。但下一季水稻種下去後遭遇大旱，顆粒無收。
1890年前後，譚瑞先後在堅時和昆士蘭北部的幾個不同地方與人合股做生意，經營商鋪，但都因經營理念不同很快散夥。最終，他去到者爐頓埠。這裏的開發雖然剛剛10年左右，但已有700西人，400華人和來自東南亞和南太地區的各色族群1000人，是個有前景繁榮發展的種植業和商業城鎮。在這裏，他和兩位廣東同鄉Hoy Kwong(海光，譯音)與Chan Yen(陳仁，譯音)合夥開設一間雜貨鋪，名叫Son On Lee(新安利號)。因經營順利，二年後譚瑞以較好的價格將兩位合夥人的股份全部收購，使該商號成為其獨家經營。進入20世紀後，其商號名也換成了他的名字，就叫做譚瑞號。
在經營商鋪的同時，譚瑞也大舉投資土地。他在距者爐頓埠約十公裏左右的小鎮樇尊臣(South Johnstone)大肆收購，將該鎮周圍大部分的土地買下，種植香蕉。作為香蕉園主，他雇傭很多人，當然有許多是他同村的宗親和村人，這些都是他結束探親返澳時帶來，或者是他在此前後寫信回鄉鼓動他們越洋來到這裏發展的，因在業內規模大，有很大的發言權；此外，他的英語好，比較容易與西人溝通，且經驗豐富，正如他在墨溪時一樣，因而在與西人經營的船運公司裝載香蕉產品運送目的地之溝通中，譚瑞所據地位特殊。
自1893年起，由於澳大利亞銀行業危機，對種植園主的壓力也增大。就算譚瑞在銀行裏有超過1000多鎊的流動資金，也無法自由提取。在這種情況下，香蕉運輸的費用則一點兒也不減少，這對於許多香蕉種植園主是個很大負擔。作為此項香蕉運輸的中介人，譚瑞此前一直負責與船運公司交涉聯絡，後者也根據合同和承諾，按照載運每抽香蕉一便士的回扣費支付給他。為了使這些蕉園主能度過難關，譚瑞就直接將此回扣再回返給各自裝運貨物的蕉園主。如此過了一年，這些人認為這樣太麻煩，希望船公司能直接將此錢支付給他們，這樣更為省事。為此，譚瑞就跟船公司商談，希望他們照此辦理。第一個星期，這些蕉園主都收到了船公司的這筆費用；但從第二個星期開始，船公司就拒絕支付上述款項，並告訴所有的蕉園主，這筆錢本來是屬於譚瑞的，因為他為了大家貨物的運輸，不辭辛勞，克服了種種困難，這是他應得之錢，充分肯定了譚瑞在此項事務中的付出和他應得的報酬。經過此事，所有的蕉園主都了解到譚瑞為他們做出的犧牲，對其為人也予以了充分信任。而船公司經一番衡量後，決定每船載貨後給予譚瑞一鎊的回扣，同時也將此前的一便士費用在蕉園主載貨時予以抵扣。這樣的結果，是皆大歡喜，眾蕉園主得到了他們所渴求的利益，船公司也增加了運輸量，並未損失，而譚瑞則更由此增加了收益，為其財富上漲增色不少。
此外，因台風引起的事故索賠，也說明了譚瑞在當地蕉園主與船公司交易中的重要地位。1896年，兩艘裝滿香蕉的運輸船從者爐頓埠開出不久，因台風突襲，為躲避不得不將滿船香蕉拋棄於海中，造成蕉園主一筆重大經濟損失。受眾蕉園主委托，譚瑞出麵跟運營上述兩船的阿德萊德船運公司(Adelaide Steamship Company)總經理會談交涉，最終為這些同行拿到了令人滿意的補償。
