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賡將軍和他的二位夫人

陳賡將軍的第一任夫人王根英

王根英和孩子知非(1931，上海)

    陳賡同誌是湖南湘鄉人，生於1903年。他是我們黨培養的最早的也是最傑出的軍事指揮員之一。陳賡同誌的第一位夫人叫王根英。

    王根英是一位不平凡的女性。她有智慧，有膽識，有堅強的意誌，是我國出色的女革命家。這位上海女性，還在17歲當姑娘的時候，就萌發了革命的思想。那是1923年，黨在上海怡和紗廠對麵 

    的一所教會辦的“義務小學”裏，辦了一個平民夜校，向工人群眾宣講資本家如何剝削工人，帝國主義如何侵略中國。紗廠女工王根英就是在這所夜校裏提高了階級覺悟的。兩年後，王根英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員，並擔任了怡和紗廠第一任團支部書記。後來又擔任紗廠的工會主席。“五卅”運動爆發，王根英帶領數千女工在南京路上遊行示威，並在紗廠黨支部領導下發動該廠1萬多名工人參加罷工。罷工終於取得勝利。事實證明，王根英是一位優秀的革命戰士，她終於成為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第二年，怡和紗廠工人紀念“五卅”運動1周年，再次舉行罷工。王根英被選為工人代表，與資本家談判。後來，王根英又參加了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後，被選為上海特別市臨時政府的市人民委員。在當時，王根英還是一個姑娘家，年紀輕輕，卻可謂屢經鬥爭考驗了。

    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王根英同誌是這次大會的代表。隨後她又參加了全國第四次勞動大會。不久，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代表出席國際工人太平洋勞動大會。以後便回到上海從事秘密工作。王根英和陳賡的結婚，就在這一年。

    “八一”南昌起義後，陳賡隨部隊打到廣東，作戰中腿部負重傷，黨把他秘密轉移到上海治療。在白色恐怖中，夫妻見了麵。 
 
    後來，陳賡腿傷初愈，黨中央決定陳賡留在上海參加地下工作。工作需要陳賡有家庭掩護，於是這一對革命夫妻終於住在一起。1929年，他們生下一個孩子，取名知非。王根英憑著女性的細心、機敏和智慧，盡力地掩護著陳賡。孩子稍懂事，王根英不教孩子知道自己家的街道門牌號碼，也不向孩子談陳賡的真實姓名。有一天知非在街上玩，看見租界巡捕的槍就說：“你的槍沒有我阿爸的槍好。”巡捕一聽，即跟蹤知非到家門口，此時王根英正好出來找孩子。巡捕凶狼地說：“你家有槍可得把事情說明白!”王根英立即想起幾天前陳賡的槍藏在枕頭下，曾被知非看見。在囂張的巡捕麵前，王根英一點也不驚慌，她從容地回答：“我家是有支槍，是孩子阿爸在永安百貨公司買的玩具槍。”巡捕聽了，覺得自討沒趣，隻好灰溜溜地走了。王根英就是這樣，深知秘密工作的重要性和危險性，積極地配合陳賡的工作，盡力保護著陳賡的安全。她細心地觀察住房周圍行跡可疑的人，隨時準備應付可能出現的危險局麵。為了安全，不得不經常搬家，經常改名換姓。

    1932年，全國總工會成立女工部，王根英擔任部長。為了組織工人努力生產支援抗戰和援助日資廠工人的罷工，王根英的工作很忙，知非在家等待媽媽常常等得很晚。後來，由於叛徒的出賣，王根英被捕了，判了有期徒刑10年，關到南京老虎橋“模範監獄”去了。直到“西安事變”之後，國共第二次合作的第二年，周恩來、葉劍英作保人，國民黨才把王根英等放了出來。出獄後，王根英在八路軍總政治部與陳賡得以相聚。鄧小平同誌作東，備了些酒菜為他們夫妻團聚祝賀。陳賡同誌那一天的日記是這樣寫與妻子的聚會的：

    “昨日根英由西安到雲陽總政治部，小平同誌加菜為我們祝賀。並另辟一室，使我們作竟夜之談。是晚，彼此互訴離情，直達深夜，尚無倦意。根英在獄中4年，威逼利誘，艱苦備嚐，始終能堅持她共產黨員的立場，不為所動搖，使我更加敬佩。”

    日記中記敘的，是典型的夫妻革命家的情懷，不是庸俗的兒女情長的那種情調。此次相聚，不過數天，王根英即赴延安，而陳賡則赴太行山任129師386旅旅長，夫妻終於又分手。陳賡把根英送上了卡車。陳賡幽默地對押車的副官說：“她是我老婆。你把她帶回延安。路上的事我就不管了。”大家被陳賡幽默的話逗得大笑起來。

