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夢姚文元

被捕時十分冷靜
　　
　　姚文元是在被通知到懷仁堂開會時被捕的。那是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下午３點鍾的時候，機要秘書郭木文將一份緊急通知送到了他的辦公桌上。

　　信的內容是這樣的：

　　根據華國鋒同誌的建議，茲定於１０月６日晚８時在懷仁堂二樓召開政治局常委會。主要議程：

　　一、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清樣；

　　二、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護措施。

　　因部分文獻需要改動，請姚文元同誌列席會議。

　　中共中央辦公廳

　　汪東興（簽字）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
　　
　　就連老奸巨猾的張春橋看到這樣的通知都未引起疑心，而姚文元看後卻有些猶豫，覺得此事有些"出格"。他認為"出格"的理由：他不是政治局常委，過去除曾以毛澤東秘書身份列席過這樣的會之外，從來都沒有一次這樣正式通知他去參加過。在毛澤東逝世後不久就通知他去列席這樣的會議，有點太突然。

　　另一個"出格"是開會的地點，過去開這樣的會議，大都在紫光閣、頤年堂、勤政殿這幾個警衛嚴密的地方，而這次僅有４個人參加的常委會，卻選在了懷仁堂。一種對於權力的更大獲取，使他又對自己的前程產生了一種幻想。

　　姚文元此時既表示懷疑，可又不願放棄有可能升為"常委"的機會，為了穩妥，便決定去找一下張春橋，再將情況弄清楚。他來到張春橋住地，知道張春橋同樣也接到一份會議通知。姚文元懷疑這次會議是一場"鴻門宴"。他剛談出自己的想法，一向被尊敬為軍師的張春橋卻笑他太多慮了，並當場指點他說："你為何不能參加呢，現在你不是常委，可十年前你是什麽，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現在已經在政治局幹了這麽多年，事物從來都是發展的嘛！"

　　接著，張春橋又舉起幾根手指說："這４個行嗎?怎麽也得是個單數。"姚文元了解到，這次會議沒有通知江青參加，這使他放了心。

　　姚文元就在這種複雜而多慮的情況下，於７點４０分從家裏驅車前往懷仁堂開會。姚文元是繼張春橋、王洪文之後最後一個來開會的。他被人領到東廊的休息室。這時，中共中央警衛局政委武健華走進來，向他宣讀了中央決定。

　　當聽到宣讀後他並沒有像王洪文一樣窮凶極惡地向對方撲去，而是表現得很平靜，沒有反抗，也沒有爭辯，隻說了一聲"走吧"。早已做好準備的行動人員，此時竟沒有了"用武之地"，就領著姚文元出了大門。

　　姚文元在此時麵臨覆滅所表現出來的冷靜，遠遠超過了"四人幫"的其他三個人。這樣的情況下，隻能說明姚文元早已預料到了這一天。
　　
　　無法辯掉的罪責
　　
　　可以說，在林彪、江青這兩個反革命集團受審的十名主犯中，沒有哪一個有姚文元如此的"辯護本領"，也沒有哪一個敢在法庭上，公開將自己的罪責說成隻是"工作責任"。對於這一點，林彪那夥耍槍杆子的不必說，就連在姚文元之前耍慣了筆杆子的陳伯達，此刻也望塵莫及。

　　在法庭上公訴人指出："......姚文元同張春橋、王洪文誣陷、迫害陳丕顯、曹荻秋等，是為了鞏固他們在上海篡奪的權力，把上海變成他們反革命活動的基地，決不是什麽工作責任，而是他們蓄意犯罪。"

　　公訴人發言後，審判員問辯護律師對被告人還有什麽要發問的。

　　姚文元的辯護人名叫韓學章，是一位深通法律的女律師。

　　韓學章問姚文元："你誣陷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曹荻秋同誌是叛徒，你跟張春橋是怎麽商量的?是怎麽定下來的?"

　　由此不難看出，姚文元的辯護人也是很擅於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辯護的。如果姚文元回答清楚這個問題，同時事實又證明張春橋的確是參與和指導了這個事件，那麽姚文元身上的罪責就要輕得多。

　　姚文元是一個"聰明人"，他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對辯護人提出的問題答道："關於曹荻秋的問題，我沒有跟張春橋專門講過......在叛徒問題上沒有進行過什麽指使人策劃或者專門要他們定為叛徒......我畫過圈，我沒有蓄意要一定迫害他，但是定為叛徒是錯誤的，我這一點要負責任。"

　　姚文元並不滿足於與張春橋來"一分為二"，他在大帽子下將自己的責任推得一幹二淨。因為他隻是畫了個"圈"，並"沒有蓄意一定要迫害他"。

　　擅於玩弄文字遊戲的姚文元在這裏用了幾個很特別的程度副詞。在談到與張春橋共同密謀迫害曹荻秋時，他用了"我沒有跟張春橋專門講過"，這裏的"專門"二字很值得研究。從另一個角度理解，就是他沒有否認自己參與迫害曹荻秋這個事實，曾講過這個問題，但不是專門講的，就不存在蓄意迫害，一般的工作上講一講，你如何定罪?

