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康鵬教授是我的老師。1960年代我在哈軍工電子工程係讀書的時候，他是我們係裏計算機專業的教員，因為研製出441—B計算機而遐邇聞名。記得他年輕的時候特別英俊，一雙炯炯有神的大眼睛，讓你第一眼就能牢牢記住他。幾十年過去了，當我去國防大學看望他的時候，康鵬老師已年近古稀，雖然悠悠歲月在他的臉上刻下老年人的神態，但他精神矍鑠，麵色紅潤，聲若洪鍾，灼灼的目光裏飽含著對弟子的慈愛，軍人學者的風骨氣度宛若當年。
站在康鵬老師的家門口向西望去，北京西山的群峰巋然傲立，滿山的紅葉將座座山巒裝扮成逶迤欲飛的火龍。我陪著老師和師母信步走向西山，驀然看去，一隻山鷹在巔峰上空迎風盤旋，我突然聯想到老師名諱中的“鵬”字，鵬者，中國古代傳說中的最大神鳥也，大鵬展翅，就直衝九天雲外，故而有鵬程萬裏之成語。
山路彎彎，我們邊走邊聊，康鵬老師那略帶河南腔調的聲音，時而高亢，時而低沉，時而感慨，時而激憤。山風撲麵，他的傳奇人生、他的喜怒哀樂，他的輝煌和坎坷，特別是他晚年遭遇到的不公，一幀一頁的往事圖文，都朝我飛來……
苦孩子進了哈軍工
康鵬本姓袁，祖籍山東魚台。1937年，他出生在微山湖畔一個赤貧的農民家庭，父親闖關東杳無音信，兵荒馬亂的年月，母親無法養活三個孩子，姐姐和哥哥先後給了人家。 1947年，母親帶著他逃荒，一路乞討，幾近餓斃，為了兒子能活下來，母親把他送給一家姓任的江湖郎中，康鵬遂改任姓。一年後，康鵬從任家出走，跟著一批流浪學生流落到江南蕪湖一帶，他成了無家可歸的流浪兒。
康鵬整整過了一年多的衣不遮體、食不裹腹的流浪生活，差點送掉了小命。1949年5月，在乞討的路上，奄奄一息的康鵬巧遇渡過長江的解放大軍，解放軍戰士救了他，他想跟著部隊走，人家不要他，給他開了路條，送上火車，康鵬順利地回到魚台老家。
家鄉解放了，康鵬也找到了失散的父母和哥哥。有一天，一個解放軍叔叔找到家門口，問道：“這裏是康隊長的家嗎？”
喜從天降，原來是多年沒有音訊的姐姐派來的送信人。抗日戰爭的時候，姐姐逃出那個人家，當了八路軍，現在姐姐和姐夫在河南商丘工作，還是不小的幹部呢。
參加革命後的姐姐改名康靜，她把小弟弟接到商丘讀書。姐姐說，你以後就改成姐姐的姓，叫康鵬吧。鵬字為名，姐姐對弟弟的前程寄予厚望。
康鵬上學了，從死亡線上掙紮過來的苦孩子有超越其他孩子的刻苦讀書的倔強勁，加上他天資聰慧，學習成績非常好，他不斷地跳級，小學讀了三年就上了商丘一中，神童也！初中畢業後，這個能歌善舞，活潑好動的多才少年迷戀上了文藝，他想當新中國的“冼星海”，就偷偷報考了藝術學校。姐姐知道了，大怒，擰著他的耳朵，逼他去改誌願。姐姐說：“你必須上大學，老老實實地給我考高中。”
康鵬考入開封一中，興趣大變，三年的理科成績全優，特別是數學成績奇好，老師們為他選擇的目標是北京大學數學係。1955年，18歲的康鵬在開封高中畢業後，學校來了幾個軍人，他們是哈軍工招生組的，首先挑上出身好又成績拔尖的康鵬。
哈軍工是什麽學校？說不清。姐姐擔心弟弟光想當兵，上不了大學，後來才弄明白，那是陳賡大將辦的高級軍事學府啊。
康鵬穿上軍裝，成為哈軍工海軍工程係第四期學員，身為陳賡大將麾下弟子，他英氣勃勃，壯誌淩雲！（圖1）
照搬蘇聯軍校教學計劃的哈軍工，課程之繁重，學員壓力之大，在全國高校裏是有名的。在中學時代就養成自學習慣的康鵬，有一套與其他同學不同的學習方法，他上課很少記筆記，他認為一般老師講課創造性不夠，不會超過課本的範圍。而課本上的內容他早就自學過了，他掌握學習的主動權，一天到晚總在琢磨著自學中遇到的難點難題，然後深入鑽研。幾年下來，康鵬的數理成績一直名列前茅。那時候政治報告很多，他常常聽著聽著腦子就開了小差，思考起某個數理難題。報告會結束，他還在原地癡癡地坐著，直到同學連喊他幾聲，他才如夢初醒。同學們都覺得康鵬的大腦很特殊，說他是個“怪才”。
1957年夏天，在全國的“反右派運動”如火如荼之時，康鵬和同學們正在海上實習，下了軍艦，回到學院，大家都得“反右補課”，上級發下來的一張答卷裏，提了許多問題，其中有一條“你對教授治校的態度”， 康鵬答道：“大學的政委可以是黨員幹部，但校長可以由黨外專家來當”，這句話被無限上綱為“右派言論”，要開會批判他，幸虧專科政委出來保護，康鵬才逃過一劫。
大躍進年代，各個大學都因為教育大躍進，擴大招生，教員奇缺，不得不讓部分大學生提前畢業當教員，這叫著“拔青苗”，1959年，康鵬也被係裏“拔青苗”，為了培養他，送他去清華大學自動控製係進修計算機專業。
在清華大學學習期間，“小荷才露尖尖角”，康鵬的聰明才智第一次亮相，他在短時間裏完成一個舞台燈光控製的科研項目，受到係裏的表揚，然而他的口無遮攔的率直性格給他帶來了麻煩。平時他對“鋼鐵元帥升帳”、“糧食高產衛星上天”這些大躍進中的驚天“壯舉” 看不慣，憋不住就愛說點怪話，這被領導和同學看成是政治上落後，“隻專不紅”的人物，接著，在教學改革中大家“批判愛因斯坦”，他又大唱反調，他和那些積極分子們公開辯論：“你了解愛因斯坦嗎？懂得他的相對論嗎？你什麽都不懂，還想批判他？”
於是，康鵬被列為“走白專道路”的靶子，係裏準備重點批判他。正在這個時候，哈軍工海軍工程係主任黃景文到海軍司令部出差，專程來到清華大學看望康鵬等進修的學生。一聽說清華大學要批判康鵬，黃主任輕蔑地笑笑，馬上命令道：“康鵬，你馬上回去吧！”
康鵬打起背包，不辭而別，回到哈爾濱。幾年以後，清華大學才發函為康鵬正式甄別。
研製441—B計算機
1960年夏天，剛回到哈軍工的康鵬沒有猶豫就接受係領導的教學安排：給高年級學員開新課：脈衝技術與數字電路。
“你這個冒失鬼，老教員都沒敢接的課，你怎麽敢接？”一起“拔青苗”出來的老同學好心地提醒康鵬，“你連講義都沒有，怎麽去上課？”
康鵬知道自己的確冒失了，可他的牛脾氣又不肯打退堂鼓，一咬牙，拚吧！一個暑假，他鑽進圖書館翻譯外國技術資料，廢寢忘食地編寫講義，愛人王蘭英從北京來學院探親，他也沒有時間陪同，最後累得胃出血。開學了，小夥子第一次走上三尺講台，隨著課程的進展，他編寫的40萬字的新講義也印刷出來。見習助教康鵬在全係嶄露頭角，在大家眼裏，他是個計算機專業的新秀。
哈軍工的計算機專業起步於1957年，在陳賡院長的關懷下，院係領導大力支持，1958年10月，海軍工程係柳克俊小組研製出作為魚雷快艇指揮儀的中國第一台軍用計算機，不久，康繼昌等人又研製出機載計算機，哈軍工在剛剛起步的中國計算機科技領域獨占鼇頭。
1961年初，海軍工程係教育副主任慈雲桂教授隨中國計算機代表團訪問英國，參加計算機學術會議，其間訪問了劍橋、曼徹斯特、牛津等幾所大學，曆時兩個月。慈雲桂注意到國際上計算機發展的主流方向是全晶體管化，他收集了不少有關晶體管通用電子計算機方麵的資料，頭腦中構思著晶體管化的通用計算機體係結構。回國後，他向國防科委領導匯報了出國考察的體會和研製新計算機的設想，得到領導的熱情支持。國防科委主任聶榮臻元帥指示：哈軍工的計算機要用國產晶體管，盡快研製出一台通用數字計算機來。
是年秋，哈軍工成立電子工程係，康鵬等年輕教員隨慈雲桂副主任從海軍工程係調入這個新係。康鵬所在的404教研室是學院第一個計算機專業教研室。此時，慈雲桂決心在電子係重新組織一班人馬，開始晶體管通用計算機的研製，機器命名441—B。
慈雲桂點將的頭一個人就是康鵬，他對這個山東小夥子敢字當頭的秉性和“拚命三郎”勁頭印象很深，他讓康鵬做課題組的技術負責人和邏輯設計師,此時見習助教康鵬連畢業證書還沒有拿到手。
一開始，慈雲桂讓大家先學習半導體學理論。看了幾天的書，康鵬不以為然：“不應該花太多時間去鑽研半導體理論，我們主要是用晶體管，知道它的特性，會用就行了。”
當時，中國科學院、四機部等幾個大的專業所都在研製通用計算機，他們麵臨同樣的困難：大躍進時起步的半導體工業舉步維艱，國產晶體管先天不足，質量不過關，人們悲觀地認為國產晶體管不可靠，五年之內，休想用到計算機上。如果要使計算機全晶體管化，隻能采用進口的晶體管。可那個時候，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計算機的關鍵技術是完全封鎖的。
到全國各地調研後，康鵬回到學院，他到慈雲桂副主任的家裏匯報,兩個人長談到深夜。
“慈付主任，”康鵬說出自己的擔憂，“科學院等近千人大所研製晶體管通用機，兩年過去了，都沒有搞出來，可見研究工作難度之大，我們現在隻是一個十多個人的小組，連人家一個研究室的規模都不夠，我在考慮怎麽才能拿下這個任務。”
“小康，這的確是個艱巨的任務，”慈雲桂樂嗬嗬地鼓勵道：“在蘇聯，這樣的大課題都是院士一級的大科學家們幹的，我為什麽選你幹？為什麽選的都是一些年輕人？我對你們的創新潛力有信心，不要被大院大所嚇住，我們軍工在軍用機上已經走在前麵，通用機也能闖出來。”
康鵬說：“我反複想過，我們不是三頭六臂，在實力上無法和人家相比，所以不能走他們的老路，必須走自己的一條新路。他們大都采用外國的諾爾電路，我們國產的晶體管很難適用這種功耗大的電路，況且還有別的問題。”
慈雲桂肯定康鵬的思路，話語中充滿了信任：“你就頂上去吧！”
康鵬帶領同誌們投入艱苦的邏輯設計和電路實驗工作中。國產元器件質量差，觸發器一觸即發，插個電烙鐵、關個電燈，觸發器都要翻轉；信號搶道、脈衝變形引起信號逐級惡化等問題，都是當時各個計算機研製單位共同麵臨的科研難題。康鵬提出一個“隔離阻塞原理”，設計出全新的電路，攻克了一個個科研難關。1963年10月，哈軍工十年校慶的時候，441—B的研製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果，參加校慶的各地專家學者都來看441—B，聽康鵬講他的“隔離阻塞原理”，當年，在西安舉行的全國第三屆計算機學術會議上，康鵬的論文引起全國同行的重視。
康鵬乘勝突擊。他到北京出差連看看王蘭英的時間都舍不得用，441—B就是命，實驗室就是家，長期兩地生活，他又不會照顧自己，身體瘦弱不堪，每天睡在實驗室的大工作台上，常常半夜起來，拖著實驗室主任一起幹，他又發明一種推拉觸發器，解決了大問題，441—B已經接近最後的勝利了。
在挨鬥的日子裏攻克441—B
在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年代，康鵬有一個誰都羨慕的好出身，是屬於“根正苗紅”的人。按理說，政治運動是不會整到他的頭上的。然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康鵬的政治命運並不好，他因為是業務尖子，“隻專不紅”的評價如影隨形，他多年以來就積極申請入黨，可就是通不過，組織上說要“進一步接受考驗”。他因為口直心快，實話實說，在曆次政治運動中都要惹上點麻煩。自從在441—B的任務中挑大梁以後，他一門心思搞科研，負責政治學習的支部委員就在背後放冷箭：“康鵬晚上加班加點是搞他的‘自留地’，他隻專不紅的毛病更嚴重了！”
1964年夏，在林彪加緊推行“高舉緊跟”、“突出政治”的大形勢下，總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到哈軍工下指令：要“放炸藥”，“抓鯊魚”， 揭開哈軍工的階級鬥爭蓋子。緊接著哈軍工被定性為全軍不突出政治的落後典型，在上級的高壓下，一場政治運動席卷全院。
404 教研室的協理員早就盯上“隻專不紅”的康鵬，他們以黨組織的名義組織力量，羅織罪名，對康鵬進行揭發批判。一個打手指著康鵬喝道：“人民內部矛盾的六條標準，你占了五條不符合！”他們又造謠說：“康鵬為彭德懷翻案，反對毛主席。”
此時，王蘭英帶著6歲的大女兒剛從北京調進哈軍工，家還沒有拾掇好，就奉命去阿城縣參加農村四清運動。康鵬帶著女兒，白天挨批鬥，晚上還要進實驗室調機，盡管不少同誌挺身而出為他抱打不平，但整他的人步步進逼，甚至到他那個隻有8平米的小家裏，敦促他“老實交代問題”。
康鵬憤怒到了極點，他無法排遣淤積於胸的怨氣，這個直性子的山東漢子一根筋，他居然想到了死，那天，他要到幼兒園去看一眼女兒小虹，然後就去自殺。走在路上，碰到係副主任張傑。老幹部畢竟有眼光，張傑發現康鵬的眼神和臉色都不對， 就拉住他到路邊坐下，讓康鵬講一講404教研室的運動情況。
康鵬叫了一聲“張副主任……”眼淚就下來了。
聽完康鵬的哭訴，張傑勸慰道：“我們領導幹部都集中到院裏開會，家裏就亂了套，有的人借機整人，打擊報複，太不像話了，小康，你要堅決頂住，係黨委是了解你的！”
主管全院科研項目的院科研處處長冉萍聽到404教研室大整康鵬，也出麵幹預，他大聲質問：“你們把科研骨幹都整垮了，我們國家的科技怎麽上得去？”
冉萍處長特地把康鵬請到家裏吃飯，給年輕人打氣撐腰。
教研室協理員一看苗頭不對，他組織的這場階級鬥爭終於草草收兵。
1964年10月底，441—B進入總調試階段，康鵬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和同誌們一起住進機房裏，晝夜輪班守著他們的寶貝疙瘩。開始考機的時候，國防科委四局派來兩位參謀，看到哈軍工教員的拚搏精神，他們深受感動，也跟著參加考機。
國際上一種有名的計算機平均57個小時出現一個故障。康鵬和大家忐忑不安地計算著時間，48小時過去了，72小時過去了，441—B工作依然正常，大家歡呼起來，都勸兩位參謀回招待所休息，兩位參謀不肯，一定要看到底，結果，十一個晝夜過去了，441—B正常工作了268個小時，在可靠性上大大超過國際那種有名的計算機。
