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電影《香水》（及小說Das Parfum）最後一幕預告了迄今為止的影評浪潮。作者Patrick Suskind（1949- ）現在成了主任公Grenouille——他將《香水》灑向信息時代的城市廣場，下麵是如醉如癡的現代觀眾和後現代精英。透過Grenouille的當代經典領袖姿態和畫麵，Patrick Suskind正在自己的山洞裏怪笑：說的就是你們！不過並非完全出於附庸風雅，Chicago Sun-Times 上署名Roger Ebert 的評論表達了觀眾那種普遍的震撼之感：This is a dark, dark, dark film, focused on an obsession so complete and lonely it shuts out all other human experience. You may not savor it, but you will not stop watching it, in horror and fascination. 換句話說，人們看見了作品的“深刻”之處，卻不知道這深刻是什麽。
道理很簡單，Patrick Suskind從靈魂的起源地出發，費盡心機地挖苦了當代性的精神背叛，而熒屏下麵的頭顱恰恰是這文化風潮的內在部分。住在柏拉圖洞穴裏麵的人無法審視後麵的光照，已經離家出走數百年並且完全淡忘了精神家園的浪子，無法分辨任何關於家鄉的記憶。在冥冥之中，心靈被深刻懷鄉之情攪動起來，遺憾的是，她卻不知道那是一種鄉情。她感受到了電影敘事中一種否定性的力量，她卻不知道究竟什麽連同自己一同被否定了。她感到在Grenouille裏麵，在他對麵群交的人民裏麵被嘲笑，她卻不知道自己究竟被嘲笑了什麽。《香水》是中世紀向現代社會射出來的一隻冷箭，每個人都有中箭的感覺，卻在“某些別人”中箭的想象中，將這種痛苦轉移為純粹娛樂。於是某些影評甚至成為一種精神自衛，New York Daily News的作者 Jack Mathews 試圖用常見的那種否定性口吻回應作品對自己的否定：This is a crazy, gorgeous, disturbing, darkly comic horror story about an early-18th-century Frenchman born in a Paris fish market without any odor of his own but with a sense of smell that would make a pack of bloodhounds wail with envy.
柏拉圖對文學的警惕值得一提，文學評論以及影評畢竟是對次一等級的“事實”的比喻，或者說，是對比喻的比喻。所以文藝評論畢竟不是接近真相和宣告真理的最佳途徑。在這個前提之下，電影《香水》的精神隱喻、特別是其宗教隱喻，值得挖掘、解析，並讓它在現代性身上留下深刻的劃痕。
Patrick Suskind是一位德國作家，在柏林牆推倒之前，小說《香水》於1985年問世，並引起轟動。電影《香水》則於2001上映，由此也將柏林牆兩邊的現代世界同時掠為觀眾，或者視為被告。毫無疑問，這是一部超越政治意識形態的作品，它是對所有現代意識形態的文學否定。德國一直是東西方文化的碰撞點，英語文化的膚淺和法語文化的愚昧在這裏同時被抵製。而在《香水》中，“法國巴黎”，當時世界文明的中心，近代精神和現代性的發源地，成了作者精心策劃的主人公的投放地。時間更說明問題：Grenouille出生於1738年7月17日，那是法國大革命前的一個“熱月”（Chute de Robespierre），地點是法國最肮髒的菜市場。
