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小鹿

賁者,文飾也。以白為賁,也許是什麽也沒有,或者,什麽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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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水緣何能賦詩?(四)

(2007-03-04 21:04:26) 下一個

  上文說過,曲水賦詩現象源於上古的巫祝習俗,與生殖崇拜乃至水崇拜有著直接關係。這是從民俗學角度對這一現象的文化追溯。現在,我們可以把話題展開:當曲水賦詩由特定禮俗演變為日常的創作場景時,其間有著怎樣的文化心理基因?對水的詠歎作為一種文學主題,它的哲學依托何在?我們先來看沈約《俗說》裏的一則記載:

  郗僧遊青溪中,泛到一曲之處,輒作詩一篇。謝益壽見詩笑曰:“青溪之曲,複何窮盡?”

  這則故事告訴我們,“曲水”與“賦詩”已經成為一種相輔相成的有機體,對文人的文化心理產生深刻的影響。這一影響,絕非僅從“三月三”這一特定歲時習俗那裏,就可以找到全部解釋。換句話說,曲水作為一種日常的存在,它對文人創作心理的影響是永恒的,不必定在上巳節才心血來潮。事實上,無論從哲學上還是文學上說,“水”都是一個帶有“元素”意義的命題或母題。

  作為“五行”之一的水,在中國哲學思想體係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管子·水地篇》雲:“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生物之宗室也。”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楚簡《大一生水》古佚文也說:“大一生水,水反輔大一,是以成天,天反輔大一,是以成地。天地複相輔也,是以成神明。神明複相輔也,是以成陰陽。陰陽複相輔也,是以成四時。……成歲而止。”這種將水視為宇宙生成之原動力的看法,是一種今天看來都很高級的智能,反映了初民對水的認識達到了相當深刻的程度。先秦哲學家還將水人格化——所謂“君子比德於水”——並賦予很高的道德倫理內涵。連“水利”一詞,也是對水的作用的辨證關係——“水之為利害也”——深刻認識的產物。(參見李雲峰《水的哲學思想:中國古代自然哲學之精華》,載《江漢論壇》2001年第3期) 古代思想家對“水”的這些哲學闡釋,為我們理解遠古初民的水崇拜提供了充足的依據。

  在文學史上,對水的詠歎與描摹也是其來有自。《論語·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朱熹注稱:“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發之間斷也。”(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13頁) 中國文學的“歎逝”主題由此而生。陸機《歎逝賦》開篇即發此詠歎:“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而能故。”孔子還說:“仁者愛山,智者樂水。”於是,“君子見大水必觀”。(劉向《說苑·雜言》) 這種“君子見大水必觀”的思想意識,實在是“詠水”文學之所以產生的一個生動注腳。

  “歎逝”主題之外,流水的逶迤遠逝還極易激起鄉關之思,因而又與“鄉愁”主題發生聯係。屈原《抽思》:“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王逸注“臨流水而太息”說:“念舊鄉也。”宋玉《九辯》亦雲:“登山臨水兮送將歸。”皆為其證。謝瞻《九日從宋公戲馬台集送孔令詩》有“臨流怨莫從,歡心歎飛蓬。”李善注曰:“言己牽於時役,未果言歸,臨流念鄉,已結莫從之怨,而以侍宴暫歡之誌,重歎飛蓬之遠也。”(《文選》卷二十) 這裏,“臨流念鄉”非常準確地概括了這一主題。

  由於水在中國古代哲學和文人精神世界中的這種特殊地位,所以,我國古代與水相關的文獻和文學作品就相當之多。有“水賦”(如王粲、曹丕有《浮淮賦》、東晉王彪之有《水賦》)、“水讚”(郭璞有《釋水讚》、戴逵、庾肅之有《水讚》) 以及各種題目的“詠水詩”,更不用說還有洋洋灑灑一部《水經》。“曲水詩”的流行放在這一背景下,固然有其獨特之處,但亦非偶然。“曲水賦詩”現象從公宴到日常——如上引“泛到一曲之處,輒作詩一篇”——的演變,其實是傳統“詠水”主題洗盡鉛華的再度複歸,是小小的支流匯入了大海。隻是,這一複歸攙雜了更多歲時文化的因素,比如“曲水”二字和“三月三”的節氣漸漸凝固成為一種詩題。盡管如此,“詠水”文學的“歎逝”、“懷鄉”主題還是在“曲水賦詩”活動中被強調。王羲之的《蘭亭集序》,正是在“歎逝”的情懷中注入了一份晉人特有的達觀。

  六朝以後,“三月三日曲水賦詩”依然是文人的雅好。像沈約那樣在“三月三日 率而成篇”的大有人在。歲時文化十分發達和成熟的唐代,這一活動在文人間更為流行,曲水詩也便脫離了公宴背景而進入文人的日常生活。

  總之,“曲水賦詩”現象有著豐富的的文化蘊含和獨特的文學價值,它揭櫫了自然或地理環境對於藝術意境生成的重要作用,這一作用通過民俗等外部文化機製對詩歌創作產生影響,因為符合文人創作的心理機製而流行,成為文人士大夫遊宴雅集的一個特別節目,進而成為“公宴詩”的一個重要品種。由於題材的規定性,曲水詩對自然環境和歲時景物的細致描摹,較早地展現出後來的山水詩的某些品質。盡管這一類詩歌帶有明顯的應酬色彩,因而難以產生傑出的作品,但作為“詩可以群”的一個“活標本”,它對我國古代文化生態及文人創作心態的雙重影響,還是值得關注和研究的。

(原載《古典文學知識》 2006年第4期)文/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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