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軟弱的光緒其實脾氣非常暴烈

甲午戰爭打起來了。進入軍事統帥狀態的皇帝抑鬱一掃而光。他命令太監把記載聖祖皇帝平定準噶爾經過的《聖武記》搬到乾清宮，徹夜不眠地研究列祖列宗用兵的方略，仿照他們的口氣，雷厲風行地下達著一道又一道充斥著“決一死戰”、“迎頭痛擊”等雄性詞匯的作戰方略。親政以來，他終於能夠親自指揮帝國航船的航向，真正擔負起國家的重任，怎麽能不殫精竭慮、全力以赴。

然而，精讀過孫子兵法和《聖武記》並不證明皇帝就懂軍事，特別是近代軍事。戰爭過程與他的想像大相徑庭。清軍與日軍第一次交鋒於朝鮮成歡驛，即遭慘敗，不得不退守平壤。對此小挫，皇帝不以為意，勝敗乃兵家常事。此戰之後，他正式聲明對日宣戰，命對日本“迎頭痛擊，悉數殲除，毋得稍有退縮”（《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在正式宣戰之後，清軍仍然一反他的指示，節節退縮，及至9月平壤之戰，朝廷寄予厚望的李鴻章嫡係精兵又一次全麵潰敗，此後不到半個月，清軍全部被趕過鴨綠江，日本不費吹灰之力就占領了全朝鮮。

皇帝大為震怒。他認為這無疑是李鴻章指揮不力的結果。這個老滑頭顯然缺乏戰爭的決心和勇氣，所以他的部下才這樣缺乏血性和忠勇。皇帝以李鴻章未能迅赴戎機，日久無功，拔去三眼花翎，交部嚴加議處。希望他“激發天良”，痛改前非，用心指揮。（《清德宗實錄》）

然而諭旨還沒有發到李鴻章處，1894年10月，日本軍隊突破由三萬中國重兵把守的鴨綠江，排闥直入，兵鋒直指沈陽。把守鴨綠江的是以敢戰聞名的悍將宋慶，他的部下也是中國軍隊中裝備最好、最精銳的部分，中國軍人在鴨綠江防衛戰中的表現也堪稱勇敢頑強，然而在日軍的強大火力麵前仍然不堪一擊。直到這時，皇帝才發現，問題不是清軍不“敢於勝利”而是中國的軍事實力和日本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線上。

慌了神的皇帝如同站在大堤決口旁的指揮者，第一反應就是全力以赴地試圖堵住缺口。聖旨雪片一樣從京師飛來，每一道都口氣急迫。皇帝要求將軍們竭盡全力把日本人就地截住，不得讓他們前進一步。

皇帝不知道，他這樣指揮，正是犯了軍法的大忌。日軍侵入中國境內的那一刻，李鴻章就已經明白這場局部戰爭已經演變成一場決定國家生死存亡的命運之戰。他給皇帝上了道長長的奏折，提出了“打持久戰”的戰略主張。他說，形勢很明顯，敵強我弱，日軍利於速戰速決，我軍利於“持久拖延”。日本的國力無法支持它打一場漫長的戰爭，如果中國能以空間換時間，不爭一城一地之得失，把日本拖住，就能把日本人拖垮。相反，如果我們急於爭鋒，那麽就會在陣地戰中迅速消耗自己的力量。

應該說，李鴻章提出的“持久戰”主張是當時的唯一取勝之道。他是中國曆史上“持久戰”概念的首創者，這堪稱對中國軍事史的一個重大貢獻。（劉功成《李鴻章與甲午戰爭》）

然而皇帝卻根本聽不進李鴻章的建議。甚至連那封奏折他都沒有讀完。他沒有這個耐心。日軍在中國境內越深入，皇帝就越驚惶。他最擔心的是日本人接近北京，讓他和太後再上演一次倉皇北逃的慘劇。戰前下的所有決心這時都已不翼而飛，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如何把日本阻止住上麵。他不能靜下心來分析整個局勢，沒有興趣在大腦中預演幾步之後的棋局，隻是如同一個低劣的棋手一樣，憑著條件反射式的本能，盲目地把棋子一個個往前送。他一日不停地把各地最優秀的軍隊調上前線。他催戰甚急，對所有的前方將帥都不滿意。他對他們的態度隻有兩種，一種是不斷的指責，指責他們不負責任，“玩誤”，“膽怯”，“無謀略。”另一種是恫嚇，動不動就以“有畏葸玩延情弊，即按軍律懲辦”、“軍法從事”、“決不寬貸”的聖旨相威脅。在他的不斷催促下，中國最精銳的部隊不斷被送上鋒線，不斷被日軍吞噬，這正中日本人的下懷。

