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白 焰·
日本侵略中國時，中國的２億人民（約一半人口）淪陷在敵占區內，半壁江山在日本人刺刀之下，且達８年之久。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在不到半年內又侵占了香港、馬來亞、菲律賓、關島、新加坡、 緬甸、和印度尼西亞，使得不計其數的無辜平民淪落在其統治之下。同樣，自１９４０年的４月到６月，德軍占領了丹麥、挪威、盧森堡、荷蘭、比利時、法國，也使得這些國家的人民飽受鐵蹄之難。當然，敵占領區內奮起抵抗的不乏其人，但是敵占領區內與敵合作的更大有人在。什麽是與敵合作？與敵合作的是什麽人？為什麽？怎樣看待？
首先，與敵合作不等於通常意義上的叛變投敵，不是漢-奸的同義詞。它包括但又不限於叛變投敵。合作分子裏有漢-奸，但又不都是漢-奸。換句話，它不是一個獨特範疇，僅包括幾個自首變節分子；它是一個全方位的領域，多色多樣多層次，概括上至官員、下至百姓、男女老幼、各行各業。其次，與敵合作是外來詞，是西方研究二戰歐洲淪陷、投降、協作、投靠時的用語和概念，借用來分析中國可以擴大我們對抗日戰爭的了解，豐富我們對那場曆史悲劇的認識。
合作（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一詞被用於與占領軍合作，是源於法國貝當元帥對法國人民的號召。１９４０年６月，德國侵占巴黎，貝當為首的法國政府向德國投降，並將政府所在地遷至法國中部的維希（Ｖｉｃｈｙ，故亦稱維希政府），統治大約三分之一的法國領土。包括巴黎在內的法國大部則在德國占領之下，其每天一億法郎的費用全部由法國承擔。１９４０年１０月，貝當與希特勒會見，然後宣布法國政府從此進入與德合作的道路，合作從此成為法國的國策。這樣的合作當然不是建立在平等基礎之上，其實質是主仆關係。用德國人的話說：你把你的手表給我，然後我告訴你時間。據說，由於發音有困難，希特勒常避開ｋ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德語），而用“與我們一起工作”代之。貝當的合作是向德國占領軍隊綏靖、妥協、容納、協調、並與其共事。實際上，多數法國人民響應了號召，與德國占領軍進行了合作，直至１９４４年８月解放。
法國曆史學家Ｓｔａｎｌｅｙ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創造了合作主義（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ｍ）一詞，認為合作分子有兩類，應該區別對待。他們分別是（１）誌同道合，試圖借用外侵力量鏟除異己、重建社會的投靠者（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２）配合但不認同，務實求生的一般人（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按照此分類法，本文把合作分為高層合作和低層合作。
一．高層合作
思想結盟是合作的最高形態，因為這種合作是建立在共同的理念之上。緬甸政府和泰國政府與日本合作，是因為它們相信了日本的“亞洲人為亞洲人”，認為白人殖民主義是萬惡之源。在很大程度上，希特勒的德法一起工作是意識形態吻合的產物。貝當和希特勒都一致反共、反蘇、反猶太。貝當與以後的維希總理賴伐爾支持希特勒在歐洲建立的反猶新秩序，並且派法國工人去德國做工，派法國誌願軍參加德軍戰鬥黨衛軍對蘇聯紅軍作戰。據統計，德國有名的２１個外國ＳＳ誌願師有約６０萬青年人，均來自挪威、荷蘭、烏克蘭，羅馬尼亞等與敵合作的國家。他們有的奔赴蘇聯戰場，有的死守柏林。當時流行在占領國的口號是：寧願納粹，不願共產。
二戰的雙方參戰大國（除蘇聯外）都是與共產主義勢不兩立的資本主義國家。歐洲戰後，曾為德國占領軍服務的合作者們都以共同反共為理由，向美英乞求同情、要求寬待。在反共理念上，蔣介石和汪精衛與日本占領軍可謂誌趣相投。在組建、經營南京偽政權時，汪精衛用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合作、出賣國土為由，為自己與日合作尋找借口。在此意義上，汪精衛的叛變是與敵人在意識形態上認同的叛變。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汪精衛認為由於日本侵華戰爭帶有反共色彩，歐美國家決不會主動幫助中國抗日。蘇聯隻是支援幾架陳舊飛機，“外以解東方日本之威脅，陰以弱我國本。”因此，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中國抗日必敗。這一偏見和悲觀絕望驅使汪精衛歌頌“共榮”，直至讚美侵略。南京偽政權代主席陳公博也是如此。他死前仍相信日本政府裏有“善者”，但這些善者和將官管不住佐官階級。結果，“中國就給這般驕橫的官佐弄得個天翻地覆！” 在給蔣介石的遺書裏，他仍念念不忘反共：“公博雖死，決無怨言。懸懸放不下心的還是共產黨問題。這個問題，關係到國家前途。”
應該看到，上述占領國的領袖與侵略國自有一些意識關聯與相投，但這些不足以說明他們求和的全部動機。意識形態的認同常常是占領後的結果，而不是導致占領的原因。英國曆史學者Ｐｅｔｅｒ Ｄａｖｉｅｓ提出“盾牌”理論（注１），認為被侵國家政府與敵謀和的原因是為了充當擋箭牌，庇護淪陷人民，以避免更壞的結局。德國人在外國和本國建立了“猶太委員會”，在該委員會工作的猶太人相信，非如此不能遮免、減輕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占領區的巴黎市長稱，在他的任職內，巴黎的文化古跡和遺產沒有遭到破壞。比利時國王是不願放棄自己的人民，而帶領殘兵向德國投降，並且宣稱自己是戰俘。貝當完全可以象戴高樂那樣出走英國，在英國組織抵抗運動。但是貝當決定留下，與陷區內的人民共赴國難。他認為這同樣是愛國，這同樣需要勇氣。汪精衛已身在安全的後方重慶、並享受國民黨副總裁的待遇。他確實與蔣介石合不來，但不至於因此從後方跑到淪陷區，從而跳入情況更為惡劣的火坑。如果說汪精衛跳入火坑隻是為了反共，這不免顯得牽強，因為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主要矛盾。陳公博在監獄裏寫了《八年來的回憶》，裏麵有這樣一個回憶片段。陳說：“一般人都說汪先生賣國，但賣國還應有代價。像今日的情勢，一日蹙國百裏，其誤不止賣國，簡直是送國罷了。我想送國不必你汪精衛送罷。” 汪回道：“人家送國是沒有限度的，我汪精衛送國是有限度的。”當然，這送國的限度，國人後來自有所知。不過，有一點應該承認：即使是最卑劣的叛徒（象汪精衛和貝當），他們也難免有悲憫蒼生的情懷。
此外，由於力量過於懸殊，投降有時是對現狀的被迫顧全（Ｇｅｒｈａｒｄ Ｈｉｒｓｃｈｆｅｌｄ）。麵對強大的敵人，抗敵禦侮、死守疆土不僅無濟於事，反而激怒敵人，造成更大的傷害。１９４０年４月９日，納粹德國撕毀中立條約，越過丹麥邊境。兩個小時後，丹麥政府宣布投降。丹麥政府認為，丹麥沒有能力抵抗，抵抗沒有任何意義，抵抗隻能帶來更多的害處。作為回應，德國允許丹麥政府繼續存在，社會照常運行。從此，丹麥政府與德國若即若離，有合作也有爭鬥。合作體現在丹麥物資向德國的輸入，對抗表現在丹麥議會拒絕德國迫害猶太人的要求。對此，多數丹麥人民並沒有過多批評自己的政府。他們當然知道投降不光彩，但也理解這種合作是兩害相衡取其輕的必然，否則後果更為嚴重。當然，丹麥被如此“善待”的另一原因是，德國視丹麥人為雅利安人，並且想以丹麥作為占領範本。