中國第一台全晶體管化通用計算機誕生了，在這台機器上，任何部件都是國產的,它是中國自主技術創新的典範，一個徹頭徹尾的“中國造”。 從此國家擺脫了仿製電子管計算機的老路，邁進自製晶體管計算機的時代。（圖2）
聶榮臻元帥頒發“康鵬電路”發明證書
兩位參謀興高采烈地回北京報捷，四局局長李莊大喜，連忙向聶帥匯報，聶帥指示說，哈軍工做出了大成績，在計算機的國產化上取得了突破，要盡快在全國推廣。
1965年年初，在國防科委的主持下，全國30多個單位的代表齊聚哈軍工大院，參加441—B推廣學習班。其中有國防科委係統的八大院校，有解放軍的三大試驗基地，還有各軍兵種的研究機關，各國防工業部門和郵電部等。這是建國以來，中國第一次大規模計算機複製培訓。那個時候，人們還沒有知識產權的概念，為了國家的整體利益，哈軍工毫無保留地敞開大門，441—B的所有技術機密全部公開，與會單位的代表人手一份技術資料和全部圖紙。
那些日子，擔任技術主講的康鵬把嗓子都累啞了，他和助手在機房幾乎是手把著手教會各兄弟單位代表使用和仿製441—B 。
不久，上海交通大學、西北工業大學、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成都電子工程學院和北京工業學院五家大學首先成功仿製了441—B，哈軍工也在自己的工廠裏為軍方三大試驗基地生產改進型的441—B，徹底改變了國防尖端武器試驗中使用電子管計算機的落後局麵，為此後兩彈一星的宏偉大業立下不可磨滅的曆史性功勳。
是年春，在北京舉辦的全國儀器儀表展覽會上，441—B和其他單位研製的計算機擺在一起參展，其間突遇邢台地震，接連不斷的餘震和忽高忽低的電壓，迫使許多單位的計算機關機休息。隻有441—B一切如常，並現場為觀眾免費算題，吸引了地質、氣象等眾多大單位的技術人員觀看，在這次由於地震引發的計算機的無聲大比武中，441—B的高可靠性又一次得到公認。著名的兩院院士、時任四機部科技司副司長的羅沛霖老先生在全國訂貨會上大聲稱讚441—B，說它是“高可靠性的優選品種”，他帶頭點名訂購，在全國影響很大。移植生產441—B的好事兒讓天津電子儀器廠爭取到手，該廠先後生產了150餘台，占當時全國計算機總產量的三分之一強。
“王牌產品”441—B在全國開花結果，在中國計算機科技發展的曆程中康鵬和他的戰友們做出永載史冊的貢獻。
1965年9月14日，奉李莊局長之命，康鵬與慈雲桂教授一起參加441-B的報告會。在會上，康鵬介紹了與他發明密切相關的五篇論文，不善辭令的康鵬淨說大實話，台下掌聲連天,聽者反應熱烈，接著對論文進行評獎，五篇論文皆為一等獎。
李莊向聶榮臻元帥進行了匯報，聶帥說，我們要爭中華民族的誌氣，不要一說發明就是外國人的名字，應該給康鵬同誌的發明頒發證書。
李莊說，那就叫“康鵬電路”吧。
聶榮臻元帥簽發了“康鵬電路”的發明證書，這在中國科技史上是惟一的事例。發明證書送到哈軍工的時候，文革狂飆已衝天而起，各級組織癱瘓，“康鵬電路”命名會無法召開。學院科研處的幹部怕紅皮發明證書被紅衛兵抄走，就匆匆鎖進保險櫃裏。然而，隨著哈軍工的兩派群眾組織打得你死我活，許多保險櫃都被砸壞，後來哈軍工奉命南遷，在大逃亡似的混亂中，“康鵬電路”發明證書竟不知下落了。
研製高炮數字指揮儀催生了兩門新生學科
文革前夕，哈軍工奉命退出軍隊序列，集體轉業。改製後的學院成立中國高校第一個計算機係，慈雲桂出任係主任。文革狂瀾一起，李莊局長被造反派打成“大特務”， 慈雲桂也受到株連，關進了牛棚。有的人想把火燒到慈雲桂的愛將康鵬的頭上，這一回，康鵬有了政治鬥爭經驗，奮起自衛，把心懷叵測的人頂了回去。當然，康鵬之所以能夠平安度過文革浩劫，主要原因是他身負重要國防科研任務，造反派不敢輕易動他。
1965年越南戰爭升級後，我援越高炮部隊多次反映仿蘇機電式高炮指揮儀技術落後，我軍在與美國空軍的生死搏殺中付出血的代價。國防科委緊急下達研製全自動高炮指揮儀的國防科研任務，還是慈雲桂把這個任務爭取到手的，上級要求哈軍工和一家大軍工企業合作，然而，1966年秋後天下大亂，這種別扭的合作陷入無休止的扯皮和爭論中。不久，軍工企業的人馬撤離哈軍工，打道回廠了。這個重大國防科研任務進退維穀，進展緩慢。
哈軍工重新調整力量，組織了由康鵬任組長的研製小組。研製組的十多個成員都是年輕人，雖說初生牛犢不怕虎，為了國防建設豁出命去幹，但他們不了解高炮，不掌握空中目標及其飛行數據，也不懂得雷達，更沒有可以借鑒的國內、國外技術資料，完成這一任務的難度極大。
此時的康鵬已經是處變不驚、笑對風雨的沙場老將了，他認為當前最大的問題是研究思路問題。以往的高炮打靶，都要在靶場進行，需要同時調用飛機、高炮、雷達和同步照像係統。而飛機的飛行又要根據打靶需要選擇機型、飛行航線、飛行高度和速度，讓這些軍事裝備和設備以及地麵、空中的大批人員協調工作，本身就是非常困難的事；此外要求天氣必須給個好臉兒，刮風下雨飛機不能起飛，人們隻能幹瞪眼。所以，一次打靶往往要花上三到五個月的時間，還給不出個最終結果。有了問題，得等到第二年再進靶場。
康鵬仔細研究老式高炮打靶過程後，歎道：“這太浪費時間了，軍情如火，我們必須走一條新路。”
他提出建立實時數字仿真係統的方案，依靠計算機在室內模擬打靶的全過程，而不必到野外靶場動用飛機、高炮，興師動眾地打實彈。
這是一個全新的研究思路，那時侯的人們對數字仿真是何物均一無所知。當哈軍工大院兩派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康鵬兩耳不聞窗外事，他帶領大家爭分奪秒，日夜兼程，研製出用於控製高炮的數字指揮儀，這台計算機命名441—C。
1967年初，忙於奪權的造反派喧囂聲不絕於耳，康鵬卻默默地帶領研製組，踏著深深的積雪奔赴齊齊哈爾，他們的目的地是號稱亞洲最大的國家常規武器試驗靶場——31基地，人們常稱“白城靶場”。
“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位於大草原上的31基地正是北風呼嘯，數九隆冬時節，康鵬一行人帶著十多個大木箱，一路顛簸，千辛萬苦來到冰雪覆蓋的大草原上。在-30℃的環境中，會不會凍壞441—B 和441—C兩台計算機？打開木箱，大家發現計算機的表麵油漆經不住嚴寒，開裂脫落了，玻璃也凍碎了，通電測試後，兩台計算機居然工作正常。康鵬長出了一口氣，那顆懸著的心總算落了下來。要知道這次野外試驗是冒著政治風險的，本來想向31基地借用441—B，可人家一口回絕：“那是我們基地的寶貝，哪能讓你們拉到野外用？”沒有辦法，康鵬決定把哈軍工惟一那台441—B帶到現場。可一旦弄壞了這台設備，造反派非抓康鵬一個“反革命”不可。康鵬膽大心細，精心維護著兩台計算機。他們每天上崗下崗，要在草原上跑上6個來回，十幾裏路啊，這些每天隻吃玉米窩頭的哈軍工人，似乎是鐵打的，任何艱難困苦也壓不垮他們。有時電路板被凍壞，出現了虛焊點，康鵬把大衣一裹，趴到地上看線路圖，一邊找問題，一邊指揮助手焊好再幹。
研製小組裏包括兩派群眾，有時也不免鬧點小矛盾，康鵬能“合稀泥”， 規勸大家消除派性，同心協力搞試驗，大家也都聽他的。每天按著那個年代的規矩，政工幹部先領著大家讀“老三篇”，然後開始工作。
三個月後，康鵬和他的夥伴們回到學院，人累瘦了，眼熬紅了，可心裏美滋滋的。試驗數據全部采集回來，兩台計算機也完好如初。1968年，他們完成了由相距60米的441—B與441—C聯機實現的實時數字仿真係統，這個科研成果比美國於1978年左右完成的實時數字仿真係統AD-10要整整早上9年。同年，研製組又對441—C專用機進行改造，研製成了車載式441—C通用機。
科學家的特質就是永無止境地探索未知。當大家對苦幹兩年所完成的441—C心滿意足的時候，康鵬還在思考更深層的問題。老式高炮指揮儀采用傳統射擊算法，無法適應高度機動的美國戰機，特別是敵機俯衝的時候，高炮的射擊命中率很低。同誌們說，我們也不是美軍的飛行員，怎麽能預測出他什麽時候要俯衝？康鵬說，我們的計算機就要有這種判斷力，這就叫“人工智能”。他認真研究了瞬息萬變的現代戰爭中美機的戰術特點，從心理學角度分析、推測目標進行不同的機動飛行欲實施的真實企圖，提出了“心理狀態因子算法”的概念。這是又一項科技創新。同誌們簡稱“打俯衝”。使用該算法，把高炮指揮儀的精度大大提高。
文革的災難使中國炮兵科研事業受到極大的破壞，從越南前線回來的高炮部隊幹部氣憤得直罵娘，以至後來連偉大領袖都著了急，毛澤東專門發了一個最高指示：“抓高炮指揮儀和光學儀器……”炮兵司令部在全國設了六個會戰區，同時攻關，誰的高炮指揮儀好就用誰的。康鵬的課題組屬於天津會戰區，此時他把一半的人馬支持了慈雲桂新爭取來的大課題，研製小組隻剩下5個人，然而，這麽個小不點的科研單位，卻被軍委領導看成最可能出成果的希望之星，哈軍工人的“三嚴”科研作風（嚴格、嚴密、嚴謹）有口皆碑，派到康鵬小組裏跟蹤任務進度的炮司參謀不斷地向上級匯報康鵬小組的好消息。（圖3）
1971年，經過嚴酷條件下的野外環境考驗後， 441—C 計算機被拉到昌黎靶場，進行射擊對比試驗。這是一次硬碰硬的打擂台，對手是仿蘇六型高炮指揮儀。
那天，炮兵副司令員孔從洲老將軍率領一大批專家和機關幹部來到昌黎靶場，觀看兩種高炮指揮儀的對比打靶。
沒有什麽客套話，人們都盯住擺在靶場上的8 門高炮，兩種指揮儀各帶動4門。除了沙沙的風聲，曠野裏一片寧靜。
靶機在藍天上露麵，按預定計劃，第一個航次，先打直線飛行。靶場上炮聲隆隆，仿蘇六型指揮儀的8 發炮彈打完，全是優秀。跟在後麵的441—C 指揮儀也打 8 發，也全是優秀。兩種指揮儀打了個平手。接著開始打俯衝，這次就分出了高低：仿蘇六型指揮儀帶動的高炮連續 8 發，彈彈脫靶，吃了個大“鴨蛋”。而內裝“心理狀態因子”軟件的441—C 指揮儀， 4 發命中， 1 發有效。
第三個航次，仿蘇六型指揮儀打了 8 發，又全部“剃了光禿”，不知炮彈所終。而 441—C 指揮儀打的 8 發， 5 發命中。
第四個航次，仿蘇六型指揮儀幹脆關機大吉，退出了試驗。 441—C 指揮儀再打 8 發， 6 發命中， 2 發有效。
441—C 指揮儀帶動的高炮越打越準，越打越神。每打完一發報出結果，主席台上就傳來一陣熱烈的掌聲。
最後四個航次打最難的課目：飛機盤旋俯衝和爬高俯衝，441—C 指揮儀打靶的結果也同樣讓人驚喜：共打 32 發炮彈，其中命中彈 16 發，有效彈 5 發。
之前，軍委炮兵機關的人大都聽說 441—C 指揮儀很神，能神到什麽程度 ? 一些人不太相信，這回眼見為實。目睹了這激動人心的場麵之後，他們徹底信服了。
打靶完畢，孔副司令員第一個走下主席台，高興地握著康鵬的手說：“老康，打的太好啦 ! 了不起啊！你是我們炮兵數字指揮儀的鼻祖呀 ! ” 他轉身吩咐一位隨行人員：“快把炮兵研究院的專家們都請到這裏來 ! ” 孔從洲請康鵬現場給專家們講講人工智能攔擊原理。
在專家們參觀 441—C 指揮儀的時候，孔副司令員望著麵容黝黑，骨瘦如柴的康鵬說：“我看你這麽瘦，是不是有病了？先不要回哈爾濱了，跟我回北京，我帶你去檢查檢查身體。”
康鵬心裏熱乎乎的，誰都知道孔從洲的老資格，他還是毛主席的親家呢，這麽大的首長，對自己這個小蘿卜頭卻如此關心。那時候，康鵬仍然是個助教，常年在外奔波，連個名正言順的身份都沒有，孔副司令員隻好稱他“老康”。
漫長七年的心血，康鵬成為中國高炮數字指揮儀的第一發明人，後來這台設備被定型，稱為59式57-1數字式高炮指揮儀。
然而，更有意義的是康鵬催生了兩門新生學科——數字仿真和人工智能，在中國科技發展史上，這兩門新學科起跑線上最早留下的是康鵬的腳印。
孔副司令員帶著康鵬回到北京，一路上像老鄉之間嘮家常：“我當這個副司令也沒有什麽意思，我還是想去辦學校，當年哈軍工的炮兵工程係劃出來辦南京炮兵工程學院，我是第一任院長嘛！”
第二天，孔從洲送康鵬到西苑中醫研究所，找到著名的心髒病中醫專家郭醫生。一番檢查，郭醫生說，康鵬主要是長期疲勞過度，身體太虛弱了，要好好休息啊。
康鵬能夠休息嗎？
赤子報國難顧家
1970年夏，哈軍工主體奉命南遷長沙後，康鵬和他的戰友們忙於科研任務，家都扔在哈爾濱了。昌黎打靶之後，這才張羅著往長沙搬家。要離開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哈爾濱，康鵬心情有些沉重，但更讓他們夫妻擔心的是才四個月大的小女兒出疹子，一咬牙抱著病孩子上了火車。全家人剛到天津，康鵬突然接到上級緊急通知：要他去白城靶場出差。工作第一啊，康鵬把王蘭英娘兒四個安頓在天津一家工廠的小屋裏，就拎包出發了。這可苦了王蘭英和孩子們，連喝水都困難啊，王蘭英抱著仍在病中的小女兒，每天三餐靠大女兒小虹上街去買兩毛錢的飯菜對付著，一直等到康鵬完成任務回來才繼續南下。（圖4）
在王蘭英的眼裏，康鵬心裏哪還有這個家啊，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國家的科研任務了。三個孩子出生的時候，他都沒有在身邊，生小三小燕子的時候，嶽母囑咐康鵬，給蘭英買隻老母雞，補補身子，康鵬答應的挺好，出了門就忘了，從靶場回到學院門口，猛然想起，四下張望，看見一個老農民手裏拎著一隻雞在叫賣，他看也不看，就買下來。回到家裏，嶽母發現這隻雞是隻病雞。
康鵬從來不知道自己的工資是多少，更不知道家裏的糧票和各種副食品票證有多少，家裏一切都全靠王蘭英管，買糧、搬蜂窩煤都是她的活兒。