陸軍的失敗，很大程度上與皇帝的指揮思想有關。海軍也同樣如此。皇帝的邏輯是隻要戰敗就是有罪。甲午戰爭的第一戰豐島海戰之後，皇帝對海軍提督丁汝昌即極為不滿，認為他“畏葸無能，巧滑避敵”，要撤他的職，經過李鴻章力保，才僥幸留任，不過皇帝對丁的惡感一直沒有消除。

皇帝不懂海軍作戰規律，但是卻屢屢瞎指揮。戰爭正式打響後，光緒皇帝聽說日軍軍艦深入威海、旅順海口活動，深怕日本海軍進攻天津，並由天津威脅北京，遂下令命丁汝昌：“威海、大連灣、煙台、旅順等處，為北洋要隘門戶，海軍各艦應在此數處來往梭巡，嚴行扼守，不得遠離，勿令一船闌入，倘有疏虞，定將丁汝昌從重治罪。”（《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這道聖旨，導致北洋艦隊從此放棄遠巡，主動放棄了製海權，極大地束縛了北洋水師，使海軍處於單純防禦，被動挨打的境地。

日軍圍攻威海，製定好了引誘北洋艦隊駛出威海衛港，在外海殲滅的戰略方針後，光緒皇帝似乎是為了配合日軍作戰，屢次電旨催逼剩下的幾艘戰艦，出海作戰。隻是由於丁汝昌堅決不同意，才沒上日本人的圈套。

北洋海軍的最後覆沒，與光緒皇帝賞罰失當有直接關係。幾乎從戰爭開始，皇帝就不斷下嚴旨，威脅要將那些不敢拚命的海軍軍官們“從重治罪”。在皇帝的威脅下，著名勇將鄧世昌、劉步蟾、楊用霖先後自殺，最高統帥丁汝昌承受的精神壓力更大，“惟望死於戰陣”，每次作戰，他都身先士卒，站立在無保護的地方，“恒挺身外立，以求解脫。” （《甲午中日海戰見聞記》）希望用戰死來解脫壓力。在自殺殉國後，丁汝昌仍然被光緒“朝旨褫職，籍沒家產”，兒孫流離失所。直到光緒死後，才被恢複名譽。（陳詩《丁汝昌傳》）

中日戰爭中，光緒皇帝表現出了晚清統治者少有的血性，或者說，是堅定的愛國主義精神。然而，對於一場戰爭來說，僅僅有熱血是不夠的。在戰爭中，年輕皇帝的性情急躁，缺乏耐心暴露無遺。他的急脾氣實在不適合指揮戰爭。

翻閱他的老師翁同和的日記，我們很容易在字裏行間發現一些令人吃驚的事實。我們發現，在大部分讀者頭腦中，那個清秀、文弱的皇帝，有著完全相反的另一麵：暴躁、偏執、驕縱。還是在少年時期，翁同和就已經發現皇帝脾氣之暴烈非同一般。僅僅從光緒九年二月到六月不到半年間，《翁同和日記》中記載了十二歲的小皇帝六次大發脾氣：二月十五日，小皇帝不知道什麽原因，在後殿大發脾氣，竟然“拍表上玻璃”，被碎玻璃紮得鮮血淋漓，“手盡血也。”又過了一個月，三月十八日，“與中官鬧氣”，“撲而破其麵”，把太監的臉打破了。五月初二日上課時摔破一碗，六月十二日，因發脾氣踢破玻璃窗，六月二十日，“頗有意氣”，“餘等再入諍之始平”。動不動就摔東西，甚至有自殘舉動，對於一個十二歲的孩子來講，絕非尋常。翁同和感覺到這個孩子的脾氣十分不祥，在日記中寫下了“聖性如此，令人恐懼”。

雖然處在太後的高壓統治之下，但是我們不要忘了，他畢竟是一個皇上。“皇上”這個地位給人性造成了損害，他一樣也不能避免。

在王府之中，他是萬千寵愛在一身的親王長子。他的任何一聲啼哭都會引來數十名奶媽、仆婦的手忙腳亂。進了紫禁城，他所受到的“過度照顧”有加無減。

從進宮的第一天起，小皇帝就立刻感覺到了身份的變化。他發現，除了太後和幾位太妃之外，所有的人，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太監還是高官，見了他的第一個動作就是匍匐在他腳下。從年輕侍衛到須發斑白的大臣，他們臉上的表情無一例外是誠惶誠恐、激動萬分，有的人甚至渾身戰抖，說不出話來。在太後麵前，他是一個平庸的孩子。然而，對除了太後之外的所有人來說，他卻是真龍天子。今天的人們也許無法理解那個時代的人對帝王近乎神靈般的崇拜與畏懼。

