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中央情報局插手西藏秘聞 （1949-1960）

駱威

肥胖的、愛吃牛排的多諾萬，邁出了美國介入中國西藏的曆史性一步 　　西藏，亞洲的腹地，作為一個天然的戰略高地屏護著中國西側。無論從軍事位置還是地緣政治上，西藏的重要性都不可而喻。而美國戰略情報局成立後不久，就注意到了西藏的特殊地位。 　　1942年，當時的中國國民政府打算修築一條經西藏的中印公路，作為盟軍軍用物資運輸線。這是一個普通的戰時規劃，而對於“烈性子的比爾——多諾萬來說，不啻於天賜良機。多諾萬，這位後來被稱為“中央情報局之父”的胖子，愛吃牛排，身體強壯，富有冒險性。他多次要求美國國務院利用這件事，以勘察路線為名，前往西藏進行“有戰略意義”的接觸。年底，戰略情報局的特工伊利亞·托爾斯泰上校（移居美國的俄國大文豪托爾斯泰國的孫子）和布洛克·多蘭上尉帶著秘密使命來到了神秘的西藏。這是美國官方與西藏當局首次直接接觸，美國對此嚴加保密。這兩人到達拉薩後，向達賴呈獻了羅斯福總統的親筆信和一些小禮物。他們在1943年3月離開拉薩，在西藏3個月的時間裏，兩人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聯絡西藏上層人士和搜集情報上。他們承諾，西藏可以參加戰後和平會議，美國會向西藏提供遠程發報機。 　　麵對西藏，戰略情報局躍躍欲試，國務院卻忘不了要應付國民黨政府為此進行的政治交涉。1943年11月，通過戰略情報局，一批機器遠涉重洋，到達西藏高原。 　　1946年底，杜魯門總統又親自下令，給西藏當局送去了數台供發報機用的發電機。1949年，西藏在這些設備基礎上，經過英國特務福特等修理籌備，建立了“西藏廣播電台”，播放西藏獨立輿論，與美國等進行聯係。 　　之後，“西藏”被放在了戰略情報局的研究桌上，從曆史、文化、政治、軍事力量、氣候、地理環境到西藏的重要人物，都成為研究的對象。 　　1947年到1949年，西藏當局派遣孜本夏格巴為首的商務代表出訪印、英、美等國。這是西藏親英上層加緊“藏獨”的行動之一。1948年2月，在小托爾斯泰的引薦下，夏格巴等拜會了艾森豪威爾將軍等軍政要人。 　　美國想方設法阻止中國解放西藏 　　二戰結束後，冷戰的寒流從西到東席卷大地。美國確立了遏止共產主義擴長，爭霸世界的冷戰戰略。在白宮的五角大樓的眼中，西藏的戰略價值不容忽視，它是南亞抵抗“共產主義威脅”的一個“橋頭堡”，是打擊新中國政權的有力工具。設法阻止中國解放西藏就成為美國這一時期對藏政策的主要目標。 　　1949年春，在解放全中國的隆隆炮聲中，西藏上層分裂勢力預感到中國共產黨進軍西藏已不可避免。在外國勢力幕後操縱下，1949年7月8日，“驅漢事件”發生了，國民政府駐拉薩辦事處人員和在拉薩的漢人被驅逐出藏。同時，西藏當局利用美國提供的無線電器材，在青藏沿線設立通訊網點，連同原來建立的“西藏廣播電台”，播放獨立輿論。1949年11月4日，西藏當局向美國求援。礙於當時的條件，美國隻好暫時拒絕了西藏的請援要求。 　　但美國仍然密切注意著藏事的發展。早在1949年9月，美國國會就通過一項用於“泛指的地區”的7500萬美元撥款，進行反對中國的情報搜集等活動。1950年2月，參謀長聯席會議在國防部長約翰遜的支持下，從這7500萬美元中劃出3000萬美元，作為留給台灣和西藏的“應急儲備金”。中央情報局的“黃金眼”時刻盯著西藏高原，通過各種途徑搜集到的有關西藏的情報，源源不斷地傳到美國。