康鵬出差常丟東西，是他馬虎大意？也不是。他的大腦像個永動機，不停地思考科研上的難題，其用心之苦，非常人可知。有一次去北京公出，進了招待所，他要交住宿押金，一掏手提包，錢沒有了，不知道什麽時候被扒手偷走了。正是春節前夕，身無分文的康鵬陷入窘困之中，連家也回不去了，在家裏的王蘭英聞訊氣得直哭。
孩子多，又要接濟親友，康鵬夫婦倆的工資不夠用，到了月末，王蘭英常常要跟同事借5元錢，發工資時再趕快還上。到了長沙，生活困難，下班後，王蘭英種菜養雞，有點好吃的都讓給患病的康鵬和年幼的孩子們，她自己隻靠醃蘿卜條佐餐。常年省吃儉用的王蘭英終於病倒了，一量血壓，低壓30，醫生說她是嚴重營養不良，輸液三天才緩過氣來。王蘭英常暗自歎氣：“知識分子苦啊，搞起科研就不要家了。”
王蘭英是康鵬的中學同班同學，1962年從北京地質學院畢業後任職於國防工程設計院，在哈軍工和國防科技大學的二十多年間一直是基建辦的技術骨幹和土木工程專家，她有自己的事業，但為了康鵬那更大的事業，她做出了莫大的犧牲。康鵬是幸運的，他常說，跟我一起幹441—C的同事中有好幾位都因為積勞成疾，在後來的研製工作中累死在崗位上，我要不是王蘭英全力以赴保護照顧，早就累死了。
科學家的身後是一棵遮風擋雨的大樹，康鵬的科研成果獎有一半要歸功王蘭英。
1974年，羅沛霖來找康鵬，要求他搞多功能、小型化、高可靠性的專用計算機。
康鵬問老前輩；“用戶是誰？”
羅沛霖說：“那可多啦，目前主要是為了衛星測控和導航，要上船出遠海啊。”
康鵬提出自己的思路：“關鍵是改變電路結構，采用集成電路。雖然我們國家現在還沒有大規模集成電路，我們可以用小規模集成電路製造工藝去實現中規模集成電路功能的效果。”
羅沛霖很高興，他深知康鵬的創新潛力，話也說得幹脆：“你說吧，你要什麽條件？”
“經費、時間和工廠。”
這些，羅沛霖早就為康鵬準備好了。
這一回，康鵬帶著6個助手來到黃山腳下，那裏有兩家上海遷去的軍工廠作為康鵬的研製基地，工廠領導見到這位一身破舊的黃軍裝，腳上是雙大頭鞋，麵色黑黃的精瘦漢子，驚訝地問：“你就是那個有名的計算機專家康鵬？”（圖5）
新型多功能專用計算機定名DG—1計算機，為了這個重要的國家任務，康鵬和黃山打了五年的交道。其間，他提出了把晶體三極管的發射極(E)、基極(B)、集電極(C)都利用起來完成兩三個邏輯功能的理論，簡稱“E•B•C”理論。該理論為中國早期集成電路的設計、生產闖出了一條新路。黃山腳下的上海8331廠使用該發明生產出“同等集成度、功能近倍增”的SS-1組件係列，很快得到廣泛的應用。
DG—1多功能專用計算機研製成功後，裝備到了向陽紅10號導航船、遠望1號和遠望2號測
量船上，1980年，中國向南太平洋發射洲際運載火箭,隨後又進行水下潛射導彈的發射試驗，這些振國威揚軍威的重大國防科技試驗，震驚了全世界。當中國的導航船和測量船行駛在浩瀚的大洋上的時候，為國家戰略火箭發射試驗作出重大貢獻的康鵬和他的同伴們，甘當無名英雄，仍在自己的科研崗位上繼續默默耕耘。
“四人幫”一朝覆滅，十年浩劫結束，中國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在1978年3月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上，康鵬的“E•B•C”理論與441B、441C計算機均榮獲全國科學大會的科技成果獎。
那一年，國防科技大學（當時還叫長沙工學院）首次為知識分子提職稱，隻破格晉升了兩位副教授，碩果累累的康鵬是其中之一，這年年末，又有一件好事掉到康鵬的頭上，國家組織一個赴法國的科技考察代表團，有關部門點名康鵬當科技顧問，生平第一次出國，康鵬有點不相信，這會是真的嗎？
康鵬要出國，他的政治麵貌可是個普通群眾啊，學院說，那好辦，突擊入黨嘛。康鵬感慨不已，多少年來，自己靠攏組織，積極爭取入黨，可就是通不過，要我接受長期反複的考驗；多次下工廠，工廠領導聽說自己不是黨員，都搖頭不相信。現在可好了，一夜之間，這般順暢，全體通過，康鵬覺得不可思議。
康鵬要出國，愁壞了王蘭英，這個寒酸的書呆子連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啊。幸好國家給了置裝費，細心的妻子趕快幫他置辦幾件新衣服，最後總算讓康鵬體麵地走出國門了。
康鵬從法國回來，讓王蘭英吃了一驚：“你怎麽長胖了？
“營養好唄！”康鵬嘿嘿笑道：“在我們的大使館裏，天天吃燉雞、牛排；在人家法國人的公司裏吃自助餐，管夠……”
出國前，康鵬的體重還不到一百斤，回來一稱，乖乖，126斤！康鵬大笑，在國外平均每天長半斤肉呀！大開眼界的康鵬從來沒有這麽開心過，看來，國家真是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了。
一個論證，為國家節省兩千萬美元外匯
1982年初，為了解決我國同步通信衛星工程火箭發射的數字、模擬混合仿真問題，主管國防科研的國防科委主任張愛萍老將軍指示有關部門要大抓仿真技術。有人提議我國應該進口美國的混合仿真機。
然而，任何國家都不會把危及本國安全的國防尖端技術賣給別國，靠錢是買不來國防現代化的。美國政府對我國進口混合仿真機百般刁難，關鍵的部件、軟件不賣給我們，還要派人到中國監督使用，真是霸道得可以。進口問題嚴重阻礙了工程的進展，張愛萍很著急，與副主任張震寰和秘書長李莊商量能否自己來幹。張震寰、李莊馬上想到曾做過高炮數字指揮儀仿真係統的那個哈軍工的康鵬，一個電話打到長沙，召康鵬速速進京。康鵬受命於危難之時，他組織了國防科技大學的仿真論證課題組。
6月20日，國防科委、國防工辦在北京西山召開了聯合論證會，康鵬代表國防科大提出了論證報告，他以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充分可靠的數據，提出比國外算法快多倍的K-P算法,說明用國內現有的計算機進行數字仿真完全可以解決通信衛星發射工程中的仿真問題，康鵬的論證報告得到了與會專家的認可。張震寰當場拍板決定，終止進口美國的混合仿真機，責成國防科大改進和仿製VAX780計算機來完成這一任務，僅這一項就為國家節省了約兩千萬美元的外匯。
是年9月2日《國防科技簡報》增刊第16期作了專題報道，稱康鵬副教授領導的小組進行的仿真計算和方法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
新組建的國防科工委的領導對康鵬在計算機實時數字仿真方麵所作的貢獻給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評價，並委以重任，讓他留京籌建係統仿真技術研究所。因種種原因，籌建工作暫緩。其間，康鵬於1984年4月調入軍事學院。
德高望重的肖克老將軍（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一貫尊重和愛護知識分子，他多次和康鵬促膝談心：“你是個專家，調你來搞仿真，也是為了改變一下學院的舊教學體係，增加大家對現代化科學技術的認識。搞軍事學不懂高科技要落伍啊！”
軍事學院破例把王蘭英和遠在31基地工作的大女兒一起調進來，肖克院長親自接見王蘭英，叮囑道：“把你和大女兒同時調進來，就是為了讓康教授安心工作，沒有後顧之憂，多為國家出成果啊！”
軍事學院的主要領導都特別愛護和尊重康鵬，為他裝電話，為他送煤氣罐。康鵬心情舒暢，全力以赴投入科研工作，為了給學院儉省經費，他去二炮司令部找哈軍工學子、二炮裝備部副部長張翔求援，張翔大力支持，康鵬一分錢沒有花就得到六台電腦。肖克高興地說：“人才太重要了，調來一個康鵬，二炮一下子就支援我們這麽多電腦。”
然而世事難料，人生多舛。康鵬萬沒有料到竟因為用了法國設備惹上了麻煩。當時軍委通訊兵部發了個文件，全軍隻能使用一種型號的計算機，軍事學院訓練部H副部長以此為由，當眾訓斥康鵬，不準使用法國的設備。康鵬有話直說，他想論證自己方案的合理性，然而話不投機，H副部長怒氣衝衝拂袖而去，他在群眾中揚言： “有什麽了不起！在96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離開他照樣轉！”
在不經意間，康鵬得罪了這位握有實權的幹部，從此他的人生道路上埋下了危險的陷阱。
神奇的袁氏話屏
康鵬在軍事學院工作還不到兩年，就趕上了軍隊院校大調整。解放軍在北京的三所院校——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和後勤學院奉命合並，1986年1月24日，在北京西郊紅山口正式成立國防大學，校長張震上將，政委李德生上將。
之前，那位訓練部H副部長代表軍事學院參加國防大學的籌備組。康鵬後來才知道，自己竟成了國防大學沒有列編的待處理人員。他這才明白“離開他照樣轉”的含義。
失去肖克老將軍保護的康鵬處境變得微妙起來，他不能再幹仿真技術了，根據校領導的指示，他不分晨昏的埋頭研製辦公自動化係統，1987年，在缺少經費和人員的困難情況下，康鵬拿出了成果。他用一台微機組成網絡，帶八部電話和八個熒屏，為八位校領導建立起實時谘詢信息係統。他祖姓袁故係統冠名“袁氏”，“話屏”即電話與熒屏，合稱“袁氏話屏”。
康鵬找李德生政委匯報，李德生指示趕快給校領導現場表演。
表演那天，康鵬坐在張震校長和李德生政委中間，向他們講解“袁氏話屏”的用法：“隻要拿起電話，不管講什麽方言，熒屏上就會顯示出你要的信息。”
張震對著話筒問道：“外軍係下周有什麽活動？”
熒屏上馬上顯示出具體的活動內容。
李德生對著話筒問道：“我想看看肖克同誌，他現在住在什麽地方？”
熒屏上馬上給出滿意的回答。
其他校領導也紛紛試用“袁氏話屏”，真是靈光，就像是變魔術一樣的神奇，大家禁不住鼓起掌來。張震和李德生更是高興，他們問康鵬：“這麽好的發明，你申請專利了沒有？”
康鵬歎口氣，含糊地說：“我沒有申請專利，就是申請也和國防大學沒有關係……”
校領導們的表情一片愕然。
康鵬索性把話說明白：“因為我在國防大學是黑人黑戶，是個編外待處理人員。”
張震和李德生吃驚不小，他們不知道一年來康鵬教授竟然被列成沒有職務的編外人員。
隔了一天，康鵬的任命書下來了：國防大學電教中心副主任。
李德生也是一位愛惜人才的好領導，他把康鵬找到辦公室，聽取全麵匯報，親切地詢問康鵬有什麽困難，需要什麽條件。
康鵬說：“免去電教副主任吧，我就想要幾個人，集中精力把科研工作搞起來，至於科研經費，我自己去想辦法。”
在張震和李德生的大力支持下，“袁氏話屏”係統研究中心成立了，直屬校領導，國防大學政治部還給電教中心下文，規定康鵬仍兼該中心的付主任，但中心必須保證康教授把主要精力用於科研工作，不應讓他參加過多的會議。
那個想把康鵬擠走的人暫時沉寂了。
1988年7月，經過進一步的完善，國防大學召開“袁氏話屏”的技術成果鑒定會，康鵬特把恩師慈雲桂請來主持。當時國內27家有影響的媒體迅速報導“袁氏話屏”，一時造成不小的輿論影響，國家科委的有關領導也前來參觀，他們建議康鵬申報國家級“火炬計劃”。（圖6）
重視搶占高科技商機的華蘭德公司消息靈通，鑒定會開完不久，該公司找到國防大學，希望康鵬轉讓“袁氏話屏”。談判進展順利，受讓方的100萬元技術轉讓費很快打到國防大學的賬號上，答應開發成功後再給800萬元，另外還給了兩台車。張霖付校長欣然出席合同簽字儀式。在該公司舉行的晚宴上，康鵬與助手石訊萍一起陪同李德生政委參加。（圖7）
1990年， “袁氏話屏”成為國防大學第一個國家級“火炬計劃”項目。時任天津市市長的李瑞環同誌看到“袁氏話屏”，高興地說：“這個成果好，對領導幹部特別適用，會打電話就會使用電腦了。”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也很重視這個項目，在一次談話中曾叮囑國防科工委的領導同誌“關心一下‘袁氏話屏’”。
襲向“三呼”成果的疾風驟雨
進入90年代，李德生和張震先後調離國防大學，隨著領導班子的更替，了解和支持康鵬的“伯樂”走了，康鵬的處境逐漸變得惡劣起來。當年得罪過的那位H副部長，已升任副校長，正伺機收拾康鵬。
“政治家”都重視和善於造輿論，什麽 “康鵬對學校沒有什麽貢獻”，“康鵬的科研還沒有新的經濟效益”， 康鵬手下僅僅四個人，還說什麽“話屏中心人多了，要精簡！”
後來，不找康鵬核實情況，學校就下發了一個文件，康鵬看到這個意在砍掉話屏中心的文件後大怒，在與W副校長談話時，南轅北轍，無法溝通，隨即他給仍兼任校長的張震寫了一封信。
知道情況後張震校長召開了一個領導幹部會議，請康鵬來參加。
離休副校長張霖將軍仗義執言：“康教授那100萬元技術轉讓費是我經手的，不是貢獻是甚麽！現在是市場經濟，沒有人才，沒有技術成果，誰認你國防大學？”
攪混的水似乎又變得清澈起來。
查經濟問題是可以置人於死地的高招。國防大學派人到二炮去調查，尋找康鵬在科研協作中是否有多吃多占的“四不清”問題。二炮的幹部哈哈大笑：“你們有病吧？康教授到我們這裏協作，從來是買飯票吃大食堂，他經常加班，深夜工作，我們要給他點誤餐補助費，他死活不要，這樣的老專家，會有什麽問題！”
1991年，中國科學院增補學部委員（即後來的院士），特地給國防大學發了文。那位H副校長在內部的會議上武斷地說，康鵬不夠檔次，不要通知他。三年後，蒙在鼓中的康鵬才知道這一“暗阻”的真相。
當時的國防大學，若論在自然科學領域的業績和知名度，無人可以與康鵬比肩，如果允許康鵬報名，中選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一道無形的壁壘把康鵬封鎖得水泄不通。接著，原校領導關於康鵬晉升技術三級（文職少將）的決定被取消，國防大學電教中心為康鵬爭取政府特殊津貼的報告也被棄之如草紙。