汪精衛先前主張抵抗，並從海外歸來，共赴國難。據陳公博回憶，長城古北口之役使汪精衛受刺激太深：“因為前方將領回來報告，都說官兵無法戰爭，官兵並非不願戰，實在不能戰，因為我們的火力比敵人的火力距離太遠了，我們官兵並看不見敵人，隻是受到敵人炮火的威脅。汪先生聽了這些報告，以後便慢慢有主和的傾向。”與丹麥和法國不同，汪精衛的與敵合作是單獨的個人曆程和不代表國家的個人行動。中國的合法政府在重慶，就連日本也深知這點而未給汪以全權外交承認，直到以後。丹麥和法國則是以國家名義向德國投降，它們的合作是作為合法政府（甚至得到美國承認）的國策而大力推行。１９４４年，汪精衛垂死前寫下題為《最後之心情》一文，內說：“蔣為軍人，守土有責，無高唱議和之理，…… 非兆銘脫離渝方，不能無礙於渝局；非深入陷區，無以保存起因戰爭失陷之大部土地。”
歐洲戰時傀儡政權和汪精衛的另一個不同是，歐洲傀儡攻擊自己的前政府是如何腐敗，因而需要法西斯主義，重整山河。汪精衛譴責現政府是如何背離以前的國民正統，因而需要沿襲、繼承三民主義，重歸傳統。汪精衛和貝當有一個相同之處，即他們的聲望和資格，以及與之而來的強烈感召力。曾經投身於愛國活動和處於高層領導地位的名聲是他們的資本，也是代價。他們的悲劇揭示了這樣一個道理：名聲越大，代價越高。這代價不僅指他們所造成的大規模的人心動搖，而且指他們個人的身敗名裂。另外，與敵合作直至叛變是一個漸變過程，是一個他們自己最後也無法料到和控製的墮落。
漸變過程的含意是，與敵合作不見得一開始就是死心塌地的投敵、認賊作父。其實，沒有人天生就是叛徒，或生來就是為了叛變。與敵合作分子多是始於緩和衝擊波，讓步以求安，但後來不能自拔，隻好隨波逐流、同流合汙。維希政府的一個官員戰後回憶道，他們（與敵合作分子）開始時還有對國家的忠誠，但合作的慣性使他們刹不住車，直到良知消耗殆盡。當美軍在諾曼第登陸、德國大勢已去，他們非但不收斂，反而變本加厲，因為他們知道已經沒有後路，他們的所作所為不會得到寬恕，於是幹脆破罐破摔、頑固到底。這話不僅適於貝當，而且適於汪精衛。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９日，汪精衛乘飛機離開昆明、飛抵越南河內、踏上與日謀和的不歸路。汪精衛在離開重慶前，給蔣介石留下一封信，信的結尾是：“君為其易，我任其難。”這裏的“我任其難”是汪精衛一廂情願中的促日本撤軍的和平運動。他當初的和平計劃是建立新政府，然後接收日軍所承諾的撤軍後的占領地，在不割讓領土、不賠款的條件下和日本實現和平。當汪精衛離開重慶後，日本違背諾言。結果，日本人的不講信用截了汪精衛的前途，蔣介石的不舍追殺斷了汪精衛的後路。汪精衛本人則一發而不可收，追隨日本人越陷越深，成為中國曆史上最遭人恨的漢-奸。
歐洲二戰曆史學者較少用“個人名利”（如賣國求榮）解釋高層叛變，或把高層叛變歸為簡單的個人下跪。這是因為，叛變（ｔｒｅａｓｏｎ）在任何國家的憲法裏都是大罪，高層官員都深知其嚴重後果，並懼怕人民的啐棄和後來人的評判（ｌｅｇａｃｙ）。另外，賣國求榮也不可能。首先，賣國的定義是供手交出人民和土地，以換取個人錢財和名譽。當時的情況是，敵人已經占領了國土、控製了人口，受害國已經喪失了主權，受害國政府也喪失了保衛能力和對財產的支配。因此，哪裏還有國可賣？其次，至於求榮之說，隻要憑常識想一下，在國破民亡的情況下，即便再弱智的人，也知道所謂偽政府主席不過是寄人籬下；即便虛榮心再強的人，也不願冒極大風險隻為圖一些傀儡虛名。無論怎樣，在客觀上，傀儡政府的建立和存在倒是起到了一定的保全殘土、緩衝危害、穩定治安、減少損失的作用。傀儡政府也與侵略政府周旋、談判、爭鬥。維希政府派法國工人去德國做工，同時換回了法國戰俘。日本人在１９４３年１月把租界還給汪精衛政權，其它國家如英法美也起而效之。這聽起來像是變節分子的自我辯解。如果這樣，那隻好見仁見智，本文無意為他們粉飾。
二．低層合作
在一定程度上，淪陷區內的人民都直接或間接地為敵人服務過、與敵人合作過。也許當時的個別演員能夠停止唱戲，如著名的京劇藝術家梅蘭芳蓄須明誌、拒絕服務，但他們畢竟是敵人都為之忌憚的少數名人。盡管如此，嚴格地說，其它方式的合作並不是一概沒有發生過。法國一位知識分子捫心自問：去德軍光顧的咖啡廳是否也是與敵合作。法國作家Ｓｉｍｏｎｅ ｄｅ Ｂｅａｕｖｏｉｒ幹脆說：“在敵占法國，僅僅活著就是對侵略的默認。”言外之意，不抵抗本身就是與敵合作。在悲觀情緒盛行的“孤島”上海，人們難以排遣淪陷的煩躁，於是打麻將成了上海人打發時間的一大消遣。它上至《色戒》裏那些溫文爾雅的漢-奸太太，下至王佳芝無精打采的親戚鄰居。巴黎的淪陷消遣是看書。由於食品的限量，巴黎人無法請客。由於親德還是反德的猜疑，人們不願也不敢往來。巴黎淪陷期間的書刊出版量超過英美同期的總和。低層合作明顯地反映在對敵人的消極心理接受和逆反衝動的消失。
至於行為，在中國淪陷城市，人們向哨卡的日本兵鞠躬敬禮，維護著統治者的秩序。《色戒》裏的王佳芝在學校裏學習日語，去影院看夾雜著敵人宣傳的電影。的確，淪陷區裏的人們常常遇到這樣的問題：要不要和日本人打交道，要不要揮舞著日本旗去參加親日活動，要不要學日語，要不要和日本人做生意、為日本人做工或服務……李安的電影《色戒》恐怕是第一部上海淪陷的生活畫卷。因為是作為背景，其中的眾生百態不太引入注意。那一開始的市民向鬼子兵點頭哈腰就點明淪陷的屈辱。據說汪精衛於１９４０年在南京建都後，南京人不必再向日本城防守兵點頭哈腰。當然，淪陷的屈辱並沒有因為這點麵子而不複存在。
無條件但有限的合作是求生保命的最佳選擇和方式。我們今天當然知道這是迫不得已，是命運的適從。在《色戒》電影裏，那些騎三輪的不知在司非爾路７６號（７６ Ｊｅｓｓｆｉｅｌｄ Ｒｏａｄ）前拉了多少鬼子和漢-奸。工人每天按著鍾點去上工，為敵人的戰爭機器創造價值；店鋪每天按著鍾點開門，為敵人的後勤、生活、娛樂提供方便。由於消息的封鎖，淪陷區的人民無法知道戰爭的真實情況，更無法預料到以後盟軍的介入和抗戰勝利。對淪陷人民來講，亡國不僅是既定事實，而且是趨勢和前途。於是，晚合作不如早合作。低層合作是心理、行為上的逆來順受，更是對敵人統治的維持和伺候。最起碼的愛國底線當然有，那就是不助紂為虐，幫助鬼子殺同胞。超過底線的則是通敵，是漢-奸。
研究中國與敵合作史的美國學者Ｔｉｍｏｔｈｙ Ｂｒｏｏｋ發現（注２），中國淪陷區裏有著大量的合作人群。他指出在上海和南京陷落的幾天之內，就有中國人出來與日本人接洽，商討和平事宜，僅上海市區就有１３個自發組織。這些人是地方城鎮和行業的領頭人，頗有一些威信。按Ｔｉｍｏｔｈｙ Ｂｒｏｏｋ，這些人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感，即不忍心看著同胞忍饑挨餓、倍受熬煎。他們要求恢複商業運行、恢複社會治安、恢複正常生活。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５日，淞滬戰火初停，蘇錫文等在上海浦東東昌路掛起一麵太極圖案的旗幟，昭告“上海大道政府”成立。蘇錫文出任上海大道政府市長。