噶倫堡，這個位於印度西孟加拉邦，距中國西藏亞東邊境僅100餘公裏的小鎮，忽然變得熱鬧起來。作為西藏通往印度的山間小道的要衝，也是西藏與美方進行聯係的一個窗口，這裏特務雲集，被稱為“間諜的巢穴”。中央情報局的間諜也時常出沒於此。 　　1950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軍先遣部隊向西康藏族地區進發，拉開了進藏序幕。西藏當局準備以武力對抗解放軍入藏。美國再次行動，鼓動西藏擴軍備戰，阻止解放軍進藏。美國中央情報局下屬的民用航空公司（CAT）成為西藏秘密飛行的主角。美國國內的輿論宣傳機器也開動起來，所謂的“共產主義威脅論”、“中國侵略擴張論”一時間充斥了美國的大小報刊。美國《紐約時報》針對中國解放軍進軍西藏，胡說什麽蘇聯準備在西藏建立空軍基地，已經派遣了大批特務進入西藏，對共產主義對印度等國的“冷戰”開始了。這個消息的源頭就是中央情報局。1950年3月，當時的美駐印大使韓德遜接見了一位叫帕特遜的蘇格蘭人。他的公開身份是蘇格蘭傳教士，實際上是英國特務，曾在西康呆了3年，會說藏語，在西藏上層人物中頗有些“知名度”。之後此人多次充當了美國與西藏聯係的中間人，並且成了中央情報局最重要的西藏情報源之一。 　　1951年5月21日下午，中南海懷仁堂喜氣洋洋。經過近一個月的談判與充分協商，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代表終於圓滿達成和平解放西藏協議。消息傳到大洋彼岸，一些沮喪的美國官員僥幸地推測：達賴“處於親漢勢力的包圍而無法作出自己的決定”，希望達賴否認協議。 　　同年7月，達賴的長兄也是其私人代表當采在中央情報局的讚助下，到達紐約，成為美國與達賴秘密聯係的中間人。美國不斷通過他，慫恿達賴和西藏噶廈拒絕協議，鼓動達賴出逃。達賴的二哥嘉樂頓珠還和中央情報局簽訂了一個關於在西藏開展情報和遊擊隊的協議。在中央情報局的幫助下，他在大吉嶺建立了一個西藏間諜網。美駐印的官員們甚至還擬定了一個準備向達賴建議的由中央情報局特工參與的“外逃計劃”，旨在偷偷將達賴帶至印度。但有關計劃細節傳達到達賴那裏時，達賴方麵卻沒有任何反應。 　　西藏形勢發展很快，粉碎了美國的“美好願望”。10月24日，達賴正式致電毛主席，擁護《十七條協議》。到年底，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後進駐西藏各大要地，把五星紅旗插上雪域高原。美國苦心經營的阻止中國解放西藏的陰謀以破產而告終。 　　艾森豪威爾政府“希望中國在某一方麵出現內部崩潰”。艾倫·杜勒斯高興地說：“我們要向西藏叛亂分子提供秘密援助，‘襲擾’中國。” 　　西藏和平解放後，美國仍與西藏當局保持秘密接觸。帕特遜和西藏分裂分子夏格巴、索康等人都曾充當過美駐印使館和西藏聯係的中間人。已到達美國的當采不斷與美國國務院、中央情報局官員接觸，報告西藏情況。而在西藏，一些上層親美分裂分子設置障礙，破壞協議實施，企圖阻撓在西藏開展民主改革。1952年起，昌都地區開始出現叛亂活動。1951年春，理塘、甘孜、康巴發生了有組織的武裝叛亂。 　　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印度靠近中國西藏阿爾莫一帶的居民，驚奇地發現，仿佛一夜之間，這裏有了3個教育中心、2個醫院、2個麻風病院和1個肺病療養院。當然，醫院裏並沒有病人，教育中心也沒有學生，這裏實際上是中央情報局的對藏秘密行動基地。 　　