這期間，不懂“關係學”的康鵬自己“大意失荊州”。有一位在國防科大任教的哈軍工校友找到他的頭上，因為在北京找接受單位處處碰壁，夫婦倆一起行動，請康鵬幫忙推薦，希望調進國防大學，謙恭的話說了一籮筐：我欽佩您，能同您一起工作，是我感到榮幸的……
古道熱腸的康鵬伸出援手，他牽線搭橋，熱忱相助，終於把這位校友調進電教中心。後來這位校友變換了一副麵孔，不久就在背後說起康鵬的壞話來。無怪俗話常說人心難測，過河拆橋了。電教中心的老同誌都同情康鵬，說老康太沒有眼光了，把一個並不了解的人弄到自己的身邊，竟給自己樹立一個對立麵。不用說，康鵬的人際關係更趨複雜化了。
1994年，又開始申報工程院院士了，總政治部早就通知了國防大學，康鵬請求電教中心查問幹部部，截止期隻剩下一周的時候才得到申報文件。康鵬急忙準備材料，電教中心也緊急開會，全體通過，把他列為第一申報人。申報材料送到校領導，校領導指示幹部部辦理，由於有人從中作梗，故意拖過截止期，讓康鵬白忙一場。他第二次申報院士之路就這樣被“拖阻”。
1994年，在二炮和郵電部的大力支持下，在“袁氏話屏”的基礎上康鵬又有了創新成果，他研製出一種移動通訊的超前技術係統，實現“電話撥碼查詢信息，呼機接收（查呼）”、“發方發送郵件，收方呼機自動呼叫（告呼）”和“電話電腦短信直發呼機（信呼）”。這一追身通信係統簡稱“三呼”。“三呼” 中的信呼比後來出現的手機發短信至少超前了五年。康鵬為此獲得國家發明專利。
由於在國防大學得不到支持，康鵬隻能仰仗二炮，張翔副司令鼎力相助，把二炮的“神箭尋呼台”拿出來作為康鵬的試驗平台。為了不影響二炮的工作，康鵬和幾個助手隻能在夜深人靜的後半夜做試驗，他們所吃的種種辛苦，一言難盡。身心疲憊的康鵬哪裏還有功夫去搞關係？
1995年10月，“三呼”在二炮建站成功，在二炮的竣工報告中，高度評價了“三呼”技術在國防建設上的戰略意義：“該技術將會促進機關及部隊的軍事指揮自動化向更靈活、機動性強的方麵發展，也有利於尋呼台的發展和尋呼台的軍事、經濟、社會效益的提高。”
地方用戶單位也好評如潮，他們讚揚“三呼”技術是“呼出民族精神，呼出民族智慧，呼出民族利益”。新成立的中國聯通公司也找上門來談合作。然而，隻有幾個助手的康鵬勢單力薄，作為中國手機發短信的第一發明人，卻沒有條件去大力推廣這一重大成果。
康鵬很想向學校領導匯報他的新成果，然而，自從和W副長不愉快的接觸後，他謹言慎行，有事隻向電教中心領導請示匯報，二炮的建站成功極大地鼓舞了他，以國防大學的地位， “三呼”技術如能向全軍推廣，其在科技強軍上的意義不言而渝。電教中心的領導理解康鵬，他們到校部去呼籲，沒有料到受到冷遇，W副校長說：“評價高了，我們不懂；評價低了，他又不高興，不必看了。”
1997年3月，又到了申報工程院院士的時候了，關心康鵬的總政科技幹部管理局及時通知國防大學以及康鵬本人，長沙的國防科技大學也非常關心老校友康鵬，早早就把他當年的突出科研貢獻獲獎材料報給總政了。
有了前兩次申報院士被暗阻和拖阻的教訓，康鵬認真準備申報材料。 4月16日，康鵬的申報材料已經通過各級組織的審查，隻待政治部主任簽字上報總政。此時離總政規定時限隻剩下3天。
翌日，國防大學領導突然決定，馬上召開“三呼”鑒定會，等鑒定會以後再研究康鵬申報院士的問題。
國家有明文規定，有發明專利權的技術成果不需要組織鑒定，對“三呼”一直不聽不問不看不用的校領導為什麽一反常態，非要突擊召開“三呼”鑒定會呢？學校領導的意圖不言自明。
三天之內要組織一個技術鑒定會，怎麽來得及？春寒料峭，冷風淒雨。倀望無言的西山，康鵬憂心如焚，他無奈地帶著老花鏡，領著助手和兩個女兒，徹夜不眠，為“三呼”成果鑒定會做應急準備。
一般來說，任何單位的領導人都希望自己手下的人多出成果，可這裏恰恰相反。W副校長親自掛帥，精心組織和策劃，非要讓這個“三呼”成果鑒定會砸鍋，非把康鵬的科技成果貶得一文不值不可，朗朗乾坤之下，竟會發生中國科技史上聞所未聞的咄咄怪事。大概隻有這樣他們才能阻止康鵬申報工程院院士。筆者真是弄不懂，他們如此厭惡和懼怕院士這個稱號究竟是出於什麽心態？
鑒定會自始至終變成一場充滿詭秘和荒誕的暗箱操作，作為鑒定會的主角，康鵬被排除在預備會議之外，主管全國科技工作的國家科委要派人參加會議，W副校長居然敢打電話粗暴阻攔，接著再派人去科委機關當麵阻攔。國家科委火炬辦的領導氣憤地說：“關於國家火炬計劃項目再開發的技術成果鑒定會，讓國家科委火炬計劃辦公室無正式資格和發言權參會，這在全國尚屬首例！”
最後，讓康鵬在室外坐等4個小時後，難產的鑒定書不顧用戶的反對意見，硬把康鵬的新成果貶低成“沒有市場推廣價值”， 這份踐踏科學精神的鑒定書是誰起草的？當然不是與會的科技專家了，康鵬的女兒找到校領導，希望看看鑒定書的原稿，答曰：丟了！
1997年這個所謂的成果鑒定會釀成迫害科學家的嚴重事件，說穿了，這是狂妄自大的弄權者與一位孤獨的、愛國的老科學家的較量，這是“鬥爭哲學”與科學良知的較量，這是黨風腐敗與人間正義的較量。
這裏的將軍們躊躇滿誌，彈冠相慶，強阻成功；而把畢生都獻給了國防科研事業的老科學家心裏在淌血。這裏將星燦爛，可以車載鬥量，偌大的校園裏張貼著“科教興國、科技強軍”的標語，惟獨容不下一個對誰都不構成威脅的老科學家。
康鵬的雙腳還沒有碰過中國工程院的大門檻，卻遭遇到暗阻、拖阻和強阻，三次被人絆倒在中國工程院的大門之外。不久，學校領導宣布：“不上報康鵬申報院士的材料”，同時，一紙冰冷的退休令送到康鵬的手中。凍結康鵬的級別也便罷了，可按實際年齡來算，他離退休還差半年啊，他多麽想在科研事業上再做最後的衝刺啊！
將軍少一個可以補上一個，逼走一位科學家，能補上嗎？
蒼天在上，為何如此不公？多年遭遇無端打擊的康鵬，壯誌難酬，義憤填膺。他拍案而起，他要揭露這裏的黑幕，他要為自己的一世清白做最後的抗爭。
1998年12月，康鵬邁進總政治部的大樓，他向總政幹部局呈送揭露事實真相的書麵報告，申述自己這麽多年在國防大學的不公遭遇，之後，他又正式約見學校的紀委領導，留下書麵報告後，他說：“請領導在一周後給我一個答複，如果不回音，我就公開散發！”
一周過去了，軍號聲依舊嘹亮，學校領導卻沉默無語。於是，康鵬帶上500份書麵報告，送到幾乎每一個幹部家的信箱中。
頓時，西山腳下這座靜謐而神秘的大院子裏如驚雷炸響，一場軒然大波衝擊到各個角落。耳語傳聞，輿論嘩然，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康鵬老教授已經忍無可忍了，他怒不可遏，他向上級告狀了。
校方終於有了反應，他們約康鵬來校部談話，那語氣還挺客氣的。
一身老百姓衣服的康鵬緩步走進了會議室，抬眼望去，黑鴉鴉坐滿了一屋子的各級領導幹部，那明晃晃的將校肩章讓康鵬一陣眼暈，他終於明白了，這可不是什麽平等談話的場合，這是要開我的批鬥會啊。
圍攻開始了，組織部長吼道：“康鵬！你必須把散發的材料全收回來！你必須作出深刻的檢查！”
康鵬麵帶微笑，從容不迫，他麵向圍攻會的幹部，正氣凜然，慷慨陳詞，他把一樁樁、一件件鮮為人知的事實坦露於眾，會場安靜得讓少數道貌岸然的人如坐針氈，有人大呼小叫，想封住康鵬的口，卻招來人們厭惡的白眼，眾目睽睽之下，誰心裏有鬼、誰心裏難受，誰自己知道。
康鵬最後說：“你們可以告訴校長，他是上將，他是中央委員，但是，真理並不在他的手中，我不相信，在我們的祖國，權勢可以永遠扼殺真理，我可以坦白地告訴你們，我康鵬的一生無愧於祖國和人民，無愧於黨和軍隊，我對得起中國的國防科研事業！”
圍攻會變成了康鵬精彩人生的報告會，主持人狼狽不堪，尷尬收場。散會後，不少幹部走到康鵬的麵前，默默地舉起右手，行了莊嚴的軍禮，這無言的軍禮啊，任何解釋都是多餘的。
逼迫康鵬做檢查的事不了了之，年底，校長來敲康鵬的家門，“快過新年了，我來給康教授拜年來了，”校長笑容可掬：“哎呀，康教授，我犯了一個官僚主義的錯誤啊……”
好一個“官僚主義的錯誤”，這樣就能抹去國防大學迫害科學家的醜聞嗎？
曆史不會忘記他
康鵬晚年的遭遇辛酸而離奇，他以舌戰圍攻會的悲愴演說為自己的科研生涯謝幕，同時也給中國科技史留下一段令人蕩氣回腸的絕唱！
那麽，康鵬到底犯了什麽不可原諒的錯誤，要常年品嚐“穿小鞋”的苦澀滋味而且一再被剝奪申報院士的正當權利呢？
據說，領導層對他不滿意的主要理由是：性格孤僻，脾氣燥，情緒偏激，不好接觸，不參加支部會，我行我素，等等。還有什麽更為要害的原因嗎？筆者不得而知。
和康鵬共事多年的國防大學的幹部怎麽看他呢？筆者曾采訪過幾位最了解他的人。他們的一致意見是：康鵬教授是一位研究型的學者，思維活躍而敏銳，創新能力強，專業水平很高，是非常敬業的科學家，幹起科研工作來不吃不喝，如醉如癡。他從來不走歪門邪道，不吹不拍，一身正氣，一切靠科研成果說話。
他們對康鵬科研生涯的結局感到十分惋惜：可惜了，可惜這位才子了，他走錯了門！他就不該來我們這個地方，這裏關係複雜，領導喜歡聽話的人，他不適應這裏的生存環境，沒有用武之地啊。
客觀地講，人們說康鵬走錯了門，有一定的道理，因為這裏是擢升將軍的搖籃，沙盤推演、戰例分析、紙上談兵，搞的是社會科學，的確不是搞自然科學的地方。加之康鵬不懂官場的潛規則，他的坦率直言、不避鋒芒的性格可能異化為傷害自己的弱點。
但是，就算康鵬有上述那些弱點，就應該遭受如此長期的打擊嗎？
無須諱言，十年前打擊康鵬的真正原因，是個別堅持極左思維、固守文革遺風的高級幹部罔顧國家利益，濫用職權，敗壞黨風黨紀，順昌逆亡，一手製造的嚴重事件！
八年穿小鞋的日子告一段落了，退休後的康鵬和王蘭英有過心情苦悶的短暫時期，一種失落感鬱結於心，揮之難去。羅沛霖院士等老前輩、哈軍工的老同事和他的學生們，都在關心他，勸慰他，康鵬和王蘭英終於走出陰影，樂觀地開始新的生活，康鵬繼續活躍在科技戰線，他的“三呼”追身通信技術，先為北京286等尋呼台所用、後為有四千萬呼機用戶的中國國信尋呼有限公司所用，為國家創造巨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當今中國，真正具有科技原創能力的科學家寥若晨星，曾得過聶榮臻元帥頒發的發明證書的康鵬無疑是中國科技界難得的奇才，他在計算機、數字仿真、人工智能、集成電路和移動通訊超前技術等多學科、多領域做出了開拓性的創新貢獻，他的科研生涯和彪炳青史的開國元戎聶榮臻、陳賡、肖克、李德生等英名相連。羅沛霖院士曾經有一個廣為傳播的評價說：“我認為康鵬教授是一位極有科技創新精神和創造能力，對國防建設和國民經濟做出重要貢獻的、多學科的突出的優秀專家。” （圖8）
曆史決不會忘記康鵬。《當代中國的國防科技事業》等多種權威史冊和回憶錄中，都記錄著康鵬不同凡響的業績。在中國的科技史上，康鵬宛若一隻大鵬，直衝九天雲霄。相反，笑看那些一朝權在手，就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的人，等他下了台，他的名字和威風就如同落葉隨風而去了。
康鵬晚年的遭遇給社會學家和史學家提出了嚴肅的研究課題，為什麽我們的社會保護不了那些生態環境欠佳、往往處於弱勢的自然科學家？為什麽我們的社會不能善待那些所謂“性格孤僻”、不會拉關係、套近乎的科技專家，給他們點寬鬆的生存空間？難道偏要他們修煉成八麵玲瓏的市儈政客或討人喜歡的小品笑星？為什麽當今備受學術界詬病的院士遴選製度會把真正的頂尖科學家關在大門之外？我們的社會是否應該建立一個保護人才的有效機製？
十年過去了，在這個迄今還沒有兩院院士的國防大學裏，哪位校領導為康鵬教授受迫害的事件說過公道話？十年過去了，在建立和諧社會，倡導社會公平正義的今天，康鵬教授受迫害的事件難道不應該引起全社會的重視和深思嗎？
2003年9月，作為特邀代表，康鵬到長沙國防科技大學參加50年校慶活動，受到空前熱烈的歡迎，他是國防現代化建設的功臣，他是哈軍工人的驕傲。他當年的學生在一起暢談康鵬老師在中國早期計算機發展曆程中的重大貢獻。
鑒於康鵬從不張揚，他獲聶帥簽發“發明證書”的事跡一直鮮為人知，原哈軍工科研處的兩位老參謀——邵國材和寧鋼，即當年聶帥簽發的“發明證書”的目擊者，特地為康鵬教授寫了一份證明材料。原國防科委四局李維六局長和唐遇鶴副局長更進一步確認，隔離阻塞推拉電路曾經命名為“康鵬電路”。
2006年，是中國計算機起步發展的50周年紀念，中國計算機學界評出對中國計算機事業貢獻最大的十大科學家，康鵬位列第三，其餘九位均是兩院院士。
2007年2月8日，在紀念中國電信應用計算機40周年的晚宴上，在人們敬佩的目光和熱烈的掌聲裏，康鵬激動地接過一尊刻有“康鵬電路”和 “發明人康鵬”文字的水晶紀念獎杯。中國計算機學界的權威人士公布： “康鵬電路”是中國有關計算機的第一項重大發明，現在已經查到，“康鵬電路”的原始技術檔案當年已上交國家檔案館，作為重大科技成果永久保存。
曆史如鐵，曆史至公。
“西山紅葉好，霜重色愈濃。革命亦如此，鬥爭見英雄。”康鵬很喜歡陳毅元帥的這首“紅葉詩”。
秋陽高照,晴空如洗。此刻，康鵬和王蘭英，這一對患難與共、相濡以沫的老伴兒正向西山漫步而去，他們相攙相扶，氣質儒雅，恬靜自若。路上，熟悉他們的軍人不時向他們倆熱情地打招呼。他們走向漫無際涯的紅葉，他們的身影完全融入大自然的火紅的盛裝之中，山嵐乍起，清風徐來，傳來他們爽朗的談笑聲。（圖9）、（圖10）
2007年4月5日於深圳香山居
《鵬鳴九天》的照片說明
圖1 哈軍工四期學員康鵬