為了搜刮物資、“以戰養戰”，日本人也竭力在富饒的江南尋找代理、扶植合作。日本人知道自己沒有足夠的人力物力管理淪陷，需要以華製華。上海和南京的殘暴之後，日本軍方也想改變 “形象”而大搞所謂親善。響應的人自然有之。在當時的中國，與日合作被稱為提攜。有人歡迎日本人，是因為憎恨共產黨或國民黨。有人為侵略軍提供所需物品，是因為想發國難之財。大多數人是為了圖謀生存，於是一夜之間，點頭哈腰、俯首帖耳成為尷尬的風尚。長江三角洲著名的區域如蘇州、無錫、嘉定、崇明、寶山等，都成為與敵合作的重要地區。
在德國占領的歐洲，合作可以是投機性的。法國一些出版社刊登納粹宣傳廣告，以求得到德國的補貼。戰爭造成物品、食品短缺，法國店主便拒絕出售給同胞甚至家人，然後以高價賣給德國人。一些地痞流氓也會沉渣泛起，充當敵人的保安、密探、警察。合作可以是色情性的，以法國和挪威婦女為最。她們和德國軍人交朋友、逛馬路、約會、同居、甚至生孩子。是生活所逼嗎？不全是。曆史常有意想不到的地方。德軍占領巴黎後的第一件事是要回一戰時被繳獲的德軍旗幟。第二天，他們就開始在街頭開設食品供應站，為在混亂中不知所措的巴黎人提供麵包和熱湯，直到幾個月後全市的糧食供應得到恢複。德軍的這一舉動旨在收買人心，也的確奏效。德國軍方要求軍人“接觸人民”，他們有紀律的舉止的確贏得不少法國人的接受甚至好感。但是當法國人從震驚和疑惑中醒過來時，他們也發現本國女子已經被占領軍吸引走。巴黎女人找德國軍官，以便獲得難得的奢侈品；農村女孩找德國士兵，是由於他們英俊的相貌和運動員似的身材。在解放的那些日子裏，這些婦女被拉到街上當眾羞辱，有的被剃頭，有的被刻字…… 低層合作也要付出代價，而且是慘重的代價。
不是所有的淪陷人民放棄反抗、一味妥協。眾所周知，盟軍向淪陷的歐洲城市輸送武器，組織武裝抵抗。同時，這些城市的人民裏應外合，用各種方法（如剪斷電話線）騷擾、破壞敵軍占領。居民們的消極抵抗更是時有發生。消極抵抗是自發和即興的非暴力行動。例如，法國的一個地方政府禁止說法語並施加罰款，一女子跑到政府大聲說了一句：“Ｂｏｎｊｏｕｒ”，然後將雙倍的錢放在桌子上，並說多出的部分是為了下次罰款。荷蘭的電影觀眾在納粹廣告插入時，走出影院表示抗議，直到受到法律禁止。巴黎的叫化子用手風琴拉著“馬賽曲”向德國兵要飯；阿姆斯特丹人裸體從德國崗兵麵前走過，抗議德國對布匹的限量；德軍儀仗隊每天下午在香榭麗舍大道上遊行，巴黎老太婆要麽用拐杖絆倒德軍士兵，要麽緩慢地在軍樂隊麵前橫穿馬路。在注重儀表和秩序的德國人眼裏，這的確有傷大雅、的確讓人惱怒。消極抵抗雖不起眼，但絕不是微不足道，它降低了敵人的威嚴，給人以鼓舞，也給人以幽默。
不同於盟軍的“由外向裏”輸送，華中根據地黨組織在上海的戰略是“由裏向外”偷運。抗戰期間，新四軍暗地動員了２萬上海市民和難民離開城市，到農村參加抗日武裝活動。Ｇｒｅｇｏｒ Ｂｅｎｔｏｎ注意到，新四軍的文化知識水平比八路軍的高，其傑出貢獻不比八路軍差。可是，它的名譽總被置於老大哥八路軍之後（注３）。在淪陷時期，上海工業又驚人地恢複到戰前的水平，為日偽、國共同時提供了資源和財源，當然比例不同。相比國民黨特工和ＣＣ派利用租界開展暗殺活動，新四軍致力於地下購買藥品、器材、鋼材等稀有物資，並將它們秘密運往根據地。比較巴黎，襲擊、騷擾、破壞占領軍的事在上海和其它淪陷城市很少發生；上海市民的消極違抗也少有耳聞。這可以歸咎於日本人的深入人心的恐怖策略－鬼子警察的凶殘是路人皆知、家喻戶曉。１９４０年上海崇明島上的日本卡車被遊擊隊的地雷炸毀，鬼子屠殺了１００村民以示報複。日本人的殘酷報複使得人們在威懾下苟且偷生。一個美國老兵回憶說，幾名在中國服勞役的美軍戰俘九死一生地在上海附近跳下火車求助。那時已經接近戰爭尾聲，但竟沒有一個當地居民敢於搭救，每一個被問到人都用手勢在自己脖子前來回兩下，表示會被鬼子殺頭。幸虧沒被告密，結果是新四軍內線幾經周折救了他們。
中國抗日勝利的宣傳和造勢使人們天真地設想敵區人民是如何奮起反抗，似乎街道兩旁的市民隨時準備撲向巡邏的鬼子兵，來個你死我活。這與實際情況截然相反－大多數市民膽小怕事、安守本分、甚至惟命是從。當然這完全可以理解。試想一下，假如是你，你未必不忍氣吞聲地去到糧店排隊買糧，然後低頭喪氣地回家。假如你生活在那個年代，一家老小隨時會被尖細告密而被抓去償命，你未必有膽量隻身逃奔後方或投奔新四軍。一人惹事，全家遭殃。那些參加抵抗運動的人當然可敬，那些留在敵占區內接收命運的人自然可憐。將心比心是理解曆史的最好方法。
三．怎樣看待與敵合作
戰後這許多年來，與敵合作在歐洲得到充分的研究和豐碩的成果，阿姆斯特丹甚至有關於淪陷合作的博物館。作為一個不可缺少的內容，歐美專家學者從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等各個角度鑽研、撰寫，試圖了解戰爭如何把人推入淪陷，占領如何把人變為混世魔王。作為一個新的概念和研究方法，與敵合作尚未在中國得到介紹和應用。如果說王克敏、汪精衛等人作為漢-奸在中國有一些研究成果，下層合作的探索仍然是一個空白。齊魯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出版的《抗日戰爭研究述評》可謂囊括了截期為止的國內學術界的論著，可是裏麵沒有一句話提及淪陷區人民和他們的生活。學術雜誌《抗日戰爭研究》和《中國抗戰研究動態》有許多好文章，但對淪陷區的地方政府和人民還是禁若寒蟬。地方政府是怎樣運行的？淪陷人民是怎樣過來的？僅好奇心就足以促使一個人去探索，何況曆史專家。倒是外國學者闖進了中國抗日戰爭研究領域裏的禁區，利用近期開解的檔案，在中國與敵合作的領域裏開辟了先河。
中國曆史學者忌諱、回避這方麵的探討，當然是出於政治考慮，即為了維護一個同仇敵愾、全民抗戰的形象。每個國家都有政治神話，旨在召喚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這無可過多厚非。不同的是，有的國家把學術探討和政治分開，不設禁區，不予幹涉，有的國家則恰恰相反。不言而喻，在這樣的國家裏，其不可彌補的後果是若幹曆史的斷裂及若幹集體記憶的遺失。有的曆史片段的確令人傷心、羞辱、臉紅，但把它從記憶中抹掉成為空白、盲區，則是對曆史公正的極大不公平和對子孫後代的極大不負責任，甚至可以說是犯罪。在中國，與敵合作的討論如同傷口撒鹽。提及它不僅傷自尊，而且傷團結，特別是下層合作的範圍如此之廣和之深。戴高樂知道法國人與德國人的合作，但仍然高調“我們都是抵抗戰士。”
有的中國學者雖有興趣，但認為淪陷區不是抗戰的主要內容。其實，不管是主要還是次要，與敵合作的研究至少有三個益處：
（一）幫助我們防止簡單思維。人們好用黑白觀念看待曆史，如把抗日戰爭看作要麽抵抗、要麽叛變的兩個極端，之如此是因為這樣思考問題簡單省事。然而，事情並不是這樣簡單。相反於非好即壞，兩個極端中間存在著一個灰色的領域。中國抗戰這個灰色領域裏充斥著日偽勾結、國共爭鬥、合作討好、相互利用，就連新四軍為了偷運物資而大量賄賂日偽警察，甚至日本兵……重要的是，這個灰色領域充滿了夾在戰火中間的人民。自我保護的天性使他們隨遇而安、徘徊觀望。曆史本身就是灰色。用事後諸葛的態度議論當時的是是非非，大錯特錯。