不理解十八世紀就無法理解《香水》。當代世界任何一種文化都是十八世紀精神的精神產兒，Patrick Suskind試圖從起源上追述現代精神淪陷的曆史淵源。Grenouille是現代性的化身。現代精神（以啟蒙精神為標誌）出身底層，資本主義及其私生子納粹主義、社會主義帶著對中世紀貴族秩序和教會精神的刻苦仇恨和嫉妒頑強而出。十八世紀蒸氣機和理性從兩方麵將Grenouille取代基督。現代性是一種偽基督或敵基督，他在用法國式暴行摧毀教會統治的同時，又用英國式的老謀深算將理性上升為上帝。Grenouille演繹了這樣一種精神軌跡，在其中，伊麗莎白和列寧，洛克和希特勒在廣場上舉起了同樣的手臂，其共同標誌是：非基督教。Patrick Suskind在Grenouille身上，天才地展現了現代性——或者說這兩百年來的非基運動——絕對內在困境。這種困境可稱為現代精神的二律悖反：一方麵，Grenouille自身毫無味道，另一方麵，Grenouille對味道有著驚人的敏感並瘋狂收集別人的味道，因此毀滅了26位女孩的生命而成為殺人凶手。這一二律悖反講述著現代性的荒誕邏輯：沒有靈魂的反而迷戀靈魂，否定信仰的上升為信仰——無神論成為最強大的有神論，理性成為伊甸園以來最大的假神，成為最純粹的人本迷信活動。他偽裝成並不關心靈魂的事，然而現代社會的一切意識形態無不以瘋狂攫取和占有他人的靈魂為己任，並以廣場取代帳幕，“公共人物”在那裏將自己打扮成神，群眾成為獻祭和犧牲。Patrick Suskind洞穿了法國起源的這場無神運動：人作為神的被造物，即使否定神的存在，也必然以更瘋狂的方式歸向“神”，成為神的化身，或者成為祭司，而他者成為人的被造者，成為人的奴隸。
若理解這種宗教隱喻，僅僅理解十八世紀是不夠的。十八世紀不過延續了文藝複興的偽上帝運動，這是敵基督力量對基督教文化的連續清算。正是由於當代性已經喪失了對聖經的閱讀能力，所以它無法理解《香水》以聖經上的相關信息為基礎進行的文化闡釋。Grenouille的鼻子或他特別發達的嗅覺，是整個故事的主線。然而這種隱喻直接建立在創世紀2章7節的經文上：“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神創造萬物和創造人最大的區別是，人通過“鼻孔”接受了“靈魂”，因此使人成為具有上帝形象的存在，一個象上帝因此必然追找上帝的祈禱者，一個凹陷者。在出埃及記3： 21節，神在聖經中給自己一個獨特的名字，אֶהְיֶה אֲשֶׁר אֶהְיֶה（I AM THAT I AM，和合本翻譯“我是自有永有的”）。中文的翻譯似乎比英文的翻譯更值得推薦，因為它將希伯來原文可能包含的兩種時態同時翻出來了。不過簡單說，區別於任何宗教關於神的定義，在這裏，神是“是”並隻有神才是“是”。而人是小於“是”的，是小於“一”的。勉強用佛教的邏輯講，人是“宇宙靈魂”的一部分，自由就是超越部分與整體之間的界限。Grenouille的鼻子提醒人們人的屬靈來源，而Grenouille的無味提醒人們人的墮落，不僅否定神，而且否定自己的神聖起源。但不僅僅由於原罪，也由於“原創”，他必然是一個尋找來源，或對對靈魂的事極度敏感的“人”。這個無神論者開始將鼻子從縱向轉向平麵（原罪使人神隔絕），轉向他人（“原創”保守人仍然是靈魂追問者），試圖從鄰居那裏找到靈魂的家園，以象征性地回歸“創世紀”。
無神論的鴉片工廠首先是從改變“香水”用途開始的。理解“香水”的隱喻同樣離不開作者的聖經知識。出埃及記 30章34-38節關於“香”的律法說：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施喜列，喜利比拿，這馨香的香料和淨乳香各樣要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這些加上鹽，按作香之法作成清淨聖潔的香。這香要取點搗得極細，放在會幕內，法櫃前，我要在那裏與你相會。你們要以這香為至聖。你們不可按這調和之法為自己作香，要以這香為聖，歸耶和華。凡作香和這香一樣，為要聞香味的，這人要從民中剪除”。香代表著靈魂或神對對靈魂的排他主權，對這一主權的順服也意味著香代表著祈禱，而神是祈禱唯一的傾聽者（詩141:2；路1:10；啟5:8；8:3,4）。這一律法“應驗”在馬太福音 26：7-13節：“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極貴的香膏來，趁耶穌坐席的時候，澆在他的頭上。門徒看見，就很不喜悅，說，何用這樣的枉費呢？這香膏可以賣許多錢，周濟窮人。耶穌看出他們的意思，就說，為什麽難為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因為常有窮人你們同在。隻是你們不常有我。她將這香膏澆在我身上，是為我安葬作的。我實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無論在什麽地方傳這福音，也要述說這女人所行的，作個紀念”。