圖2 441—B計算機
圖3 康鵬和他的441—C會戰小組（左起：王萬章、俞午龍、康鵬、天津某廠技術人員、北京某廠技術人員）
圖4 康鵬、王蘭英和孩子們
圖5 在國防科大時期的康鵬
圖6 袁氏話屏成果鑒定會
圖7 李德生和康鵬在晚宴上（左起：李德生、石迅萍、康鵬）
圖8 康鵬探訪羅沛霖院士（右）
圖9 退休後的康鵬和王蘭英
圖10 作者（左）與康鵬和王蘭英的合影
站在康鵬老師的家門口向西望去，北京西山的群峰巋然傲立，滿山的紅葉將座座山巒裝扮成逶迤欲飛的火龍。我陪著老師和師母信步走向西山，驀然看去，一隻山鷹在巔峰上空迎風盤旋，我突然聯想到老師名諱中的“鵬”字，鵬者，中國古代傳說中的最大神鳥也，大鵬展翅，就直衝九天雲外，故而有鵬程萬裏之成語。
山路彎彎，我們邊走邊聊，康鵬老師那略帶河南腔調的聲音，時而高亢，時而低沉，時而感慨，時而激憤。山風撲麵，他的傳奇人生、他的喜怒哀樂，他的輝煌和坎坷，特別是他晚年遭遇到的不公，一幀一頁的往事圖文，都朝我飛來……
苦孩子進了哈軍工
康鵬本姓袁，祖籍山東魚台。1937年，他出生在微山湖畔一個赤貧的農民家庭，父親闖關東杳無音信，兵荒馬亂的年月，母親無法養活三個孩子，姐姐和哥哥先後給了人家。 1947年，母親帶著他逃荒，一路乞討，幾近餓斃，為了兒子能活下來，母親把他送給一家姓任的江湖郎中，康鵬遂改任姓。一年後，康鵬從任家出走，跟著一批流浪學生流落到江南蕪湖一帶，他成了無家可歸的流浪兒。
康鵬整整過了一年多的衣不遮體、食不裹腹的流浪生活，差點送掉了小命。1949年5月，在乞討的路上，奄奄一息的康鵬巧遇渡過長江的解放大軍，解放軍戰士救了他，他想跟著部隊走，人家不要他，給他開了路條，送上火車，康鵬順利地回到魚台老家。
家鄉解放了，康鵬也找到了失散的父母和哥哥。有一天，一個解放軍叔叔找到家門口，問道：“這裏是康隊長的家嗎？”
喜從天降，原來是多年沒有音訊的姐姐派來的送信人。抗日戰爭的時候，姐姐逃出那個人家，當了八路軍，現在姐姐和姐夫在河南商丘工作，還是不小的幹部呢。
參加革命後的姐姐改名康靜，她把小弟弟接到商丘讀書。姐姐說，你以後就改成姐姐的姓，叫康鵬吧。鵬字為名，姐姐對弟弟的前程寄予厚望。
康鵬上學了，從死亡線上掙紮過來的苦孩子有超越其他孩子的刻苦讀書的倔強勁，加上他天資聰慧，學習成績非常好，他不斷地跳級，小學讀了三年就上了商丘一中，神童也！初中畢業後，這個能歌善舞，活潑好動的多才少年迷戀上了文藝，他想當新中國的“冼星海”，就偷偷報考了藝術學校。姐姐知道了，大怒，擰著他的耳朵，逼他去改誌願。姐姐說：“你必須上大學，老老實實地給我考高中。”
康鵬考入開封一中，興趣大變，三年的理科成績全優，特別是數學成績奇好，老師們為他選擇的目標是北京大學數學係。1955年，18歲的康鵬在開封高中畢業後，學校來了幾個軍人，他們是哈軍工招生組的，首先挑上出身好又成績拔尖的康鵬。
哈軍工是什麽學校？說不清。姐姐擔心弟弟光想當兵，上不了大學，後來才弄明白，那是陳賡大將辦的高級軍事學府啊。
康鵬穿上軍裝，成為哈軍工海軍工程係第四期學員，身為陳賡大將麾下弟子，他英氣勃勃，壯誌淩雲！（圖1）
照搬蘇聯軍校教學計劃的哈軍工，課程之繁重，學員壓力之大，在全國高校裏是有名的。在中學時代就養成自學習慣的康鵬，有一套與其他同學不同的學習方法，他上課很少記筆記，他認為一般老師講課創造性不夠，不會超過課本的範圍。而課本上的內容他早就自學過了，他掌握學習的主動權，一天到晚總在琢磨著自學中遇到的難點難題，然後深入鑽研。幾年下來，康鵬的數理成績一直名列前茅。那時候政治報告很多，他常常聽著聽著腦子就開了小差，思考起某個數理難題。報告會結束，他還在原地癡癡地坐著，直到同學連喊他幾聲，他才如夢初醒。同學們都覺得康鵬的大腦很特殊，說他是個“怪才”。
1957年夏天，在全國的“反右派運動”如火如荼之時，康鵬和同學們正在海上實習，下了軍艦，回到學院，大家都得“反右補課”，上級發下來的一張答卷裏，提了許多問題，其中有一條“你對教授治校的態度”， 康鵬答道：“大學的政委可以是黨員幹部，但校長可以由黨外專家來當”，這句話被無限上綱為“右派言論”，要開會批判他，幸虧專科政委出來保護，康鵬才逃過一劫。
大躍進年代，各個大學都因為教育大躍進，擴大招生，教員奇缺，不得不讓部分大學生提前畢業當教員，這叫著“拔青苗”，1959年，康鵬也被係裏“拔青苗”，為了培養他，送他去清華大學自動控製係進修計算機專業。
在清華大學學習期間，“小荷才露尖尖角”，康鵬的聰明才智第一次亮相，他在短時間裏完成一個舞台燈光控製的科研項目，受到係裏的表揚，然而他的口無遮攔的率直性格給他帶來了麻煩。平時他對“鋼鐵元帥升帳”、“糧食高產衛星上天”這些大躍進中的驚天“壯舉” 看不慣，憋不住就愛說點怪話，這被領導和同學看成是政治上落後，“隻專不紅”的人物，接著，在教學改革中大家“批判愛因斯坦”，他又大唱反調，他和那些積極分子們公開辯論：“你了解愛因斯坦嗎？懂得他的相對論嗎？你什麽都不懂，還想批判他？”
於是，康鵬被列為“走白專道路”的靶子，係裏準備重點批判他。正在這個時候，哈軍工海軍工程係主任黃景文到海軍司令部出差，專程來到清華大學看望康鵬等進修的學生。一聽說清華大學要批判康鵬，黃主任輕蔑地笑笑，馬上命令道：“康鵬，你馬上回去吧！”
康鵬打起背包，不辭而別，回到哈爾濱。幾年以後，清華大學才發函為康鵬正式甄別。
研製441—B計算機
1960年夏天，剛回到哈軍工的康鵬沒有猶豫就接受係領導的教學安排：給高年級學員開新課：脈衝技術與數字電路。
“你這個冒失鬼，老教員都沒敢接的課，你怎麽敢接？”一起“拔青苗”出來的老同學好心地提醒康鵬，“你連講義都沒有，怎麽去上課？”
康鵬知道自己的確冒失了，可他的牛脾氣又不肯打退堂鼓，一咬牙，拚吧！一個暑假，他鑽進圖書館翻譯外國技術資料，廢寢忘食地編寫講義，愛人王蘭英從北京來學院探親，他也沒有時間陪同，最後累得胃出血。開學了，小夥子第一次走上三尺講台，隨著課程的進展，他編寫的40萬字的新講義也印刷出來。見習助教康鵬在全係嶄露頭角，在大家眼裏，他是個計算機專業的新秀。
哈軍工的計算機專業起步於1957年，在陳賡院長的關懷下，院係領導大力支持，1958年10月，海軍工程係柳克俊小組研製出作為魚雷快艇指揮儀的中國第一台軍用計算機，不久，康繼昌等人又研製出機載計算機，哈軍工在剛剛起步的中國計算機科技領域獨占鼇頭。
1961年初，海軍工程係教育副主任慈雲桂教授隨中國計算機代表團訪問英國，參加計算機學術會議，其間訪問了劍橋、曼徹斯特、牛津等幾所大學，曆時兩個月。慈雲桂注意到國際上計算機發展的主流方向是全晶體管化，他收集了不少有關晶體管通用電子計算機方麵的資料，頭腦中構思著晶體管化的通用計算機體係結構。回國後，他向國防科委領導匯報了出國考察的體會和研製新計算機的設想，得到領導的熱情支持。國防科委主任聶榮臻元帥指示：哈軍工的計算機要用國產晶體管，盡快研製出一台通用數字計算機來。
是年秋，哈軍工成立電子工程係，康鵬等年輕教員隨慈雲桂副主任從海軍工程係調入這個新係。康鵬所在的404教研室是學院第一個計算機專業教研室。此時，慈雲桂決心在電子係重新組織一班人馬，開始晶體管通用計算機的研製，機器命名441—B。
慈雲桂點將的頭一個人就是康鵬，他對這個山東小夥子敢字當頭的秉性和“拚命三郎”勁頭印象很深，他讓康鵬做課題組的技術負責人和邏輯設計師,此時見習助教康鵬連畢業證書還沒有拿到手。
一開始，慈雲桂讓大家先學習半導體學理論。看了幾天的書，康鵬不以為然：“不應該花太多時間去鑽研半導體理論，我們主要是用晶體管，知道它的特性，會用就行了。”
當時，中國科學院、四機部等幾個大的專業所都在研製通用計算機，他們麵臨同樣的困難：大躍進時起步的半導體工業舉步維艱，國產晶體管先天不足，質量不過關，人們悲觀地認為國產晶體管不可靠，五年之內，休想用到計算機上。如果要使計算機全晶體管化，隻能采用進口的晶體管。可那個時候，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計算機的關鍵技術是完全封鎖的。
到全國各地調研後，康鵬回到學院，他到慈雲桂副主任的家裏匯報,兩個人長談到深夜。
“慈付主任，”康鵬說出自己的擔憂，“科學院等近千人大所研製晶體管通用機，兩年過去了，都沒有搞出來，可見研究工作難度之大，我們現在隻是一個十多個人的小組，連人家一個研究室的規模都不夠，我在考慮怎麽才能拿下這個任務。”
“小康，這的確是個艱巨的任務，”慈雲桂樂嗬嗬地鼓勵道：“在蘇聯，這樣的大課題都是院士一級的大科學家們幹的，我為什麽選你幹？為什麽選的都是一些年輕人？我對你們的創新潛力有信心，不要被大院大所嚇住，我們軍工在軍用機上已經走在前麵，通用機也能闖出來。”
康鵬說：“我反複想過，我們不是三頭六臂，在實力上無法和人家相比，所以不能走他們的老路，必須走自己的一條新路。他們大都采用外國的諾爾電路，我們國產的晶體管很難適用這種功耗大的電路，況且還有別的問題。”
慈雲桂肯定康鵬的思路，話語中充滿了信任：“你就頂上去吧！”
康鵬帶領同誌們投入艱苦的邏輯設計和電路實驗工作中。國產元器件質量差，觸發器一觸即發，插個電烙鐵、關個電燈，觸發器都要翻轉；信號搶道、脈衝變形引起信號逐級惡化等問題，都是當時各個計算機研製單位共同麵臨的科研難題。康鵬提出一個“隔離阻塞原理”，設計出全新的電路，攻克了一個個科研難關。1963年10月，哈軍工十年校慶的時候，441—B的研製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果，參加校慶的各地專家學者都來看441—B，聽康鵬講他的“隔離阻塞原理”，當年，在西安舉行的全國第三屆計算機學術會議上，康鵬的論文引起全國同行的重視。
康鵬乘勝突擊。他到北京出差連看看王蘭英的時間都舍不得用，441—B就是命，實驗室就是家，長期兩地生活，他又不會照顧自己，身體瘦弱不堪，每天睡在實驗室的大工作台上，常常半夜起來，拖著實驗室主任一起幹，他又發明一種推拉觸發器，解決了大問題，441—B已經接近最後的勝利了。
在挨鬥的日子裏攻克441—B
在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年代，康鵬有一個誰都羨慕的好出身，是屬於“根正苗紅”的人。按理說，政治運動是不會整到他的頭上的。然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康鵬的政治命運並不好，他因為是業務尖子，“隻專不紅”的評價如影隨形，他多年以來就積極申請入黨，可就是通不過，組織上說要“進一步接受考驗”。他因為口直心快，實話實說，在曆次政治運動中都要惹上點麻煩。自從在441—B的任務中挑大梁以後，他一門心思搞科研，負責政治學習的支部委員就在背後放冷箭：“康鵬晚上加班加點是搞他的‘自留地’，他隻專不紅的毛病更嚴重了！”
1964年夏，在林彪加緊推行“高舉緊跟”、“突出政治”的大形勢下，總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到哈軍工下指令：要“放炸藥”，“抓鯊魚”， 揭開哈軍工的階級鬥爭蓋子。緊接著哈軍工被定性為全軍不突出政治的落後典型，在上級的高壓下，一場政治運動席卷全院。
404 教研室的協理員早就盯上“隻專不紅”的康鵬，他們以黨組織的名義組織力量，羅織罪名，對康鵬進行揭發批判。一個打手指著康鵬喝道：“人民內部矛盾的六條標準，你占了五條不符合！”他們又造謠說：“康鵬為彭德懷翻案，反對毛主席。”
此時，王蘭英帶著6歲的大女兒剛從北京調進哈軍工，家還沒有拾掇好，就奉命去阿城縣參加農村四清運動。康鵬帶著女兒，白天挨批鬥，晚上還要進實驗室調機，盡管不少同誌挺身而出為他抱打不平，但整他的人步步進逼，甚至到他那個隻有8平米的小家裏，敦促他“老實交代問題”。
康鵬憤怒到了極點，他無法排遣淤積於胸的怨氣，這個直性子的山東漢子一根筋，他居然想到了死，那天，他要到幼兒園去看一眼女兒小虹，然後就去自殺。走在路上，碰到係副主任張傑。老幹部畢竟有眼光，張傑發現康鵬的眼神和臉色都不對， 就拉住他到路邊坐下，讓康鵬講一講404教研室的運動情況。
康鵬叫了一聲“張副主任……”眼淚就下來了。
聽完康鵬的哭訴，張傑勸慰道：“我們領導幹部都集中到院裏開會，家裏就亂了套，有的人借機整人，打擊報複，太不像話了，小康，你要堅決頂住，係黨委是了解你的！”
主管全院科研項目的院科研處處長冉萍聽到404教研室大整康鵬，也出麵幹預，他大聲質問：“你們把科研骨幹都整垮了，我們國家的科技怎麽上得去？”
冉萍處長特地把康鵬請到家裏吃飯，給年輕人打氣撐腰。
教研室協理員一看苗頭不對，他組織的這場階級鬥爭終於草草收兵。
1964年10月底，441—B進入總調試階段，康鵬放下沉重的思想包袱，和同誌們一起住進機房裏，晝夜輪班守著他們的寶貝疙瘩。開始考機的時候，國防科委四局派來兩位參謀，看到哈軍工教員的拚搏精神，他們深受感動，也跟著參加考機。
國際上一種有名的計算機平均57個小時出現一個故障。康鵬和大家忐忑不安地計算著時間，48小時過去了，72小時過去了，441—B工作依然正常，大家歡呼起來，都勸兩位參謀回招待所休息，兩位參謀不肯，一定要看到底，結果，十一個晝夜過去了，441—B正常工作了268個小時，在可靠性上大大超過國際那種有名的計算機。
中國第一台全晶體管化通用計算機誕生了，在這台機器上，任何部件都是國產的,它是中國自主技術創新的典範，一個徹頭徹尾的“中國造”。 從此國家擺脫了仿製電子管計算機的老路，邁進自製晶體管計算機的時代。（圖2）