（二）幫助我們防止道德思維。人們易用好惡態度和情緒判斷曆史，常把與敵合作歸為道德喪失和意誌墮落。其實，戰爭就象賭博，忠奸是非的裁斷取決於誰是勝利者。敵占區的人們（還有外國租界）都試圖腳踏兩隻船，不管誰主沉浮。與其花功夫去辨別誰光榮、誰卑鄙，不如花氣力深入曆史、挖掘史料、發現與敵合作的內外、主客原因。當然，真實曆史的曝光有時如一盆涼水，使人們從鏡子裏發現自身的不足、弱點，並且反思民族性。不妨回想一下，曆時３個月的淞滬戰役奪去２０萬人的生命。然而，時隔不久，近３百萬市民又若無其事地照舊生活－聽收音機、去電影院，好像什麽事都沒發生（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Ｈｅｎｒｉｏｔ，注４）。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本海軍在浦東和楊樹浦組建“上海工人福益會”，當時的會員量是４４０００，到１９３９年１月達１０５５４９。除了偶然幾次小型非政治性抗議，上海工人階級從沒有大規模地罷工，像丹麥工人那樣。有幾次小罷工，倒是日本人搞的，並且針對英國企業。
與敵合作的研究還要求我們知道合作分子乃至投敵者的複雜的思想基礎和曆史背景。他們的出身不同，人生軌跡各異，文化素質、性格稟賦不一樣，因此我們不能一概而論。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生前的言論和文字記錄是我們了解“原生態”的不可或缺的素材。在敘述曆史問題時，引用反麵當事人（尤其是漢-奸）的話總有一個危險，即被視為幫腔和開脫。然而，當人們痛罵他們下流、陰險、無恥時，是不是想到應給予他們一個申述機會，而不是一味強加。至少，如果沒有當事人自己的話，讀者怎麽能察視他們當時的思路和心境？尤其是臨死前的話，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亡，其鳴也哀。曾為主和派之一的胡適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稱持平之論。
（三）幫助我們理順政府和人民的關係。在戰禍橫行、國難當頭的時節，政府和人民應是什麽關係？政府應對人民負什麽責任？１７世紀的英國啟蒙哲學家霍布斯（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說，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維持著一個契約。人民願意犧牲某些自由以換取政府的保護。政府的第一職能和責任是保家衛國、抵禦外侵。隻有當政府失去抵抗，人民才被迫妻離子散，生靈塗炭；隻有當政府放棄責任，國土才被分割、淪陷。由此而衍生的問題是，當政府拋棄人民，人民有沒有義務繼續效忠政府？霍布斯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一個政府失職或失責，合同隨即失效。人民有權放棄政府而自謀生路，包括與占領者合作，為占領者服務。道理很簡單，人總要生活下去，哪怕回到無契約的自然狀態。
求生是人的本能， 趨向“正常”是人的天性。為了在戰爭中生活下去，人們渴望任何代價上的正常。戰鬥的硝煙剛剛消失，從廢墟中爬出的平民百姓彈幹淨身上的泥土，向著征服者走去。他們走去不是為了複仇，而是為了談和。征服者可以恢複、實現一定的正常，哪怕一點秩序也比“自然狀態”要強。在《色戒》電影裏，那整齊的商店和穿戴闊氣的行人讓人以為是在巴黎，如此有條不紊。索菲亞？李的《日本占領下北京的社會秩序，１９３７－１９４５》承認北京有血腥的鎮壓和屠殺，但指出若幹中日文化人在戰時進行文化交流，並說日軍統治下的北京人的生活尚有一定的安定。無疑，這已經被中國學術權威斥為背離淪陷實質。談和是我們不願看到的場麵，但又是我們不得不麵對的事實。當人民處於“自然狀態”，霍布斯說：“沒有什麽是非正義的”，也沒有什麽是可以非議的。在一個淪陷國度裏，既定的道德和義務已經對人民失去了約束。
另外，當國度淪陷時，政府不應該期待、設想人民自動或繼續保持忠誠，更不應該以死強迫忠誠。日本是一個極端例子。美軍攻占衝繩島時，日本軍方強迫島民以死拒敵，規定每個成人領取兩個手榴彈，一個殺敵，一個自殺。這種強迫的愛國在今天看來是違反人權。主權回歸後，政府也不應該懲罰當時在低層次上與敵合作的人民。１７世紀的英國人Ｊｏｈｎ Ｈａｒｉｎｇｔｏｎ曾有一名言：“叛變從未蔚然成風。因為一旦成風，沒人再敢叫它為叛變。”
中國人民可謂是飽經戰亂淪陷、朝代更替，以致習以為常、麻木不仁，以致誰來當政都無關緊要，隻要有飯吃、隻要能活著。在沒有國家意識的民眾眼裏，愛國主義是一句空話。加拿大教會醫生Ｒｏｂｅｒｔ ＭｃＣｌｕｒｅ於１９３８年在河南工作，他在一封信裏說到中國北方農民對於日本侵略的無動於衷。浙江的一個愛國商人回憶，有的南方人甚至認為中國沒有被日本侵略。中國人羨慕當官，但不相信政府。中國社會始終是貧富嚴重對立的社會。當看到國民黨當官的跑到租界躲藏、退到四川、雲南山區隱蔽，老百姓當然滋生不滿和怨恨。另外，國民黨的焦土抗戰（蔣介石命令在撤退時，盡可能毀掉一切，隻留給日本空城）－黃河炸堤、長沙放火等－在相當的程度上製造了政府與人民的離心離德，盡管１億人民陸續逃到了後方。Ｒａｙｍｏｎｄ Ｍｉｌｌｅｎ發明了“雙重背棄”一詞。第一背棄是政府沒有抗敵禦侮、保護生命，第二背棄是政府沒有珍惜家園、保護財產。相比之下，倒是那些我們一貫否定的君王，是他們在非常時期起到了凝聚國家的作用。身在淪陷區的丹麥國王每天在哥本哈根的公園裏單獨騎馬，與市民見麵，鼓舞士氣。身在倫敦的荷蘭女王接見每一個逃到英國的荷蘭人，並且拒絕吃淪陷區人民所吃不到的食品，以示同甘共苦。
最後，占領時期湧現出的包羅萬象的與敵合作和形形色色的合作分子指明，任何外侵戰爭都最終導致三種選擇：抵抗，投敵，合作。這三種選擇製造三種人：遊擊隊，叛徒，順民。所謂與世無關的第三者或中間人根本不存在，也純粹不可能。在中國，除非８年不食人間煙火，隱匿逃避和與世隔絕是自欺欺人的一個托詞罷了。麵對嚴酷的現實，如何選擇自己的一生是每個人都要回答的問題。以後的曆史也證明，淪陷區人民處於交叉火力之間，是交戰雙方的緩衝，是戰爭犧牲品。他們不僅同樣飽受了戰亂之苦、亡國之恨，而且還喪失了做中國人的尊嚴。對於他們，不是一個“通敵”就能一言蔽之，也不是一個“可恥”就能一帶而過。曆史的模糊性、人性的模糊性必須得到承認。瑞士曆史家Ｊａｃｏｂ Ｂｕｒｃｋｈａｒｄｔ忠告人們不要用概念去套曆史，不要簡化曆史。這裏再加一句，不要回避曆史。“國可亡，而史不可滅”（陳寅恪）。
注（參考）：
１．Ｐｅｔｅｒ Ｄａｖｉｅｓ：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Ｌｉａｉｓｏｎｓ：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Ｔｗｏ．Ｐｅａｒｓｏｎ，２００４.
２．Ｔｉｍｏｔｈｙ Ｂｒｏｏｋ：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 ｉｎ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Ｃｈｉｎ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３．Ｇｒｅｇｏｒ Ｂｅｎｔｏｎ：Ｎｅｗ Ｆｏｕｒｔｈ Ａｒｍ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ｕａｉ，１９３８－４１.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Ｌｔｄ，１９９９.
