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流民圖》如何打倒當朝宰相王安石

在我國曆史上，曾經有人用一幅圖畫打倒了一位當朝宰相，這就是王安石第一次罷相的故事。多數史家指出此事是保守派攻擊改革派的毒辣手段，這當然是對的。但我想，此中蘊含的意義，還可以從新的角度來重新審視一下。
　　
　　《宋史·王安石傳》載：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神宗）憂形於色，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此不足招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為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谘怨。……”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為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慈聖、宣仁二太後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一代名相就這樣罷職了（熙寧八年安石複相，九年又再罷相，晚年退居卒於金陵）。





流民圖(明·吳臣)

　　
　　所謂《流民圖》的流民，其實就是逃荒的農民。鄭俠不過是一個小官，他敢於又繪圖又上疏，指名道姓胡說八道誣告宰相，很可能是受到了保守派大臣的唆使。整個的事件策劃得非常巧妙：攻訐者事先知道了神宗的猶豫心理，這至關緊要。把逃荒的農民繪成《流民圖》是富於巧思的，圖片宣傳總是比文字宣傳來得有力。讓身處深宮廣殿之中看慣了錦上添花的皇帝和太後們，猛地一下子看看從未見過的老百姓的顛沛流離之狀，“少見多怪”就可能引起轟動效應。果然，這個精巧的設計奏效，兩位太後流淚了，神宗的疑心也更大了，你王安石這個宰相還能當得下去嗎？

　　北宋《流民圖》的故事，使我們很自然地聯想起西晉惠帝司馬衷的故事來。《晉書·惠帝紀》載：經過“八王之亂”的大破壞以後，“天下荒饉，百姓多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史稱司馬衷生來就是個白癡，也許是的，但是光憑這一條還不能斷定他是白癡，隻能說他不諳世事。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的皇後瑪麗安東尼也說過：“沒有麵包為何不吃糕餅？”（見黃仁宇《中國大曆史》87頁）這也隻是隔膜的緣故。同樣，北宋兩位太後看了《流民圖》哭了，並由此斷言“安石亂天下”，也隻能說她們和群眾隔得太遠，不表明她們仁慈，更不顯得她們聰明。水旱災害和農民逃荒是年年都有的，隻不過您老人家沒見過而已，見多了您也許就不傷心了。“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王安石說的才是大實話。在王安石推行新政之前有天災和逃荒，在新政實施之時也有，在新政被廢以後同樣有。

　　“樂歲（好年景）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這是孟子對戰國時期農民生活水平的總估計。叫人吃驚的是，這個總估計直到二千多年後的近現代還是準確的。
　　
　　“凶年不免於死亡”，怎麽辦呢？隻有逃荒。
　　
　　實事求是地說，上自先秦，下至晚近，我國農民一直是把逃荒當成一種常規的求生手段的。而且在不需要逃荒的地區的農民也有盡力周濟逃荒者的習慣：因為他們知道自己不定哪年也要逃荒。這種格局是在我國特有的條件下形成的。首先是小農經濟的脆弱性：農業生產力低下，農田水利不修，靠天吃飯，抗災能力極低。其次是農民的絕對貧困，收入低微，租賦沉重，家無半年儲備，一遇災荒，生存就受到威脅。其三是我國幅員遼闊，“東方不亮西方亮”，這邊水旱頻仍，也許距離千兒數百裏的地方卻風調雨順，存在著移民就食的可能性。逃荒當然不是一種好事，但和不逃荒躺在家等著餓死相比又是一件大好事。逃荒也不一定不死人，孟子所描繪的逃荒的慘狀：“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老者弱者熬不住死在路旁，全家骨肉離散）確是實情。但無論如何，逃荒總比不逃荒好得多，死亡的人數也會少得多。所以，我們翻遍中國史冊，可以看到無盡的災荒，無數的餓殍，但是無論在哪個朝代哪個地區，還沒有看到過“不準逃荒”的政策。如果說有的話，那就是“大躍進”失敗以後1959年的廣西環江縣和河南信陽地區。前者由縣委書記洪華授意：“外逃人員經動員還不回來的，打死算了！”（見今年第3期《雜文選刊》袁諏文）後者在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操縱下，“各縣市在路口設崗攔堵群眾，不準外逃！”（見1998年12月17日《報刊文摘》張樹藩文）結果，這兩個地方成了當時餓死人最多的地方。
　　
　　在曆史上有災荒又有“流民圖”，情況還不算太壞；有災荒而無“流民圖”，那也許才是最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