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中央情報局與中國西藏（1960-1972）

作者：程早霞   

　　新中國成立前後，美國的西藏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不但棄置了長期以來所認同的西藏是中國領土一部分的立場，而且秘密支持西藏分裂勢力與中國新生政權對抗。至五十年代末達賴出逃印度後美國的西藏政策一度走向危險邊緣，國務院曾經考慮承認西藏獨立並與相關國家和地區進行過磋商，終因國際社會的掣肘而沒能如願。1960年2月20日，美國國務卿赫托（Herter）在給達賴的信中明確提出支持“西藏人民的自治”。這是達賴出逃後美國高層政要首次向達賴集團鄭重宣示其對西藏的最新政策。這封信在2月29日向媒體公開。[[2]]就是在這一精神的指導下，整個六十年代美國插手中國西藏問題的廣度與深度都發生了新的變化。一方麵利用聯合國這個外交舞台促動西藏問題國際化，一方麵通過秘密渠道向達賴及其隨從人員提供資助，支持流亡藏人的木斯塘準軍事武裝，同時重開科羅拉多中情局的秘密培訓基地海爾營培訓藏人特工向西藏境內滲透，直至70年代初中美關係解凍美國結束對西藏的秘密行動。本文旨在利用解密的美國外交文件，借鑒國外同行的最新研究成果，剖析六十年代美國的西藏政策及其秘密行動。

一、美國秘密支持建立木斯塘準軍事武裝，利用木斯塘遊擊隊搜集中國情報

　　據最新(2006年9月)解密的《美國對外關係文件（1969-1972）》關於西藏部分[[3]]的273號文件記載，1969年8月1日，中央情報局為303委員會[[4]]準備了一個最新情況報告，關於西藏行動的部分內容如下：“自1958年以來，中情局一直在支持達賴遊擊隊的西藏抵抗運動，其大部分位於藏尼邊界尼泊爾的一個安全地帶，他們從事反西藏的情報搜集與小規模的準軍事行動，形成了一支力量，可以在敵對衝突（一行未解密）或由於其他原因中國控製的西藏崩潰時使用。這些行動得到了303委員會的批準，自1966年以來3年開支（～美元未解密），但1969年的財政年度開支隻有250萬美元，計劃在1970年財政年度以這樣的水準繼續這個項目。”這裏所說的遊擊力量就是指由美國中情局支持的木斯塘藏人準軍事部隊。

　　1959年春天達賴逃往印度後，西藏境內的反叛力量迅速土崩瓦解，叛亂分子隨達賴逃往印度。美國高層召開會議討論西藏出現的新形勢，決定繼續西藏援助項目。經美國情報部門與西藏分裂勢力協商討論，在尼泊爾的木斯塘將流亡藏人組織起來建立一支約2000人的準軍事部隊，[[5]]巴巴益西擔任總指揮。[[6]]

　　木斯塘平均海拔3758英尺，被稱作世界上最高的王國。這個地方極其偏遠，地形也十分複雜，其南端為世界上兩個最高的山脈安納布爾納（Annapurna）山脈和道拉吉裏（Dhaulagiri）山脈，由於交通不便及種族差異，加德滿都對這裏的控製極其有限；而木斯塘三麵與西藏相鄰，其人口和文化都受到西藏佛教的影響，又處在喜馬拉雅山北部，易於進入西藏，所以美國支持流亡藏人將木斯塘作為其準軍事基地。[[7]] 這樣在1960年夏至1961年冬季，就有27名木斯塘領導人被送往美國科羅拉多中情局的訓練基地海爾營接受培訓。中情局西藏工作組通過加德滿都領館轉給木斯塘領導人巴巴益西3套無線電收發報機.[[8]]

　　1961年3月的第二個星期，經肯尼迪總統的批準，中情局向木斯塘空投第一批物資：與空投物資一起投下去的還有7名海爾訓練營畢業生。12月份，中情局又進行了第二次木斯塘空投，包括600支加蘭德步槍、8門60毫米迫擊跑、8門75毫米無後座力步槍和一些布倫式輕機槍。第二次空投後木斯塘遊擊隊員中的一半人都擁有了裝備。[[9]]中情局原想這些抵抗戰士利用空投的武器在西藏境內建立根據地，但藏人並不願意離開尼泊爾的庇護地，他們的目的隻是對中國邊境進行騷擾。其第一個準軍事行動是在當年的9月份一個7人遊擊小組自木斯塘東北部進入西藏進行襲擾，7人行軍7個晚上，來到位於雅魯藏布江岸邊的一個解放軍哨所，偷襲了中國的巡邏兵，然後返回尼泊爾。但由於這次偷襲行動沒有照片為證，也沒有繳獲武器，所以消息轉給中情局後美方並沒有什麽反應。