香也代表著基督的義（詩45:6-8；歌3:6；賽 61:10；林後2:14-16）。在這種關係中，神是唯一的。在現代性的精神結構裏，人取代神成為人的靈魂收集者，祈禱傾聽者和精神奴役者，以及生命之主。電影中那26個被害者意味著13這個數字所代表的災難在現代性中被雙倍放大了，而主人公成了最後的受害者。從這種意義上，現代性就是一場偽基督運動，而後現代是偽之大者。他首先通過雙元革命和極權運動屠殺了無數生命，後成為一種徹底的精神自殺。“魔鬼從起初就是殺人的”，這一啟示或者正是作者下筆的動機之一。
不過Patrick Suskind的卓越之處，是他看到了這場巴別塔運動起源於法國啟蒙時代，並將“否認靈魂存在卻瘋狂追求靈魂、棄絕神卻瘋狂自以為神”的悲劇主題或犯罪史生動展現出來了。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795~1878年）談到啟蒙“理性”（Rationalization）問題時說：“在啟蒙辯證法中，理性作為宗教凝聚力的替代物而發揮作用”，然而荒謬是，“理性”卻是以否定宗教為出發點並自我確證的。這一精神病症是所有現代人類精神的共性：“祛魅”同時上升為“信仰”。當科學和理性一臉莊嚴地宣告沒有神的時候，他忘記了自己已經公然成為“是”，盡管他不過是臭轟轟菜市場上因尋找食物有幸找到“物質第一性”的一個可憐蟲而已。
啟蒙精神是以“光”(Enlightenment) 和“是”（אֶהְיֶה）為兩麵旗幟的。一個通樣有限的罪人，突然從巴黎的菜市場站起來宣布自己裏麵有光了，並且宣布因為自己是“是”，或者比別人成熟，因此有資格照亮他人，啟蒙草叢下麵“他們那些豬”。啟示真理宣告的“神就是光”，神就是“是”，這些角色全部被現代性包攬了。然而他們開出的條件是，他人必須向這新“是”山呼萬歲。在這一長串新真理代言人名單中，法國的孟德斯鳩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伏爾泰 (Voltaire, 1694-1788)、讓-雅克·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以及英國的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4)和德國的伊曼努爾·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最為著名。當然，相關的重要人物還包括此前的笛卡爾（Rene Descartes，1596~1650年）和後來的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等人。他們反抗權威，他們認為每個人都必須自行找尋問題的答案而成為權威。他們堅信人的理性，而這種堅信本身卻毫無理性可言，他們反對理性以宗教為基礎，而他們自己成了“第一基礎”。啟蒙運動要“啟”群眾的“蒙”，啟蒙者卻不過是同需要啟蒙的罪人。笛卡爾和黑格爾先後強調人的主體性（黑格爾：“現代世界的原則就是主體性的自由”；笛卡爾：“我思故我在”），這種主體性的傲慢甚至毒害了特別反感黑格爾的克爾凱郭爾及後來的宗教哲學。站在後排的還有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他談到啟蒙運動四個基本概念是自主性(autonomy)﹐理性(reason)﹐自然(nature)以及和諧 (harmony)。他們在真理問題上，特別是在真理的客觀性方麵，表現出過分的主觀偏離。換言之，他們把人的主體性與啟示真理（聖經）的外在性等量齊關，這就開辟了一條特別的“靈恩”路線，並為否定教會權威的神聖基礎提供了合法性。不僅如此，他們同時向東方哲學的虛無觀念（如外在信仰改造為內在“心學”）打開了“融通”之門。尼采這樣的精神怪胎連接著前現代的東方和後現代的西方，連接著18世紀的“我思”和二十世紀的“我在”，是合乎邏輯的。
對於Grenouille來說，理性並不僅僅在於其“主體性”，而在於其“社會性”。換言之，啟蒙精神並非徹底的個人自由主義者，他要把自己的自由建築在 “社會”這一他者的反應之上。“巨人”的自由就是捆綁他者的非自由。人若想成為神，不能自有永有，幾必然將他者視為自己定義的材料。人成為人意味著別人成為獻祭。