　　另一點就是他說自己"沒有蓄意一定要迫害他"，這裏的"一定"也用得很有分寸。因為迫害已是事實，但也隻是"畫過圈"，屬於一般的工作問題，並不是自己"一定"要這麽做，罪行自然不同了。

　　還有在最後，他也隻承認"這一點要負責任"。原上海市委在張春橋的控製下，馬天水等人把原上海市委常委通過的誣陷曹荻秋同誌的所謂"審查報告"......上報中央之前，先直送北京給張春橋和姚文元等人，經他們"審查"圈閱，並根據他們所定調子修改後，才能正式上報黨中央。

　　由此不難看出，姚文元無論如何狡猾地為自己辯護，他在迫害陳丕顯、曹荻秋，參與篡奪上海市委大權的反革命行動的罪行是無論如何都賴不掉的。
　　
　　在獄中家事突發
　　
　　姚文元被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

　　在入獄後，他不像江青一樣大吵大鬧，也不像張春橋一言不發，他總是裝出一副老實改造的樣子，每天讀報、看書、寫檢查、談自己的認識，要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劃清界線。

　　除此之外，為了表現積極，他還根據報上得到的消息，不斷向監獄方麵提出各種有關國家大事的建議，並要他們向中央政治局轉達。這其中最可笑的是，當他看到報上登的全國人民生活富足了，家家豐衣足食，很多人家過年時都是大米白麵猛吃時，就向監獄方麵提出，這樣可不行啊，這樣搞幾年就會沒有糧食吃了，得有個計劃，發個票進行限製。請你們趕快代表我向中央政治局同誌們轉告一下，提醒他們，我們還是要艱苦奮鬥，對糧食要有計劃，不能這樣敞開肚皮來吃啊！

　　他的這個建議受到了獄警的訓斥："現在中國不是你們當權那個時候了，老百姓日子好過多了，你還是好好改造你自己吧！"聽了這話，姚文元恍如隔世，不太相信。

　　在服刑的時間裏，姚文元還遇到了煩心的事，那就是家裏的財產糾紛。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病逝，留下了一筆遺產，１９８６年，姚文元母親周文修為繼承姚蓬子的遺產扯起了風波，家裏為此鬧得不可開交。最後還是要姚文元這個親兒子表態。

　　事情終於通知了正在服刑的姚文元，一邊是自己的母親，一邊是自己的妻子，他感到有些不好辦。姚文元本來想在獄中安靜地度過刑期，可是家庭的這件事對他形成一種幹擾。此時的姚文元需要的是自由，對於財物之事早已看穿，於是他寫信給妻子，動員她在這個事情上對母親讓步。

　　由於姚文元表現了靈活的態度。這件鬧到了監獄的家事，最後終於平息。
　　
　　刑滿釋放
　　
　　１９９６年１月，姚文元刑滿出獄。他站在那間他蹲了十多年的牢房裏，看了看四周，對著屋子長長地歎了一口氣。然後慢慢地脫下身上的囚衣，換上了家裏人早已送來的一套新中山裝。

　　獄警打開了那扇沉重的大鐵門。姚文元對獄警說："這麽多年，真麻煩你們了。"獄警嚴肅地說："不要客氣，回去後好好想一想，以後可不能做那些壞事了。" 姚文元點點頭連說："說得對，說得對！"他提著自己在監獄裏的東西，跟著獄警到了監獄的辦公室，辦理完了一切出獄手續，看著外麵燦爛的陽光，高興地向大門外走去。此時，家裏的人早已在大門外麵接他來了。

　　姚文元在親人們的陪同下，提著東西來到北京火車站，購買回上海的火車票。這位昔日出門時都是前呼後擁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時在排隊的人群中，將頭上帽子壓得低低的，生怕有人認出自己。當火車在上海火車站停靠，姚文元下車看到自己的妻子金英時，眼淚都快流出來了，不覺長歎一聲："唉，這真是十年一夢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