　　木斯塘對中國西藏最成功的襲擾行動發生在當年10月，這次襲擊的領頭人物是35歲的拉拉（Rara）。拉拉是理塘人，曾在海爾營接受訓練。10月25日下午2點，拉拉率領的突擊小分隊襲擊了一輛解放軍的軍車，車上有一名團級軍官，車上4人全部遇難，所攜帶的文件箱落入遊擊隊手中。箱內的1600頁機密文件具有很高的情報機製，其中有29份《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活動公報》。成為中情局了解中國軍隊情報的基本來源。[[10]]美國情報部門為了隱蔽其情報來源，曾放出煙霧彈暗示“這些文件是國民黨海軍從攔截的共產黨的舢板中獲取的”。[[11]]

　　1964年初，在木斯塘以東楚木哨所的10人小組組長旦達（Tender）接待了3個帶著照相器材的白種人。其中一位是喬治•帕特森（George Patterson），[[12]]他帶著一家英國電視台的工作人員來這裏拍攝木斯塘遊擊隊襲擊解放軍的鏡頭。旦達和8名遊擊隊員與3名外國人走了一天，越過邊境，襲擊了4輛卡車，造成3輛汽車中彈，8名中國士兵受傷。由於這一事件使中情局的秘密行動遭到曝光的危險，所以中情局作為懲罰停發了木斯塘半年的經費。

　　1965年1月，印度情報局長穆利克決定將木斯塘沒有武裝的誌願者裝備起來，進行兩次空投。提供這些武器的條件是西藏境內的遊擊隊員要分散在兩個地點行動。第一個地點是加德滿都到拉薩之間的道路，第二個地點是沿中國西部邊界公路從拉薩經過有爭議的拉達克到新疆這一段。之所以選擇這兩個地點，是因為中國正在為尼泊爾修建從加德滿都到尼泊爾與西藏邊境的一條公路。如果將遊擊隊部署在從西藏方向過來的路段上，可以攔截解放軍的車輛。為此穆利克提出由中情局完成這個任務，允許美國飛機從沙爾巴迪亞起降。這個建議報到華盛頓後提交給了303委員會（303 Committee），[[13]]4月9日，303委員會同意空投及重組木斯塘計劃。中情局為木斯塘空投的目的是促使他們進入西藏境內進行遊擊活動，但他們的目的並沒有達到。木斯塘首領巴巴益西說，本指望會投放大量的武器，足夠15年打仗用，但隻來了1架飛機，送來的大部分是子彈和手槍。明確表達了木斯塘遊擊隊的不滿與抱怨的情緒。所以雖然之後的幾個月巴巴益西不斷收到電報讓他轉移到西藏境內，但答複不是拖延就是各種借口。尼克鬆第一任期間，美國政府評估了直接支持1800位藏人準軍事力量的價值，得出的共識是：這支武裝量基本沒起什麽作用，流亡藏人的準軍事力量的情報與潛在價值的作用隻需一小部分人就可以完成。總統尼克鬆、基辛格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國務院、中情局都同意：西藏行動是不成功的，除了阻礙與美國關係正常化之外並沒能影響中國的政策。因此，1971年，“40委員會”接受了中情局的建議，將木斯塘1800位藏人武裝力量減至300人。[[14]]