４．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Ｈｅｎｒｉｏｔ：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Ｓｕ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ｄｅｒ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日本侵略中國時，中國的２億人民（約一半人口）淪陷在敵占區內，半壁江山在日本人刺刀之下，且達８年之久。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在不到半年內又侵占了香港、馬來亞、菲律賓、關島、新加坡、 緬甸、和印度尼西亞，使得不計其數的無辜平民淪落在其統治之下。同樣，自１９４０年的４月到６月，德軍占領了丹麥、挪威、盧森堡、荷蘭、比利時、法國，也使得這些國家的人民飽受鐵蹄之難。當然，敵占領區內奮起抵抗的不乏其人，但是敵占領區內與敵合作的更大有人在。什麽是與敵合作？與敵合作的是什麽人？為什麽？怎樣看待？
首先，與敵合作不等於通常意義上的叛變投敵，不是漢-奸的同義詞。它包括但又不限於叛變投敵。合作分子裏有漢-奸，但又不都是漢-奸。換句話，它不是一個獨特範疇，僅包括幾個自首變節分子；它是一個全方位的領域，多色多樣多層次，概括上至官員、下至百姓、男女老幼、各行各業。其次，與敵合作是外來詞，是西方研究二戰歐洲淪陷、投降、協作、投靠時的用語和概念，借用來分析中國可以擴大我們對抗日戰爭的了解，豐富我們對那場曆史悲劇的認識。
合作（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一詞被用於與占領軍合作，是源於法國貝當元帥對法國人民的號召。１９４０年６月，德國侵占巴黎，貝當為首的法國政府向德國投降，並將政府所在地遷至法國中部的維希（Ｖｉｃｈｙ，故亦稱維希政府），統治大約三分之一的法國領土。包括巴黎在內的法國大部則在德國占領之下，其每天一億法郎的費用全部由法國承擔。１９４０年１０月，貝當與希特勒會見，然後宣布法國政府從此進入與德合作的道路，合作從此成為法國的國策。這樣的合作當然不是建立在平等基礎之上，其實質是主仆關係。用德國人的話說：你把你的手表給我，然後我告訴你時間。據說，由於發音有困難，希特勒常避開ｋ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德語），而用“與我們一起工作”代之。貝當的合作是向德國占領軍隊綏靖、妥協、容納、協調、並與其共事。實際上，多數法國人民響應了號召，與德國占領軍進行了合作，直至１９４４年８月解放。
法國曆史學家Ｓｔａｎｌｅｙ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創造了合作主義（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ｍ）一詞，認為合作分子有兩類，應該區別對待。他們分別是（１）誌同道合，試圖借用外侵力量鏟除異己、重建社會的投靠者（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２）配合但不認同，務實求生的一般人（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按照此分類法，本文把合作分為高層合作和低層合作。
一．高層合作
思想結盟是合作的最高形態，因為這種合作是建立在共同的理念之上。緬甸政府和泰國政府與日本合作，是因為它們相信了日本的“亞洲人為亞洲人”，認為白人殖民主義是萬惡之源。在很大程度上，希特勒的德法一起工作是意識形態吻合的產物。貝當和希特勒都一致反共、反蘇、反猶太。貝當與以後的維希總理賴伐爾支持希特勒在歐洲建立的反猶新秩序，並且派法國工人去德國做工，派法國誌願軍參加德軍戰鬥黨衛軍對蘇聯紅軍作戰。據統計，德國有名的２１個外國ＳＳ誌願師有約６０萬青年人，均來自挪威、荷蘭、烏克蘭，羅馬尼亞等與敵合作的國家。他們有的奔赴蘇聯戰場，有的死守柏林。當時流行在占領國的口號是：寧願納粹，不願共產。
二戰的雙方參戰大國（除蘇聯外）都是與共產主義勢不兩立的資本主義國家。歐洲戰後，曾為德國占領軍服務的合作者們都以共同反共為理由，向美英乞求同情、要求寬待。在反共理念上，蔣介石和汪精衛與日本占領軍可謂誌趣相投。在組建、經營南京偽政權時，汪精衛用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合作、出賣國土為由，為自己與日合作尋找借口。在此意義上，汪精衛的叛變是與敵人在意識形態上認同的叛變。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汪精衛認為由於日本侵華戰爭帶有反共色彩，歐美國家決不會主動幫助中國抗日。蘇聯隻是支援幾架陳舊飛機，“外以解東方日本之威脅，陰以弱我國本。”因此，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中國抗日必敗。這一偏見和悲觀絕望驅使汪精衛歌頌“共榮”，直至讚美侵略。南京偽政權代主席陳公博也是如此。他死前仍相信日本政府裏有“善者”，但這些善者和將官管不住佐官階級。結果，“中國就給這般驕橫的官佐弄得個天翻地覆！” 在給蔣介石的遺書裏，他仍念念不忘反共：“公博雖死，決無怨言。懸懸放不下心的還是共產黨問題。這個問題，關係到國家前途。”
應該看到，上述占領國的領袖與侵略國自有一些意識關聯與相投，但這些不足以說明他們求和的全部動機。意識形態的認同常常是占領後的結果，而不是導致占領的原因。英國曆史學者Ｐｅｔｅｒ Ｄａｖｉｅｓ提出“盾牌”理論（注１），認為被侵國家政府與敵謀和的原因是為了充當擋箭牌，庇護淪陷人民，以避免更壞的結局。德國人在外國和本國建立了“猶太委員會”，在該委員會工作的猶太人相信，非如此不能遮免、減輕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占領區的巴黎市長稱，在他的任職內，巴黎的文化古跡和遺產沒有遭到破壞。比利時國王是不願放棄自己的人民，而帶領殘兵向德國投降，並且宣稱自己是戰俘。貝當完全可以象戴高樂那樣出走英國，在英國組織抵抗運動。但是貝當決定留下，與陷區內的人民共赴國難。他認為這同樣是愛國，這同樣需要勇氣。汪精衛已身在安全的後方重慶、並享受國民黨副總裁的待遇。他確實與蔣介石合不來，但不至於因此從後方跑到淪陷區，從而跳入情況更為惡劣的火坑。如果說汪精衛跳入火坑隻是為了反共，這不免顯得牽強，因為民族矛盾已經上升為主要矛盾。陳公博在監獄裏寫了《八年來的回憶》，裏麵有這樣一個回憶片段。陳說：“一般人都說汪先生賣國，但賣國還應有代價。像今日的情勢，一日蹙國百裏，其誤不止賣國，簡直是送國罷了。我想送國不必你汪精衛送罷。” 汪回道：“人家送國是沒有限度的，我汪精衛送國是有限度的。”當然，這送國的限度，國人後來自有所知。不過，有一點應該承認：即使是最卑劣的叛徒（象汪精衛和貝當），他們也難免有悲憫蒼生的情懷。
此外，由於力量過於懸殊，投降有時是對現狀的被迫顧全（Ｇｅｒｈａｒｄ Ｈｉｒｓｃｈｆｅｌｄ）。麵對強大的敵人，抗敵禦侮、死守疆土不僅無濟於事，反而激怒敵人，造成更大的傷害。１９４０年４月９日，納粹德國撕毀中立條約，越過丹麥邊境。兩個小時後，丹麥政府宣布投降。丹麥政府認為，丹麥沒有能力抵抗，抵抗沒有任何意義，抵抗隻能帶來更多的害處。作為回應，德國允許丹麥政府繼續存在，社會照常運行。從此，丹麥政府與德國若即若離，有合作也有爭鬥。合作體現在丹麥物資向德國的輸入，對抗表現在丹麥議會拒絕德國迫害猶太人的要求。對此，多數丹麥人民並沒有過多批評自己的政府。他們當然知道投降不光彩，但也理解這種合作是兩害相衡取其輕的必然，否則後果更為嚴重。當然，丹麥被如此“善待”的另一原因是，德國視丹麥人為雅利安人，並且想以丹麥作為占領範本。