另一件事也彰顯了譚瑞為當地香蕉種植業利益的擔當。從19世紀末最後幾年開始，昆士蘭的果業開始受到果蠅影響；到1901年，者利頓埠的香蕉業因果蠅肆虐而導致市場停滯，為此，當地水果產品皆無法為雪梨和美利濱(Melbourne)等埠商家所接受。為此，果農們籲請昆士蘭省農牧業廳派出官員駐紮該地，在這些產品發貨前檢驗並核發通行證，以便能將其順利運達全澳各地市場銷售。當局對此籲請有所回應，而且為慎重起見，特別電報譚瑞，請其赴省府所在地布裏斯本(Brisbane)，征詢其意見。為此，譚瑞應邀赴省，充分表達其意見，並經其推薦，由省裏任命瓦特(W.W. Watt)先生充任者爐頓埠地區水果檢疫官。後者出任該職後工作認真負責，也成為了譚瑞的好朋友，直到1930年才退休。
隨著水果檢驗及其它程序的增加，船公司的勞動力成本上漲。1902年，有一家船公司代理商便決定對於從碼頭搬運到船上的香蕉每掛增收一便士。對此，蕉園主們群起反對，並敦請譚瑞代其出麵與該船公司商談，最終他成功地說服船公司將此費用豁免。由此可見，譚瑞是以當地社會主人翁的態度為各色人等服務，其在商界的地位也由此而凸顯出來。因其與船公司的良好關係，其中一間公司還在1905年特地為其全家提供了一趟前往澳大利亞南部主要城市旅遊的來回船票，以感謝其過往十餘年在溝通船公司和客戶兩方麵所提供的出色服務。而在1910年，因避免與西澳的同名城鎮有所混淆，者爐頓埠改名為Innisfail(煙尼士非爐埠)。同年7月，根據美利濱的華人大律師麥錫祥(Ah Ket)的建議，煙尼士非爐埠成立蕉園主公會(Banana Growers Association)，無論是白人還是華人，全部入會，以維護全體果農的利益，並致力於將當地優質香蕉銷售於全澳。因譚瑞在業界口碑好，實力超群，且德高望重，不僅在華人社區裏熱心公益，支持全澳華人社區發起的各項運動，關注中國工商業的發展並捐款投股，也以主人翁的態度服務當地各色商民，積極投資當地基礎設施，比如1907年樇尊臣鎮公所開建通往Nerada(內拉達)鎮的電車線路，譚瑞出錢出力，也把他自己的土地拿出來修路，貢獻很大，因而被一致推舉出任會長。
如前所述，譚瑞在墨溪期間主要從事甘蔗種植業，經驗豐富，他也同時在堅時埠附近投資有蔗田。定居者爐頓埠後，他不僅在樇尊臣鎮附近購置大量土地，也在屬於者爐頓埠周圍的其它鎮如Mourilyan(美利堰)和 Goondi(金地)有大量土地投資，其中相當多的這些土地被開發成了蔗田。他甚至在香蕉年景不好時，也將其部分蕉園轉變為蔗田。在1898年時，者爐頓埠就有各色勞工超過3000人，其中來自南太島國500人，來自爪哇2000人，來自中國1000人，而譚瑞的蔗田和蕉園高峰期就雇傭有超過2000名工人。為了集中資金和擴大規模，他還在1897年將在堅時的地產分別賣給一家西人公司及三家華商，比如著名的新和泰號，盡管處理這些財產損失超過2000鎊，但他將其集中投資在者爐頓區，對其生意發展還是很有幫助的。
譚瑞不僅僅之注重甘蔗種植，還投資這一行業的加工企業。他曾經是樇尊臣糖廠的大股東，也在金地的糖廠擁有大股份。而1906年建成的美利堰糖廠在當地規模極大，擁有2000公頃的蔗田，還有3400公頃待開墾的土地，加上自有鐵路等等，由譚瑞和另外兩個西人公司作為大股東，投資超過二萬鎊。這些都給譚瑞帶來巨大利益。僅在1898年，這些生意每個月就帶給他有3000鎊的收入。
除此之外，譚瑞也投資有四間碾米廠，分布在金地鎮、美利堰和者爐頓埠，每個月出品20頓的大米。
