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剛剛被推選出來的第十七屆中共新領導班子，麵對的是一個貧富兩極極端分化的人口大國。中國的貧富差距之大，在亞洲排行第一。不是說窮人比尼泊爾孟加拉阿富汗更窮，而是說富的那部分人太富，總體水平已經在世界領先。除了美國之外，現在中國的億萬富翁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多。根據定期統計數字的福布斯雜誌，美國有 300 多名億萬富翁，印度有 36 名，日本有 24 名，中國則有 108 名。而基尼指數已經達到 0.45 ，逼近 0.5 的警戒線。不少研究中國現狀的分析家已經開始說，中國當今的主要社會矛盾是小部分精英和廣大社會底層的矛盾。意思也就是指富人和窮人的矛盾。這又回到了解放前。
好像在大半個世紀以前，共產黨鬧革命的時候，進行過階級分析，確定了中國的主要矛盾，就是富人和窮人的矛盾。富人代表壓迫階級，窮人代表被壓迫階級。為什麽付出了千百萬烈士的鮮血，革命到今天，一點進步都沒有呢？這裏一定有什麽地方搞錯了。不把錯誤的地方找出來，就沒有辦法解決貧富對立問題。就不得不考慮，是不是還要再付出下一次千百萬人命的驚天代價？並且，還要付出幾次千百萬人命的驚天代價？
中國在傳統上就有均貧富意識。水滸梁山泊的好漢們，之所以被當成英雄而不是土匪，就是因為殺富濟貧。貧富對立是中國人長久以來揮之不去魔影。窮人愛富又恨富，最恨的是為富不仁。前不久，國內一個經濟學家為富人說了一句話，惹來瀚然大波，成為千夫所指。因此，不論是國內的還是國外的政治分析家，都不敢小看目前還在增長的貧富對立勢頭的潛在危險。
除了由於窮人積壓不滿產生仇恨，使社會動蕩不安以外，專家們還認為，勞動力過於低廉，也不利於經濟健康增長。也就是說，當企業即便粗放經營，也能維持較高利潤率的時候，會缺乏改進經濟增長方式的內在動力。由於勞動成本過低，使得高投入、高消耗、高汙染、低效率的經濟增長方式得以維持。另外，也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看到，高經濟增長如果不產生有效財富，就不是奇跡。
戰後日本在經曆了１８年（１９５５年～１９７３年）的兩位數高增長後，不僅國家經濟總實力位列資本主義世界第二，而且人均財富直逼美國（８０年代中超過了美國），成為世界公認的經濟強國。類似的情形也發生於亞洲“四小龍”。但是，中國經曆了近３０年的高速增長，ＧＤＰ即將位列世界三強，但人均財富卻不足美國人的一個零頭。２００６年１２月，聯合國下屬的世界發展經濟學研究院發布報告稱，美國人均財富為１４．４萬美元，中國大陸隻有２６００美元。此外，還有１．３億人日收入不足１美元（聯合國劃定的貧困線）。因此，雖然創造高增長，但未能創造有效財富的當今國策，不僅不值得驕傲，還必須深刻反省，立刻叫停。
說今天的中國領導人不擔心不關心貧富懸殊矛盾，顯然不是事實。但是他們無能為力。首先，過去的殺富濟貧不可能再用一次。再者，動用國家儲備來救濟貧困，即所謂的社會主義因素，也不可能大麵積長期進行。中國的地區差別很大，補助一部分，不補助另一部分，會產生新的矛盾。他們到目前為止已經做到的，除了不斷的口頭保證，隻能是一次接一次地流眼淚。胡錦濤在中共 17 大報告中，提出了更加平均分配財富的計劃大綱，比如增加社會保障資金，強調初次分配要體現公平等。但是這個究竟能不能根本奏效，誰也不知道。更由於，貧富差距懸殊的怪狀，是執政黨用了二十多年時間，一手釀製出來的，在沒有相對壓力的情況下，能不能自我糾正，在多大程度上糾正，很值得懷疑。
顯然，造成目前窮人過窮，富人過富現狀的，既不是窮人的責任，也不是富人的責任，而是國家政府的責任。中國的老百姓，不論在亞洲還是世界，都是最勤奮的人。印度問題的專家指出，印度出現的貧困問題，老百姓懶散也有責任。但中國不是這樣。中國基本不存在好吃懶做的大量盲流群體。中國的富人同樣勤奮。如果把富人當中財產來曆不明的一小部分剔除掉，中國富人的財富也是勞動所得，沒有理由被瓜分。當然他們借助了某種有漏洞的政策，但也不應當負主要責任。比如，中國的前 100 名首富當中，房地產和證券商人占了一大半。問題主要出在國家政策。在這裏，城鄉二元化，土地流轉製度，國有資產改製，證券市場體製等，都對貧富差距快速加大，起了催化作用。隻要政策恰當，暴富現象立刻會終止。富人和窮人之間，沒有不可避免的對立。
如果再進一步追問，國家政策的問題，也不一定出在國家主要領導人身上，而是出在一小部分利益相關者身上。由於政治製度的缺陷，本來應該成為掌舵人的一些國家重要部門主管和省市負責人，卻變成了參與經濟活動，並從中獲得收益的隱性法人。並且，這一批人既不受輿論監督，又不受法治製約，還在最高決策層掌握很大的發言權，可以隨意否定領導人申報個人財產製度提案。所謂的集體領導，給他們的尋租活動提供了便利。這批高級尋租經紀人，由於黨內的派係鬥爭，又獲得強有力的政治支持。是這些人在呼風喚雨，氣焰可以壓倒黨和國家領導人。陳良宇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中國不再需要一次窮人打倒富人的革命，也不再需要一次文革式的推翻黨內資產階級的群眾運動。中國的領導人隻要往前走一小步，就把通向光明的大門推開了。這一小步就是體製性結構性的改革。這個改革甚至都不要大張旗鼓地對外宣傳，隻要實實在在做幾項根本性改動就可以。其中必要的一項是改變倒向權勢集團的土地和金融政策，另一項是建立在公眾輿論基礎上的監督機製。過去做這些不但阻力很大，在政治局常委中難以通過，還擔有風險。因為很多改革的前車之鑒在那裏，隻要觸動了某些人的利益，從商鞅一直到胡耀邦趙紫陽的下場不能不讓人卻步。十七大以後的局麵雖然也隻是某種平衡，但比從前好一點。明智的中共新領導人，如果感到勢單力薄，又希望大局穩定，就隻做不說。到真正正直有骨氣的知識精英中間去尋找同盟。
隻要給中國的窮人一個平台，不讓權勢利益集團把窮人的權利統統榨光，富人和窮人的對立不是必然和天然的。中國的窮人可以借這個平台，不靠救濟扶貧的社會主義因素，慢慢自己富起來，最終化解對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