二、中情局重開海爾訓練營，培訓135名藏人特工向西藏滲透

　　實際上木斯塘遊擊部隊建立之初美國政府內部就有不同的意見，駐印大使加爾布雷斯激烈反對木斯塘秘密行動。他在1961年11月份專門就此事給華盛頓負責經濟事務的副國務卿鮑爾（Ball）發回長篇備忘錄，指出，“想通過這些行動阻止中國人對西藏的統治幾乎沒有什麽可能性。而要通過這些活動讓世界輿論對中國入侵西藏保持關注更無可能，因為這些行動幾乎不向新聞界透露。”[[15]]木斯塘行動繼續存在的一個理由是情報收益，而事實是這些行動並不是特別有成果。所以，在1963年初，特別小組[[16]]決定除繼續支持尼泊爾藏人遊擊隊外，由中情局負責在流亡藏人中開始一個範圍更為廣泛的政治項目，包括將133位（實際為135人）藏人送到美國接受政治、宣傳、準軍事技術的培訓、繼續給予在印度達蘭薩拉的達賴隨行人員補貼等。要求在西藏內部建立約有20人的地方居民情報人員（一行未解密），6個邊界觀察通訊小組（一行未解密）等。[[17]]這樣，在1963年2月，就有135名藏人分4組到達海爾營接受培訓。1963年9月，中情局爭取到印度同意在新德裏成立一個聯合行動中心（Joint Operations Center）負責派遣受訓特工進入西藏、並且監控他們的行動。他們采取陸地滲入方式：派駐20位常住西藏的單身特工、配2個路邊觀察小組“報告中共的發展情況”。另配6人負責監控邊境的聯絡隊，並隨時準備替補。特工們提供的無線電報告將在沙爾巴迪亞新建的通信中心接收。第一批40人的海爾畢業生於11月到達印度，一場新型的對西藏的秘密戰揭開了帷幕。

　　1963年11月，新德裏聯合行動中心也叫特別中心（Special Center）正式成立，來自中情局遠東處的克納斯（Knaus）[[18]]成為中心的首任中情局代表。由於他有2年多西藏工作組（Tibet Task Force）的工作經曆，所以很適合擔任這個職務。和他共事的印度人是拉比。拉比曾在印度情報局的中國處工作，並在阿薩姆邦和東北邊疆局（NEFA）工作多年，後調至航空研究中心（ARC）[[19]]擔任特別中心的印度代表。藏方代表是格桑貢嘎（Kesang Konga），人們都叫他凱凱（Kay-kay），來自於中藏的一個地主家庭，流亡後在大吉嶺的西藏新聞局工作，負責出版《自由》（Freedom）周刊，他由嘉樂頓珠挑選到特別中心代表藏人利益。[[20]]凱凱下麵有一組西藏人助理，其中3人曾在海爾營學過翻譯，另外8人來自於1963年的訓練班。在特別中心，有一半人負責收發電報，另一半人在正在建立的無線電聯絡中心做同樣的工作。在1964年春凱凱接受這個任命的時候，135名培訓特工的大部分已從海爾營回到了印度，其中24人被派到查克拉塔的22軍區[[21]]，另有8人在沙爾巴迪亞[[22]]和特別中心作無線電收發工作，[[23]]其餘100人被送到喬裏克特村外的一個租借營地，分成十個無線電小組，進入西藏。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將有關西藏的社會、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麵的情報用無線電發回去，並負責評估當地人的抵抗情緒到了什麽程度，由中情局提供各種無線電裝置。到1964年底，中心派出的10個特務小組有4個小組（Y、D、Z、V）中的一部分成員成功潛入西藏境內。[[24]]但到1965年春天他們發現，西藏境內並不存在特工生存並發展下來的土壤。留下來的特工隻有1組度過了1965年春夏，其餘全部因各種原因覆滅。但西藏特工滲透行動並沒有終止。1968年6月中情局派到特別中心的新任代表約翰•貝林漢姆（John Bellingham）開展了兩項特別行動。

　　一是實施“單挑計劃”。這個計劃是1967年提出來的，目的是替代被取消的無線電小組滲透計劃，把單個人派駐西藏並住下來接觸社會。這就需要所派人員具備一流間諜的能力與智慧。顯然找這樣一個人很困難。1967年一位經由木斯塘從安多逃出來的穆斯林人安多次仁成了合適的人選。安多次仁30出頭，能講新疆方言，長相與漢人相似，從木斯塘被帶到新德裏後，經過一年多的考察，到1969年春天被決定列入第一批派駐人員計劃中。安多次仁的代號是“紅石頭”，他在秘密書寫與技能上接受了大量的訓練。中情局還偽造了一套到中國旅遊的文件，證明他在西藏最西端工作，要到新疆休假。他的任務是到羅布泊搜集一些泥土樣本。這是中國第一次核試驗場地。通過對土質的分析可以判斷放射能的程度。1969年10月，“紅石頭”乘火車去了西裏古裏，經過錫金北上越過邊界進入西藏，但2天後就在日喀則上公共汽車之前被捕。“單挑計劃”（The Singleton program）隨之終止。