所以Patrick Suskind似乎比康德更了解“啟蒙是什麽”。“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也許再沒有這句話更缺乏“理智”的了，更重要的是，康德隱藏了這句名言裏的賓語：“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於他者”，於是這個他者就成了Grenouille的獵物和受害者。Patrick Suskind應該首先讚成Ernst P. W. Troeltsch（1865~1923年）的意見：十八世紀是人類真正現代時期的開端和基礎，啟蒙運動是現代性精確的思想綱領和理念總結。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年）在《何為啟蒙》中也說：“啟蒙”作為今天我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體製的、文化的事件的總體”，不過，Patrick Suskind顯然是在否定的意義上對待啟蒙運動的；在現代性的原初之幕上，不僅有卡爾·巴特（Karl Barth）所說的情況：“所謂人文主義理念，指的是這樣一種理想的生活，這種生活存在於理性的人在一個理性的世界中支配一切的統治，進一步則是人的全麵統治”；而且更有另外一麵：人的全麵統治也意味著人的全麵被人統治，因為人支配一切也意味著被一切支配——人不可能支配一切，於是結局隻能是被一切支配。 Grenouille的結局說明了這一點：他以收集他者靈魂為己任，結果自己被他者“收集”。人在現代世界成為城市獵人，與其說他需要主體性的自由，不如說他需要他者來實現自己這種偽自由。沒有神，就沒有自由。於是無神論者唯一的自由道路就是走向奴役的道路：他妄想將這他者獻為自己自由的工具，結局則是這個獵人成為更多獵人的獵物。
《香水》的結局無疑是雙關性的。那位偽基督自己的身體被動地成了他者“最後的晚餐”，被一群女人分吃殆盡。這一幕首先可以使人想起1794年7月28日，羅伯斯比爾、聖鞠斯特等二十二位啟蒙之神被送上斷頭台，之後雅各賓派被處死刑者也超過百人。而在這之前，同樣著名的是1791年—1794年巴黎設置的斷頭台，三年內羅伯斯比爾斬首反革命份子6萬—7萬人頭。斷頭台遺址即今日巴黎市中心協和廣場。電影《香水》裏最後那個群交和殺人的城市廣場成了現代性的隱喻，無論在北美還是在歐洲，無論是在中國還是非洲，上麵的精神領袖在廣場上舉行著同樣的儀式，煽動、殺人並被人群分吃。這是十八世紀200年來現代文明的自我獻祭和自我犧牲。英國那裏的所謂保守傳統似乎延緩在這場自殺運動的衝擊波，然而今天真相已經大白：大西洋同樣喪失了味道，正和遠東一起聯合建造香水加工廠。香水工業邁進了全球化時代。
·任不寐·
道理很簡單，Patrick Suskind從靈魂的起源地出發，費盡心機地挖苦了當代性的精神背叛，而熒屏下麵的頭顱恰恰是這文化風潮的內在部分。住在柏拉圖洞穴裏麵的人無法審視後麵的光照，已經離家出走數百年並且完全淡忘了精神家園的浪子，無法分辨任何關於家鄉的記憶。在冥冥之中，心靈被深刻懷鄉之情攪動起來，遺憾的是，她卻不知道那是一種鄉情。她感受到了電影敘事中一種否定性的力量，她卻不知道究竟什麽連同自己一同被否定了。她感到在Grenouille裏麵，在他對麵群交的人民裏麵被嘲笑，她卻不知道自己究竟被嘲笑了什麽。《香水》是中世紀向現代社會射出來的一隻冷箭，每個人都有中箭的感覺，卻在“某些別人”中箭的想象中，將這種痛苦轉移為純粹娛樂。於是某些影評甚至成為一種精神自衛，New York Daily News的作者 Jack Mathews 試圖用常見的那種否定性口吻回應作品對自己的否定：This is a crazy, gorgeous, disturbing, darkly comic horror story about an early-18th-century Frenchman born in a Paris fish market without any odor of his own but with a sense of smell that would make a pack of bloodhounds wail with envy.