者爐頓地區土地肥沃，是種植熱帶經濟作物的理想地。作為當地香蕉和甘蔗種植大戶和實力雄厚的商家，譚瑞還緊跟形勢，意識到現代汽車的發展對橡膠的需求的重要性。他認為，當地的氣候條件顯然適合橡膠的種植，便於1903年拿出一筆可觀數目的款項，在距離者爐頓西部12英裏的內拉達鎮開辟了一大片土地，購買樹苗，進行試種。到1907年，看到首批栽種的2000株橡膠樹苗成活，長勢很好，譚瑞決定再引種2000株，期以擴大規模。隨著橡膠樹苗的快速生長，他的這一實驗引起了官方的注意。1909年10月，維多利亞省農業廳的Turner(特納)先生和昆士蘭省農業廳的E. G. Scriven(史克李文)先生帶著40名商家以及一群蕉農造訪了他的橡膠園，對他所取得的成就極為讚賞；那些商家也對此後果極感興趣，寄望於此後能有機會經營其產品。
然而，一年後，譚瑞便放棄了這項實驗。一方麵是其太燒錢，需要大量投入，管理費事；另一方麵，隨著橡膠樹長大進入收割期時，還需要大量的人工，而昆士蘭有恰恰是極為缺乏這樣的人工，尤其是熟練有效的人工。即便是可以從東南亞地區比如海峽殖民地或馬來半島引進，但鑒於當時澳大利亞實施嚴苛的限製亞裔入境的“白澳政策”，其成數也不大。
在此期間，譚瑞也在者爐頓花錢辟地試種棉花。但因氣候原因，棉花生長受到影響，無法產生效益，他最終也放棄了這一嚐試。
進入1910年代之後，50多歲的譚瑞便一步一步地開始了退休生活。本文主要根據譚瑞本人留下的隻有8頁的英文自傳手稿，[1] 其所涉年份從1875年至1907年，此後便未提及其生意及經曆，恐怕也跟他在此此後不久便逐漸收縮生意進入退休生活相關。由此，他逐漸退出原有的種植業，陸續將其手中的蕉園和蔗田賣出，隻留下一些地產物業及商鋪。
1931年10月20日，譚瑞在煙尼士非爐埠去世，終年76歲。留下一筆巨額遺產給他在當地所娶的太太和所生養的女兒。
譚瑞去世後，在煙尼士非爐埠的英國聖公會教堂舉行的葬禮，備極哀榮，該埠幾乎所有著名商行及家人都致送花圈，出席葬禮；媒體也稱讚他是煙尼士非爐(亦即者爐頓)埠開發和建設的先驅，是一位成功商人，也是對地區發展極有助益的人士。
確實，譚瑞作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昆士蘭北部著名的種植園主和商行東主的經曆，彰顯其在昆士蘭北部開發建設過程中所應具有的地位；這位曾在當地經濟和商業上頗有建樹的商界奇才之生平，也印證了在澳大利亞社會發展進程中，早期來澳華人是如何與其他族裔合力，對這個國家所做出的貢獻。
1920年代的譚瑞。
20世紀前後煙尼士非爐埠附近的香蕉種植園及華工。
粟明鮮
28 December 2021
[1] Tam Sie. Memories of Tam Sie, 1875-1925. Held at the Mitchell Library, ML doc. 1532.8.
在這方麵，大清國和大民國及強國似乎沒啥改變，大概是優秀文化傳統吧。而且，為了搶奪淘金場，以縣域為主或堂口為主的群體，還發生大規模的械鬥，造成大批傷亡。
當然，在淘金地，不僅是國人搶偷國人，還有國人搶偷西人，西人搶偷國人，甚至為財務而劫殺的案件也經常發生。因此，在淘金場周圍出沒山林劫掠的土匪，既有西人，也有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