　　貝林漢姆的第二個行動是啟動特別難民情報搜集小組的工作計劃。無線電特工小組已在邊界從朝聖者和商人中搜集了幾年的情報，但情報價值並不高。1968年底，中心向加德滿都派出了5人小組向旅遊者搜集情報。之所以選擇尼泊爾首都有這樣幾個原因：首先，尼泊爾是唯一還能在拉薩保留貿易使團和總領館的國家；其次，1959年後，有許多藏人選擇加入尼泊爾國籍，形成一個很大的藏人社區。中國允許持尼泊爾護照的藏人每年有一次機會到西藏探親或做生意。5人小組組長是阿諾德（Arnold)，他曾在海爾訓練營當過翻譯，是康奈爾大學的畢業生，到1969年時他們已取得了一些成績，將幾十名持尼泊爾護照從西藏探親回來的藏人聯絡在一起。小組成員在聽取他們的旅行報告後將內容隨時通過郵局或送信的人報告給特別中心。[[25]]雖然加德滿都的情報很受歡迎，但中心負責人貝林漢姆已逐漸將工作重心轉移到了木斯塘的善後工作上。1971年，貝林漢姆去了鄰國的加德滿都任中情局工作站站長，西藏滲透計劃終止。

三、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印度政府、達賴集團三方合作建立“印藏特種邊境部隊”

　　1962年中印發生邊境衝突以後，美印尋求情報合作對付中國，西藏問題成為雙方合作的契合點。11月19日，肯尼迪召集高級政要討論中印戰爭形勢，商議美國增加對印度的軍事援助以及通過中情局訓練西藏遊擊隊的可能性。會後美國派出了以哈裏曼為首的一個代表團前往印度商議具體合作計劃。12月13日，美國總統肯尼迪正式批準了支持印度的計劃：幫助培訓烏班藏人遊擊隊；西藏工作組製定計劃重開海爾營為長期抵抗運動培訓至少125人。這樣在美國的支持和印度的直接控製下，在印度組建了以藏人為主的“印藏特種邊境部隊”。這是美印敵對勢力出於反對社會主義中國總體戰略的需要，實行“以中國人打中國人”的策略，利用外逃藏人適應高原氣候、熟悉藏區情況、同習俗、通語言等特點，以幫助達賴集團“組織武裝、打回西藏”為名，組織起來的一支反華別動隊。“印藏特種邊境部隊”（後改為“印藏邊境警察部隊”）的總部設在印度首都新德裏，總部由印軍的一名少將烏班任總監，達賴集團“流亡政府”的治安部長掛名為副總監。該總部隸屬於印度政府的內政部保安局，下設“第22軍區”司令部（Establishment 22），具體負責部隊各項工作的計劃與指揮，諸如士兵的招募、訓練；部隊的編製、裝備、後勤供應和人事調動等。印度政府、美國中央情報局和達賴集團三方組織的一個八人聯絡組（印度三人，美國二人，達賴集團三人），負責籌建這支武裝部隊。具體分工是：兵員由達賴集團負責，分別在印度、尼伯爾、錫金和不丹境內的外逃藏人中招收。美國負責提供武器裝備和部分經費，並協助訓練。印度負責組編、供應，並選派一批軍官到該部進行領導管理。[[26]]1963年4月中旬，中情局派出了一個8人顧問小組來到印度，幫助秘密培訓十幾位藏人飛機裝配員，對藏人部隊實施準軍事訓練。訓練內容包括體能訓練、遊擊戰術訓練和空降訓練等。