柏拉圖對文學的警惕值得一提，文學評論以及影評畢竟是對次一等級的“事實”的比喻，或者說，是對比喻的比喻。所以文藝評論畢竟不是接近真相和宣告真理的最佳途徑。在這個前提之下，電影《香水》的精神隱喻、特別是其宗教隱喻，值得挖掘、解析，並讓它在現代性身上留下深刻的劃痕。
Patrick Suskind是一位德國作家，在柏林牆推倒之前，小說《香水》於1985年問世，並引起轟動。電影《香水》則於2001上映，由此也將柏林牆兩邊的現代世界同時掠為觀眾，或者視為被告。毫無疑問，這是一部超越政治意識形態的作品，它是對所有現代意識形態的文學否定。德國一直是東西方文化的碰撞點，英語文化的膚淺和法語文化的愚昧在這裏同時被抵製。而在《香水》中，“法國巴黎”，當時世界文明的中心，近代精神和現代性的發源地，成了作者精心策劃的主人公的投放地。時間更說明問題：Grenouille出生於1738年7月17日，那是法國大革命前的一個“熱月”（Chute de Robespierre），地點是法國最肮髒的菜市場。
不理解十八世紀就無法理解《香水》。當代世界任何一種文化都是十八世紀精神的精神產兒，Patrick Suskind試圖從起源上追述現代精神淪陷的曆史淵源。Grenouille是現代性的化身。現代精神（以啟蒙精神為標誌）出身底層，資本主義及其私生子納粹主義、社會主義帶著對中世紀貴族秩序和教會精神的刻苦仇恨和嫉妒頑強而出。十八世紀蒸氣機和理性從兩方麵將Grenouille取代基督。現代性是一種偽基督或敵基督，他在用法國式暴行摧毀教會統治的同時，又用英國式的老謀深算將理性上升為上帝。Grenouille演繹了這樣一種精神軌跡，在其中，伊麗莎白和列寧，洛克和希特勒在廣場上舉起了同樣的手臂，其共同標誌是：非基督教。Patrick Suskind在Grenouille身上，天才地展現了現代性——或者說這兩百年來的非基運動——絕對內在困境。這種困境可稱為現代精神的二律悖反：一方麵，Grenouille自身毫無味道，另一方麵，Grenouille對味道有著驚人的敏感並瘋狂收集別人的味道，因此毀滅了26位女孩的生命而成為殺人凶手。這一二律悖反講述著現代性的荒誕邏輯：沒有靈魂的反而迷戀靈魂，否定信仰的上升為信仰——無神論成為最強大的有神論，理性成為伊甸園以來最大的假神，成為最純粹的人本迷信活動。他偽裝成並不關心靈魂的事，然而現代社會的一切意識形態無不以瘋狂攫取和占有他人的靈魂為己任，並以廣場取代帳幕，“公共人物”在那裏將自己打扮成神，群眾成為獻祭和犧牲。Patrick Suskind洞穿了法國起源的這場無神運動：人作為神的被造物，即使否定神的存在，也必然以更瘋狂的方式歸向“神”，成為神的化身，或者成為祭司，而他者成為人的被造者，成為人的奴隸。
若理解這種宗教隱喻，僅僅理解十八世紀是不夠的。十八世紀不過延續了文藝複興的偽上帝運動，這是敵基督力量對基督教文化的連續清算。正是由於當代性已經喪失了對聖經的閱讀能力，所以它無法理解《香水》以聖經上的相關信息為基礎進行的文化闡釋。Grenouille的鼻子或他特別發達的嗅覺，是整個故事的主線。然而這種隱喻直接建立在創世紀2章7節的經文上：“耶和華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活人，名叫亞當。”神創造萬物和創造人最大的區別是，人通過“鼻孔”接受了“靈魂”，因此使人成為具有上帝形象的存在，一個象上帝因此必然追找上帝的祈禱者，一個凹陷者。在出埃及記3： 21節，神在聖經中給自己一個獨特的名字，אֶהְיֶה אֲשֶׁר אֶהְיֶה（I AM THAT I AM，和合本翻譯“我是自有永有的”）。中文的翻譯似乎比英文的翻譯更值得推薦，因為它將希伯來原文可能包含的兩種時態同時翻出來了。不過簡單說，區別於任何宗教關於神的定義，在這裏，神是“是”並隻有神才是“是”。而人是小於“是”的，是小於“一”的。勉強用佛教的邏輯講，人是“宇宙靈魂”的一部分，自由就是超越部分與整體之間的界限。Grenouille的鼻子提醒人們人的屬靈來源，而Grenouille的無味提醒人們人的墮落，不僅否定神，而且否定自己的神聖起源。但不僅僅由於原罪，也由於“原創”，他必然是一個尋找來源，或對對靈魂的事極度敏感的“人”。這個無神論者開始將鼻子從縱向轉向平麵（原罪使人神隔絕），轉向他人（“原創”保守人仍然是靈魂追問者），試圖從鄰居那裏找到靈魂的家園，以象征性地回歸“創世紀”。