從進宮的第一天起，太監們就對他說，他不是凡人，是天上的真龍降到了人間。有的太監悄悄對他說，他睡著後，常常會變成一條盤在榻上的小龍。

及至啟蒙，老師又告訴他，他是“天子”，他的每一個念頭，都會上達天聽。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儀寫道：“每當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腦子裏便浮起一層黃色：琉璃瓦頂是黃的，轎子是黃的，椅墊子是黃的，衣服帽子的裏麵、腰上係的帶子、吃飯喝茶的瓷製碗碟、包蓋稀飯鍋子的棉套、裹書的包袱皮、窗簾、馬韁……無一不是黃的。這種獨家占有的所謂明黃色，從小把惟我獨尊的自我意識埋進了我的心底，給了我與眾不同的‘天性’。”和溥儀一樣，紫禁城中的小皇帝時時刻刻生活在“與眾不同”的暗示之中。與後世傳說的連宮中太監都可以虐待小皇帝相反，“對於宮中許多忠誠的仆人來說”，“抬頭看皇上一眼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事”（《紫禁城的黃昏》）。雖然在太後麵前他必須畢恭畢敬，但隻要出了太後的宮門，他所遇到的就是絕對順從，他的所有要求都會被全力滿足，他的任何舉動也不會受到指責。高處不勝寒，在這個過高的地位上，他沒有正常的人際關係，他也沒有機會培養正常的耐挫能力。這種環境對這個孩子的性格不可能不發生致命的影響。

事實上，畸形的成長環境中，他的人格始終沒有完全發育起來，許多心理特征仍然停留在兒童階段。在成年之後，皇帝仍然表現出幼兒一樣的缺乏耐心、固執己見，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滿足，缺乏等待延後滿足的能力。在太後麵前，他大氣都不敢出。而在自己的宮中，小皇帝卻異常地任性、驕縱。在他處受到的壓抑，可以在自己的小天地裏加倍發泄，使得小皇帝的脾氣中攙入了一絲乖戾。小皇帝的急脾氣是出了名的。他要做什麽事，任何人也不敢攔。他要什麽東西，太監們立時三刻就要弄到，否則屁股不保。《宮女談往錄》中老宮女描述到：“他性情急躁，喜怒無常，他手下的太監都不敢親近他。他常常夜間不睡，半夜三更起來批閱奏折，遇到不順心的事，就自己拍桌子，罵混帳。”

這一點甚至在朝廷上也不是什麽秘密。在皇帝親政之後，大臣們曾經向太後反映過，“皇上天性，無人敢攔”。雖然看上去文弱，但稍有忤逆，則激動暴怒。在太後麵前，他百依百順，然而離開了太後，任何人都必須對他百依百順。甚至在被剝奪了權力之後，皇帝的脾氣仍有時發作。光緒後期曾經服務於宮中的陶湘在寫給大臣盛宣懷的信中提到這樣一件事：1904年，光緒要太監給自己的臥室安上電話。太監說這種新鮮事物剛剛傳到中國，北京城內尚沒有貨物供應，得聯係進口才行。皇帝登時大怒，限太監一日內找到，否則掌嘴。後來因為怕太後知道，才做罷。陶湘在信中說：“借此（事）可知老太太之嚴待非無因也，借此可知當今之難以有為。實可憂也。且聞當今性情急躁，雷霆雨露均無一定，總之，太君無論如何高壽，亦有年所，一旦不測，後事不堪設想。”（《辛亥革命前後：盛宣懷檔案資料選編之一》）

後來做過溥儀教師的莊士敦談到對溥儀受到的教育時說，“我認為，如果必要的話，任何東西都可以犧牲，而不應讓他的身心健康受到傷害。假如繼續把他作為一個在本質上與一般人根本不同的人來對待，那麽，他作為一個人，幾乎肯定將會是失敗的，而且也很難相信，他會成為一個成功的君主。”

很不幸，他針對後來的皇帝溥儀說的話，在光緒身上都一一成為了現實。這場戰爭與後來那場著名的改革之所以失敗，與皇帝性格中的這種缺陷很難說毫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