　　特種邊境部隊成立後除進行軍事訓練和組織建設外，主要擔任邊境“防務”執勤、特務派遣和兩次參加印巴戰爭的作戰任務。1966年，印藏特種邊境部隊還接受了原本是“喬裏克特男孩兒”[[27]]承擔的竊聽任務，將中國電話作為竊聽對象。因為在中國內陸和西藏之間幾乎所有的通訊都是使用地上線路，電話線架在水泥柱或臨時支杆上。中情局已經通過從老撾越境的特工小組成功地在中國南方實施過竊聽計劃。搭竊聽線是件有挑戰性的事情，因為線路是沿著穿越西藏的公路並行搭建的，大部分地方要從邊界跋涉相當長的一段路程才能到達。當把竊聽線搭在電話杆頂端的時候，還要將電線接到一個封閉的卡式錄音機上，因為每個磁帶的錄音時間有限，還要派一名特工留在附近換磁帶，並將磁帶帶到印度，讓中情局分析。1966年中期實施的一個代號叫“雙子座”（Gemini）的行動證明特種邊境部隊能夠完成這個任務。他們從東北邊境區（NEFA）進入西藏境內，由C-46飛機越過錫金走廊提供空投給養。但這個行動由於年底加爾各答一家報紙報道有神秘飛機飛越錫金上空而暫停。[[28]]

　　中情局支持建立這支邊境部隊的初衷是一旦中印發生戰爭或中國西藏出現大規模混亂的形勢可以利用這支隊伍開辟一個第二戰場，1966年中情局給“303委員會”的建議中曾提到這一點，但之後形勢的發展從未出現這兩種情況，70年代初，美國政府調整對華政策，尼克鬆總統1972年訪華前夕，開始減縮對達賴集團的援助，對該部隊的援助逐漸停止。

四、中情局培訓西藏政治骨幹致力於西藏問題國際化

　　對於美國而言，60年代中情局插手中國西藏問題不僅僅停留在準軍事層麵上，還包括更深層次的政治骨幹培訓。其第一個項目就是由中情局招募並培訓行政官員和駐外代表骨幹，同時成立由美國大學教授和退休外交官組成的顧問委員會對這個項目進行監察。康乃爾大學作承辦機構，中情局支付帳單。學員結束培訓後返回印度擔任一些重要的政治機構官員及駐外外事機構代表。[[29]]

　　1964年秋天，第一批西藏4人小組抵達康乃爾校園，開始了9個月的課堂訓練，包括語言、比較政府、經濟和人類學等科目。4人中有在海爾營作過翻譯的比爾（Bill）和馬克（Mark），他們來之前都在喬治敦大學進行了兩年的英語水平提高訓練。第二批有8個藏人，他們在第二年的秋天到達，其中包括在海爾訓練營當過翻譯的赤列•羅基•帕覺（Thinlay Rocky Paljor）和達賴喇嘛一個保鏢的侄子洛桑•班覺(Lobsang Tsultrim)。[[30]]學了半學期之後，有一半學生被悄悄送往馬裏蘭的西爾沃•斯普林（Silver Spring），在那兒他們接受中情局為期一個月的特工訓練，之後回到康乃爾，8人共同完成學習後一起回到了印度。[[31]]

　　這12名在康乃爾受過訓練的藏人回來後馬上被派上用場。3人到特別中心工作，其餘的分別被安排到中情局支持的在新德裏、日內瓦和紐約的西藏代表處工作。新德裏代表團（正式名稱是神聖達賴喇嘛局）負責與駐印度首都各國使館的聯係工作；設在日內瓦的西藏辦公室由達賴的哥哥洛桑三旦負責，主要任務是在中立的瑞士進行文化交流。在紐約的西藏辦公室有3個康乃爾畢業生，這個辦公室在1964年4月正式對外辦公，主要任務是爭取聯合國對流亡藏人的支持。[[32]]

　　此外，美國還支持藏人在新德裏建立了一個西藏文化學院（a central cultural 　institution），由中情局秘密向嘉樂頓珠提供資金用來搜集壁掛（也叫唐卡）和西藏主要佛教教派的其它藝術珍品。西藏之家（Tibet House）於1965年在新德裏市中心正式成立，印度教育部長和達賴喇嘛共同出席剪彩，裏麵有一個博物館，一個圖書館和一個商場。[[33]]

