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時澳軍“雲雀支隊”的命運(下)

戰時澳軍“雲雀支隊”的命運(下)

美軍 “鱘魚”(Sturgeon)號潛艇與“蒙得維的亞丸”

將滿載澳軍戰俘之日本海軍“蒙得維的亞丸”號運輸艦一舉擊沉的，是由有“公牛”之稱的威廉·懷特少校指揮之美軍 “鱘魚”(Sturgeon)號潛艇。美國海軍為此還特地提供了1942年6月30日和7月1日鱘魚號潛艇的航海日誌，供澳方參考。

美軍 “鱘魚”(Sturgeon)號潛艇，1943年5月3日在加州馬爾島海軍船塢外的身影。

在美軍 “鱘魚”號潛艇的航海日誌中，懷特少校是這樣記錄該艇如何擊沉這艘日軍運輸艦的：

1942年6月30日：在波甲多角西北洋麵下潛行巡航。22點16分，西南方向出現一艘船之艨影，初認為其乃向正北航行，經幾分鍾的觀察後，判斷其為向正西高速航行。此時該船處於巴布延海道外側，目的地顯然是海南島。為此，本艇開足馬力，掉頭向西，以便超越該船，迎頭痛擊。頭一個半小時，我們顯得力不從心，因為這家夥航速高達17節，甚至更高，而且還是之字蛇形前進。要想打掉它，此時顯然毫無希望。但我們決定瞟上它了，等待機會，尤其是等待它調整有利於我們的航向。此時，它距離我們的射程約為18000碼。還好，午夜之後，它的航速降到12節。這樣一來，那就容易對付了。

1942年7月1日：攔截目標。此時是淩晨1點46分。從潛望鏡裏觀察，它的體積顯得比初見時要大得多，此時它的航向已經略略調整為西向左側，距離我們大約是5000碼。希望能再靠近1000碼，以便發射魚雷。

2點25分，在4000碼射程時，發射四枚魚雷。2點29分，聽到並觀察到該船尾升起75-100英尺高的連續爆炸。2點40分，觀察到該船先從船尾沉沒。2點50分，本艇浮上水麵，向東航行，換掉電池。被擊沉之船應為Rio de Janeiro Maru，或者是同類型之船，總之是艘大船。爆炸之後，曾看見其甲板上有幾隻燈亮著，但顯然此時該船已失去動力。沉沒之前，其艦首高翹在天空約達6分鍾之久。再次下潛。與該船再無接觸。

所有在蒙得維的亞丸上的澳洲大兵和平民，就這樣無一幸免，隨著該船一起沉到了深達4200米的海底，長眠此間。在太平洋戰爭期間，這是澳軍戰俘死亡最多的一次海難。整個戰爭期間，被日本人俘虜的澳大利亞人，總共死去8000人。而僅從新不列顛島被俘的澳軍官兵和平民，就死去1000多人，比例高達八分之一。當然，美軍潛艇在發起攻擊時，根本沒有意識到，這艘日軍運輸艦上所裝載的，是他們的盟軍袍澤。


美軍鱘魚號潛艇1942年6月30日和7月1日的航海日誌之一

美軍鱘魚號潛艇1942年6月30日和7月1日的航海日誌之二

美軍鱘魚號潛艇1942年6月30日和7月1日的航海日誌之三

有許多資料表明，有鑒於1941年底日軍突襲珍珠港給美國海軍造成的巨大恥辱，美軍上下都憋足了一股勁，要以血還血，報仇雪恨。1942年4月的杜立德敢死隊轟炸日本東京的壯舉，是為一例。美國海軍潛艇在太平洋上四處遊弋，襲擊日本海軍及其商船隊，以威脅其生命線，就是其複仇的具體表現。實際上，鱘魚號潛艇在擊沉蒙得維的亞丸號運輸艦之前，就曾經在6月25日與馬尼拉外洋海麵上，發射三枚魚雷，擊沉了一艘日本商船隊的大型運輸艦。由此可見，當時美軍的攻擊精神是如何地強烈。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何當時鱘魚號潛艇一旦咬上了沒有護航軍艦隨行的蒙得維的亞丸號之後，就鍥而不舍地跟蹤，抓住時機，果斷攻擊後，就迅速撤離。而山內先生回憶說，當時蒙得維的亞丸之所以在6月30日午夜將航速減了下來，主要原因是原定的二艘日本海軍護航驅逐艦未能在約定的時間和地點匯合，故降速等待驅逐艦。不然的話，也不至於為盟軍潛艇乘機用魚雷將其擊沉。

2002年，一位當年美軍“鱘魚”號潛艇的輪機兵傑克·艾金生(Jack Atkinson)，在得知蒙得維的亞丸號慘案之後，站出來說，當時無論是艇長懷特少校還是他們這些普通水兵，從潛望鏡中觀察到這艘船時，都將其視為日本的運兵船。因此，在艇長下令發射魚雷時，沒一個人手軟。現在知道真相，即他們當時打掉的不是日軍的運兵船，而是盟軍的被俘官兵時，作為當時參與發動攻擊的潛艇中之一員，傑克深感內疚。隻是當時處於戰爭狀態，難以細究，遂釀成此慘案，也唯有徒呼奈何了。