無神論的鴉片工廠首先是從改變“香水”用途開始的。理解“香水”的隱喻同樣離不開作者的聖經知識。出埃及記 30章34-38節關於“香”的律法說：耶和華吩咐摩西說，“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施喜列，喜利比拿，這馨香的香料和淨乳香各樣要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這些加上鹽，按作香之法作成清淨聖潔的香。這香要取點搗得極細，放在會幕內，法櫃前，我要在那裏與你相會。你們要以這香為至聖。你們不可按這調和之法為自己作香，要以這香為聖，歸耶和華。凡作香和這香一樣，為要聞香味的，這人要從民中剪除”。香代表著靈魂或神對對靈魂的排他主權，對這一主權的順服也意味著香代表著祈禱，而神是祈禱唯一的傾聽者（詩141:2；路1:10；啟5:8；8:3,4）。這一律法“應驗”在馬太福音 26：7-13節：“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極貴的香膏來，趁耶穌坐席的時候，澆在他的頭上。門徒看見，就很不喜悅，說，何用這樣的枉費呢？這香膏可以賣許多錢，周濟窮人。耶穌看出他們的意思，就說，為什麽難為這女人呢？她在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因為常有窮人你們同在。隻是你們不常有我。她將這香膏澆在我身上，是為我安葬作的。我實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無論在什麽地方傳這福音，也要述說這女人所行的，作個紀念”。香也代表著基督的義（詩45:6-8；歌3:6；賽 61:10；林後2:14-16）。在這種關係中，神是唯一的。在現代性的精神結構裏，人取代神成為人的靈魂收集者，祈禱傾聽者和精神奴役者，以及生命之主。電影中那26個被害者意味著13這個數字所代表的災難在現代性中被雙倍放大了，而主人公成了最後的受害者。從這種意義上，現代性就是一場偽基督運動，而後現代是偽之大者。他首先通過雙元革命和極權運動屠殺了無數生命，後成為一種徹底的精神自殺。“魔鬼從起初就是殺人的”，這一啟示或者正是作者下筆的動機之一。
不過Patrick Suskind的卓越之處，是他看到了這場巴別塔運動起源於法國啟蒙時代，並將“否認靈魂存在卻瘋狂追求靈魂、棄絕神卻瘋狂自以為神”的悲劇主題或犯罪史生動展現出來了。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795~1878年）談到啟蒙“理性”（Rationalization）問題時說：“在啟蒙辯證法中，理性作為宗教凝聚力的替代物而發揮作用”，然而荒謬是，“理性”卻是以否定宗教為出發點並自我確證的。這一精神病症是所有現代人類精神的共性：“祛魅”同時上升為“信仰”。當科學和理性一臉莊嚴地宣告沒有神的時候，他忘記了自己已經公然成為“是”，盡管他不過是臭轟轟菜市場上因尋找食物有幸找到“物質第一性”的一個可憐蟲而已。
啟蒙精神是以“光”(Enlightenment) 和“是”（אֶהְיֶה）為兩麵旗幟的。一個通樣有限的罪人，突然從巴黎的菜市場站起來宣布自己裏麵有光了，並且宣布因為自己是“是”，或者比別人成熟，因此有資格照亮他人，啟蒙草叢下麵“他們那些豬”。啟示真理宣告的“神就是光”，神就是“是”，這些角色全部被現代性包攬了。然而他們開出的條件是，他人必須向這新“是”山呼萬歲。在這一長串新真理代言人名單中，法國的孟德斯鳩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伏爾泰 (Voltaire, 1694-1788)、讓-雅克·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 ，以及英國的洛克 (John Locke, 1632-1704)和德國的伊曼努爾·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最為著名。當然，相關的重要人物還包括此前的笛卡爾（Rene Descartes，1596~1650年）和後來的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等人。他們反抗權威，他們認為每個人都必須自行找尋問題的答案而成為權威。他們堅信人的理性，而這種堅信本身卻毫無理性可言，他們反對理性以宗教為基礎，而他們自己成了“第一基礎”。