　　1967年3月，一家對美國政府持批評態度的美國自由雜誌《堡壘》（Ramparts）發表文章，揭露了中情局秘密支持各種私人組織包括亞洲基金[[34]]（Asia Foundation）的內幕。[[35]]這個報道在美國產生嚴重影響。約翰遜總統批準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由助理國務卿尼古拉斯•卡真巴赫（Nicholas Katzenbach）負責研究政府與私人組織的關係問題。當月底公開的研究結果建議，反對秘密幫助任何美國教育與私人誌願者組織。隨即中情局終止了第三輪8名藏人在康奈爾大學的培訓。他們在7月份被送回達蘭薩拉，學校也沒有再接受新的學員。雖然中情局也考慮過在一所美國大學繼續這個小規模培訓計劃，但一直沒有落實。[[36]]

　　這一時期美國的西藏問題國際化運動還有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利用聯合國引起世界輿論對西藏問題的關注。聯大曾在1959、1961、1965年三次通過有關西藏問題的決議，攻擊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鼓噪西藏“民族自決”，[[37]]其幕後總設計師即是美國駐聯合國的前大使格羅斯（Ernest Gross）。格羅斯曾擔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並兩任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及哈馬舍爾德的私人律師，他比任何一位美國外交官或律師都熟悉聯合國的運作。他給嘉樂頓珠的建議是，“就主權問題的決議很難在聯大獲得支持，應就西藏人權遭到踐踏向聯合國發出呼籲”。[[38]]在美國的導演下，1959年10月21日，聯大以45票讚成、9票反對、26票棄權通過了“關於西藏問題的1353號決議”。1961年12月20日，聯大以50票讚成、11票反對、29票棄權通過《呼籲停止剝奪西藏人民的包括民族自決權在內的基本人權和自由的決議》，1965年聯大又以43票讚成，26票反對，22票棄權第三次通過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對新生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了“缺席審判”，在國際社會造成了惡劣影響。

五、結論

　　1.美國的西藏政策是美國亞洲政策及其對華政策的附屬物。冷戰時期美國全球戰略的重點是蘇聯，在亞洲則以“遏製中國”為基本目標。按照美國政府的官方文件5913/1號文件的說法，就是要“阻礙亞洲共產黨政權特別是中共政權的發展；削弱亞洲共產黨政權特別是中共政權的實力；降低亞洲共產黨政權特別是中共政權的威信。”[[39]]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木斯塘藏人準軍事武裝、秘密培訓藏人特工向中國西藏滲透搜集情報、為達賴集團培訓政治骨幹等行動都是為美國的對華冷戰戰略服務的，因此在70年代初伴隨著中美關係的緩和，美國停止了對流亡藏人的反華資助，由此引起了達賴集團的強烈不滿，達賴的二哥嘉樂頓珠批評美國“在政治方麵出賣我們”，[[40]]一語道破了美國秘密支持、利用流亡藏人的實質。

　　2.冷戰時期美國之所以選擇通過秘密渠道插手中國西藏問題，是因為美國的這種行動不具有可信的法律依據，故而難以得到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道義支持。1961年夏包括總統在內的美國高層在討論關於中國的聯合國代表權問題時，其駐聯合國大使斯蒂文森（Stevenson）就曾明確指出，“反對中國接管西藏行政權的法律依據是缺乏權威性的”。[[41]]所以當流亡藏人請求美國承認在印度建立的“流亡政府”時，美方表示承認“流亡政府的問題有點難”。美國的想法是，避免使人認為“西藏問題主要是由美國授意的一個冷戰問題”。[[42]]所以人們看到在公開的國際政治舞台上美國隻能授意像愛爾蘭、薩爾瓦多這樣的小兄弟向聯合國提出西藏問題，自己做幕後指揮，以所謂的“中國西藏的人權問題”向中國施壓。

　　3.曆史上，美國的對外政策常常披著理想主義的外衣，但在實踐上現實主義的國家利益觀卻一直是美國外交的核心。這在法國大革命時期美國采取孤立主義的對歐政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同樣，美國的西藏政策及其秘密行動也充分地體現了美國國家利益至上的原則。1965年12月，當達賴的二哥嘉樂頓珠請求美國政府重新審議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時，美國的回複是“如此改變達賴的地位不會有任何收益，事實是有可能會因為支持這種改變而有所損失”，所以美國一直沒有公開承認達蘭薩拉的所謂“流亡政府”。1970年，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在給尼克鬆總統有關達賴喇嘛請求訪問美國的備忘錄中則更為明確地指出：“與西藏分裂勢力走得太近（西藏問題）就會和台灣問題一樣成為我們與共產中國改善關係的絆腳石”。[[43]]所以美國秘密插手中國西藏事務還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4.中情局的西藏行動內容廣泛，包括政治行動、宣傳、準軍事活動等，這些行動得到了包括總統在內的最高層的批準，其目標是“通過支持達賴領導下的西藏自治理念來削弱中共政權的影響與能力”，“通過對中共擴張的遏製來達到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的NSC5913/1號文件計劃的政策目標”。[[44]]但實際上正如中情局官員康貝（William Colby）在特別小組會議上說的那樣，這些行動“不是特別有成果的”，[[45]]所以在基辛格訪華、中美就中美關係正常化進行的談判中中方根本沒有提出西藏問題，是美國自己單方麵停止了這種敵視中國的秘密行動。[[46]]