汪精衛先前主張抵抗，並從海外歸來，共赴國難。據陳公博回憶，長城古北口之役使汪精衛受刺激太深：“因為前方將領回來報告，都說官兵無法戰爭，官兵並非不願戰，實在不能戰，因為我們的火力比敵人的火力距離太遠了，我們官兵並看不見敵人，隻是受到敵人炮火的威脅。汪先生聽了這些報告，以後便慢慢有主和的傾向。”與丹麥和法國不同，汪精衛的與敵合作是單獨的個人曆程和不代表國家的個人行動。中國的合法政府在重慶，就連日本也深知這點而未給汪以全權外交承認，直到以後。丹麥和法國則是以國家名義向德國投降，它們的合作是作為合法政府（甚至得到美國承認）的國策而大力推行。１９４４年，汪精衛垂死前寫下題為《最後之心情》一文，內說：“蔣為軍人，守土有責，無高唱議和之理，…… 非兆銘脫離渝方，不能無礙於渝局；非深入陷區，無以保存起因戰爭失陷之大部土地。”
歐洲戰時傀儡政權和汪精衛的另一個不同是，歐洲傀儡攻擊自己的前政府是如何腐敗，因而需要法西斯主義，重整山河。汪精衛譴責現政府是如何背離以前的國民正統，因而需要沿襲、繼承三民主義，重歸傳統。汪精衛和貝當有一個相同之處，即他們的聲望和資格，以及與之而來的強烈感召力。曾經投身於愛國活動和處於高層領導地位的名聲是他們的資本，也是代價。他們的悲劇揭示了這樣一個道理：名聲越大，代價越高。這代價不僅指他們所造成的大規模的人心動搖，而且指他們個人的身敗名裂。另外，與敵合作直至叛變是一個漸變過程，是一個他們自己最後也無法料到和控製的墮落。
漸變過程的含意是，與敵合作不見得一開始就是死心塌地的投敵、認賊作父。其實，沒有人天生就是叛徒，或生來就是為了叛變。與敵合作分子多是始於緩和衝擊波，讓步以求安，但後來不能自拔，隻好隨波逐流、同流合汙。維希政府的一個官員戰後回憶道，他們（與敵合作分子）開始時還有對國家的忠誠，但合作的慣性使他們刹不住車，直到良知消耗殆盡。當美軍在諾曼第登陸、德國大勢已去，他們非但不收斂，反而變本加厲，因為他們知道已經沒有後路，他們的所作所為不會得到寬恕，於是幹脆破罐破摔、頑固到底。這話不僅適於貝當，而且適於汪精衛。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９日，汪精衛乘飛機離開昆明、飛抵越南河內、踏上與日謀和的不歸路。汪精衛在離開重慶前，給蔣介石留下一封信，信的結尾是：“君為其易，我任其難。”這裏的“我任其難”是汪精衛一廂情願中的促日本撤軍的和平運動。他當初的和平計劃是建立新政府，然後接收日軍所承諾的撤軍後的占領地，在不割讓領土、不賠款的條件下和日本實現和平。當汪精衛離開重慶後，日本違背諾言。結果，日本人的不講信用截了汪精衛的前途，蔣介石的不舍追殺斷了汪精衛的後路。汪精衛本人則一發而不可收，追隨日本人越陷越深，成為中國曆史上最遭人恨的漢-奸。
歐洲二戰曆史學者較少用“個人名利”（如賣國求榮）解釋高層叛變，或把高層叛變歸為簡單的個人下跪。這是因為，叛變（ｔｒｅａｓｏｎ）在任何國家的憲法裏都是大罪，高層官員都深知其嚴重後果，並懼怕人民的啐棄和後來人的評判（ｌｅｇａｃｙ）。另外，賣國求榮也不可能。首先，賣國的定義是供手交出人民和土地，以換取個人錢財和名譽。當時的情況是，敵人已經占領了國土、控製了人口，受害國已經喪失了主權，受害國政府也喪失了保衛能力和對財產的支配。因此，哪裏還有國可賣？其次，至於求榮之說，隻要憑常識想一下，在國破民亡的情況下，即便再弱智的人，也知道所謂偽政府主席不過是寄人籬下；即便虛榮心再強的人，也不願冒極大風險隻為圖一些傀儡虛名。無論怎樣，在客觀上，傀儡政府的建立和存在倒是起到了一定的保全殘土、緩衝危害、穩定治安、減少損失的作用。傀儡政府也與侵略政府周旋、談判、爭鬥。維希政府派法國工人去德國做工，同時換回了法國戰俘。日本人在１９４３年１月把租界還給汪精衛政權，其它國家如英法美也起而效之。這聽起來像是變節分子的自我辯解。如果這樣，那隻好見仁見智，本文無意為他們粉飾。
二．低層合作
在一定程度上，淪陷區內的人民都直接或間接地為敵人服務過、與敵人合作過。也許當時的個別演員能夠停止唱戲，如著名的京劇藝術家梅蘭芳蓄須明誌、拒絕服務，但他們畢竟是敵人都為之忌憚的少數名人。盡管如此，嚴格地說，其它方式的合作並不是一概沒有發生過。法國一位知識分子捫心自問：去德軍光顧的咖啡廳是否也是與敵合作。法國作家Ｓｉｍｏｎｅ ｄｅ Ｂｅａｕｖｏｉｒ幹脆說：“在敵占法國，僅僅活著就是對侵略的默認。”言外之意，不抵抗本身就是與敵合作。在悲觀情緒盛行的“孤島”上海，人們難以排遣淪陷的煩躁，於是打麻將成了上海人打發時間的一大消遣。它上至《色戒》裏那些溫文爾雅的漢-奸太太，下至王佳芝無精打采的親戚鄰居。巴黎的淪陷消遣是看書。由於食品的限量，巴黎人無法請客。由於親德還是反德的猜疑，人們不願也不敢往來。巴黎淪陷期間的書刊出版量超過英美同期的總和。低層合作明顯地反映在對敵人的消極心理接受和逆反衝動的消失。
至於行為，在中國淪陷城市，人們向哨卡的日本兵鞠躬敬禮，維護著統治者的秩序。《色戒》裏的王佳芝在學校裏學習日語，去影院看夾雜著敵人宣傳的電影。的確，淪陷區裏的人們常常遇到這樣的問題：要不要和日本人打交道，要不要揮舞著日本旗去參加親日活動，要不要學日語，要不要和日本人做生意、為日本人做工或服務……李安的電影《色戒》恐怕是第一部上海淪陷的生活畫卷。因為是作為背景，其中的眾生百態不太引入注意。那一開始的市民向鬼子兵點頭哈腰就點明淪陷的屈辱。據說汪精衛於１９４０年在南京建都後，南京人不必再向日本城防守兵點頭哈腰。當然，淪陷的屈辱並沒有因為這點麵子而不複存在。
無條件但有限的合作是求生保命的最佳選擇和方式。我們今天當然知道這是迫不得已，是命運的適從。在《色戒》電影裏，那些騎三輪的不知在司非爾路７６號（７６ Ｊｅｓｓｆｉｅｌｄ Ｒｏａｄ）前拉了多少鬼子和漢-奸。工人每天按著鍾點去上工，為敵人的戰爭機器創造價值；店鋪每天按著鍾點開門，為敵人的後勤、生活、娛樂提供方便。由於消息的封鎖，淪陷區的人民無法知道戰爭的真實情況，更無法預料到以後盟軍的介入和抗戰勝利。對淪陷人民來講，亡國不僅是既定事實，而且是趨勢和前途。於是，晚合作不如早合作。低層合作是心理、行為上的逆來順受，更是對敵人統治的維持和伺候。最起碼的愛國底線當然有，那就是不助紂為虐，幫助鬼子殺同胞。超過底線的則是通敵，是漢-奸。
研究中國與敵合作史的美國學者Ｔｉｍｏｔｈｙ Ｂｒｏｏｋ發現（注２），中國淪陷區裏有著大量的合作人群。他指出在上海和南京陷落的幾天之內，就有中國人出來與日本人接洽，商討和平事宜，僅上海市區就有１３個自發組織。這些人是地方城鎮和行業的領頭人，頗有一些威信。按Ｔｉｍｏｔｈｙ Ｂｒｏｏｋ，這些人有一定的社會責任感，即不忍心看著同胞忍饑挨餓、倍受熬煎。他們要求恢複商業運行、恢複社會治安、恢複正常生活。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５日，淞滬戰火初停，蘇錫文等在上海浦東東昌路掛起一麵太極圖案的旗幟，昭告“上海大道政府”成立。蘇錫文出任上海大道政府市長。
為了搜刮物資、“以戰養戰”，日本人也竭力在富饒的江南尋找代理、扶植合作。日本人知道自己沒有足夠的人力物力管理淪陷，需要以華製華。上海和南京的殘暴之後，日本軍方也想改變 “形象”而大搞所謂親善。響應的人自然有之。在當時的中國，與日合作被稱為提攜。有人歡迎日本人，是因為憎恨共產黨或國民黨。有人為侵略軍提供所需物品，是因為想發國難之財。大多數人是為了圖謀生存，於是一夜之間，點頭哈腰、俯首帖耳成為尷尬的風尚。長江三角洲著名的區域如蘇州、無錫、嘉定、崇明、寶山等，都成為與敵合作的重要地區。