啟蒙運動要“啟”群眾的“蒙”，啟蒙者卻不過是同需要啟蒙的罪人。笛卡爾和黑格爾先後強調人的主體性（黑格爾：“現代世界的原則就是主體性的自由”；笛卡爾：“我思故我在”），這種主體性的傲慢甚至毒害了特別反感黑格爾的克爾凱郭爾及後來的宗教哲學。站在後排的還有蒂利希(Paul Tillich,1886-1965)，他談到啟蒙運動四個基本概念是自主性(autonomy)﹐理性(reason)﹐自然(nature)以及和諧 (harmony)。他們在真理問題上，特別是在真理的客觀性方麵，表現出過分的主觀偏離。換言之，他們把人的主體性與啟示真理（聖經）的外在性等量齊關，這就開辟了一條特別的“靈恩”路線，並為否定教會權威的神聖基礎提供了合法性。不僅如此，他們同時向東方哲學的虛無觀念（如外在信仰改造為內在“心學”）打開了“融通”之門。尼采這樣的精神怪胎連接著前現代的東方和後現代的西方，連接著18世紀的“我思”和二十世紀的“我在”，是合乎邏輯的。
對於Grenouille來說，理性並不僅僅在於其“主體性”，而在於其“社會性”。換言之，啟蒙精神並非徹底的個人自由主義者，他要把自己的自由建築在 “社會”這一他者的反應之上。“巨人”的自由就是捆綁他者的非自由。人若想成為神，不能自有永有，幾必然將他者視為自己定義的材料。人成為人意味著別人成為獻祭。
所以Patrick Suskind似乎比康德更了解“啟蒙是什麽”。“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也許再沒有這句話更缺乏“理智”的了，更重要的是，康德隱藏了這句名言裏的賓語：“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於他者”，於是這個他者就成了Grenouille的獵物和受害者。Patrick Suskind應該首先讚成Ernst P. W. Troeltsch（1865~1923年）的意見：十八世紀是人類真正現代時期的開端和基礎，啟蒙運動是現代性精確的思想綱領和理念總結。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年）在《何為啟蒙》中也說：“啟蒙”作為今天我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賴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體製的、文化的事件的總體”，不過，Patrick Suskind顯然是在否定的意義上對待啟蒙運動的；在現代性的原初之幕上，不僅有卡爾·巴特（Karl Barth）所說的情況：“所謂人文主義理念，指的是這樣一種理想的生活，這種生活存在於理性的人在一個理性的世界中支配一切的統治，進一步則是人的全麵統治”；而且更有另外一麵：人的全麵統治也意味著人的全麵被人統治，因為人支配一切也意味著被一切支配——人不可能支配一切，於是結局隻能是被一切支配。 Grenouille的結局說明了這一點：他以收集他者靈魂為己任，結果自己被他者“收集”。人在現代世界成為城市獵人，與其說他需要主體性的自由，不如說他需要他者來實現自己這種偽自由。沒有神，就沒有自由。於是無神論者唯一的自由道路就是走向奴役的道路：他妄想將這他者獻為自己自由的工具，結局則是這個獵人成為更多獵人的獵物。
《香水》的結局無疑是雙關性的。那位偽基督自己的身體被動地成了他者“最後的晚餐”，被一群女人分吃殆盡。這一幕首先可以使人想起1794年7月28日，羅伯斯比爾、聖鞠斯特等二十二位啟蒙之神被送上斷頭台，之後雅各賓派被處死刑者也超過百人。而在這之前，同樣著名的是1791年—1794年巴黎設置的斷頭台，三年內羅伯斯比爾斬首反革命份子6萬—7萬人頭。斷頭台遺址即今日巴黎市中心協和廣場。電影《香水》裏最後那個群交和殺人的城市廣場成了現代性的隱喻，無論在北美還是在歐洲，無論是在中國還是非洲，上麵的精神領袖在廣場上舉行著同樣的儀式，煽動、殺人並被人群分吃。這是十八世紀200年來現代文明的自我獻祭和自我犧牲。英國那裏的所謂保守傳統似乎延緩在這場自殺運動的衝擊波，然而今天真相已經大白：大西洋同樣喪失了味道，正和遠東一起聯合建造香水加工廠。香水工業邁進了全球化時代。
·任不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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