《學習與探索》2007-2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04BGJ008）與黑龍江省教育廳指導項目（10554047）。      

--------------------------------------------------------------------------------

注釋：

[[1]] 美國情報機構插手中國西藏問題始於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關於四、五十年代美國中情局插手西藏的問題，作者曾先後完成幾篇文章，包括《美國戰略情報局首次派員入藏曆史探析》，《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1；《四十年代美國西藏政策述評》，《曆史教學問題》2006.2；《五十年代美國的西藏政策及其秘密行動》，2006長春冷戰史國際學術討論會及博士論壇會議論文。2006年美國政府又新解密了1969-1972年《美國對外關係文件》有關西藏問題部分，作者即是利用已有資料及最新解密文件完成的這篇文章，旨在探析60年代至70年代初中美關係解凍這一時期中情局插手西藏的曆史。

[[2]]  Editorial Note. A letter from Secretary of State Herter to the Dalai Lama. 1960/2/2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hereafter cited as FRUS)， Vol. XVX，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GPO)， pp.809-810.

[[3]]  Editorial Note. Questions pertaining to Tibet，1969-1972.FRUS.pp1138-1139.available at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70146.pdf

[[4]] “303委員會”是美國高層協調海外秘密行動的機構，主要由國務卿、國防部長、總統的代表等組成。

[[5]]  1960年2月，“國民自衛軍”即西藏叛亂武裝首領貢布紮西和拉莫次仁來到加爾各答與中情局官員會麵，商討建立木斯塘武裝事宜，得到了美方的讚同和支持。嘉樂頓珠是這個計劃的積極領導者。

[[6]]  當時巴巴益西43歲，他來自巴塘，曾作為國民自衛軍首領護送達賴出逃，他是喇嘛，沒有家眷，有較強的預測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他的一個下屬說：“他的外號叫‘貓’，因為他抓問題像貓抓老鼠”。

[[7]]  John Kenneth Knaus. Orphans of the Cold War _America and the Tibetan Struggle for Survival. Public Affairs.2000.p237

[[8]]  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p290

[[9]]  John Kenneth Knaus. Orphans of the Cold War. Public Affairs.2000.p250

[[10]] 這些文件於1963年8月4日交給國會圖書館對媒體公開，全文見James Cheng.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Red Arm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

[[11]] 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p.162.

[[12]] 帕特森係英國人，1947到1949年在藏東行醫傳教，會說一口流利的康巴語，交了很多後來幫助他工作的朋友，這些朋友都是經過訓練並裝備起來準備從印度或尼泊爾襲擊中國西藏的人。他寫了很多攻擊漢人的文章和書籍，曾主張由印度東北部、不丹、錫金、尼泊爾和西藏組成的喜馬拉雅山國家的聯邦。

[[13]] “303委員會”1970年又改稱“40委員會”，部分原因是媒體使用了“303委員會”這     個稱呼。

[[14]] Editorial Note. Questions pertaining to Tibet，1969-1972.FRUS.pp1139-1140.available at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70146.pdf.

[[15]] Memorandum From the Ambassador to India (Galbraith) 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conomic Affairs (Ball).1961/11/30.FRUS.1961-1963. Vol. XXII， Washington D.C.： GPO， pp.170-172.