1955年初，西藏上空烏雲密布，拉薩叛亂已如箭在弦上。此時，與中央情報局關係密切的帕特遜向美國提出一個計劃：把康巴武裝叛亂分子與偽人民會議力量結合，“形成 西藏全民反抗中共的形勢”。這個計劃引起了美國政府的極大興趣。 　　1955年5月，噶倫堡的山道上，出現了一位神秘的遊客。這是美國政府的高級官員，扮成“遊曆者”，在帕特遜的引薦下，見到了康巴叛亂分子的代表熱帕·邦達倉。神秘的客人提出了一個關於西藏叛亂的“十年計劃”：第一年以組織工作為重點，設法彌合西藏各界的內部紛爭，再打出民主改革的旗號，包括解除奴隸勞役和減少稅收負擔，以爭取全體藏人的支持。他表示，將派一位特別代表常駐噶倫堡，與西藏聯係。雙方還討論了西藏向美國出口羊毛、聯合開發西藏石油和鈾礦等問題。 　　1956年春，康巴發生叛亂後，美國認為需要重新調整對藏政策。對西藏的援助不能公開進行，也不能通過國務院和駐印外交機構（因不久必然會泄露）。中央情報局於是成為這種秘密援助行動的可靠執行者。局長艾倫·杜勒斯對此極為積極。他認為西藏叛亂的形勢給中央情報局提供了可以利用的理想機會。 　　一個間諜小說裏描繪的秘密轉移，開始了中央情報局訓練西藏特工的行動 　　在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縱容與支持下，1957年5月，康巴叛亂首領恩珠倉·貢布紮西等人在拉薩搞武裝叛亂。恩珠倉·貢布紮西等人決定直接與美國聯係，他們通過嘉樂頓珠送密信給中央情報局求助。 　　1957年初，由嘉樂頓珠安排，中央情報局從旅居印度的藏人中挑選了6名康巴人接受美國特工訓練。這也是中央情報局首次訓練西藏特工。一場典型的“間諜小說”式的秘密轉移開始了。一天夜裏，這6人接到命令，要他們步行走出噶倫堡。步行途中，一輛汽車把他們接到巴基斯坦邊境，司機正是嘉樂頓珠。在那裏，一位美國官員給了他們長長的纏頭和寬大的旁遮普大褲，裝扮成錫克人，通過東巴基斯坦來到印度達卡。他們在達卡隱蔽了兩天後，一架飛機把他們送到了一個未知的地方。他們穿上美軍製服，和趕來的當采一起接受了4個月的訓練。負責訓練的美國人對他們說：“中國也是我們的敵人，因此我們要幫助你們抵抗中國。我們的關係要保持很長一段時間，而不隻是二、三年。”他們學習了如何認識地圖，使用無線電台，使用武器和跳傘。1957年8月，他們被空投回西藏，使命是指導叛亂並敦促達賴公開向美國求援。最後，空投到山南桑日宗的兩人與恩珠倉·貢布紮西取得了聯係。1958年1月，這兩人到達賴夏宮羅布林卡，秘密會晤了達賴管家帕拉·土登維登。 　　實際上，1951年底西藏和平解放後，中央情報局已開始從逃亡的西藏分裂分子中，挑選身體強壯的人，進行初步的遊擊戰訓練。訓練的目的，一是增強叛亂力量，襲擊解放軍，“使中國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耗費在平叛鬥爭中”；二是在國際社會中形成中國“侵占”西藏導致西藏反抗的印象，醜化中國的國際形象。1957年首次訓練西藏特工後，據不完全統計，從1957年到1962年，中央情報局通過嘉樂頓珠等人聯係，先後挑選了約170名以康巴人為主的西藏叛亂分子，從印度經過東巴基斯坦（現孟加拉國）到台灣、塞班島等地受訓。這些特工有的經印度等地，由陸路派入西藏，有的分批被空投到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理塘和西藏的山南、邊壩、納木湖、唐古拉山區、芒康、仲巴等地，攜帶電台，接受中央情報局的指令，成為各地叛亂武裝的骨幹。