而前麵提到的日軍蒙得維的亞丸號幸存水手山內先生在接受采訪時也曾說，當他們這些水手和日軍警備隊人員搭乘救生艇逃出時，遠遠地還見到落水的澳軍戰俘圍在一起，唱著歌，跟著運輸艦一起沉沒。他說，其情其景，令人難忘。

日軍“鳴丸號”輔助艦與澳軍亞包守備隊幸存者

如前所述，與蒙得維的亞丸一起沉沒死亡的，除了那208名平民之外，全部都是雲雀支隊的澳洲士兵。而澳軍亞包守備隊的約60名軍官和女護士，則不在這艘船上，他們於戰後在日本的集中營全部被美軍解救。


這是1942年上半年被日軍在亞包俘虜的澳軍護士和其他護士被關押的地方——宛那坡(Vunapope)修會集中營。

這些澳軍軍官和護士沒有重蹈覆轍，幸免於難，因為他們乘坐的是另一艘日軍輔助艦“鳴丸號”。該艦於1942年7月6日從亞包啟航，並沒有步蒙得維的亞丸之後塵，而是僥幸躲過盟軍潛艇的攻擊和空軍的轟炸，順利抵達日本。


這是被盟軍在日本解救的澳軍亞包守備隊隨軍護士和其他平民護士於1945年9月4日飛抵菲律賓馬尼拉時的合影。前排： 1. Grace Kruger 2. Alice Bowman 3. Jean McLellan 4.Jean Christopher 5. Dorothy Maye 6. Etta Jones 7. Mavis Green 8. Lorna Whyte 9.Daisy (Tootie) Keast；後排:  10. KayParker 11.Mavis Cullen12. Kathleen Bignell 13. Mary Goss 14. JoyceOldroyd-Harris 15. Dora Wilson 16. Dorothy Beal 17. Joyce McGahan。還有二位在日本被解救的於亞包被俘的澳大利亞女性，Eileen Callaghan和MarjoryAnderson 因體弱無法跟隨他們遣返，暫時留在日本修養。他們將從這裏飛澳大利亞的達爾文，再回到各自家裏。

在新不列顛島被俘的澳大利亞女性，除了上述6名隨軍野戰醫院的護士之外，還有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公共衛生部在亞包的7名護士，4名基督教循道會護士，以及一名種植園主的妻子。他們也隨同澳軍軍官一起，登上鳴丸號，被運到了日本集中營關押。在他們登船之時，其中的那名種植園主動妻子正在發高燒，還有一些人身體虛弱。但幸運的是，盡管航程艱難，備受折磨煎熬，而他們卻大難不死，無一人死於途中。事實上，抵達日本集中營的澳軍60名軍官和18名護士及平民，到戰爭結束時，也沒有一人死去，最終都回到了澳大利亞的家園。


這是四位澳軍雲雀支隊軍官，在亞包失守後曆經艱辛逃出生天後的合影。後排左為野戰救護隊(2/10 Field Ambulance)的Edward Charles Palmer少校，右為第22營(2/22Battalion)的Christopher Ernest Goodman上尉；前排左為亞包防空炮隊隊長David Mayer Selby中尉；右為第22營(2/22 Battalion)的William Taylor (Bill) Owen少校。

由此，澳軍在亞包的雲雀支隊約1500人，除了上述在日本集中營中幸存下來的60名軍官和成功逃出的300多官兵，合共400多人之外，其餘1000多官兵，全部喪失了生命。這一千多名官兵中，有60人左右，於1942年1月23日日軍登陸進攻亞包時，當場戰死或失蹤；140多人在逃亡時被日軍截擊而集體屠殺；800多人則在海上遇難。可以說，這支澳軍曆史上有名的“雲雀支隊”，下場淒慘。

第2/22營B連12排隊官兵，拍攝於1941年，亞包。他們大部分與蒙得維的亞丸長眠於菲律賓外洋海底。

附屬於雲雀部隊的新幾內亞誌願兵團，拍攝於亞包，1941年。他們中的大部分官兵也與蒙得維的亞丸長眠於菲律賓外洋海底。

尾聲：永久的紀念

1945年底，澳軍戰爭公墓處在亞包的碧塔帕卡開辟一戰爭公墓，以安葬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在新不列顛島陣亡或死難的澳軍將士以及其他盟國的官兵。在這裏，為那些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雲雀支隊死難官兵，建立了衣冠塚，以示紀念。


亞包的碧塔帕卡戰爭公墓

1993年9月16日，在亞包辛普森港灣，離當年雲雀支隊官兵被裝載上蒙得維的亞丸號不遠之處，亦即能嘹望海灣的一塊平地上，建立了一個由雲雀支隊後裔捐贈和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捐資修建的紀念牌，以紀念和緬懷當年在新不列顛島及愛爾蘭島陣亡或死難的1200名澳軍官兵。


1993年在亞包辛普森海灣建立的雲雀支隊紀念碑。

1993年在亞包辛普森海灣建立的雲雀支隊紀念碑上的雲雀部隊紀念銘牌。

有青山為伍，有波濤縈懷，由碧水環繞，願澳軍雲雀支隊官兵的英靈永遠與亞包辛普森灣相伴，庇佑新不列顛島的眾生。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