    1938年10月，王根英被派到129師供給部擔任政治指導員。半年後，在一次日軍大掃蕩中，王根英為了照顧傷員，不顧自己的安危，徒步衝出敵人的包圍圈。但是突圍後她發現有一個裝有黨內文件和材料的掛包沒帶出來，便立刻潛還駐地，終於壯烈犧牲。陳賡得此消息，當天的日記隻寫了一句話：“今天是我不可忘記的一天，也是我最慘痛的一天。”此後，他竟然有一個多月沒有寫過日記。可見在身經百戰的陳賡心中，愛妻王根英的犧牲給他帶來多麽深切的悲痛。

    陳賡同誌的第二位夫人是傅涯同誌。陳賡與傅涯的結合，已經是王根英犧牲4年之後的事了。

    順便提一下，王根英的妹妹王璿梅，1927年，他們結婚時，王璿梅還是一個十來歲的小姑娘。她也為姐姐、姐夫的地下工作做出了很多的貢獻：放哨、送信、打掩護。後來，陳賡夫婦為了革命離家多年，直到1946年，抗日戰爭結束後，王璿梅才知道姐夫陳賡還活著。在黨組織安排下，王璿梅陪著陳賡的長子陳知非來到了解放區。在解放區，王璿梅見到了已經與陳賡結婚的傅涯，與此同時王璿梅才知道姐姐王根英早在7年前就已經犧牲了，姐夫陳賡是在姐姐死後的第四個年頭娶了傅涯。

　　在見到了陳賡之後，王璿梅進入北方大學醫學院讀書。陳賡一直都關心著這個小妹，他給在醫學院上學的王璿梅寫信：上學期間不要談戀愛。王璿梅也非常聽陳賡的話。1949年，畢業後的王璿梅參加了南下工作團，從長沙經過南京時，她請假回上海看望闊別3年的母親。臨走前一天，王璿梅沒想到姐夫陳賡也到了上海。陳賡見到已經出落成大姑娘的王璿梅突然說：“先別走，我給你介紹個對象。”那時，同樣來自“二野”、有“兩陳”之稱的另一員戰將陳錫聯也渡過長江住進了國際飯店。陳錫聯的夫人1948年春天剛病故，留下一個3歲的兒子，陳賡於是想把王璿梅介紹給陳錫聯，王璿梅相信姐夫做媒，就同意處一處。過了一段時間，陳賡見兩人沒什麽動靜，一邊催王璿梅，一邊又跑去找陳錫聯：“人家女孩子家，你不主動怎麽行？”逼著讓陳錫聯主動來找王璿梅。在陳賡熱心撮合下，陳錫聯與王璿梅進展得很順利，1949年完婚。1955年9月，中南海懷仁堂的授銜儀式上，陳賡成為了大將，而陳錫聯則被授予了上將，傅涯與王璿梅這兩位情同姐妹的女子同時成為了新中國的將軍夫人。以後的歲月裏，王璿梅一直喊傅涯“姐”，陳賡還是“姐夫”。

陳賡將軍的第二任夫人傅涯和她的台灣親人

    大將陳賡可謂是家喻戶曉，一生極富傳奇色彩。但鮮為人知的是，他的夫人傅涯是位台屬。她的父母和弟弟妹妹早在1938年就去了台灣，她和親人天各一方，半世不得相見。

    傅涯老人說：我的老家是浙江省紹興市上虞縣，爸爸是紹興師爺，媽媽是蘇州的大家閨秀。我們兄弟姐妹一共１０人，４個兄弟，６個姐妹。

    我大哥傅森在林伯渠的影響下，早年參加了革命。１９３８年，他從延安寫了一封信，動員我們去延安參加革命。同年４月，我和弟弟傅希、妹妹餘立千裏迢迢奔赴延安。

    到了延安沒多久，我就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４期學習。畢業後，我就進了抗大總政文工團工作。

    １９４０年五六月間，抗大總政文工團去山西武鄉縣潘龍鎮演出。陳賡正好養傷路過此地，在那裏，我第一次見到了他。不久，陳賡約我單獨見麵……經過慎重考慮，我決定嫁給陳賡，不是因為他是位將軍，而是他的傳奇經曆，以及他對前妻王根英的那份厚重的愛深深地打動了我。