還有的特工留在訓練營地任教員及翻譯，或為執行特殊任務，接受更進一步的訓練。解放軍在平叛鬥爭中，擊斃、俘虜共25名由中央情報局訓練的西藏特工。 　　中央情報局挑選富有經驗的遊擊戰教官來訓練西藏特工，號稱“遊擊隊戰士中活著的傳奇人物”、代號為“托尼1號”的遊擊專家普埃最為著名。他先後在印度東北部、哈爾營等地招募和訓練康巴人。除了軍事訓練外，西藏特工還要學習漢語和“政治”，尤其是反共教育。1991年5月，從印度回國定居的藏胞丹巴對西藏自治區歸國藏胞接待辦公室人員講，美國的政治教官對受訓人員直接灌輸：“中國是很強的，對自由世界構成了威脅；但是中國現在不富裕，如果富了，那麽威脅就會更大。要趁他還窮的時候，設法將他分割開來。首先是把你們西藏分割出去，然後把新疆分割出去，把內蒙古分割出去，再把滿洲也分割出去。這樣，隻剩下漢族的一塊地盤，中國的力量就小了，就不能威脅自由世界了。你們正是擔負著將西藏從中國分割出去的重要使命而被我們接到這裏來受訓的。” 　　在台灣的西藏特工訓練，由中央情報局裏“成績卓著”的台灣站來負責。早在1949上到1950年，中央情報局、國民黨政府和西藏分裂勢力之間的聯係就一直未曾中斷過。達賴的二哥嘉樂頓珠曾在南京國民黨政府那裏受過教育，並且成了一位國民黨官員的女婿。美國利用這個關係，通過他和台灣當局、西藏政府保持聯係。達賴大哥當采也在1953年通過中央情報局與國民黨政府接觸。蔣介石把西藏叛亂武裝作為反共、“光複大陸”力量之一加以利用。從50年代開始，台灣當局在西藏秘密設立無線電台，對康巴和安多藏人進行遊擊戰訓練，空投武器和給養，這在康巴叛亂後尤盛。蔣介石也一直與美國互通西藏形勢發展的情報。叛亂的信息不斷通過在印度噶倫堡、加爾各答的國民黨情報人員，傳到台灣和美國中央情報局。 　　1958年6月，恩珠倉·貢布紮西率領部分叛亂骨幹，帶著美國空降的兩名特務和電台，離開拉薩到山南建立了叛亂“根據地”，組建了“衛教誌願軍”。中央情報局為此大發雷霆，認為負責無線電台的特務不應該離開拉薩，以免失掉與拉薩的聯係。不過，他還是立即通過在噶倫堡的特務，向“衛教誌願軍”送去了30馱武器彈藥物資。 　　支持印度尼西亞叛軍的武器彈藥，從天上、地下來到西藏 　　1956年某一天，一架美機越過緬甸飛到西藏巴塘以南，向康巴叛亂分子投下物品。這是中央情報局在西藏的第一次空投。對西藏空投，中央情報局與美國空軍進行了多次合作，共同製定計劃，由空軍具體實施。這一年，在西藏出現了用降落傘布料製成的衣服，成了美機空投的證明。空投物品除武器彈藥外，還有電台、藥品和金錢。 　　山南“衛教誌願軍”成立後，1958年11月4日，中央情報局首次向他們進行空投支援。美國一架運輸機在山南哲古宗給叛亂武裝空投武器彈藥50包，包括輕機槍20挺、步槍100枝、55mm迫擊炮2門、手榴彈600枚、炮彈、600發和子彈30000多發。美機還在邊壩地區空投過3次共8個架次的武器彈藥，在恩達、丁青、嘉黎、碩般多之間的地區空投過6批9架次飛機，包括特務17名和大批武器彈藥，並在空投特務的指揮下，成立“康區四水六崗軍隊總部”。在解放軍平叛戰鬥中，多次繳獲美國的空投物資。如1959年起，美國在藏北溫泉、黑河、巴青之間的地區3次空投武器彈藥、電台和藏籍特務昂旺沛窮、卓瑪登球等7人，在點頭中被解放軍俘虜。 　　陸路運輸方麵，1958年11月26日，中央情報局特工經過“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印占區，向山南叛亂武裝運入武器彈藥226馱。