聶榮臻元帥頒發“康鵬電路”發明證書
兩位參謀興高采烈地回北京報捷，四局局長李莊大喜，連忙向聶帥匯報，聶帥指示說，哈軍工做出了大成績，在計算機的國產化上取得了突破，要盡快在全國推廣。
1965年年初，在國防科委的主持下，全國30多個單位的代表齊聚哈軍工大院，參加441—B推廣學習班。其中有國防科委係統的八大院校，有解放軍的三大試驗基地，還有各軍兵種的研究機關，各國防工業部門和郵電部等。這是建國以來，中國第一次大規模計算機複製培訓。那個時候，人們還沒有知識產權的概念，為了國家的整體利益，哈軍工毫無保留地敞開大門，441—B的所有技術機密全部公開，與會單位的代表人手一份技術資料和全部圖紙。
那些日子，擔任技術主講的康鵬把嗓子都累啞了，他和助手在機房幾乎是手把著手教會各兄弟單位代表使用和仿製441—B 。
不久，上海交通大學、西北工業大學、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成都電子工程學院和北京工業學院五家大學首先成功仿製了441—B，哈軍工也在自己的工廠裏為軍方三大試驗基地生產改進型的441—B，徹底改變了國防尖端武器試驗中使用電子管計算機的落後局麵，為此後兩彈一星的宏偉大業立下不可磨滅的曆史性功勳。
是年春，在北京舉辦的全國儀器儀表展覽會上，441—B和其他單位研製的計算機擺在一起參展，其間突遇邢台地震，接連不斷的餘震和忽高忽低的電壓，迫使許多單位的計算機關機休息。隻有441—B一切如常，並現場為觀眾免費算題，吸引了地質、氣象等眾多大單位的技術人員觀看，在這次由於地震引發的計算機的無聲大比武中，441—B的高可靠性又一次得到公認。著名的兩院院士、時任四機部科技司副司長的羅沛霖老先生在全國訂貨會上大聲稱讚441—B，說它是“高可靠性的優選品種”，他帶頭點名訂購，在全國影響很大。移植生產441—B的好事兒讓天津電子儀器廠爭取到手，該廠先後生產了150餘台，占當時全國計算機總產量的三分之一強。
“王牌產品”441—B在全國開花結果，在中國計算機科技發展的曆程中康鵬和他的戰友們做出永載史冊的貢獻。
1965年9月14日，奉李莊局長之命，康鵬與慈雲桂教授一起參加441-B的報告會。在會上，康鵬介紹了與他發明密切相關的五篇論文，不善辭令的康鵬淨說大實話，台下掌聲連天,聽者反應熱烈，接著對論文進行評獎，五篇論文皆為一等獎。
李莊向聶榮臻元帥進行了匯報，聶帥說，我們要爭中華民族的誌氣，不要一說發明就是外國人的名字，應該給康鵬同誌的發明頒發證書。
李莊說，那就叫“康鵬電路”吧。
聶榮臻元帥簽發了“康鵬電路”的發明證書，這在中國科技史上是惟一的事例。發明證書送到哈軍工的時候，文革狂飆已衝天而起，各級組織癱瘓，“康鵬電路”命名會無法召開。學院科研處的幹部怕紅皮發明證書被紅衛兵抄走，就匆匆鎖進保險櫃裏。然而，隨著哈軍工的兩派群眾組織打得你死我活，許多保險櫃都被砸壞，後來哈軍工奉命南遷，在大逃亡似的混亂中，“康鵬電路”發明證書竟不知下落了。
研製高炮數字指揮儀催生了兩門新生學科
文革前夕，哈軍工奉命退出軍隊序列，集體轉業。改製後的學院成立中國高校第一個計算機係，慈雲桂出任係主任。文革狂瀾一起，李莊局長被造反派打成“大特務”， 慈雲桂也受到株連，關進了牛棚。有的人想把火燒到慈雲桂的愛將康鵬的頭上，這一回，康鵬有了政治鬥爭經驗，奮起自衛，把心懷叵測的人頂了回去。當然，康鵬之所以能夠平安度過文革浩劫，主要原因是他身負重要國防科研任務，造反派不敢輕易動他。
1965年越南戰爭升級後，我援越高炮部隊多次反映仿蘇機電式高炮指揮儀技術落後，我軍在與美國空軍的生死搏殺中付出血的代價。國防科委緊急下達研製全自動高炮指揮儀的國防科研任務，還是慈雲桂把這個任務爭取到手的，上級要求哈軍工和一家大軍工企業合作，然而，1966年秋後天下大亂，這種別扭的合作陷入無休止的扯皮和爭論中。不久，軍工企業的人馬撤離哈軍工，打道回廠了。這個重大國防科研任務進退維穀，進展緩慢。
哈軍工重新調整力量，組織了由康鵬任組長的研製小組。研製組的十多個成員都是年輕人，雖說初生牛犢不怕虎，為了國防建設豁出命去幹，但他們不了解高炮，不掌握空中目標及其飛行數據，也不懂得雷達，更沒有可以借鑒的國內、國外技術資料，完成這一任務的難度極大。
此時的康鵬已經是處變不驚、笑對風雨的沙場老將了，他認為當前最大的問題是研究思路問題。以往的高炮打靶，都要在靶場進行，需要同時調用飛機、高炮、雷達和同步照像係統。而飛機的飛行又要根據打靶需要選擇機型、飛行航線、飛行高度和速度，讓這些軍事裝備和設備以及地麵、空中的大批人員協調工作，本身就是非常困難的事；此外要求天氣必須給個好臉兒，刮風下雨飛機不能起飛，人們隻能幹瞪眼。所以，一次打靶往往要花上三到五個月的時間，還給不出個最終結果。有了問題，得等到第二年再進靶場。
康鵬仔細研究老式高炮打靶過程後，歎道：“這太浪費時間了，軍情如火，我們必須走一條新路。”
他提出建立實時數字仿真係統的方案，依靠計算機在室內模擬打靶的全過程，而不必到野外靶場動用飛機、高炮，興師動眾地打實彈。
這是一個全新的研究思路，那時侯的人們對數字仿真是何物均一無所知。當哈軍工大院兩派打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康鵬兩耳不聞窗外事，他帶領大家爭分奪秒，日夜兼程，研製出用於控製高炮的數字指揮儀，這台計算機命名441—C。
1967年初，忙於奪權的造反派喧囂聲不絕於耳，康鵬卻默默地帶領研製組，踏著深深的積雪奔赴齊齊哈爾，他們的目的地是號稱亞洲最大的國家常規武器試驗靶場——31基地，人們常稱“白城靶場”。
“北風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位於大草原上的31基地正是北風呼嘯，數九隆冬時節，康鵬一行人帶著十多個大木箱，一路顛簸，千辛萬苦來到冰雪覆蓋的大草原上。在-30℃的環境中，會不會凍壞441—B 和441—C兩台計算機？打開木箱，大家發現計算機的表麵油漆經不住嚴寒，開裂脫落了，玻璃也凍碎了，通電測試後，兩台計算機居然工作正常。康鵬長出了一口氣，那顆懸著的心總算落了下來。要知道這次野外試驗是冒著政治風險的，本來想向31基地借用441—B，可人家一口回絕：“那是我們基地的寶貝，哪能讓你們拉到野外用？”沒有辦法，康鵬決定把哈軍工惟一那台441—B帶到現場。可一旦弄壞了這台設備，造反派非抓康鵬一個“反革命”不可。康鵬膽大心細，精心維護著兩台計算機。他們每天上崗下崗，要在草原上跑上6個來回，十幾裏路啊，這些每天隻吃玉米窩頭的哈軍工人，似乎是鐵打的，任何艱難困苦也壓不垮他們。有時電路板被凍壞，出現了虛焊點，康鵬把大衣一裹，趴到地上看線路圖，一邊找問題，一邊指揮助手焊好再幹。
研製小組裏包括兩派群眾，有時也不免鬧點小矛盾，康鵬能“合稀泥”， 規勸大家消除派性，同心協力搞試驗，大家也都聽他的。每天按著那個年代的規矩，政工幹部先領著大家讀“老三篇”，然後開始工作。
三個月後，康鵬和他的夥伴們回到學院，人累瘦了，眼熬紅了，可心裏美滋滋的。試驗數據全部采集回來，兩台計算機也完好如初。1968年，他們完成了由相距60米的441—B與441—C聯機實現的實時數字仿真係統，這個科研成果比美國於1978年左右完成的實時數字仿真係統AD-10要整整早上9年。同年，研製組又對441—C專用機進行改造，研製成了車載式441—C通用機。
科學家的特質就是永無止境地探索未知。當大家對苦幹兩年所完成的441—C心滿意足的時候，康鵬還在思考更深層的問題。老式高炮指揮儀采用傳統射擊算法，無法適應高度機動的美國戰機，特別是敵機俯衝的時候，高炮的射擊命中率很低。同誌們說，我們也不是美軍的飛行員，怎麽能預測出他什麽時候要俯衝？康鵬說，我們的計算機就要有這種判斷力，這就叫“人工智能”。他認真研究了瞬息萬變的現代戰爭中美機的戰術特點，從心理學角度分析、推測目標進行不同的機動飛行欲實施的真實企圖，提出了“心理狀態因子算法”的概念。這是又一項科技創新。同誌們簡稱“打俯衝”。使用該算法，把高炮指揮儀的精度大大提高。
文革的災難使中國炮兵科研事業受到極大的破壞，從越南前線回來的高炮部隊幹部氣憤得直罵娘，以至後來連偉大領袖都著了急，毛澤東專門發了一個最高指示：“抓高炮指揮儀和光學儀器……”炮兵司令部在全國設了六個會戰區，同時攻關，誰的高炮指揮儀好就用誰的。康鵬的課題組屬於天津會戰區，此時他把一半的人馬支持了慈雲桂新爭取來的大課題，研製小組隻剩下5個人，然而，這麽個小不點的科研單位，卻被軍委領導看成最可能出成果的希望之星，哈軍工人的“三嚴”科研作風（嚴格、嚴密、嚴謹）有口皆碑，派到康鵬小組裏跟蹤任務進度的炮司參謀不斷地向上級匯報康鵬小組的好消息。（圖3）
1971年，經過嚴酷條件下的野外環境考驗後， 441—C 計算機被拉到昌黎靶場，進行射擊對比試驗。這是一次硬碰硬的打擂台，對手是仿蘇六型高炮指揮儀。
那天，炮兵副司令員孔從洲老將軍率領一大批專家和機關幹部來到昌黎靶場，觀看兩種高炮指揮儀的對比打靶。
沒有什麽客套話，人們都盯住擺在靶場上的8 門高炮，兩種指揮儀各帶動4門。除了沙沙的風聲，曠野裏一片寧靜。
靶機在藍天上露麵，按預定計劃，第一個航次，先打直線飛行。靶場上炮聲隆隆，仿蘇六型指揮儀的8 發炮彈打完，全是優秀。跟在後麵的441—C 指揮儀也打 8 發，也全是優秀。兩種指揮儀打了個平手。接著開始打俯衝，這次就分出了高低：仿蘇六型指揮儀帶動的高炮連續 8 發，彈彈脫靶，吃了個大“鴨蛋”。而內裝“心理狀態因子”軟件的441—C 指揮儀， 4 發命中， 1 發有效。
第三個航次，仿蘇六型指揮儀打了 8 發，又全部“剃了光禿”，不知炮彈所終。而 441—C 指揮儀打的 8 發， 5 發命中。
第四個航次，仿蘇六型指揮儀幹脆關機大吉，退出了試驗。 441—C 指揮儀再打 8 發， 6 發命中， 2 發有效。
441—C 指揮儀帶動的高炮越打越準，越打越神。每打完一發報出結果，主席台上就傳來一陣熱烈的掌聲。
最後四個航次打最難的課目：飛機盤旋俯衝和爬高俯衝，441—C 指揮儀打靶的結果也同樣讓人驚喜：共打 32 發炮彈，其中命中彈 16 發，有效彈 5 發。
之前，軍委炮兵機關的人大都聽說 441—C 指揮儀很神，能神到什麽程度 ? 一些人不太相信，這回眼見為實。目睹了這激動人心的場麵之後，他們徹底信服了。
打靶完畢，孔副司令員第一個走下主席台，高興地握著康鵬的手說：“老康，打的太好啦 ! 了不起啊！你是我們炮兵數字指揮儀的鼻祖呀 ! ” 他轉身吩咐一位隨行人員：“快把炮兵研究院的專家們都請到這裏來 ! ” 孔從洲請康鵬現場給專家們講講人工智能攔擊原理。
在專家們參觀 441—C 指揮儀的時候，孔副司令員望著麵容黝黑，骨瘦如柴的康鵬說：“我看你這麽瘦，是不是有病了？先不要回哈爾濱了，跟我回北京，我帶你去檢查檢查身體。”
康鵬心裏熱乎乎的，誰都知道孔從洲的老資格，他還是毛主席的親家呢，這麽大的首長，對自己這個小蘿卜頭卻如此關心。那時候，康鵬仍然是個助教，常年在外奔波，連個名正言順的身份都沒有，孔副司令員隻好稱他“老康”。
漫長七年的心血，康鵬成為中國高炮數字指揮儀的第一發明人，後來這台設備被定型，稱為59式57-1數字式高炮指揮儀。
然而，更有意義的是康鵬催生了兩門新生學科——數字仿真和人工智能，在中國科技發展史上，這兩門新學科起跑線上最早留下的是康鵬的腳印。
孔副司令員帶著康鵬回到北京，一路上像老鄉之間嘮家常：“我當這個副司令也沒有什麽意思，我還是想去辦學校，當年哈軍工的炮兵工程係劃出來辦南京炮兵工程學院，我是第一任院長嘛！”
第二天，孔從洲送康鵬到西苑中醫研究所，找到著名的心髒病中醫專家郭醫生。一番檢查，郭醫生說，康鵬主要是長期疲勞過度，身體太虛弱了，要好好休息啊。
康鵬能夠休息嗎？
赤子報國難顧家
1970年夏，哈軍工主體奉命南遷長沙後，康鵬和他的戰友們忙於科研任務，家都扔在哈爾濱了。昌黎打靶之後，這才張羅著往長沙搬家。要離開生活了近二十年的哈爾濱，康鵬心情有些沉重，但更讓他們夫妻擔心的是才四個月大的小女兒出疹子，一咬牙抱著病孩子上了火車。全家人剛到天津，康鵬突然接到上級緊急通知：要他去白城靶場出差。工作第一啊，康鵬把王蘭英娘兒四個安頓在天津一家工廠的小屋裏，就拎包出發了。這可苦了王蘭英和孩子們，連喝水都困難啊，王蘭英抱著仍在病中的小女兒，每天三餐靠大女兒小虹上街去買兩毛錢的飯菜對付著，一直等到康鵬完成任務回來才繼續南下。（圖4）
在王蘭英的眼裏，康鵬心裏哪還有這個家啊，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給國家的科研任務了。三個孩子出生的時候，他都沒有在身邊，生小三小燕子的時候，嶽母囑咐康鵬，給蘭英買隻老母雞，補補身子，康鵬答應的挺好，出了門就忘了，從靶場回到學院門口，猛然想起，四下張望，看見一個老農民手裏拎著一隻雞在叫賣，他看也不看，就買下來。回到家裏，嶽母發現這隻雞是隻病雞。
康鵬從來不知道自己的工資是多少，更不知道家裏的糧票和各種副食品票證有多少，家裏一切都全靠王蘭英管，買糧、搬蜂窩煤都是她的活兒。
康鵬出差常丟東西，是他馬虎大意？也不是。他的大腦像個永動機，不停地思考科研上的難題，其用心之苦，非常人可知。有一次去北京公出，進了招待所，他要交住宿押金，一掏手提包，錢沒有了，不知道什麽時候被扒手偷走了。正是春節前夕，身無分文的康鵬陷入窘困之中，連家也回不去了，在家裏的王蘭英聞訊氣得直哭。