在德國占領的歐洲，合作可以是投機性的。法國一些出版社刊登納粹宣傳廣告，以求得到德國的補貼。戰爭造成物品、食品短缺，法國店主便拒絕出售給同胞甚至家人，然後以高價賣給德國人。一些地痞流氓也會沉渣泛起，充當敵人的保安、密探、警察。合作可以是色情性的，以法國和挪威婦女為最。她們和德國軍人交朋友、逛馬路、約會、同居、甚至生孩子。是生活所逼嗎？不全是。曆史常有意想不到的地方。德軍占領巴黎後的第一件事是要回一戰時被繳獲的德軍旗幟。第二天，他們就開始在街頭開設食品供應站，為在混亂中不知所措的巴黎人提供麵包和熱湯，直到幾個月後全市的糧食供應得到恢複。德軍的這一舉動旨在收買人心，也的確奏效。德國軍方要求軍人“接觸人民”，他們有紀律的舉止的確贏得不少法國人的接受甚至好感。但是當法國人從震驚和疑惑中醒過來時，他們也發現本國女子已經被占領軍吸引走。巴黎女人找德國軍官，以便獲得難得的奢侈品；農村女孩找德國士兵，是由於他們英俊的相貌和運動員似的身材。在解放的那些日子裏，這些婦女被拉到街上當眾羞辱，有的被剃頭，有的被刻字…… 低層合作也要付出代價，而且是慘重的代價。
不是所有的淪陷人民放棄反抗、一味妥協。眾所周知，盟軍向淪陷的歐洲城市輸送武器，組織武裝抵抗。同時，這些城市的人民裏應外合，用各種方法（如剪斷電話線）騷擾、破壞敵軍占領。居民們的消極抵抗更是時有發生。消極抵抗是自發和即興的非暴力行動。例如，法國的一個地方政府禁止說法語並施加罰款，一女子跑到政府大聲說了一句：“Ｂｏｎｊｏｕｒ”，然後將雙倍的錢放在桌子上，並說多出的部分是為了下次罰款。荷蘭的電影觀眾在納粹廣告插入時，走出影院表示抗議，直到受到法律禁止。巴黎的叫化子用手風琴拉著“馬賽曲”向德國兵要飯；阿姆斯特丹人裸體從德國崗兵麵前走過，抗議德國對布匹的限量；德軍儀仗隊每天下午在香榭麗舍大道上遊行，巴黎老太婆要麽用拐杖絆倒德軍士兵，要麽緩慢地在軍樂隊麵前橫穿馬路。在注重儀表和秩序的德國人眼裏，這的確有傷大雅、的確讓人惱怒。消極抵抗雖不起眼，但絕不是微不足道，它降低了敵人的威嚴，給人以鼓舞，也給人以幽默。
不同於盟軍的“由外向裏”輸送，華中根據地黨組織在上海的戰略是“由裏向外”偷運。抗戰期間，新四軍暗地動員了２萬上海市民和難民離開城市，到農村參加抗日武裝活動。Ｇｒｅｇｏｒ Ｂｅｎｔｏｎ注意到，新四軍的文化知識水平比八路軍的高，其傑出貢獻不比八路軍差。可是，它的名譽總被置於老大哥八路軍之後（注３）。在淪陷時期，上海工業又驚人地恢複到戰前的水平，為日偽、國共同時提供了資源和財源，當然比例不同。相比國民黨特工和ＣＣ派利用租界開展暗殺活動，新四軍致力於地下購買藥品、器材、鋼材等稀有物資，並將它們秘密運往根據地。比較巴黎，襲擊、騷擾、破壞占領軍的事在上海和其它淪陷城市很少發生；上海市民的消極違抗也少有耳聞。這可以歸咎於日本人的深入人心的恐怖策略－鬼子警察的凶殘是路人皆知、家喻戶曉。１９４０年上海崇明島上的日本卡車被遊擊隊的地雷炸毀，鬼子屠殺了１００村民以示報複。日本人的殘酷報複使得人們在威懾下苟且偷生。一個美國老兵回憶說，幾名在中國服勞役的美軍戰俘九死一生地在上海附近跳下火車求助。那時已經接近戰爭尾聲，但竟沒有一個當地居民敢於搭救，每一個被問到人都用手勢在自己脖子前來回兩下，表示會被鬼子殺頭。幸虧沒被告密，結果是新四軍內線幾經周折救了他們。
中國抗日勝利的宣傳和造勢使人們天真地設想敵區人民是如何奮起反抗，似乎街道兩旁的市民隨時準備撲向巡邏的鬼子兵，來個你死我活。這與實際情況截然相反－大多數市民膽小怕事、安守本分、甚至惟命是從。當然這完全可以理解。試想一下，假如是你，你未必不忍氣吞聲地去到糧店排隊買糧，然後低頭喪氣地回家。假如你生活在那個年代，一家老小隨時會被尖細告密而被抓去償命，你未必有膽量隻身逃奔後方或投奔新四軍。一人惹事，全家遭殃。那些參加抵抗運動的人當然可敬，那些留在敵占區內接收命運的人自然可憐。將心比心是理解曆史的最好方法。
三．怎樣看待與敵合作
戰後這許多年來，與敵合作在歐洲得到充分的研究和豐碩的成果，阿姆斯特丹甚至有關於淪陷合作的博物館。作為一個不可缺少的內容，歐美專家學者從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等各個角度鑽研、撰寫，試圖了解戰爭如何把人推入淪陷，占領如何把人變為混世魔王。作為一個新的概念和研究方法，與敵合作尚未在中國得到介紹和應用。如果說王克敏、汪精衛等人作為漢-奸在中國有一些研究成果，下層合作的探索仍然是一個空白。齊魯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出版的《抗日戰爭研究述評》可謂囊括了截期為止的國內學術界的論著，可是裏麵沒有一句話提及淪陷區人民和他們的生活。學術雜誌《抗日戰爭研究》和《中國抗戰研究動態》有許多好文章，但對淪陷區的地方政府和人民還是禁若寒蟬。地方政府是怎樣運行的？淪陷人民是怎樣過來的？僅好奇心就足以促使一個人去探索，何況曆史專家。倒是外國學者闖進了中國抗日戰爭研究領域裏的禁區，利用近期開解的檔案，在中國與敵合作的領域裏開辟了先河。
中國曆史學者忌諱、回避這方麵的探討，當然是出於政治考慮，即為了維護一個同仇敵愾、全民抗戰的形象。每個國家都有政治神話，旨在召喚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這無可過多厚非。不同的是，有的國家把學術探討和政治分開，不設禁區，不予幹涉，有的國家則恰恰相反。不言而喻，在這樣的國家裏，其不可彌補的後果是若幹曆史的斷裂及若幹集體記憶的遺失。有的曆史片段的確令人傷心、羞辱、臉紅，但把它從記憶中抹掉成為空白、盲區，則是對曆史公正的極大不公平和對子孫後代的極大不負責任，甚至可以說是犯罪。在中國，與敵合作的討論如同傷口撒鹽。提及它不僅傷自尊，而且傷團結，特別是下層合作的範圍如此之廣和之深。戴高樂知道法國人與德國人的合作，但仍然高調“我們都是抵抗戰士。”
有的中國學者雖有興趣，但認為淪陷區不是抗戰的主要內容。其實，不管是主要還是次要，與敵合作的研究至少有三個益處：
（一）幫助我們防止簡單思維。人們好用黑白觀念看待曆史，如把抗日戰爭看作要麽抵抗、要麽叛變的兩個極端，之如此是因為這樣思考問題簡單省事。然而，事情並不是這樣簡單。相反於非好即壞，兩個極端中間存在著一個灰色的領域。中國抗戰這個灰色領域裏充斥著日偽勾結、國共爭鬥、合作討好、相互利用，就連新四軍為了偷運物資而大量賄賂日偽警察，甚至日本兵……重要的是，這個灰色領域充滿了夾在戰火中間的人民。自我保護的天性使他們隨遇而安、徘徊觀望。曆史本身就是灰色。用事後諸葛的態度議論當時的是是非非，大錯特錯。
（二）幫助我們防止道德思維。人們易用好惡態度和情緒判斷曆史，常把與敵合作歸為道德喪失和意誌墮落。其實，戰爭就象賭博，忠奸是非的裁斷取決於誰是勝利者。敵占區的人們（還有外國租界）都試圖腳踏兩隻船，不管誰主沉浮。與其花功夫去辨別誰光榮、誰卑鄙，不如花氣力深入曆史、挖掘史料、發現與敵合作的內外、主客原因。當然，真實曆史的曝光有時如一盆涼水，使人們從鏡子裏發現自身的不足、弱點，並且反思民族性。不妨回想一下，曆時３個月的淞滬戰役奪去２０萬人的生命。然而，時隔不久，近３百萬市民又若無其事地照舊生活－聽收音機、去電影院，好像什麽事都沒發生（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Ｈｅｎｒｉｏｔ，注４）。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本海軍在浦東和楊樹浦組建“上海工人福益會”，當時的會員量是４４０００，到１９３９年１月達１０５５４９。除了偶然幾次小型非政治性抗議，上海工人階級從沒有大規模地罷工，像丹麥工人那樣。有幾次小罷工，倒是日本人搞的，並且針對英國企業。