1959年1月11日，又經尼泊爾運入定日40馱武器彈藥，後經協噶爾運送到山南地區的“衛教誌願軍”營地。 　　空投和運輸的武器彈藥，許多是中央情報局為印度尼西亞儲備的。1958年，中央情報局支持和印尼叛軍被共加諾政府平定後，為印尼叛亂準備的大量武器裝備成為多餘之物，這些存貨於是就被“有效利用”來支持西藏的叛亂武裝。 　　除空投特工、武器外，美國空軍還出動了U-2高空偵察機，從巴基斯坦的基地起飛，進入西藏上空進行間諜偵察。直到1960年5月在蘇聯執行秘密任務的一架U-2飛機被擊落，飛行員鮑爾斯被蘇聯俘虜，使美國大丟臉麵。艾森豪威爾總統下令停止在蘇聯的U-2飛行，西藏上空的間諜偵察活動才暫告一段落。 　　“不是中國人要廢黜達賴，而正是美國人要使他倒台”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終於發動了全麵武裝叛亂。3月20日10時零5分，駐藏解放軍奉命反擊，平息叛亂。3月17日夜，達賴及其親屬、隨從、官員、藏軍等600餘人從拉薩出逃。 　　很多年來，關於美國在達賴出逃中的行為，被當作國家機密鎖在保險櫃裏。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中央情報局支持了達賴出逃事件。美國的飛機飛入西藏數百英裏對達賴集團進行空中掩護，偵察解放軍的動向，空投食物、地圖、收音機和金錢。他們給這次行動拍了彩色錄像（一個由美國訓練的康巴攝影師一直陪同達賴），後來在美國許多人觀看過這些錄像，有人便說：“毫無疑問的是，不是中國人要廢黜達賴喇嘛，而正是美國人要使他倒台。”達賴起初也一直否認他出逃是受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說什麽“1959年3月前與美國人並沒有直接聯係”但是1993年11月28日，《紐約時報雜誌》記者迪婭·德雷菲斯對達賴進行了采訪。達賴終於公開承認，中央情報局曾經支持西藏的叛亂武裝和他的出逃。 　　3月24日，達賴一行抵達山南邛多江。此時世界各國正在紛紛猜測達賴下落，美國人卻對達賴的行蹤了如指掌。達賴接見了1957年8月空降到山南的兩名報務人員，交把他們一齊帶到了隆子宗。中央情報局在東巴基斯坦的聯絡站隨時與這兩名報務員保持聯絡，向美國國內報告。 　　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成了大忙人。在3月26日、4月23日、4月30日連續召開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會上，他不斷向總統、國務卿等決策者報告西藏局勢發展情況。中央情報局還多次和國務院、參謀長聯席會議、空軍討論行動計劃。 　　為給達賴一行和叛亂分子空投武器和給養，美國準備了一種專門能在空氣稀薄的西藏上空飛行的改裝了的洛克希德C130型運輸機。這種飛機能夠飛行很長距離（從曼穀起飛，飛行2400多英裏），而且載重量大（C130E型重量可達22噸）。同時，因為飛到西藏需越過喜馬拉雅山，還要在沒有無線電導航下找到空投地點，所以，中央情報局和美國空軍挑選那些技術好、有經驗的飛行員、靠星星定位，尋找目標。有時，飛機上還包括一個中財情報局指揮小組和等待空降的西藏特工。 　　實際上。3月11日毛澤東已指示西藏工委：“他們（指達賴等人）逃走時，我認為我軍一概不要攔阻，無論去山南、去印度，讓他們去。”