孩子多，又要接濟親友，康鵬夫婦倆的工資不夠用，到了月末，王蘭英常常要跟同事借5元錢，發工資時再趕快還上。到了長沙，生活困難，下班後，王蘭英種菜養雞，有點好吃的都讓給患病的康鵬和年幼的孩子們，她自己隻靠醃蘿卜條佐餐。常年省吃儉用的王蘭英終於病倒了，一量血壓，低壓30，醫生說她是嚴重營養不良，輸液三天才緩過氣來。王蘭英常暗自歎氣：“知識分子苦啊，搞起科研就不要家了。”
王蘭英是康鵬的中學同班同學，1962年從北京地質學院畢業後任職於國防工程設計院，在哈軍工和國防科技大學的二十多年間一直是基建辦的技術骨幹和土木工程專家，她有自己的事業，但為了康鵬那更大的事業，她做出了莫大的犧牲。康鵬是幸運的，他常說，跟我一起幹441—C的同事中有好幾位都因為積勞成疾，在後來的研製工作中累死在崗位上，我要不是王蘭英全力以赴保護照顧，早就累死了。
科學家的身後是一棵遮風擋雨的大樹，康鵬的科研成果獎有一半要歸功王蘭英。
1974年，羅沛霖來找康鵬，要求他搞多功能、小型化、高可靠性的專用計算機。
康鵬問老前輩；“用戶是誰？”
羅沛霖說：“那可多啦，目前主要是為了衛星測控和導航，要上船出遠海啊。”
康鵬提出自己的思路：“關鍵是改變電路結構，采用集成電路。雖然我們國家現在還沒有大規模集成電路，我們可以用小規模集成電路製造工藝去實現中規模集成電路功能的效果。”
羅沛霖很高興，他深知康鵬的創新潛力，話也說得幹脆：“你說吧，你要什麽條件？”
“經費、時間和工廠。”
這些，羅沛霖早就為康鵬準備好了。
這一回，康鵬帶著6個助手來到黃山腳下，那裏有兩家上海遷去的軍工廠作為康鵬的研製基地，工廠領導見到這位一身破舊的黃軍裝，腳上是雙大頭鞋，麵色黑黃的精瘦漢子，驚訝地問：“你就是那個有名的計算機專家康鵬？”（圖5）
新型多功能專用計算機定名DG—1計算機，為了這個重要的國家任務，康鵬和黃山打了五年的交道。其間，他提出了把晶體三極管的發射極(E)、基極(B)、集電極(C)都利用起來完成兩三個邏輯功能的理論，簡稱“E•B•C”理論。該理論為中國早期集成電路的設計、生產闖出了一條新路。黃山腳下的上海8331廠使用該發明生產出“同等集成度、功能近倍增”的SS-1組件係列，很快得到廣泛的應用。
DG—1多功能專用計算機研製成功後，裝備到了向陽紅10號導航船、遠望1號和遠望2號測
量船上，1980年，中國向南太平洋發射洲際運載火箭,隨後又進行水下潛射導彈的發射試驗，這些振國威揚軍威的重大國防科技試驗，震驚了全世界。當中國的導航船和測量船行駛在浩瀚的大洋上的時候，為國家戰略火箭發射試驗作出重大貢獻的康鵬和他的同伴們，甘當無名英雄，仍在自己的科研崗位上繼續默默耕耘。
“四人幫”一朝覆滅，十年浩劫結束，中國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在1978年3月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上，康鵬的“E•B•C”理論與441B、441C計算機均榮獲全國科學大會的科技成果獎。
那一年，國防科技大學（當時還叫長沙工學院）首次為知識分子提職稱，隻破格晉升了兩位副教授，碩果累累的康鵬是其中之一，這年年末，又有一件好事掉到康鵬的頭上，國家組織一個赴法國的科技考察代表團，有關部門點名康鵬當科技顧問，生平第一次出國，康鵬有點不相信，這會是真的嗎？
康鵬要出國，他的政治麵貌可是個普通群眾啊，學院說，那好辦，突擊入黨嘛。康鵬感慨不已，多少年來，自己靠攏組織，積極爭取入黨，可就是通不過，要我接受長期反複的考驗；多次下工廠，工廠領導聽說自己不是黨員，都搖頭不相信。現在可好了，一夜之間，這般順暢，全體通過，康鵬覺得不可思議。
康鵬要出國，愁壞了王蘭英，這個寒酸的書呆子連件像樣的衣服都沒有啊。幸好國家給了置裝費，細心的妻子趕快幫他置辦幾件新衣服，最後總算讓康鵬體麵地走出國門了。
康鵬從法國回來，讓王蘭英吃了一驚：“你怎麽長胖了？
“營養好唄！”康鵬嘿嘿笑道：“在我們的大使館裏，天天吃燉雞、牛排；在人家法國人的公司裏吃自助餐，管夠……”
出國前，康鵬的體重還不到一百斤，回來一稱，乖乖，126斤！康鵬大笑，在國外平均每天長半斤肉呀！大開眼界的康鵬從來沒有這麽開心過，看來，國家真是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了。
一個論證，為國家節省兩千萬美元外匯
1982年初，為了解決我國同步通信衛星工程火箭發射的數字、模擬混合仿真問題，主管國防科研的國防科委主任張愛萍老將軍指示有關部門要大抓仿真技術。有人提議我國應該進口美國的混合仿真機。
然而，任何國家都不會把危及本國安全的國防尖端技術賣給別國，靠錢是買不來國防現代化的。美國政府對我國進口混合仿真機百般刁難，關鍵的部件、軟件不賣給我們，還要派人到中國監督使用，真是霸道得可以。進口問題嚴重阻礙了工程的進展，張愛萍很著急，與副主任張震寰和秘書長李莊商量能否自己來幹。張震寰、李莊馬上想到曾做過高炮數字指揮儀仿真係統的那個哈軍工的康鵬，一個電話打到長沙，召康鵬速速進京。康鵬受命於危難之時，他組織了國防科技大學的仿真論證課題組。
6月20日，國防科委、國防工辦在北京西山召開了聯合論證會，康鵬代表國防科大提出了論證報告，他以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充分可靠的數據，提出比國外算法快多倍的K-P算法,說明用國內現有的計算機進行數字仿真完全可以解決通信衛星發射工程中的仿真問題，康鵬的論證報告得到了與會專家的認可。張震寰當場拍板決定，終止進口美國的混合仿真機，責成國防科大改進和仿製VAX780計算機來完成這一任務，僅這一項就為國家節省了約兩千萬美元的外匯。
是年9月2日《國防科技簡報》增刊第16期作了專題報道，稱康鵬副教授領導的小組進行的仿真計算和方法研究取得了重要進展。
新組建的國防科工委的領導對康鵬在計算機實時數字仿真方麵所作的貢獻給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評價，並委以重任，讓他留京籌建係統仿真技術研究所。因種種原因，籌建工作暫緩。其間，康鵬於1984年4月調入軍事學院。
德高望重的肖克老將軍（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一貫尊重和愛護知識分子，他多次和康鵬促膝談心：“你是個專家，調你來搞仿真，也是為了改變一下學院的舊教學體係，增加大家對現代化科學技術的認識。搞軍事學不懂高科技要落伍啊！”
軍事學院破例把王蘭英和遠在31基地工作的大女兒一起調進來，肖克院長親自接見王蘭英，叮囑道：“把你和大女兒同時調進來，就是為了讓康教授安心工作，沒有後顧之憂，多為國家出成果啊！”
軍事學院的主要領導都特別愛護和尊重康鵬，為他裝電話，為他送煤氣罐。康鵬心情舒暢，全力以赴投入科研工作，為了給學院儉省經費，他去二炮司令部找哈軍工學子、二炮裝備部副部長張翔求援，張翔大力支持，康鵬一分錢沒有花就得到六台電腦。肖克高興地說：“人才太重要了，調來一個康鵬，二炮一下子就支援我們這麽多電腦。”
然而世事難料，人生多舛。康鵬萬沒有料到竟因為用了法國設備惹上了麻煩。當時軍委通訊兵部發了個文件，全軍隻能使用一種型號的計算機，軍事學院訓練部H副部長以此為由，當眾訓斥康鵬，不準使用法國的設備。康鵬有話直說，他想論證自己方案的合理性，然而話不投機，H副部長怒氣衝衝拂袖而去，他在群眾中揚言： “有什麽了不起！在96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上，離開他照樣轉！”
在不經意間，康鵬得罪了這位握有實權的幹部，從此他的人生道路上埋下了危險的陷阱。
神奇的袁氏話屏
康鵬在軍事學院工作還不到兩年，就趕上了軍隊院校大調整。解放軍在北京的三所院校——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和後勤學院奉命合並，1986年1月24日，在北京西郊紅山口正式成立國防大學，校長張震上將，政委李德生上將。
之前，那位訓練部H副部長代表軍事學院參加國防大學的籌備組。康鵬後來才知道，自己竟成了國防大學沒有列編的待處理人員。他這才明白“離開他照樣轉”的含義。
失去肖克老將軍保護的康鵬處境變得微妙起來，他不能再幹仿真技術了，根據校領導的指示，他不分晨昏的埋頭研製辦公自動化係統，1987年，在缺少經費和人員的困難情況下，康鵬拿出了成果。他用一台微機組成網絡，帶八部電話和八個熒屏，為八位校領導建立起實時谘詢信息係統。他祖姓袁故係統冠名“袁氏”，“話屏”即電話與熒屏，合稱“袁氏話屏”。
康鵬找李德生政委匯報，李德生指示趕快給校領導現場表演。
表演那天，康鵬坐在張震校長和李德生政委中間，向他們講解“袁氏話屏”的用法：“隻要拿起電話，不管講什麽方言，熒屏上就會顯示出你要的信息。”
張震對著話筒問道：“外軍係下周有什麽活動？”
熒屏上馬上顯示出具體的活動內容。
李德生對著話筒問道：“我想看看肖克同誌，他現在住在什麽地方？”
熒屏上馬上給出滿意的回答。
其他校領導也紛紛試用“袁氏話屏”，真是靈光，就像是變魔術一樣的神奇，大家禁不住鼓起掌來。張震和李德生更是高興，他們問康鵬：“這麽好的發明，你申請專利了沒有？”
康鵬歎口氣，含糊地說：“我沒有申請專利，就是申請也和國防大學沒有關係……”
校領導們的表情一片愕然。
康鵬索性把話說明白：“因為我在國防大學是黑人黑戶，是個編外待處理人員。”
張震和李德生吃驚不小，他們不知道一年來康鵬教授竟然被列成沒有職務的編外人員。
隔了一天，康鵬的任命書下來了：國防大學電教中心副主任。
李德生也是一位愛惜人才的好領導，他把康鵬找到辦公室，聽取全麵匯報，親切地詢問康鵬有什麽困難，需要什麽條件。
康鵬說：“免去電教副主任吧，我就想要幾個人，集中精力把科研工作搞起來，至於科研經費，我自己去想辦法。”
在張震和李德生的大力支持下，“袁氏話屏”係統研究中心成立了，直屬校領導，國防大學政治部還給電教中心下文，規定康鵬仍兼該中心的付主任，但中心必須保證康教授把主要精力用於科研工作，不應讓他參加過多的會議。
那個想把康鵬擠走的人暫時沉寂了。
1988年7月，經過進一步的完善，國防大學召開“袁氏話屏”的技術成果鑒定會，康鵬特把恩師慈雲桂請來主持。當時國內27家有影響的媒體迅速報導“袁氏話屏”，一時造成不小的輿論影響，國家科委的有關領導也前來參觀，他們建議康鵬申報國家級“火炬計劃”。（圖6）
重視搶占高科技商機的華蘭德公司消息靈通，鑒定會開完不久，該公司找到國防大學，希望康鵬轉讓“袁氏話屏”。談判進展順利，受讓方的100萬元技術轉讓費很快打到國防大學的賬號上，答應開發成功後再給800萬元，另外還給了兩台車。張霖付校長欣然出席合同簽字儀式。在該公司舉行的晚宴上，康鵬與助手石訊萍一起陪同李德生政委參加。（圖7）
1990年， “袁氏話屏”成為國防大學第一個國家級“火炬計劃”項目。時任天津市市長的李瑞環同誌看到“袁氏話屏”，高興地說：“這個成果好，對領導幹部特別適用，會打電話就會使用電腦了。”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也很重視這個項目，在一次談話中曾叮囑國防科工委的領導同誌“關心一下‘袁氏話屏’”。
襲向“三呼”成果的疾風驟雨
進入90年代，李德生和張震先後調離國防大學，隨著領導班子的更替，了解和支持康鵬的“伯樂”走了，康鵬的處境逐漸變得惡劣起來。當年得罪過的那位H副部長，已升任副校長，正伺機收拾康鵬。
“政治家”都重視和善於造輿論，什麽 “康鵬對學校沒有什麽貢獻”，“康鵬的科研還沒有新的經濟效益”， 康鵬手下僅僅四個人，還說什麽“話屏中心人多了，要精簡！”
後來，不找康鵬核實情況，學校就下發了一個文件，康鵬看到這個意在砍掉話屏中心的文件後大怒，在與W副校長談話時，南轅北轍，無法溝通，隨即他給仍兼任校長的張震寫了一封信。
知道情況後張震校長召開了一個領導幹部會議，請康鵬來參加。
離休副校長張霖將軍仗義執言：“康教授那100萬元技術轉讓費是我經手的，不是貢獻是甚麽！現在是市場經濟，沒有人才，沒有技術成果，誰認你國防大學？”
攪混的水似乎又變得清澈起來。
查經濟問題是可以置人於死地的高招。國防大學派人到二炮去調查，尋找康鵬在科研協作中是否有多吃多占的“四不清”問題。二炮的幹部哈哈大笑：“你們有病吧？康教授到我們這裏協作，從來是買飯票吃大食堂，他經常加班，深夜工作，我們要給他點誤餐補助費，他死活不要，這樣的老專家，會有什麽問題！”
1991年，中國科學院增補學部委員（即後來的院士），特地給國防大學發了文。那位H副校長在內部的會議上武斷地說，康鵬不夠檔次，不要通知他。三年後，蒙在鼓中的康鵬才知道這一“暗阻”的真相。
當時的國防大學，若論在自然科學領域的業績和知名度，無人可以與康鵬比肩，如果允許康鵬報名，中選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一道無形的壁壘把康鵬封鎖得水泄不通。接著，原校領導關於康鵬晉升技術三級（文職少將）的決定被取消，國防大學電教中心為康鵬爭取政府特殊津貼的報告也被棄之如草紙。
這期間，不懂“關係學”的康鵬自己“大意失荊州”。有一位在國防科大任教的哈軍工校友找到他的頭上，因為在北京找接受單位處處碰壁，夫婦倆一起行動，請康鵬幫忙推薦，希望調進國防大學，謙恭的話說了一籮筐：我欽佩您，能同您一起工作，是我感到榮幸的……
