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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流民圖》如何打倒當朝宰相王安石

(2007-10-11 12:36:47) 下一個
在我國曆史上,曾經有人用一幅圖畫打倒了一位當朝宰相,這就是王安石第一次罷相的故事。多數史家指出此事是保守派攻擊改革派的毒辣手段,這當然是對的。但我想,此中蘊含的意義,還可以從新的角度來重新審視一下。
  
  《宋史·王安石傳》載: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神宗)憂形於色,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招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谘怨。……”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為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慈聖、宣仁二太後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一代名相就這樣罷職了(熙寧八年安石複相,九年又再罷相,晚年退居卒於金陵)。





流民圖(明·吳臣)


  
  所謂《流民圖》的流民,其實就是逃荒的農民。鄭俠不過是一個小官,他敢於又繪圖又上疏,指名道姓胡說八道誣告宰相,很可能是受到了保守派大臣的唆使。整個的事件策劃得非常巧妙:攻訐者事先知道了神宗的猶豫心理,這至關緊要。把逃荒的農民繪成《流民圖》是富於巧思的,圖片宣傳總是比文字宣傳來得有力。讓身處深宮廣殿之中看慣了錦上添花的皇帝和太後們,猛地一下子看看從未見過的老百姓的顛沛流離之狀,“少見多怪”就可能引起轟動效應。果然,這個精巧的設計奏效,兩位太後流淚了,神宗的疑心也更大了,你王安石這個宰相還能當得下去嗎?

  北宋《流民圖》的故事,使我們很自然地聯想起西晉惠帝司馬衷的故事來。《晉書·惠帝紀》載:經過“八王之亂”的大破壞以後,“天下荒饉,百姓多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史稱司馬衷生來就是個白癡,也許是的,但是光憑這一條還不能斷定他是白癡,隻能說他不諳世事。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的皇後瑪麗安東尼也說過:“沒有麵包為何不吃糕餅?”(見黃仁宇《中國大曆史》87頁)這也隻是隔膜的緣故。同樣,北宋兩位太後看了《流民圖》哭了,並由此斷言“安石亂天下”,也隻能說她們和群眾隔得太遠,不表明她們仁慈,更不顯得她們聰明。水旱災害和農民逃荒是年年都有的,隻不過您老人家沒見過而已,見多了您也許就不傷心了。“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王安石說的才是大實話。在王安石推行新政之前有天災和逃荒,在新政實施之時也有,在新政被廢以後同樣有。

  “樂歲(好年景)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這是孟子對戰國時期農民生活水平的總估計。叫人吃驚的是,這個總估計直到二千多年後的近現代還是準確的。
  
  “凶年不免於死亡”,怎麽辦呢?隻有逃荒。
  
  實事求是地說,上自先秦,下至晚近,我國農民一直是把逃荒當成一種常規的求生手段的。而且在不需要逃荒的地區的農民也有盡力周濟逃荒者的習慣:因為他們知道自己不定哪年也要逃荒。這種格局是在我國特有的條件下形成的。首先是小農經濟的脆弱性:農業生產力低下,農田水利不修,靠天吃飯,抗災能力極低。其次是農民的絕對貧困,收入低微,租賦沉重,家無半年儲備,一遇災荒,生存就受到威脅。其三是我國幅員遼闊,“東方不亮西方亮”,這邊水旱頻仍,也許距離千兒數百裏的地方卻風調雨順,存在著移民就食的可能性。逃荒當然不是一種好事,但和不逃荒躺在家等著餓死相比又是一件大好事。逃荒也不一定不死人,孟子所描繪的逃荒的慘狀:“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老者弱者熬不住死在路旁,全家骨肉離散)確是實情。但無論如何,逃荒總比不逃荒好得多,死亡的人數也會少得多。所以,我們翻遍中國史冊,可以看到無盡的災荒,無數的餓殍,但是無論在哪個朝代哪個地區,還沒有看到過“不準逃荒”的政策。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大躍進”失敗以後1959年的廣西環江縣和河南信陽地區。前者由縣委書記洪華授意:“外逃人員經動員還不回來的,打死算了!”(見今年第3期《雜文選刊》袁諏文)後者在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操縱下,“各縣市在路口設崗攔堵群眾,不準外逃!”(見1998年12月17日《報刊文摘》張樹藩文)結果,這兩個地方成了當時餓死人最多的地方。
  
  在曆史上有災荒又有“流民圖”,情況還不算太壞;有災荒而無“流民圖”,那也許才是最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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