這使得在達賴長達兩周的外逃途中，解放軍並沒有阻截、追擊達賴一行。但是正如參與這一計劃的中央情報局秘密行動負責人理查德·皮塞爾後來透露：如果沒有中財情報局策劃，達賴不可能如此“順利出走”。 　　中央情報局在科羅拉多州落基山脈下的哈爾營地秘密訓練西藏特工 　　1959年，中央情報局訓練西藏特工的基地搬到了美國本土。科羅拉多州位於落基山脈的哈爾營地，位於丹佛市西南100英裏左右。訓練基地設在海拔10000多英尺高的高原地區，因為中央情報局認為這裏比較接近西藏的氣候環境特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這個營地曾被用來訓練美軍的山區作戰部隊和特工人員，以及用來進行軍事演習。被挑選取的西藏特工乘坐C-124地球主人型運輸機，在夏威夷作一次簡單的加油停留後，直飛到此。他們並不知道這是在美國本土。為掩人耳目，在1959年7月16日出版的《丹佛郵報》中，報道這裏將啟用作為軍事試驗基地。而營地的警衛接到命令，遇到未經許可闖入者，可就地開槍擊斃。 　　中央情報局對訓練和空投特工的行動小心謹慎。為防止泄密，特務在空降前，衣服和裝備上任何可以把他們與美國聯係起來的標記都被銷毀，甚至發給他們的自殺用的毒藥瓶上的標簽也被撕下。訓練基地周圍戒備森嚴，任何人都不能隨意闖入。但是，1961年12月，載有西藏特工前往營地外彼得森機場的公共汽車在途中出了事故，錯過了黎明前起飛的班機。人們驚奇地發現，坐在汽車裏的竟是全副武裝的西藏人。整個機場被軍隊包圍得水泄不通，經過美國國防部的工作，才沒有讓《紐約時報》刊登此消息。潘多拉盒子就這樣被打開了，中央情報局訓練西藏、老撾特工的事之前逐漸披露出去。1962年，哈爾營地被關閉。約有170名西藏特工在這裏接受了訓練。 　　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和美國西藏難民救急委員會；中央情報局的美元成了“真實的謊言”的製造者 　　1959年7月25日，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向聯合國作了一個報告。這是一個由來自50多個國家的法官、律師和法學家組成的組織。雖然美國稱其是“一個非政府和非政治組織”，但事實上，它由美國情報機構在1949年創立，前身是自由法學家調查委員會，目的是進行反共宣傳和招募間諜，以及“收集證據，向全世界提供文件證明，揭露鐵幕後麵共產主義的許多不公正的現象”。從1958年到1964年，美國中央情報局至少向它提供了65萬美元的贈款。該報告稱：中共在西藏實行“文化上的種族滅絕政策”，試圖毀滅西藏的民族和宗教信仰。“真實的謊言”背後，就是中央情報局厚厚的美元大鈔。 　　實際上，當時美國設立的許多西藏事務機構都由美國政機構或中央情報局資助。例如1959年3月成立的美國西藏難民救急委員會，經費主要來源之一就是中央情報局，它的創始人都是著名的反共分子。比如馬文·利希曼，是反共狂熱分子，竭力主張阻撓中國恢複聯合國席位。還有羅威爾·托馬斯。此人在驅漢事件不久，1949年8月，通過美國駐印大使韓德遜安排，以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評論員身份與其兒子進入西藏。當時西藏噶廈也想借美國電台之口在世界上大造獨立輿論，故同意他們的入藏要求。入藏前，托馬斯拜會美駐日盟軍司令麥克阿瑟，又在印度拜會韓德遜，接受指示。他們與西藏上層廣泛接觸，鼓吹阻撓解放軍進藏。