古道熱腸的康鵬伸出援手，他牽線搭橋，熱忱相助，終於把這位校友調進電教中心。後來這位校友變換了一副麵孔，不久就在背後說起康鵬的壞話來。無怪俗話常說人心難測，過河拆橋了。電教中心的老同誌都同情康鵬，說老康太沒有眼光了，把一個並不了解的人弄到自己的身邊，竟給自己樹立一個對立麵。不用說，康鵬的人際關係更趨複雜化了。
1994年，又開始申報工程院院士了，總政治部早就通知了國防大學，康鵬請求電教中心查問幹部部，截止期隻剩下一周的時候才得到申報文件。康鵬急忙準備材料，電教中心也緊急開會，全體通過，把他列為第一申報人。申報材料送到校領導，校領導指示幹部部辦理，由於有人從中作梗，故意拖過截止期，讓康鵬白忙一場。他第二次申報院士之路就這樣被“拖阻”。
1994年，在二炮和郵電部的大力支持下，在“袁氏話屏”的基礎上康鵬又有了創新成果，他研製出一種移動通訊的超前技術係統，實現“電話撥碼查詢信息，呼機接收（查呼）”、“發方發送郵件，收方呼機自動呼叫（告呼）”和“電話電腦短信直發呼機（信呼）”。這一追身通信係統簡稱“三呼”。“三呼” 中的信呼比後來出現的手機發短信至少超前了五年。康鵬為此獲得國家發明專利。
由於在國防大學得不到支持，康鵬隻能仰仗二炮，張翔副司令鼎力相助，把二炮的“神箭尋呼台”拿出來作為康鵬的試驗平台。為了不影響二炮的工作，康鵬和幾個助手隻能在夜深人靜的後半夜做試驗，他們所吃的種種辛苦，一言難盡。身心疲憊的康鵬哪裏還有功夫去搞關係？
1995年10月，“三呼”在二炮建站成功，在二炮的竣工報告中，高度評價了“三呼”技術在國防建設上的戰略意義：“該技術將會促進機關及部隊的軍事指揮自動化向更靈活、機動性強的方麵發展，也有利於尋呼台的發展和尋呼台的軍事、經濟、社會效益的提高。”
地方用戶單位也好評如潮，他們讚揚“三呼”技術是“呼出民族精神，呼出民族智慧，呼出民族利益”。新成立的中國聯通公司也找上門來談合作。然而，隻有幾個助手的康鵬勢單力薄，作為中國手機發短信的第一發明人，卻沒有條件去大力推廣這一重大成果。
康鵬很想向學校領導匯報他的新成果，然而，自從和W副長不愉快的接觸後，他謹言慎行，有事隻向電教中心領導請示匯報，二炮的建站成功極大地鼓舞了他，以國防大學的地位， “三呼”技術如能向全軍推廣，其在科技強軍上的意義不言而渝。電教中心的領導理解康鵬，他們到校部去呼籲，沒有料到受到冷遇，W副校長說：“評價高了，我們不懂；評價低了，他又不高興，不必看了。”
1997年3月，又到了申報工程院院士的時候了，關心康鵬的總政科技幹部管理局及時通知國防大學以及康鵬本人，長沙的國防科技大學也非常關心老校友康鵬，早早就把他當年的突出科研貢獻獲獎材料報給總政了。
有了前兩次申報院士被暗阻和拖阻的教訓，康鵬認真準備申報材料。 4月16日，康鵬的申報材料已經通過各級組織的審查，隻待政治部主任簽字上報總政。此時離總政規定時限隻剩下3天。
翌日，國防大學領導突然決定，馬上召開“三呼”鑒定會，等鑒定會以後再研究康鵬申報院士的問題。
國家有明文規定，有發明專利權的技術成果不需要組織鑒定，對“三呼”一直不聽不問不看不用的校領導為什麽一反常態，非要突擊召開“三呼”鑒定會呢？學校領導的意圖不言自明。
三天之內要組織一個技術鑒定會，怎麽來得及？春寒料峭，冷風淒雨。倀望無言的西山，康鵬憂心如焚，他無奈地帶著老花鏡，領著助手和兩個女兒，徹夜不眠，為“三呼”成果鑒定會做應急準備。
一般來說，任何單位的領導人都希望自己手下的人多出成果，可這裏恰恰相反。W副校長親自掛帥，精心組織和策劃，非要讓這個“三呼”成果鑒定會砸鍋，非把康鵬的科技成果貶得一文不值不可，朗朗乾坤之下，竟會發生中國科技史上聞所未聞的咄咄怪事。大概隻有這樣他們才能阻止康鵬申報工程院院士。筆者真是弄不懂，他們如此厭惡和懼怕院士這個稱號究竟是出於什麽心態？
鑒定會自始至終變成一場充滿詭秘和荒誕的暗箱操作，作為鑒定會的主角，康鵬被排除在預備會議之外，主管全國科技工作的國家科委要派人參加會議，W副校長居然敢打電話粗暴阻攔，接著再派人去科委機關當麵阻攔。國家科委火炬辦的領導氣憤地說：“關於國家火炬計劃項目再開發的技術成果鑒定會，讓國家科委火炬計劃辦公室無正式資格和發言權參會，這在全國尚屬首例！”
最後，讓康鵬在室外坐等4個小時後，難產的鑒定書不顧用戶的反對意見，硬把康鵬的新成果貶低成“沒有市場推廣價值”， 這份踐踏科學精神的鑒定書是誰起草的？當然不是與會的科技專家了，康鵬的女兒找到校領導，希望看看鑒定書的原稿，答曰：丟了！
1997年這個所謂的成果鑒定會釀成迫害科學家的嚴重事件，說穿了，這是狂妄自大的弄權者與一位孤獨的、愛國的老科學家的較量，這是“鬥爭哲學”與科學良知的較量，這是黨風腐敗與人間正義的較量。
這裏的將軍們躊躇滿誌，彈冠相慶，強阻成功；而把畢生都獻給了國防科研事業的老科學家心裏在淌血。這裏將星燦爛，可以車載鬥量，偌大的校園裏張貼著“科教興國、科技強軍”的標語，惟獨容不下一個對誰都不構成威脅的老科學家。
康鵬的雙腳還沒有碰過中國工程院的大門檻，卻遭遇到暗阻、拖阻和強阻，三次被人絆倒在中國工程院的大門之外。不久，學校領導宣布：“不上報康鵬申報院士的材料”，同時，一紙冰冷的退休令送到康鵬的手中。凍結康鵬的級別也便罷了，可按實際年齡來算，他離退休還差半年啊，他多麽想在科研事業上再做最後的衝刺啊！
將軍少一個可以補上一個，逼走一位科學家，能補上嗎？
蒼天在上，為何如此不公？多年遭遇無端打擊的康鵬，壯誌難酬，義憤填膺。他拍案而起，他要揭露這裏的黑幕，他要為自己的一世清白做最後的抗爭。
1998年12月，康鵬邁進總政治部的大樓，他向總政幹部局呈送揭露事實真相的書麵報告，申述自己這麽多年在國防大學的不公遭遇，之後，他又正式約見學校的紀委領導，留下書麵報告後，他說：“請領導在一周後給我一個答複，如果不回音，我就公開散發！”
一周過去了，軍號聲依舊嘹亮，學校領導卻沉默無語。於是，康鵬帶上500份書麵報告，送到幾乎每一個幹部家的信箱中。
頓時，西山腳下這座靜謐而神秘的大院子裏如驚雷炸響，一場軒然大波衝擊到各個角落。耳語傳聞，輿論嘩然，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康鵬老教授已經忍無可忍了，他怒不可遏，他向上級告狀了。
校方終於有了反應，他們約康鵬來校部談話，那語氣還挺客氣的。
一身老百姓衣服的康鵬緩步走進了會議室，抬眼望去，黑鴉鴉坐滿了一屋子的各級領導幹部，那明晃晃的將校肩章讓康鵬一陣眼暈，他終於明白了，這可不是什麽平等談話的場合，這是要開我的批鬥會啊。
圍攻開始了，組織部長吼道：“康鵬！你必須把散發的材料全收回來！你必須作出深刻的檢查！”
康鵬麵帶微笑，從容不迫，他麵向圍攻會的幹部，正氣凜然，慷慨陳詞，他把一樁樁、一件件鮮為人知的事實坦露於眾，會場安靜得讓少數道貌岸然的人如坐針氈，有人大呼小叫，想封住康鵬的口，卻招來人們厭惡的白眼，眾目睽睽之下，誰心裏有鬼、誰心裏難受，誰自己知道。
康鵬最後說：“你們可以告訴校長，他是上將，他是中央委員，但是，真理並不在他的手中，我不相信，在我們的祖國，權勢可以永遠扼殺真理，我可以坦白地告訴你們，我康鵬的一生無愧於祖國和人民，無愧於黨和軍隊，我對得起中國的國防科研事業！”
圍攻會變成了康鵬精彩人生的報告會，主持人狼狽不堪，尷尬收場。散會後，不少幹部走到康鵬的麵前，默默地舉起右手，行了莊嚴的軍禮，這無言的軍禮啊，任何解釋都是多餘的。
逼迫康鵬做檢查的事不了了之，年底，校長來敲康鵬的家門，“快過新年了，我來給康教授拜年來了，”校長笑容可掬：“哎呀，康教授，我犯了一個官僚主義的錯誤啊……”
好一個“官僚主義的錯誤”，這樣就能抹去國防大學迫害科學家的醜聞嗎？
曆史不會忘記他
康鵬晚年的遭遇辛酸而離奇，他以舌戰圍攻會的悲愴演說為自己的科研生涯謝幕，同時也給中國科技史留下一段令人蕩氣回腸的絕唱！
那麽，康鵬到底犯了什麽不可原諒的錯誤，要常年品嚐“穿小鞋”的苦澀滋味而且一再被剝奪申報院士的正當權利呢？
據說，領導層對他不滿意的主要理由是：性格孤僻，脾氣燥，情緒偏激，不好接觸，不參加支部會，我行我素，等等。還有什麽更為要害的原因嗎？筆者不得而知。
和康鵬共事多年的國防大學的幹部怎麽看他呢？筆者曾采訪過幾位最了解他的人。他們的一致意見是：康鵬教授是一位研究型的學者，思維活躍而敏銳，創新能力強，專業水平很高，是非常敬業的科學家，幹起科研工作來不吃不喝，如醉如癡。他從來不走歪門邪道，不吹不拍，一身正氣，一切靠科研成果說話。
他們對康鵬科研生涯的結局感到十分惋惜：可惜了，可惜這位才子了，他走錯了門！他就不該來我們這個地方，這裏關係複雜，領導喜歡聽話的人，他不適應這裏的生存環境，沒有用武之地啊。
客觀地講，人們說康鵬走錯了門，有一定的道理，因為這裏是擢升將軍的搖籃，沙盤推演、戰例分析、紙上談兵，搞的是社會科學，的確不是搞自然科學的地方。加之康鵬不懂官場的潛規則，他的坦率直言、不避鋒芒的性格可能異化為傷害自己的弱點。
但是，就算康鵬有上述那些弱點，就應該遭受如此長期的打擊嗎？
無須諱言，十年前打擊康鵬的真正原因，是個別堅持極左思維、固守文革遺風的高級幹部罔顧國家利益，濫用職權，敗壞黨風黨紀，順昌逆亡，一手製造的嚴重事件！
八年穿小鞋的日子告一段落了，退休後的康鵬和王蘭英有過心情苦悶的短暫時期，一種失落感鬱結於心，揮之難去。羅沛霖院士等老前輩、哈軍工的老同事和他的學生們，都在關心他，勸慰他，康鵬和王蘭英終於走出陰影，樂觀地開始新的生活，康鵬繼續活躍在科技戰線，他的“三呼”追身通信技術，先為北京286等尋呼台所用、後為有四千萬呼機用戶的中國國信尋呼有限公司所用，為國家創造巨大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當今中國，真正具有科技原創能力的科學家寥若晨星，曾得過聶榮臻元帥頒發的發明證書的康鵬無疑是中國科技界難得的奇才，他在計算機、數字仿真、人工智能、集成電路和移動通訊超前技術等多學科、多領域做出了開拓性的創新貢獻，他的科研生涯和彪炳青史的開國元戎聶榮臻、陳賡、肖克、李德生等英名相連。羅沛霖院士曾經有一個廣為傳播的評價說：“我認為康鵬教授是一位極有科技創新精神和創造能力，對國防建設和國民經濟做出重要貢獻的、多學科的突出的優秀專家。” （圖8）
曆史決不會忘記康鵬。《當代中國的國防科技事業》等多種權威史冊和回憶錄中，都記錄著康鵬不同凡響的業績。在中國的科技史上，康鵬宛若一隻大鵬，直衝九天雲霄。相反，笑看那些一朝權在手，就飛揚跋扈，不可一世的人，等他下了台，他的名字和威風就如同落葉隨風而去了。
康鵬晚年的遭遇給社會學家和史學家提出了嚴肅的研究課題，為什麽我們的社會保護不了那些生態環境欠佳、往往處於弱勢的自然科學家？為什麽我們的社會不能善待那些所謂“性格孤僻”、不會拉關係、套近乎的科技專家，給他們點寬鬆的生存空間？難道偏要他們修煉成八麵玲瓏的市儈政客或討人喜歡的小品笑星？為什麽當今備受學術界詬病的院士遴選製度會把真正的頂尖科學家關在大門之外？我們的社會是否應該建立一個保護人才的有效機製？
十年過去了，在這個迄今還沒有兩院院士的國防大學裏，哪位校領導為康鵬教授受迫害的事件說過公道話？十年過去了，在建立和諧社會，倡導社會公平正義的今天，康鵬教授受迫害的事件難道不應該引起全社會的重視和深思嗎？
2003年9月，作為特邀代表，康鵬到長沙國防科技大學參加50年校慶活動，受到空前熱烈的歡迎，他是國防現代化建設的功臣，他是哈軍工人的驕傲。他當年的學生在一起暢談康鵬老師在中國早期計算機發展曆程中的重大貢獻。
鑒於康鵬從不張揚，他獲聶帥簽發“發明證書”的事跡一直鮮為人知，原哈軍工科研處的兩位老參謀——邵國材和寧鋼，即當年聶帥簽發的“發明證書”的目擊者，特地為康鵬教授寫了一份證明材料。原國防科委四局李維六局長和唐遇鶴副局長更進一步確認，隔離阻塞推拉電路曾經命名為“康鵬電路”。
2006年，是中國計算機起步發展的50周年紀念，中國計算機學界評出對中國計算機事業貢獻最大的十大科學家，康鵬位列第三，其餘九位均是兩院院士。
2007年2月8日，在紀念中國電信應用計算機40周年的晚宴上，在人們敬佩的目光和熱烈的掌聲裏，康鵬激動地接過一尊刻有“康鵬電路”和 “發明人康鵬”文字的水晶紀念獎杯。中國計算機學界的權威人士公布： “康鵬電路”是中國有關計算機的第一項重大發明，現在已經查到，“康鵬電路”的原始技術檔案當年已上交國家檔案館，作為重大科技成果永久保存。
曆史如鐵，曆史至公。
“西山紅葉好，霜重色愈濃。革命亦如此，鬥爭見英雄。”康鵬很喜歡陳毅元帥的這首“紅葉詩”。
秋陽高照,晴空如洗。此刻，康鵬和王蘭英，這一對患難與共、相濡以沫的老伴兒正向西山漫步而去，他們相攙相扶，氣質儒雅，恬靜自若。路上，熟悉他們的軍人不時向他們倆熱情地打招呼。他們走向漫無際涯的紅葉，他們的身影完全融入大自然的火紅的盛裝之中，山嵐乍起，清風徐來，傳來他們爽朗的談笑聲。（圖9）、（圖10）
2007年4月5日於深圳香山居
《鵬鳴九天》的照片說明
圖1 哈軍工四期學員康鵬
圖2 441—B計算機
圖3 康鵬和他的441—C會戰小組（左起：王萬章、俞午龍、康鵬、天津某廠技術人員、北京某廠技術人員）
圖4 康鵬、王蘭英和孩子們
圖5 在國防科大時期的康鵬
圖6 袁氏話屏成果鑒定會
圖7 李德生和康鵬在晚宴上（左起：李德生、石迅萍、康鵬）
圖8 康鵬探訪羅沛霖院士（右）
圖9 退休後的康鵬和王蘭英
圖10 作者（左）與康鵬和王蘭英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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