與敵合作的研究還要求我們知道合作分子乃至投敵者的複雜的思想基礎和曆史背景。他們的出身不同，人生軌跡各異，文化素質、性格稟賦不一樣，因此我們不能一概而論。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生前的言論和文字記錄是我們了解“原生態”的不可或缺的素材。在敘述曆史問題時，引用反麵當事人（尤其是漢-奸）的話總有一個危險，即被視為幫腔和開脫。然而，當人們痛罵他們下流、陰險、無恥時，是不是想到應給予他們一個申述機會，而不是一味強加。至少，如果沒有當事人自己的話，讀者怎麽能察視他們當時的思路和心境？尤其是臨死前的話，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亡，其鳴也哀。曾為主和派之一的胡適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稱持平之論。
（三）幫助我們理順政府和人民的關係。在戰禍橫行、國難當頭的時節，政府和人民應是什麽關係？政府應對人民負什麽責任？１７世紀的英國啟蒙哲學家霍布斯（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說，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維持著一個契約。人民願意犧牲某些自由以換取政府的保護。政府的第一職能和責任是保家衛國、抵禦外侵。隻有當政府失去抵抗，人民才被迫妻離子散，生靈塗炭；隻有當政府放棄責任，國土才被分割、淪陷。由此而衍生的問題是，當政府拋棄人民，人民有沒有義務繼續效忠政府？霍布斯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一個政府失職或失責，合同隨即失效。人民有權放棄政府而自謀生路，包括與占領者合作，為占領者服務。道理很簡單，人總要生活下去，哪怕回到無契約的自然狀態。
求生是人的本能， 趨向“正常”是人的天性。為了在戰爭中生活下去，人們渴望任何代價上的正常。戰鬥的硝煙剛剛消失，從廢墟中爬出的平民百姓彈幹淨身上的泥土，向著征服者走去。他們走去不是為了複仇，而是為了談和。征服者可以恢複、實現一定的正常，哪怕一點秩序也比“自然狀態”要強。在《色戒》電影裏，那整齊的商店和穿戴闊氣的行人讓人以為是在巴黎，如此有條不紊。索菲亞？李的《日本占領下北京的社會秩序，１９３７－１９４５》承認北京有血腥的鎮壓和屠殺，但指出若幹中日文化人在戰時進行文化交流，並說日軍統治下的北京人的生活尚有一定的安定。無疑，這已經被中國學術權威斥為背離淪陷實質。談和是我們不願看到的場麵，但又是我們不得不麵對的事實。當人民處於“自然狀態”，霍布斯說：“沒有什麽是非正義的”，也沒有什麽是可以非議的。在一個淪陷國度裏，既定的道德和義務已經對人民失去了約束。
另外，當國度淪陷時，政府不應該期待、設想人民自動或繼續保持忠誠，更不應該以死強迫忠誠。日本是一個極端例子。美軍攻占衝繩島時，日本軍方強迫島民以死拒敵，規定每個成人領取兩個手榴彈，一個殺敵，一個自殺。這種強迫的愛國在今天看來是違反人權。主權回歸後，政府也不應該懲罰當時在低層次上與敵合作的人民。１７世紀的英國人Ｊｏｈｎ Ｈａｒｉｎｇｔｏｎ曾有一名言：“叛變從未蔚然成風。因為一旦成風，沒人再敢叫它為叛變。”
中國人民可謂是飽經戰亂淪陷、朝代更替，以致習以為常、麻木不仁，以致誰來當政都無關緊要，隻要有飯吃、隻要能活著。在沒有國家意識的民眾眼裏，愛國主義是一句空話。加拿大教會醫生Ｒｏｂｅｒｔ ＭｃＣｌｕｒｅ於１９３８年在河南工作，他在一封信裏說到中國北方農民對於日本侵略的無動於衷。浙江的一個愛國商人回憶，有的南方人甚至認為中國沒有被日本侵略。中國人羨慕當官，但不相信政府。中國社會始終是貧富嚴重對立的社會。當看到國民黨當官的跑到租界躲藏、退到四川、雲南山區隱蔽，老百姓當然滋生不滿和怨恨。另外，國民黨的焦土抗戰（蔣介石命令在撤退時，盡可能毀掉一切，隻留給日本空城）－黃河炸堤、長沙放火等－在相當的程度上製造了政府與人民的離心離德，盡管１億人民陸續逃到了後方。Ｒａｙｍｏｎｄ Ｍｉｌｌｅｎ發明了“雙重背棄”一詞。第一背棄是政府沒有抗敵禦侮、保護生命，第二背棄是政府沒有珍惜家園、保護財產。相比之下，倒是那些我們一貫否定的君王，是他們在非常時期起到了凝聚國家的作用。身在淪陷區的丹麥國王每天在哥本哈根的公園裏單獨騎馬，與市民見麵，鼓舞士氣。身在倫敦的荷蘭女王接見每一個逃到英國的荷蘭人，並且拒絕吃淪陷區人民所吃不到的食品，以示同甘共苦。
最後，占領時期湧現出的包羅萬象的與敵合作和形形色色的合作分子指明，任何外侵戰爭都最終導致三種選擇：抵抗，投敵，合作。這三種選擇製造三種人：遊擊隊，叛徒，順民。所謂與世無關的第三者或中間人根本不存在，也純粹不可能。在中國，除非８年不食人間煙火，隱匿逃避和與世隔絕是自欺欺人的一個托詞罷了。麵對嚴酷的現實，如何選擇自己的一生是每個人都要回答的問題。以後的曆史也證明，淪陷區人民處於交叉火力之間，是交戰雙方的緩衝，是戰爭犧牲品。他們不僅同樣飽受了戰亂之苦、亡國之恨，而且還喪失了做中國人的尊嚴。對於他們，不是一個“通敵”就能一言蔽之，也不是一個“可恥”就能一帶而過。曆史的模糊性、人性的模糊性必須得到承認。瑞士曆史家Ｊａｃｏｂ Ｂｕｒｃｋｈａｒｄｔ忠告人們不要用概念去套曆史，不要簡化曆史。這裏再加一句，不要回避曆史。“國可亡，而史不可滅”（陳寅恪）。
注（參考）：
１．Ｐｅｔｅｒ Ｄａｖｉｅｓ：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 Ｌｉａｉｓｏｎｓ：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Ｔｗｏ．Ｐｅａｒｓｏｎ，２００４.
２．Ｔｉｍｏｔｈｙ Ｂｒｏｏｋ：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ｇ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Ｅｌｉｔｅｓ ｉｎ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Ｃｈｉｎ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３．Ｇｒｅｇｏｒ Ｂｅｎｔｏｎ：Ｎｅｗ Ｆｏｕｒｔｈ Ａｒｍｙ，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ｕａｉ，１９３８－４１.Ｔａｙｌｏｒ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Ｌｔｄ，１９９９.
４．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Ｈｅｎｒｉｏｔ：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ｏ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Ｓｕ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ｄｅｒ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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