返美後，他們不斷向杜魯門和美國政府呼籲援助、指導西藏的反共遊擊戰爭，“擔負起維護西藏獨立的責任”。 　　木斯塘，尼泊爾一個半獨立的封建領地中，居然隱藏了上千名全副武裝的西藏叛亂分子，成為邊境襲擊的大本營。 　　1959年11月18日，達賴得知艾森豪威爾總統將於12月訪印，通過駐印使館要求拜會他。美駐印大使班克與印度外交部秘書長杜特接觸。杜特反對接見，認為這會“增強中共的懷疑，促使他們指揮印度政府在美壓力下鼓動西藏抵抗力量”。班克由此建議國務陸軍，除非印度政府在總統訪印時提出為其安排接見達賴，否則不能答應，實際上等於拒絕了達賴的要求。但是，在新德裏，艾森豪威爾還是接受了恩珠倉·貢布紮西通過中央情報局轉給他的禮物，包括一把藏刀、一個符咒盒和一些西藏服裝，還有一封貢布紮西請求援助的信。 　　1960年前後，在中央情報局策劃下，叛亂武裝的根據地轉到了尼泊爾的木斯塘。中央情報局在尼泊爾成立了名為“亞利桑 那直升飛機”的航空公司，給叛亂分子提供武器和糧食，在新德裏設立了指揮總部。還任命老牌特務霍華德·斯通為加德滿都情報站站長，負責指揮。 　　1960年底，約2000名西藏叛亂者到達了木斯塘。1961年下半年，美國2架飛機首次對他們進行了空投支援，包括可供475人使用的槍支、藥品、食物和相當於1252美元 的印度盧比現鈔。另外還有4名中央情報局訓練的西藏特工。 　　叛亂分子以木斯塘為基地，不斷越境進入西藏襲擊解放軍和工作人員。1961年底，200名康巴叛亂分子襲擊了解放軍車隊，從而開始了叛亂襲擊活動，一直持續了8年。中央情報局通過在大吉嶺的嘉樂頓珠轉交資助叛亂武裝的資金。後來就成從新德裏帶到尼泊爾的博卡拉，交給到那裏接頭的叛亂分子。 　　在1955年12月28日召開的美國國家安會委員會會上，決定按照國家安會委員會第5412/2號文件，由總統、國務院和國防部指定代表組成代表團（也稱5412小組），任何重大的秘密行動都必須向該小級別匯報。對5412小組作關於西藏秘密行動的報告成為中央情報局官員的日常工作，對西藏的秘密行動計劃都由這個小組決定實施。 　　肯尼迪上台，中央情報局希望繼續在西藏的秘密行動，但身為經濟學家的駐印大使加爾布萊斯卻認為，這種秘密行動不太“經濟” 　　1960年，年富力強的肯尼迪當選為美國下一屆總統。11月底，艾森豪威爾政府把對藏事務移交給了肯尼迪政府過渡工作小組。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宣誓就職。此時，中央情報局早就準備好建議，鑒於艾森豪威爾下令停止U-2飛行和禁止美機飛越西藏，要求對藏秘密援助以陸上運輸為主。 　　但是，新任駐印大使，是哈佛大學經濟學家的加爾布萊斯強烈主張放棄中央情報局在西藏的秘密行動，斷絕與在木斯塘的西藏叛亂武裝的聯係，並且勸說其解散。他認為這不僅增加了美國的供給負擔，而且也沒有達到阻止中國加強對西藏的控製的目的。更何況，扶持西藏叛亂力量，在國際上造成中國“侵略”的印象、醜化中國形象的作用也極其有限，甚至很容易泄露出去，對美國不利。他一上任，就要求駐印使館調查中央情報局在西藏的活動。實際上，他的前任班克就曾強烈反對美國訓練西藏特工。在中央情報局內部，對藏秘密行動負責人查德·皮塞爾也把這種行動稱為“邊際收益”（指收獲極小）。國務院內，負責遠東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哈裏曼和遠東司中國科科長馬丁等人也反對中央情報局在西藏的秘密行動。 　　這時，印度也對美國向西藏叛亂武裝空投武器表示了極大不滿。