[[16]] 1955年3月22日，國家安全委員會發布NSC5412/1指令，規定由計劃協調小組（Planning Coordination Group）負責協調秘密行動。1955年12月28日的NSC5412/2指令規定由國務卿、國防部長和總統的代表具體操作協調秘密行動。艾森豪威爾政府結束時，這個小組已被稱作NSC5412/2特別小組，簡稱特別小組。1964年該小組名字改成“303委員會”。

[[17]]  Memorandum for the Special Group.1964/1/9. FRUS.1964-1968. Vol. XXX， Washington D.C.： GPO， pp.731-733.

[[18]] 克納斯早年在普林斯頓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自中情局退休後到哈佛大學作客座研究員，從事中美關係與西藏問題的研究，1999年出版專著《冷戰孤兒》。

[[19]] 為加強美印空中秘密合作，1963年9月7日，印度情報局在沙爾巴迪亞正式成立航空研究中心（Aviation Research Center _ARC）作為與中情局進行航空領域合作的機構。

[[20]]  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p200.

[[21]] 這支新建立起來的藏人部隊領導人是印度人烏班，他曾在阿薩姆邦領導過第22山區軍團，他借用這個數字為他的藏人部隊起了這個名字“22軍區”（Establishment22），擴編後改稱特種邊境部隊（Special Frontier Force_SFF）。

[[22]] 沙爾巴迪亞（Charbatia）係印度空軍基地，代號是橡樹1號（Oak Tree 1），是美印對華，主要是西藏秘密空中行動的主要基地。

[[23]] 在美國中情局和印度情報局內部，沙爾巴迪亞被稱作1號基地，特別中心被稱作2號基地。

[[24]] 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p.204.

[[25]] 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p.238-239.

[[26]] 唐家衛編著《事實與真相——十四世達賴喇嘛其人其事》，中國藏學出版社，2003.4，第159頁。

[[27]] 由美國培訓派往西藏境內搜集情報的藏人特工。

[[28]]  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

[[29]] Memorandum for the 303 Committee.1968/1/26. FRUS.1964-1968. Vol. XXX， Washington D.C.： GPO， pp.739-742.

[[30]] 洛桑青少年時期隨達賴逃往印度。

[[31]] 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p.205.

[[32]] 1964年中央情報局用於西藏項目的費用分配，木斯塘武裝50萬美元，補貼達賴18萬美元，紐約、日內瓦的西藏辦事處4.5萬美元，偵察隊的費用包括飛行、情報網絡準備與新近12.5萬美元，科羅拉多培訓費用40萬美元，其他包括設備、交通、安裝、操作費用40萬美元。見[32]Memorandum for the Special Group.1964/1/9. FRUS.1964-1968. Vol. XXX .

[[33]] 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p.205.

[[34]] 原名自由亞洲基金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曾資助達賴的大哥去美國。

[[35]] “Memo for Secretary From Acting Secretary”，21 March 1967，DDRS，#1524-1982.

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p.229.

[[36]] Kenneth Conboy and James Morrison，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2.pp.229-230.

[[37]] 郭永虎：《20世紀中葉聯合國關於“西藏問題”的無效外交嚐試》，《西藏研究》2002.4.第47頁。

[[38]] John Kenneth Knaus. Official Policies and Covert Programs：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the CIA， and the Tibetan Resistance.[J]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5， No. 3， Summer 2003.p.76.

[[39]] NSC5913/1，U.S.Policy in the Far East， September 25， 1959. 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s.Document Number：PD00593.

[[40]] （台灣）林照真，喇嘛殺人[M].聯合文學出版社，1999，第316頁。

[[4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1961/8/5. FRUS.1961-1963. Vol. XXII， Washington D.C.： GPO， pp.112-113.

[[42]] Telegram From the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1965/11/3.FRUS.1964-1968. Vol. XXX， Washington D.C.： GPO .P734-736

[[43]]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1970/3/23. Questions pertaining to Tibet，1969-1972.FRUS.pp1140-1142.available at http：//www.state.gov/documents/organization/70146.pdf

[[44]] Memorandum for the 303 Committee. 1968/1/26.  FRUS.1964-1968. Vol. XXX， Washington D.C.： GPO .p.739.

[[45]] Editorial Note.1963/9/19.FRUS.1961-1963. FRUS.1961-1963. Vol. XXII， Washington D.C.： GPO.p.397

[[46]] John Kenneth Knaus. Official Policies and Covert Programs：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the CIA， and the Tibetan Resistance.[J]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5， No. 3， Summer 2003.p.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