    １９４３年２月，陳賡來河北涉縣１２９師師部開會。劉伯承和鄧小平騰出司令部院內的一間西屋。當晚我們就成了親。婚禮上，我清唱了一段蘇聯民歌，陳賡也說了不少笑話。政治部主任羅瑞卿悄悄地對我說：“你算找著了一個好人。”我一臉的幸福。

    陳賡完全尊重我獨立自主的個性。我說，你不能幹涉我的工作，別把我當成你的附屬品。“那當然。”陳賡滿口答應，“你有你的工作。我尊重你的意見。”我與陳賡結婚半年，也被陳賡鍛煉得愛開玩笑了。隻要相聚，我們的生活中總是少不了幽默的笑聲。

    有一天，我問陳賡，你老實說，你多大了？“４０呀。”我說，談戀愛時你怎麽少說了３歲？“縮小差距嘛。”聽陳賡這麽一說，我也隻好原諒他的“不老實”。我隻在司令部大院住了幾天，就搬到附近雙曲村農民家，從事農會工作，每隔七八天回來一次，有時一忙，很久也顧不上回去。而陳賡，要是知道我哪天回來，隻要有時間，他就到河邊去等我。每逢人問他幹什麽，他總是直言不諱：“接老婆！”不久，我們便各自奔波在解放戰爭的炮火中。

    自從１９３８年我和弟弟妹妹奔赴延安，一直到１９４９年我隨軍南下廣州，我和家人就失去了聯係。到了廣州後，通過南方局組織打聽，才知道我爸媽、姐姐姐夫、弟弟妹妹還有大嫂都去了台灣。

    １９８０年，我收到了來自台灣親人的信，信是我小妹從美國發來的。這封家信雖說是在和平年代，可也不亞於萬金啊，畢竟我們之間已有３０多年沒有音信。

    從信中得知，我爸媽已去世，他們留下遺言，要求死後將骨灰運回大陸，葬在家鄉。看到這裏，我放聲大哭，悲傷不已。

    小妹信中說，她已定居美國，她的幾個孩子也都在美國工作。小妹還說，她很想念家鄉的親人，希望能回來看看。我寫信告訴她，歡迎她回來。１９８４年，小妹從美國直飛上海，然後到了北京。

    小妹從車裏一出來，我就認出來了。盡管她８歲就去了台灣，可模樣還是沒變。想當年與小妹分開時，她還是個天真無邪的小孩。而再見麵時，小妹也變成了老太太了，小妹也看到了我，流著淚向我跑來。我們倆緊緊地抱頭痛哭，像是要把這３０多年的相思淚流個暢快淋漓。

    小妹就住在我家裏，我們白天聊，晚上也聊，老有說不完的話。從小妹那裏，我了解到３０多年來一家人在台灣的情況。小妹說，開始時日子過得特別苦，又因為我是陳賡的夫人，她和她的丈夫，還有我大嫂都坐過牢。後來日子才慢慢好起來。

    爸爸生前總是說，他想大陸，想家裏的親人。他囑咐家人不要把他的骨灰放在廟裏，要把他的骨灰裝進缸子裏，然後扔進大海，隨海浪漂到大陸，漂回故鄉。他說：“樹高千丈葉落歸根，我生前不能回大陸，死後也要回到大陸。”

    為了卻爸媽的心願，我和小妹商量，決定將爸媽的骨灰運回大陸。

    “爸媽終於回到了家鄉”

    １９８６年，爸媽終於回到了家鄉。捧著爸媽的骨灰，那種痛啊實在是無法用語言來描述。我們將爸爸媽媽的骨灰合葬在杭州的西子湖畔。

    １９９２年，我離休了，於是就想去台灣看看親人。我和妹妹餘立從香港起飛到台灣。一下飛機，就看到來接我的弟弟妹妹和他們的孩子們，十幾輛車一字形排開，我都不知道該上哪輛車。我們一行浩浩蕩蕩地向台北市中心的二弟家開去。

    當天晚上，台灣的好多親戚都來看我們，整個房間擠得水泄不通。大家笑啊，鬧啊，高興得不得了。孩子們還特意買了台大彩電，好讓我們看電視方便。大家還輪流做飯，天天都是熱鬧非凡，門庭若市。我們也每家每戶去做客，真是開心極了。盡管兩岸隔絕３０多年，但親情是割不斷的啊。

    兩個月後，我們回到北京。現在，每年都有台灣親人過來。我每年都要接待好幾回，心裏感到很幸福。

    我希望祖國能夠早日實現統一，但願我的有生之年能夠看到這一天。

 

陳賡夫人傅涯與女兒陳知進在電視劇《陳賡大將》發布會上