杜特在1960年11月底致電美駐印使館，警告說，印度會采取有力行動打下侵犯印度領空的美國飛機。如果美國計劃空投，就不要飛越印度領空，否則如果美機被打下，會造成“巨大轟動”，對雙方都不好，“也使中國宣稱美國煽動西藏叛亂的話顯得可信”，造成反對美國的公眾輿論。這是印度對美國行動的最為嚴厲的警告。 　　雖然加爾布萊斯連續致電肯尼迪、國務卿臘斯克、副國務卿鮑爾等人，要求取消秘密行動。但中央情報局還是希望繼續下去。艾倫·杜勒斯大林的繼任者麥康認為，除非在西藏問題上改變支持叛亂武裝的政策，否則應該繼續在藏的秘密活動。肯尼迪總統也批準繼續行動。中央情報局還繼續了戰略情報局開始的一係列關於西藏天氣情況的研究，繪製了大量地圖，討論了氣象因素對軍事行動如跳傘、低空偵察、化學戰等的影響。 　　秘密戰爭的尾聲：西藏叛亂武裝的最後覆滅 　　但是，對中央情報局來說，壞消息接踵而來。西藏叛亂武裝就像扶不起的阿鬥，不斷遭到失敗。1961年底，人民解放軍全部肅清了西藏境內的叛亂殘餘分子，取得了平叛鬥爭的完全勝利後，加強了邊界控製，使木斯塘叛亂武裝的邊界襲擊越來越困難。 　　美國在木斯塘的行動並未照會尼泊爾政府，當1962年中國政府為此向尼泊爾交涉時，尼方表示完全不知情。在中國政府的一再要求下，尼泊爾開始對其境內的西藏叛亂力量采取行動。1964年，尼泊爾逮捕了幾名康巴叛亂分子，發現了來自美國大使館的槍支。這樣，尼泊爾驅逐了美國外交官洛基·斯通，禁止美國國際援助團使用其專用機場。 　　而對不斷失敗和日益加重的空投負擔，中央情報局終於失去了興趣，連有限的耐心也沒有了。在1963年9月19日的一次會議中，中央情報局官員科爾比作了關於西藏開展秘密行動的詳細回顧，最後他承認：這些行動並不是特別有效的。所以，中央情報局的許多人都認為，已經到了改變策略、手段的時候了，中央情報局隻能把目標限製在“那些真正重要的行動上”。可見，西藏在中央情報局心目中已失去了行動的價值。在這之後，它幾乎放棄了對西藏叛亂武裝的接濟。1965—1966年，隻對木斯塘空投了2批物資。 　　尼克鬆上台後，出於聯華抗蘇的需要，開始謀求改善中美關係。尼克鬆強調“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減少了對達賴的經濟支持。在1972年其訪華前夕，中央情報局放棄了對西藏叛亂力量的武器和資金援助，關閉了在印度、尼泊爾境內的基地。 　　秘密戰爭的最後一幕發生在木斯塘。1969年，為了爭奪有限的中央情報局的援助資金，首領巴巴益西和嘉樂頓珠以及另一頭領旺堆（恩珠倉·貢布紮西的侄子）發生衝突。1971年，巴巴益西帶著手下脫離了旺堆，向尼泊爾投降。1973年12月，尼泊爾國王訪問中國。毛澤東在會見他時指出，在尼泊爾的康巴叛亂武裝是改善中尼關係的主要障礙，催促尼方加緊對其境內殘存的西藏叛亂武裝開展行動。1974年，尼泊爾軍隊進攻木斯塘，旺堆等叛亂首領被擊斃。西藏叛亂武裝徹底瓦解。 　　從充當美國襲擾中國的重要力量，到中央情報局的棄兒，西藏叛亂武裝的下場證明，美國隻想利用西藏頭等活動，通過所謂的“堅持中國戰略後方的敵後遊擊戰爭”來打擊、遏止中國，實現冷戰的總體目標。美國當時所考慮的，隻是尋找中國存在的衝突和叛亂，發展這種中國內部的適度對力量並控製它，最終為它的國家利益服務。頭等這種對力量本身的目標，則不必理會。而當這些力量敵對美國來說沒有多大價值後，終將遭到其拋棄。 　　（摘自《百年潮》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